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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京師大學堂的目的,就是要廢除勞而無功的“虛學”,致力於學習西方先進的“實學”——科技知識和人文知識,以“造就通達時務之才”。

孫家鼐看見了總署轉交、梁啟超代筆起草的《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第五章“聘用教習例”第一節寫道:

同文館及北洋學堂等,多以西人為總教習。然學堂功課,既中西並重,華人容有兼通西學者,西人必無兼通中學者。前此各學堂於中學不免偏枯,皆由以西人為總教習故也。即專就西文而論:英、法、俄、德諸文並用,無論任聘何國之人,皆不能節製他種文字之教習;專門諸學亦然。故必擇中國通人,學貫中西,能見其大者為總教習,然後可以崇體製而收實效。

孫家鼐讀後,覺得似乎也有些道理。他眯縫著眼睛,繼續往下看。第四節寫道:

用使臣自辟參、隨例,凡分教習皆由總教習辟用,以免枘鑿之見,而收指臂之益。其歐美人或難以於聘請者,則由總教習、總辦隨時會同總署及各國使臣向彼中學堂商請。

總教習、分教習的職責具體、明確:

功課之緩急次序及每日督課分科、分刻,及記分數之法,其章程皆歸總教習、分教習續擬。

學成出身詳細章程,應由總教習會同總理衙門、禮部詳擬。

各省、府、州、縣學堂訓章,應由大學堂總教習、總辦擬定,請旨頒示……

孫家鼐緊皺眉宇,搖頭歎息:總教習的權力還真夠大的呀。

第六章是“設官例”:

第一節 設管學大臣一員,以大學士、尚書侍郎為之,略如管理國子監事務大臣之職。

第二節 設總教習一員,不拘資格,由特旨擢用,略如國子監祭酒、司業一職。

第三節 設分教習漢人二十四員,由總教習奏調,略如翰林院五經博士、國子監助教之職。其西人為分教習者,不以官論……

第九節 以上各員,除官學大臣外,皆須常川駐紮學堂。

久經官場的孫家鼐,看到這裏,不禁啞然失笑:康黨的“三計”想要老夫的命呀!第一計調虎離山,讓管學大臣不坐班,無法了解大學堂的真實情況,喪失日常管理權;第一計上屋抽梯,分教習由總教習選任,讓管學大臣喪失人事權,手下無兵,徒有虛名;第三計拋磚引玉,表麵上沒有提誰個來擔任總教習,“潛台詞”卻是非康有為莫屬!

由此,孫家鼐對於康梁等人的真麵目認識得更加深刻、真切。所以,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他接到光緒諭旨:“大學堂章程,仍著孫家鼐條分縷析,迅速妥議具奏。”馬上抓緊時間研究落實,“每日會集辦事各員,公同核議;雖不在學堂辦事之人,臣亦多方谘訪,廣益集思。總期受以虛心,任以實事,持以公心,矢以誠意,博取眾長,折衷一是,以仰副皇上作育人才、振興國勢之至意。”

時隔五天,他就上了一道《奏覆籌辦大學堂情形折》,回複皇上的關切。他認為:“學堂創辦之初,千端萬緒,其章程原難倉猝定議,遽臻美備。即日本初設學堂,至今二三十年,章程幾經變易,不厭精益求精。況我國家政令更新之始,京師首善之區,草昧經綸,動關久遠,尤須規模閎闊,條理詳備,始足開風氣而收實效。”於是,他針對《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提出了八條修改意見和具體建議:

進士、舉人出身之京官,擬立仕學院也。由科甲出身,中學當已通曉。其入學者,專為習西學而來,宜聽其習西學之專門。至於中學,仍可精益求精,任其各占一門,派定功課,認真研究。每月考課,朋友講習,日久月長,其學問之淺深,造詣之進退,同堂自有定論。臣亦隨時考驗其人品、學術,分別辦理,仕優則學,以期經濟博通。

出路宜籌也。凡學堂肄業之人,其已經授職者,由管學大臣出具考語,各就所長,請旨優獎。其作為進士之學生,亦由管學大臣嚴核品學,請旨錄用。

中西學分門宜變通也。查原奏普通學凡十門,按日分課。然門類太多,中才以下斷難兼顧。擬每門各立子目,仿專經之例,多寡聽人自認。至理學,可並入經學為一門。諸子、文學皆不必專立一門。子書有關政治、經學者,附入專門,聽其擇讀。又,專門學內有兵學一門。查西國兵學,別為一事。大率專隸於武備學堂。又閱日本使臣問答,亦雲兵學與文學不同,須另立學堂,不應入大學堂內。擬將此門裁去,將來或另設武備學堂,應由總理衙門酌核,請旨辦理。

學成出身名器宜慎也。查原奏小學、中學、大學堂肄業人員,卒業領憑,遞升作為生員、舉人、進士。在國家鼓勵人才,原不惜破格之獎,然冒濫情弊亦不可不防。似宜於鼓勵之中,仍示限製。應如何嚴定額數與認真考核之處,應照原奏,會同總理衙門、禮部詳擬請旨。

西學擬設總教習也。查原奏有中總教習,無西總教習。立法之意,原欲以中學統西學。惟是聘用西人,其學問太淺者,與人才無所裨益;其學問較深者,又不甘小就。即如丁韙良,曾在總理衙門充總教習多年,今若任為分教習,則彼不願。臣擬用丁韙良為總教習,總理西學,仍與訂明權限,其非所應辦之事,概不與聞……

他還針對康梁等人任意解析經典、排斥異己學說,並企圖利用編譯局控製統編教材、鉗製思想自由等問題,有理有據地進行駁斥:

編書宜慎也。查原奏開一編譯局,取各種普通學,盡人所當習者,悉編為功課書。分小學、中學、大學三級,量中人之才所能肄習者,每日定為一課。謹按先聖先賢著書垂教,精粗大小,無所不包,學者各隨其天資之高下,以為造詣之淺深,萬難強而同之。若以一人之私見,任意刪節、割裂經文,士論必多不服。蓋學問乃天下萬世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學而範圍天下。昔宋王安石變法,創為三經新義,頒行學官,卒以禍宋,南渡後旋即廢斥,至今學者猶詬病其書,可為殷鑒。臣愚以為經書斷不可編輯,仍以列聖所欽定者為定本,即未經欽定而舊列學官者,亦概不準妄行增減一字,以示尊經之意。此外,史學諸書,前人編輯頗多善本,可以擇用,無庸急於編纂。⑴

“蓋學問乃天下萬世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學而範圍天下。”他所提出的這一劃時代論斷,既打破了“獨尊儒術”的思想枷鎖,也為確立大學堂“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開辟了道路,至今仍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孫家鼐的“辦學八條”,當即受到社會輿論的關注和讚許。晚清著名教育家、保定蓮花書院山長吳汝綸高興地寫信給外地友人,中肯地指出:

學堂開辦,康公首唱大議,不為無功,惟其師弟於世事少閱曆,皆以一人室中私見,遂可推行天下,是其失也。其談中學尤疏謬,其欲將經、史、子、集薈聚一書,以授西學學徒,亦步趨日本故步。但中學不易薈聚,梁公恐難勝任。今管學大臣駁議此節持論自正。⑵

孫家鼐的這些意見,不僅符合朝廷任命管學大臣統攬京師大學堂全局的意圖,而且,從保證教學質量的角度再次提出設立兩個總教習的建議,中學教育由中學總教習分管,西學教育由西學總教習分管。對於西學總教習,孫家鼐原本是想聘請李提摩太擔任,但他因故沒答應。於是,“臣擬用丁韙良為總教習,專理西學”。按照時價,聘用上等西教習每月酬金是六百金。而“丁韙良自以在中國日久,亟望中國振興,情願照從前同文館每月五百金之數,充大學堂西總教習”。最為緊要的,他為了捍衛國家教育主權,明確指出要與丁韙良“訂明權限,其非所應辦之事,概不與聞”。

接到《奏覆籌辦大學堂情形折》,光緒皇帝十分滿意,當即批準:

孫家鼐奏籌辦京師大學堂大概情形一摺,所擬章程八條,大都參酌東西洋各國學校製度暨內外臣工籌議。與前奏擬定辦法間有變通之處,縷析條分尚屬妥協。造端伊始,不妨博取眾長,仍須折衷一是,即著孫家鼐按照所擬各節,認真辦理,以專責成。其學堂房舍,業經準令暫撥公所應用,交內務府量為修葺。著內務府克日修理,交管理大學堂大臣,以便及時開辦,毋稍延緩。另片奏議覆給事中鄭思讚,奏請廣學堂月課章程,請將額滿之員按月甄別等語,著依議行。惟茲體重大,必須精益求精,務臻美善。所有一切未盡事宜,及時體察情形妥籌具奏。至派充西學總教習丁韙良,據孫家鼐麵奏請加鼓勵,著賞給二品頂戴,以示殊榮。

丁韙良(W.A.P.Martin,1827—1916),原先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字冠西。耶魯大學國際法博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他剛到浙江寧波傳教,就學會了難說難懂的寧波話,並自創了一套注音音標。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他擔任美國公使列維廉的翻譯,參與起草了中美《天津條約》。同治五年(1865年)任同文館教習,同治九年(1869年)開始,任同文館總教習,三品頂戴。他的中文編譯著作有《萬國公法》《格物入門》《星軺指掌》等42部,著有回憶錄《花甲憶記》《北京之圍》《中國之覺醒》等8部英文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