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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皇帝先後召見了康有為、梁啟超,並沒有提拔重用他倆,梁啟超深為失望,情緒低沉;康有為一手策劃的京師大學堂人事安排計劃,又被孫家鼐全部否決,對於譯書局差使,梁啟超也是興趣不大,他感到前途黯淡,準備卷鋪蓋回廣東老家。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得意門生、左膀右臂,康有為豈能舍得讓他離開?思前想後,康有為想出一條妙計:派遣梁啟超到上海,替換汪康年,主管《時務報》。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號恢伯。浙江杭州人。1890年,被湖廣總督張之洞聘為家庭教師。光緒十八年(1892年),中進士。二十二年,他以《時務報》經理名義,邀請梁啟超擔任該報主筆。《時務報》是宣傳變法理論的主要陣地。

很快,汪康年就得到了梁啟超即將“取而代之”的信息,十分生氣。他怎麽會拱手相讓呢?他也不是省油的燈啊。於是,他把自己的意見刊登在同行的報紙上,希望喚起輿論的同情和支持。康有為因此落了個“兔子要吃窩邊草”的罵名。梁啟超見到汪康年的文章,坐不住了,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答辯書”,大揭汪康年的老底;汪康年也不服氣,登報再“駁之”……筆墨官司打得不可開交,難解難分。康有為又想出一條妙計,代禦史宋伯魯起草了一份《請改為官報折》,心想:你汪康年膽子再大,還敢抗旨不遵?見到這份奏折,光緒皇帝似乎覺得有些拿不準,沒有馬上拍板,而是讓孫家鼐“議覆”。

六月八日(7月26日),也就是“內耗”發生的第10天,孫家鼐向皇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光緒皇帝當即同意,降旨說:“著照所請,將《時務報》改為官辦,派康有為督辦其事。”

接旨後,康有為真有些哭笑不得,這不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嗎?他根本就不願意離開變法中心。左思右想,他又做出了“不離京師、遙控辦報”的應對決定,並給汪康年發去一則電報:“奉旨辦報,一切依舊,望相助。”汪康年不但不加理睬,而且,還唱了一出“空城計”。七月一日(8月17日),他“就把《時務報》改名曰《昌言報》,大門外的牌匾、報紙的封麵都換成‘昌言’二字,把原來的‘時務’二字騰出來,留給欽差大臣(康有為)使用。”《時務報》名存實亡。聞訊後,康有為十二分生氣,當即給兩江總督劉坤一發去一封電報:“我奉皇上的諭旨,要把《時務報》改為官報,汪康年竟私改為《昌言報》。這個抗旨不交之罪。希望你禁止他發行。”劉坤一不但沒有理睬,反而把電報原封不動地轉給了總署。事情傳出去以後,不少人指責康有為“挾天子以令錢塘一布衣”,使“新黨之人心解體”,康、汪爭執嚴重損害了改革派的內部團結和社會聲望,讓頑固派拍手稱快。

七月十日(8月27日),湖廣總督張之洞出麵表態。他專門給孫家鼐發過去一封電報:“聽說工部主事康有為致電兩江和湖廣各省,要求禁發《昌言報》,我感到特別詫異。他康有為來辦他的官報,人家汪康年辦人家的民報,自然應該另立名目,康有為憑什麽誣蔑人家‘抗旨’?……因此,康有為要求禁發《昌言報》一事,我是不能照辦的。”

兩天後,孫家鼐給張之洞回電,說:“公所言者公理,康所電者私心。這件事情,都是康有為幹的。弟所見正與公同,並無禁發《昌言》之意。公能主持公道,我特別佩服。”

讀史以明智,懂古才知今。作為改革家,康有為自亂陣腳的做法,的確值得後人們反思……

注釋:

⑴孫家鼐:《孫協揆議陳中丞寶箴折說帖》,蘇輿輯:《翼教叢編》(卷二),光緒二十四年武昌重刻本,第19頁。

⑵張之洞接收的京師密報。轉引自孔祥吉:《戊戌維新運動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頁。

⑶《汪康年師友書劄》(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