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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孫家鼐是管理溝渠河道大臣兼順天府尹,日常政務、河道修護、賑濟災民等非常繁忙,管理官書局事務大臣隻是一個臨時差使,幹多幹少,沒有指標,更沒有任何酬勞。但是,他卻秉承自己一貫倡導的“為政之道,不在徒托空言,而在力行實政”,按照《官書局章程》規定的七項職能,一項項抓落實。其中,他“慮夫中人之習西法者少也,爰飭有司博征中外著作,自算學以下列為十八類,初得書二百數十種。其間有譯文冗雜、體裁失當,與夫辭旨支離、名稱乖敓者,複遴通材為之修纂刪訂。凡原文存七八者仍其名,損益過半者易之都目七十有六。於是義之晦者豁焉;詞之蕪者雋焉,將俟度支稍裕,匯而編之,以牖海內之士。”主持編輯、出版了《續西學大成》叢書68卷,全麵地介紹了西學成就, 對於人們學習西方科技知識,開拓眼界,增強“窮則變,變則通”意識,具有較好的啟蒙價值。
在序言中,他坦陳了自己編書的初衷:
自泰西互市而洋務興,稍識西人語言文字。乘時會以邀利達者不可勝數。然而語製造則無其工,語訓練則無其將,語格致則無其師,語折衝則無其使。
國家休養數十年,春秋貢舉千餘士,何真材若是之難耶?無乃上之所以教非下之所以學;下之所以學非上之所以用歟?且夫中國固數千年詩書禮義之國也,其緯度,溫帶;其人民,聰秀;其土地,腴厚;其物產,富美。海內諸國無與比倫。乃三十年來,世變日岌,竟使屬地淪,商途塞,稅約虧,使權失,華工禁,民力竭,此有誌之士所為痛心扼腕,而必欲發憤自雄者也。是故窮則變,變則通。時至今日,天心人事若逼以不得不興西學之勢。西學一日不興,即人才一日不出;人才一日不出,即國勢一日不振……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5月),梁啟超帶著《奏請推廣學校折》,從上海來到北京,並把它鄭重地交給妻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1833—1907,字苾園,貴州貴陽人)。李端棻十分讚同。五月初二(6月12日),李端棻以自己的名義,上報朝廷。光緒皇帝閱讀後,批轉總署議複。
李端棻上的《奏請推廣學校折》開門見山:“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言人才之多寡,係國勢之強弱。去歲軍事既定,皇上順窮變通久之義,將新庶政,以圖自強,恐辦理無人,百廢莫舉。特降明詔,求通達中外能周時用之士……然數月以來,應者寥寥……夫以中國民眾萬萬,其為士者十數萬,而人才乏絕,至於如此。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盡也。”解決的辦法是“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京師大學,選舉貢監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學,其京官願學者聽之。學中課程,……惟益加專精,各執一門,不遷其業,以三年為期。……如此,則人爭濯磨,士知向往,風氣自開,技能自成,才不可勝用矣。……既有官書局大學堂以為經,複有此五者以為緯,則中人以上皆可自勵於學,而奇才異能之士,其所成就益遠且大。十年以後,賢俊盈廷,不可勝用矣。以修內政,何政不舉?以雪舊恥,何恥不除?”
但是,七月十三日(8月21日),總署接到光緒皇帝的批示後,采用了“足球”戰術,一腳踢開:“臣衙門於去年十二月議複禦史陳其璋推廣學堂奏內,請旨飭下沿江沿海將軍督撫,於已設學堂者量為展拓,未設學堂者擇要仿行,……該侍郎所謂推廣學校勵人才而資禦侮之意,業經奉旨通行各省遵辦在案。……至該侍郎所請於京師建設大學堂,係為擴充官書局起見,應請旨飭下管理書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籌辦理。”⑴
接到總署踢過來的“皮球”,孫家鼐未發任何牢騷,也無絲毫遲疑。不久,一向“最稱拘謹”、見事就謙讓、推辭的孫家鼐就明確表態:“學堂……亦即官書局分內應辦之事。”他“與在局諸臣悉心籌議”,清醒地意識到泰西各國“淩抗中朝,葷葷群才,取之宮中而皆備,非僅恃船堅炮利為也”、“非有人才,不能自立”在《議複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他對中國舊式的“國學”教育體係和洋務派推行的淺嚐輒止的“西學”體係大聲說不,並用推倒重建、再造人文的大胸襟、大氣派、不手筆,提出了創辦京師大學堂的全新構想:
若雲作育人才,儲異日國家之大用,則非寬籌經費,分科立學不為功。
獨是京師建立學堂,為中外通商以來僅有之創舉,苟僅如官學、義學之例,師生授受以經義帖括獵取科名,亦複何裨大局?即如總署同文館、各省廣方言館,斤斤於文字語言,充其量不過得數十翻譯人才而止。福建之船政學堂、江南製造局學堂、南北洋各省水師武備學堂,皆囿於一材一藝,即稍有成就,多不明大體,先厭華風,故辦理垂數十年,欲求一緩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蓋所以教之之術固未盡善也。此中國舊有之學堂,均不能仿照辦理者也。
泰西各國近今數十年,人才輩出,國勢驟興,學校遍於國中,威力行於海外,其都城之大學堂規模閎敞,教法詳明,教習以百數,生徒以萬數。廣設中學、小學,以次遞升,與古者論秀書升之製暗相符合,敷奏明試,實事是求,不取浮文,不徇情麵,故能爭雄競長,淩抗中朝,由其人才奮興,非僅恃船堅炮利為也。但各國分科立學規製井然,而細繹其用心,致力之端,終覺道器分形,略於體而偏於用。雖勵精圖治,日進富強,而雜霸規為,終未進於三代聖王之盛治者,亦其學限之耳。況西國學校經費充裕,千狐之腋,非一日所成,驟欲一蹴而幾,安能有此財力?此外國學堂亦難概行仿辦者也。
外國的洋學堂、中國舊學堂都不能仿辦,那麽,新創辦的學堂應該是個什麽樣子呢?孫家鼐胸有成竹,娓娓道來,提出了詳實、具體的規劃:
臣與在局諸員悉心籌議,深知此事定製之難,創始之不易。顧當此事變日亟,需才恐殷,為懲前毖後之方謀,蓄艾臥薪之計,亟宜采各處學堂章程,以育真才而切實用。竊謂中華堂堂大國,立學京師,四海觀瞻,萬邦屬目,一或不慎,必致徒招譏訕,無補時艱,反為遠人所竊笑。是以早夜籌思,周諮博訪,欲立法美善,以期仰副聖明,謹將現在籌辦情形臚為六事,為皇上縷析陳之:
一曰宗旨宜先定也。中國五千年來,聖神相繼,政教修明,決不能如日本之舍已芸人,盡棄其學而學西法。今京師創立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為經,西學為緯;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西學,不能以西學淩駕中學。此立學宗旨也。以後分科設教及推廣各省,均須抱定此意,千變萬化,語不離宗。至辦法有必應變通盡利者,亦不得拘泥成規,致失因時製宜之妙。
二曰學堂宜建造也。書局初立,為節省經費起見,暫賃民房,規模狹隘。今學堂將建,則講堂、齋舍必須爽塏宜人,儀器、圖書亦必庋藏合度。泰西各國使館密邇,聞中國創興此舉,皆將相率來遊,設湫溢不堪,恐不免為所輕視。擬於京師適中之處,擇覓曠地,或購買民房,或賞給官地,興立學堂,以崇體製。先建大學堂一區,約容生徒百人。四圍分建小學堂,四區約各容生徒二三十人。仍多留隙地,以備日後擴充,設立藏書樓、博物院之用。
三曰學問宜分科也。京外同文、方言各館,西師所教,亦有算學、格致諸端,徒以誌趣卑庸,淺嚐輒止,曆年雖久,成效甚稀,不立專門,終無心得。今擬分十科,以專肄習:曰道德科,曰天文科,曰地理科,曰政事科,曰文學科,曰武備科,曰農事科,曰工藝科,曰商務科,曰醫術科。此十科者尤以道德為先,實貫澈於九科之中,而不可一時離九科中專精一事,而又道德深純者,是為才德兼全,可資大用。否則,才勝於德,隻可小知。又中學惟道德一途最為純備,文學尚稱博雅,此外各科皆當以西學之專精,補中學之疏漏。凡算學、化學及一切格致、律例、兵法、語言、文字諸學,均分附於十科之中,而各以類從焉。以此教學,不分畛域,主善為師,總古今、包中外、賅體用、貫源流,理索於虛,事征諸實,立格以待豪傑,開篋以致瑰奇。風會既開,英才自出,所謂含宏光大,振天綱以收之也。雖草創規模尚煩開拓,而目張綱舉,已足致廣大而盡精微。他日並包六合之機緘權輿於是矣。
四曰教習宜訪求也。大學堂應聘中西總教習數人。中國教習應求品行純正,學識淵通,洞悉中外大勢者,不通西文可也;西教習須深通西學,兼習華文,方無扞格,豐其修脯,致其禮敬。中西一律從同,此燕昭築黃金台以待賢士之意也。小學堂四所,每所延中西教習各一人,亦須學粹品端,足勝師表者。西師所教,主以英法方言,如能兼習德俄,尤利翻譯,屆時察酌辦理。
五曰生徒宜慎選也。大學堂生徒以二十五歲為度,以中學、西學兼通者為上等,中學精而粗通西學者次之,西學精而粗通中學者又次之。由同文、方言各館調取,內外各衙門谘送舉貢生監曾習西文者,自行取結投考,第其優劣,分別去留,仍須性行溫純,身家清白,方能入選。入學後薪資獎賞,屆時再行酌議。
小學生徒以年十五歲為度,便於學習語言。額數無多,暫由京師滿、漢各官子弟中報名投考,其籍隸京師及寄籍京師,確係清白身家,有切實保結者,亦準與考。考取入學,自備薪水,不出束修,數年後能精通各學者,升入大學堂,再給薪水,以示鼓勵。
六曰出身宜推廣也。學而不用,養士何為?用違其才,不如不用。中國素重科甲,不寬予以出身之路,終難鼓舞人才。今擬參酌中西,特辟三途,以資獎勸。一曰科舉。光緒甲申,禮部議覆潘衍桐摺,請立算學一科,以二十名取中一名為式,曆屆人數均不滿額。擬援此例,請立時務一科,包算學在內,鄉會試由學堂谘送與考。中式名數定額宜寬,俟規模大定之時,再行奏明請旨辦理。二曰派差。學生應試不中者,由學堂考驗,仿西例獎給金牌文憑,出學谘送總署,發交中國使署,派充翻譯隨員,分布南北洋洋務、海軍、船政、製造各局差遣,以資閱曆,較之出身猥賤、黑白不分者,倜乎遠矣。三曰分教。泰西各國有所謂師範學堂者,專學為師。京師大學堂學生不願應舉為官者,考驗後,獎給牌憑。各省設立學堂,皆令向京師谘取教習,庶師資有賴,俯仰無憂,京外各學堂,亦隱可聯為一氣。其有益於學業,非淺鮮也。
此六事者,準今酌古,原始要終,集中外之專長,而虛懷翕受,無偏私之陳見,而滿假自矜。至以後詳細辦法,及應行推廣事宜,再當博采群言,隨時奏明辦理。⑵
在辦學宗旨上,他提倡“因時製宜”:“中國五千年來,聖神相繼,政教昌明,決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盡棄其學而學西法。今中國創立京師大學堂,自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淩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一切均應抱定……語不離宗,至辦理章程,有必應變通盡利者,亦不得拘泥跡象,局守成規,致失因時製宜之妙。”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春,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提出的“不廢中學,兼通西學”“中體西用”的原則,實際上也是對這一指導思想的繼承。
在基礎建設上,孫家鼐妙筆勾畫了一幅壯麗藍圖:“先建大學堂一區,……四周分建小學堂四所,……堂之四周,仍多留隙地,種樹蒔花,以備日後擴充建設藏書樓、博物院之用。”
在學科設置上,他坦言:“不立專門,終無心得。”
在教學管理上,他建議:“大學堂內應延聘中、西總教習各二人。”在學習激勵上,他破除了國家出資、學生免費求學的傳統做法,規定:“四小學之學生,……考取入學,自備薪水,不出束修,數年後中西各學俱通,升入大學堂,始給薪水,以示鼓勵。”在學生出路上,他特別強調:“泰西各國,有所謂師範學堂者,專學為師。大學堂學生,如不能應舉為官者,考驗後,……任為教習。”這一主張,是中國師範教育的最早理論發動之一。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折》的文尾,孫家鼐虛懷若穀、謙虛謹慎。他感到創辦京師大學堂事關重大,需要破除門戶之見,朝野集思廣益,以求減少內耗,使大學堂辦得更加完善:“學校之教法,科舉之製度,國家二百餘年相沿未改,今以時艱孔亟,議變章程事關重大,非臣一人所敢建議,擬將籌議各條交軍機處王大臣、總理衙門王大臣及廷臣公同定議,駁臣言所未當,補臣慮所未周,期於盡美盡善,然後請旨施行。”
“在戊戌維新時期,孫家鼐與當時的士大夫一起,順應時代潮流,要求施行變法。他創立京師大學堂,力圖從教育方麵為維新打開一個缺口,培養改革人才。孫家鼐積極吸取西方先進教育思想,訂立《大學堂章程》,建立分科教學體係,並且在出身上為學堂學生謀劃,以少有的魄力將學堂學生與當時的官僚體製相融合,為維新培育人才。”(任翔:《孫家鼐與晚清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