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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最強音。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1895年7月),康梁等人開始籌備組建強學會,六月二十七日(8月17日),《萬國公報》(後來改名《中外紀聞》)作為學會的“喉舌”率先發行。對於強學會改為大學校的經過,梁啟超於1912年10月31日,在《蒞北京大學校歡迎會演說辭》裏,回憶道:

時在乙未之歲,鄙人與諸先輩感國事之危殆,非興學不足以救亡,乃共謀設立學校,以輸入歐美之學術於國中。惟當時社會嫉新學如仇,一言辦學,即視同叛逆,迫害無所不至。是以諸先輩不能公然設立正式之學校,而組織一強學會,備置圖書儀器,邀人參觀,冀輸入世界之智識於我國民,且於講學之外,謀政治之改革,蓋強學會之性質,實兼學校與政黨而一之焉……強學會,遂能戰勝數千年舊習慣,而一新當時耳目,具革新中國社會之功,實亦不可輕視之也。……及至戊戌之歲,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孫壽州先生本強學會會員,與同人謀,請之樞府,將所查抄強學會之書籍儀器發出,改為官書局。嗣後此官書局,即改為大學校。

康有為在《上海強學會序》一文中,形象地指出,龐然大物駱駝、大象、騾子、馬和牛,形體比人大幾倍,然而卻任人宰割,其原因就在於它的“弱”和“愚”。我們中國土地麵積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比歐洲多一倍,“可謂龐然大魁巨矣,而吞割於日本”,原因就在於“散而不群,愚而不學之過”。因此,中國要擺脫愚弱的狀態,必須自強,要自強就必須學習和團結。“學則強,群則強,累億萬兆皆智人,則強莫與京。”

強學會成立之日,得到了朝野的大力支持,李鴻藻、翁同龢、孫家鼐、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張蔭桓、王鵬運等朝廷重臣的加入,使其名重一時;文廷式、陳熾、沈曾植、沈曾桐、李玉坡、張孝謙、袁世凱、徐世昌、張權(張之洞之子)、汪大燮、丁立鈞、熊餘波等有識之士的加入,給強學會注入了勃勃生機。在孫家鼐的關照下,安徽會館為強學會提供了辦公場所;翁同龢送來了印刷機器,還“利用職務之便”給強學會下撥1000兩白銀作為活動經費;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每人捐銀5000兩,袁世凱也捐銀500兩予以資助……

可是,就像一潭死水突然被人拋進了一塊巨石,強學會一經成立,馬上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更成為頑固派攻擊的“靶子”。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初七(1896年1月21日),禦史楊崇伊上疏彈劾強學會,稱:“去年倭事,台館諸臣,遇事生風,往往聯章執奏,遂至兵事日甚一日……於後孫公園賃屋創立強學書院,專門販賣西學書籍,並鈔錄各館新聞報,刊印《中外紀聞》,按戶銷售,猶複借口公費,函索外省大員,以毀譽為要挾,請飭嚴禁。”慈禧太後震怒,讓光緒皇帝“特旨交巡城禦史,查明京師強學會流弊,嚴行封禁”。當天中午,張孝謙從軍機處探得消息,火速跑到安徽會館,讓大家趕緊搬遷,分頭躲避。梁啟超、汪大燮提議同仁們聯名奏請皇上收回成命,卻無人響應。仿佛是大難臨頭,人們頓時亂作一團,丁立鈞一邊哭著,一邊要將書籍、儀器繳還同文館;熊餘波要去找楊崇伊,請求他對自己口下留情;更有甚者,有的人跑去向李鴻章獻媚討好……李鴻藻當時在京外出差;翁同龢得知這是太後的意思,便“嘿不一言”,“見人推之兩邸”;隻有孫家鼐對“有利無弊”的強學會被查封,十分不滿,毅然“請假數日,意欲請開缺……有以去就相爭之誌”。不久,光緒皇帝私下向他詢問強學會的來龍去脈,孫家鼐造膝密陳,“力言其誣,且謂事實有益”。光緒皇帝終於明白了事實真相,“意乃解”,並“悔行之不當”。強學會又有了新的轉機。在關鍵時刻,孫家鼐不計個人進退、安危,贏得了廣泛的好評,汪大燮稱讚道:“此次壽州難得。”

十二月十五日(1月29日),李鴻藻返回北京。期間,禦史陳其璋奏請普開學堂,文廷式奏請編洋務書籍,禦史胡孚辰又上《書局有益人才請飭籌設以裨時局折》:“……此次封禁,不過防其流弊,並非禁其向學,倘能廣選賢才,觀摩取善,此日多一讀書之士,他日即多一報國之人,收效似非淺顯。”於是,孫家鼐聯合李鴻藻、翁同龢等上奏,建議將強學會改為官書局。2月4日,光緒皇帝讓總署議複。次日,總署上報的意見是,按照八旗官學成例,將強學會改建為官書局,派大員管理官書局事務,聘請通曉中外學問的洋人擔任教習,專管選擇書籍、報紙,教授西學。總署每月拔給1000兩銀子作為經費。李鴻藻有“請派管學大臣,意且在己”的用意。可是,光緒皇帝下達諭令:“總署奏,新設官書局請派大員管理一折,著派孫家鼐管理。”這說明,孫家鼐力保強學會,深得光緒皇帝的信賴,從而讓強學會死後複生。而且,這一次,是皇上自做決策,並未看著太後的臉色行事。

注釋:

⑴龔心銘編:《太傅孫文正公手書遺折稿》,宣統元年(1909年)出版,線裝本,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