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宣統元年(1909),孫家鼐已經83歲,年邁體衰,百病纏身。他曾連續兩次奏請開缺,宣統帝都不批準,還特意賞他三兩百年老參,讓其補養身體。十月十七日(11月29日),大約是在光緒皇帝駕崩一周年之際,孫家鼐也尋著他走過的黃泉路,乘鶴西去,在天堂裏與弟子團聚。

孫家鼐逝世後,朝野人士給予他充分的評價。郵傳部長、學者楊士琦為孫家鼐撰寫了挽聯,對其為人、學養、品格都做了生動概括:

事上也敬,行已也恭,杖於朝,杖於鄉,允矣君子;

和而不同,群而不黨,能為師,能為長,所謂大臣。

署理直隸總督張鎮芳是孫家鼐門生。他的挽聯是:

壽州相國壽者相,天子師傅天下師。

協辦大學士榮慶的挽聯是:

侍幾杖十年,自愧菲才陪末座;

共晨夕百日,每從深處見真儒。

《清史稿·列傳二百三十》在《孫家鼐傳》中寫道:

二十年,中日事起,朝議主戰,家鼐力言釁不可啟。二十四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命為管學大臣。時方議變法,廢科舉,興學校,設報編書,皆特交核覆,家鼐一裁以正。嚐疏謂:“國家廣集卿士以資議政,聽言固不厭求詳,然執兩用中,精擇審處,尤賴聖知。”其所建議,類能持大體。及議廢立,家鼐獨持不可,旋以病乞罷。

二十六年,乘輿西狩,召赴行在,起禮部尚書。還京,拜體仁閣大學士。曆轉東閣、文淵閣,晉武英殿。充學務大臣,裁度規章,折衷中外,嚴定宗旨,一以敦行實學為主,學風為之一靖。議改官製,命與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瞿鴻礻幾總司核定。禦史趙啟霖劾奕劻及其子貝子載振受賄納優,命醇親王載灃與家鼐往按,啟霖坐汙衊親貴褫職,而載振尋亦乞罷兼官。資政院立,命貝子溥倫及家鼐為總裁,一持正議不阿。時詔諸臣輪班進講,家鼐撰尚書四子書講義以進。

二十九年十一月丙午,諭曰:“興學育才,當務之急。據張之洞同管學大臣會訂學章所稱,學堂、科舉合為一途,俾士皆實學,學皆實用。著自丙午科始,鄉、會中額,及各省學額,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辦齊有效,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後均歸學堂考取。”丁未,改管學大臣為學務大臣,以孫家鼐任之。

三十四年二月,以鄉舉重逢,賞太子太傅。曆蒙賜“壽”,頒賞禦書及諸珍品,賜紫韁,紫禁城內坐二人暖輪,恩遇優渥。

家鼐簡約斂退,生平無疾言遽色。雖貴,與諸生鈞禮。閉門齋居,雜賓遠跡,推避權勢若怯。嚐督湖北學政,典山西試,再典順天試,總裁會試,屢充閱卷大臣,獨無所私。拔一卷廁二甲,同列意不可,即屏退之,其讓不喜競類此。器量尤廣,庚子,外人請懲禍首戮大臣,編修劉廷琛謂失國體,責宰輔不能爭,家鼐揖而引過。其後詔舉禦史,家鼐獨保廷琛,謂曩以大義見責,知忠鯁必不負國,世皆稱之。

侄女婿、進士、著名收藏家龔心銘在孫家鼐逝世的當年,就出資影印了《太傅孫文正公手書遺折稿》。龔心銘在《後記》中深情地寫道:“心銘忝附館甥護侍左右,每於燕問稍稍窺見一二”,“公每有建白,動關大計,不求人知,亦罕有知者。……戊戌變法,公實主其議,而惟以正人心、遏亂萌為宗旨。蓋公之於學無問中外、新舊,要在放之而準、措之而安,初不為一身聲譽計。故其思深處遠有如此者。”⑷

孫家鼐死後,宣統皇帝授予其“文正”諡號,使他夢想成真,成為像司馬光那樣著作等身、德被蒼生、流芳百世、桃李滿天下的聖賢。

“諡號”關乎一個官員一生的是非功過、最終評價。“諡,行之跡也。”“諡者,別尊卑,彰有德也。”自宋代以後,“文正”便是朝廷對文官的最高諡號,宋代隻有司馬光、範仲淹等3人獲贈,明代僅有2人。清代的文官諡號中,也是“文正”最高,其後文+格式,依次是貞、成、忠、獻、端、定、簡、懿、肅、毅、憲、莊、敬、裕、節、義、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潔、敏、達、通、介、安、烈、和、僖、榮、湣、思。隻有為人臣者道德功業極其出眾,才能經過嚴格的程序,先由內閣草擬,再由皇帝親賜。“生晉太傅,死諡文正”,“文正”是千百年來千百萬個文官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清朝近三百年的曆史上,隻有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等8人諡號“文正”。孫家鼐是清朝,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獲得諡號“文正”殊榮的人。

吃水不忘掘井人。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名教育家許德珩應邀為《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年》作序,他明確指出:

北京大學,從它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成立時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二年的曆史,在我國可以稱得上是曆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一開始成立,就是我國的最高學府,也是我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因此,一般人都把北京大學看做是我國高等學校中的一名老大哥。事實上,北大不僅曆史悠久,規模宏大,而且有著許多不平凡的經曆,使它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不可忽視的地位。

京師大學堂本身就是戊戌變法運動的產物,是維新派克服了頑固守舊勢力的重重阻撓和反對才創立起來的。⑸

1998年,是北大創辦百年華誕,北大教授、著名哲學家湯一介主編、出版了《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一書,進一步地強調:

孫家鼐是清末一位重臣,他學識淵博,政績斐然,有生之年一直得到皇帝的重用。作為一個學者,他對於中學有深厚的素養,對西學也有一定的了解;作為一位官吏,他對於當時清廷的種種腐敗現象深惡痛絕,希望通過變法來重整中國久遠的文明之雄風。……由於他在政界與學術界的威望,他一手籌辦了中國第一所綜合性的大學,這在中國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滅的貢獻。⑹

注釋:

⑴“羹梅”一詞出自《尚書·說命下》:“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味鹹,梅味酸,都是上好調味品。以“羹梅”作為書院的名字,就是希望書院能夠培養出宰輔那樣的國家棟梁之才。

⑵惲毓鼎:《惲毓鼎澄齋日記》,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頁。

⑶容閎:《西學東漸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頁。

⑷龔心銘編:《太傅孫文正公手書遺折稿》,宣統元年(1909年)出版,線裝本,第16頁。

⑸許德珩:《序》,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頁。

⑹湯一介主編:《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