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次回來,他已經抱定了落葉歸根的主意。幾十年的官場生活,已讓他身心疲憊;近幾年的內憂外患,讓他深感無力回天。特別是創辦京師大學堂的風風雨雨,更讓他意識到,過去的“皇家教育”,學習的是脫離實際的《四書》《五經》,倡導的是學而優則仕,把人才統統逼到了仕途這一條羊腸小道上,當了官則不懂民生,考不上功名便百無一用,使許多少年才俊被科舉模式折磨成了“四肢不勤、五穀不分”的書呆子,窮困潦倒過一生;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提倡的是“國家教育”,國家需要什麽人才,就培養什麽人才。國家需要翻譯人才,就開辦了“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等;國家需要建設海軍,就開辦了水師學堂、魚雷學堂、船政學堂;國家需要工程建設人才,就開辦了北洋大學堂、武昌礦業學堂……,後來,在戊戌變法中,還創建了“天字第一號”京師大學堂,雖然滿足了“國家”的一時之需,但難免不使人才削足適履,埋沒個人天性。而且,“國家的需要”實際上是隨著當權者的政策改變而改變的,一旦當權者的需要發生變化,或者政局發生更替,培養的專用人才不再需要了,“精品”就可能成為一堆“廢品”。甲午戰敗後,各種水師學堂、魚雷學堂、船政學堂關門大吉,而學生卻失去了用武之地,空有“屠龍之術”,卻生計無著,就是深刻的教訓。“天字第一號”雖然幸免於難,但不得不苟且偷生,看著權要的眼色行事,這與自己的教育理想相差十萬八千裏。

那麽,如何把教育辦出實效呢?經過反思,結合西方教育的成功經驗,孫家鼐認為,應該探索一條因材施教的“自家”教育模式。也就是說,針對每個人的天賦,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進行有針對性的個性化教育,培養每個人的專長,開發每個人的潛能,使其天生吾才必有用:平時,以一技專長服務社會;國家需要之時,則如囊中取物,招之即來,優中選優,用不勝用。因此,孫家鼐回到家鄉以後,就派人將已經敗落的孫家花園重新買了回來,加以修繕,作為開辦“自家教育”的實驗場所。對於求學者,他無償提供食宿,不收任何學費,但錄取標準很特別:胸懷大誌,誠實守信,勤奮刻苦,並有特長。

孫狀元開班授徒的消息一經發布,就在壽州城內城外廣為流傳,前來報考的人絡繹不絕。經過一番甄別,孫家鼐挑選了侄孫孫毓筠、孫多森以及柏文蔚、張之屏、袁家聲等十幾個學生。最令人稱奇的,是懷寧秀才陳獨秀也被孫家鼐破格收為弟子。⑴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考中秀才。光緒二十四年冬,與第一任妻子高曉嵐結婚。高曉嵐,霍邱縣城東十裏高家垟人。當時,安慶是安徽省會。高曉嵐的父親高登科是安徽都統(相當於現在的省軍區司令),賞穿黃馬褂,有田產4000餘畝。高家垟與壽州相鄰,高家的許多親戚都住在壽州城內。是年春節,陳獨秀與高曉嵐回霍邱探親,並到壽州訪友。聽說狀元公開班授徒的消息,年輕好學的陳獨秀覺得機會難得,不顧親友的勸阻,自身前往狀元府“投考”。孫家鼐見他是外鄉人,就不想收他。

陳獨秀說:“中堂辦學,為國為民,豈能畫地為牢,拒少年才俊於千裏之外?”

孫家鼐見來者個頭不高,但天庭飽滿,兩眼如炬,鼻梁高聳,說起話來像切蔥似的幹脆利落,頓生幾分好感。於是,就故意問他:“我辦的是新式學堂,又不能考功名,學了對你有什麽益處呢?”

“我求學並不是為了功名!”

“那你為啥而學呢?”

“過去,我讀書是為了獲得功名,光宗耀祖。那個時候,天一亮就起來讀書,夜深了,還在煤油燈下苦讀。對外邊的事情根本就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正所謂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可是,到了甲午年間,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小日本,而且,小日本沒費多大氣力就把大清國打敗了;再後來,又聽說德國搶占膠州灣,俄國索要遼東半島,英國、美國、法國就像從天上降下來的妖魔鬼怪那樣,都把中國當成唐僧肉,誰來了都想吃一口,誰都可以欺負咱中國人。我越思越想越悲哀,我們年輕人天天死讀書,讀死書,白白浪費了大好時光。我聽說中堂大人創辦了京師大學堂,講究實學,很想前去投考,隻是還沒動身。這次,中堂在八公仙山開班授徒,機會被我撞上了,我怎麽能夠錯過?我讀書不為別的,就是想弄弄明白,我們中國何以不如外國,要受人欺負、任人宰割?我們中國人什麽時候才能當家作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

孫家鼐見陳獨秀出語不凡,誌向遠大,破例將其錄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