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麵

億萬年濟濟繩繩，順天心，康民意，雍和其體，乾見其行，嘉氣遍九州，道統繼義皇堯舜；

二百載綿綿奕奕，治績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慶雲飛五色，光華照日月星辰。

這幅名聯，出自鹹豐狀元、光緒帝師、北京大學首任校長孫家鼐之手。他僅用66個字，就將清朝入主中原的前六位皇帝的名字很自然地鑲嵌到上下聯中，並對他們各自的文治武功做了高度評價，雖然有“拍馬屁”之嫌，但“人在宦海，身不由己”，能夠把“馬匹”拍得如此舉重若輕，文采飛揚，毫無肉麻之感，沒有真本事是萬萬做不到的。

孫家鼐是四朝元老，做官半個世紀，堪稱“不倒翁”。其他官場“不倒翁”大多是“玻璃球”，極盡奴顏婢膝之能事，素位屍餐，無所作為；而他卻“實心任事”，“力行實政”，在戊戌變法中辦學堂、開報禁、投資民族工商業等，貢獻良多，贏得朝野的“點讚”。在清末政壇上，孫家鼐擔任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資政院總裁等要職，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連慈禧太後都對他另眼相看，連才高八鬥、心高氣傲的軍機大臣張之洞都對他讚佩有加：“方今朝野正論賴公主持，天下瞻仰。”⑴

光緒皇帝有多位漢文師傅，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是協辦大學士翁同龢。與翁同龢相比，孫家鼐陪同光緒皇帝長達30年，比翁同龢多7年，而且，1898年6月，戊戌變法才開始4天，翁同龢就被光緒下令罷官，趕回原籍，其後信任終生的，唯有孫師傅一人而已。隻是孫家鼐曆來低調做人，不愛顯山露水，更因為解放後，一些所謂的專家粗暴地將他貼上“帝黨中的‘右派’”標簽，打入冷宮，從此成為研究禁區，長時間內無人敢於問津。

十年前，筆者帶著滿腔熱忱，潛心寫作《試論孫家鼐的七大曆史性貢獻》，洋洋萬言，發表在武漢《江漢大學學報》2009年2月第一期上，被不少報刊、圖書轉載過。這些年，我不斷發掘新史料，並對新老史料進行再消化、再思考、再提煉。我認為，七大曆史性貢獻隻是目，缺乏綱，綱舉才能目張。經過進一步研究，我又有了驚人發現：

大家知道，現在中央提倡我們做中國夢，我們每個人也都有各自的夢。實際上，各個朝代有各個朝代的夢，也就是人生奮鬥目標。封建時代，從隋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科舉考試延續1300年。大業元年之前、光緒三十一年之後不算，就在科舉進行的隋、唐、宋、元、明、清六大王朝，天下文士都有“四大夢想”：中狀元、做帝師、當大學士、死後獲得“文正”諡號⑵。整整13個世紀，沒有一個人能將這“四大夢”做圓。惟有孫家鼐，在封建社會終結前夕，獲得了“大滿貫”，所以，我把他重新定義為“中國第一文士”。文士的意思是指已經做官的文人和為做官而求學的讀書人。“中國第一文士”孫家鼐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貨真價實，不怕任何人在任何時間提出質疑。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在中國近代史上，孫家鼐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但縱觀其一生，他從事的事業時間最長、用力最多、成就最高、對子孫萬代影響最大的，還要數教育。

從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38歲那年，他擔任山西鄉試正考官算起，直到他逝世，宦海沉浮幾十載，他做過省一級的文化教育主官（湖北學政）；當過王子和光緒皇帝的師傅；作為中國首任管學大臣，創辦了京師大學堂，並負責領導全國各地的新型學堂，實際上是首任教育部長兼京師大學堂校長；他還做過翰林院掌院學士……後來，他告老返鄉，自己投資，又在八公山孫家花園創辦私立學堂，開班授徒，民國元勳孫毓筠、柏文蔚和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等多名中國近現代風雲人物，都跟他學習過。有據可查，晚清時期，孫家鼐還擔任順天府鄉試、會試正副考官、殿試閱卷大臣11次，次數之多，規格之高，都是同輩人無法比擬的。

站在從教時間的長度、教育思想的成熟度、領導和創辦中國新學的高度，我認為，如果說孔子是“萬世師表”，朱熹是“中世師表”，那麽毫無疑問，孫家鼐就是響當當的“近世師表”。

從一個鄉鄰們眼中的“孫大傻子”，到“中國第一文士”、“近世師表”，普通學官家庭出身的孫家鼐，既無雄厚背景可做靠山，也無伯樂、貴人始終提攜，更無真金白銀打通“關節”，半個多世紀的宦海拚搏，終於功成名就。一路走來，誰人知曉，這裏麵有多少奮鬥的艱辛、官場的凶險和成功之後的喜悅呢？

注釋：

⑴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第九卷），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759頁。張之洞前期是“清流派”領袖之一，後來成為洋務派幹將，晚年擔任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等職。

⑵諡號，就是用一兩個字，對死去的帝王、嬪妃、諸侯、大臣以及其它地位很高的人，依據優劣等級，按其生平事跡進行評定，給予或褒或貶或同情的稱號，始於西周，俗稱蓋棺論定。“諡者，行之跡也；號者，表之功也。”“諡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宋朝之後“生為帝師，死諡文正”，成為文官的最高追求。

晚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日趨密切，傳教士在中國比較活躍，其中，名氣最大的當數英國來的李提摩太。他在華傳教、生活45年，曾任天津《時報》主筆，出版過《萬國公報》，參與創辦過山西大學堂，與上流社會交往頻繁，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研究頗為深刻，被清政府賜予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開誥封三代，時人稱他為“鬼子大人”。他在1916年回國之後，潛心寫作回憶錄《親曆晚清四十五年》，對多位達官貴人做了中肯評述，並用較大篇幅，記載了他與帝師孫家鼐的交往過程：

改革維新派獲得了總理衙門大臣翁同龢與皇帝的師傅孫家鼐的同情和支持。

（1895年）10月12日，我同光緒皇帝的師傅孫家鼐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談話。接受了李鴻章總督的建議，我像跟皇帝本人談話一樣與他交談。他是李鴻章的老鄉，也是安徽人，當時已經有六十多歲。我發現，他是所有中國官員中最有教養、最具紳士風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見麵時，他告訴我，有兩個月的時間，他每天都為皇上讀我翻譯的麥肯西的《泰西新史攬要》。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