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百年謊言相繼被戳穿

歲月如刀，它能夠一層層剮去作偽者臉上的油彩，戳穿其精心編造的謊言，還曆史以本來麵目。

對於康有為為人奸詐的性格，前輩人早有過多次揭露。喬大壯（1892－1948，四川華陽人）是魯迅欣賞的書法家，在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教育部辦公室內，他曾與魯迅對桌辦公達4年之久。生前，他講過這樣一件奇聞：

鄭文焯（1856－1918，遼寧鐵嶺人），“清季詞學四大家”之一。1918年在蘇州逝世。康有為得知鄭家珍藏著許多宋版書，十分眼熱。一天，他乘鄭公子不在家之機，打著悼念老友的旗號，到鄭家吊孝。一番哭鼻子抹淚以後，他才對鄭文焯遺孀說：“文焯先生生前答應要送給幾部書，現在他走了，我今天特地來取，好拿回去做終生紀念。”看到大名士康有為這麽重情講義，鄭太太沒有多想，就打開書櫥，讓他自取。康有為一點也不客氣，連忙挑了幾部，便匆匆離去。不久，鄭公子回來，聞訊後，連呼上當。他立即找到康有為，希望討還珍貴的宋版書。但康有為卻是個明白人，沒等鄭公子開口要書，就一把拉住他的手，一邊失聲痛哭，一邊講述自己與鄭先生的友誼，還好吃好喝地款待鄭公子，弄得鄭公子根本不好意思啟齒要書，最後，隻得空手回家。康有為的表演功夫，可見一斑。

而在戊戌變法研究中，對康有為等人沽名釣譽、偽造曆史的真麵目的深入揭露，卻是近些年的事。比如，薑鳴在《天公不語對枯棋》一書中考證，《馬關條約》簽訂前後，各地舉人（即公車）上書31件，簽名者多達1555人次；京官領銜上書7件，簽名公車135人次；梁啟超領銜上書不過一件，簽名公車80人。而且，前麵38件上書均送達禦前，惟獨梁啟超的上書沒有送達，其原因是，康記“公車上書”壓根就沒有遞交都察院。兩個月後，康有為的《公車上書記》卻大張旗鼓地在上海自行出版，並未送達的康記“公車上書”儼然成為康黨推動維新變法的一大功勳。後來，康有為還在《汗漫舫詩集》中煞有其事地宣稱：“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次日美使田貝索稿，為人傳抄，刻遍天下，題曰《公車上書記》。”薑鳴不禁驚歎道：“‘公車上書’是康有為對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騙。”“奇怪的是，證明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事件的記載中弄虛作假，自相矛盾的材料比比皆是，但幾乎所有的教科書、通史類著作、辭書，以及絕大多數研究專著論文，卻都陳陳相因，重複著錯誤的說法，並加以大量定性的評論。許多現代知識分子將‘公車上書’看成是近代知識分子覺醒的嚆失，傾注了大量的感情。可惜他們沒有去細讀曆史史料。”⑴

再比如，康有為以學生兼女婿麥孟華、女兒康同薇名義編輯的《戊戌奏稿》，於1911年6月（宣統辛亥年五月)由上海廣智書局初版。在《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中，以麥孟華的口吻煞有其事地申明：“戊戌數月間，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一代變法之大略在焉，亦有代作者。戊戌抄沒，多所散佚，即篇目亦不能憶。內子同薇文澗，先生女也，累年搜集抄存，得二十篇，遲遲久待，終無由搜全，懼久而彌失，先印之以應天下之望，餘俟搜得，陸續補印。”該書輯錄奏疏17篇、進呈編書序5篇、補錄3篇，列存目13篇。《戊戌奏稿》出版後，曆來是研究康有為的重要史料，也是許多專家將康有為塑造為戊戌變法領袖或著名改革家的奠基石。但是，經過孔祥吉、黃健彰等人的考證，才真相大白：康有為收錄於《戊戌奏稿》的“大作”，是後來經過多處增刪篡改的偽作。

台灣學者黃彰健考證後認為：“《戊戌奏稿》所載奏折20篇及進呈書序5篇，其中僅《進呈俄彼得變政記序》及《呈請代奏皇帝第七疏》見於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上海大同譯書局石印本《南海先生七上書記》，係戊戌政變前公開印行，真實可信，其餘23篇都是假的。”⑵

孔祥吉進一步指出，康有為非但對奏疏進行改易，而且對其在變法時的進呈編書的序言，也進行了一係列改刪。這種情況，在《進呈波蘭分滅記序》中表現得更加明顯。

《波蘭分滅記》是戊戌變法後期，康有為為了促使光緒早日開設製度局，全麵推行新政而進呈的一部重要著作。故宮博物院藏有進呈原本，凡七卷，分訂三冊。在這部著作中，康有為筆帶感情，深入分析了波蘭國王與民隔絕，拒不變法，結果被俄國“**而蠶食之”的慘痛教訓，並以此為鑒戒，希望光緒帝鼓起變法到底的勇氣。康有為大聲疾呼：如不開設製度局，百廢庶政，一切更始，“我真為波蘭矣。”時隔多年，他在《自編年譜》說回憶道：“當萬壽後，進《波蘭分滅記》，言波蘭被俄奧分滅之慘，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國王被俄人控製之害，守舊黨遏抑之深，後國王憤悔變法，俄使列兵禁製，不許變法，卒以割亡，哀痛言之。上覽之，為之唏噓感動。”⑶

據孔祥吉考證，《戊戌奏稿》所輯《進呈波蘭分滅記序》與進呈本序言相比，簡直改得麵目全非，一塌糊塗，除去題目相同外，正文幾乎全為康有為重寫。比如，《波蘭分滅記》戊戌進呈原本寫作：

我遼東之舊地，實藉俄力，而以鐵路輸之，今歲則以旅大與之，動輒阻撓，我之不為波蘭者幾希。今吾貴族大臣，未肯開製度局以變法也。夫及今為之，猶或可望，稍遲數年，東北俄路既成，長驅南下，於是而我乃欲草定憲法，……而不許者矣。

在《戊戌奏稿》中，卻被改為：

與其分滅於外，慘為亡國之戮囚，孰若付權於民，猶得守府而安榮。乃逡巡遲疑，徘徊不決，至於國勢瀕危，大勢盡去，乃始開國會而聽之民獻……終無救於亡矣。

進呈本強調“開製度局以變法”，而《戊戌奏稿》則主張“付權於民”、“開國會而聽之民獻”，改纂之跡十分明顯。⑷

對於康有為真麵目做了無情而生動的揭露，當數有“中國第一記者”之稱的張建偉。有人根據他的代表作《溫故戊戌年》，概括出了“康有為十大騙績”：

第一件：涉嫌“剽竊”張之洞門生廖平兩篇文章《知聖篇》和《辟劉篇》，也就是說作為康記維新的理論著作、當年極大地震動中國朝野的《孔子改製考》和《新學偽經考》，竟然都是抄襲之作，根本原因是，在北京四處碰壁的康有為急於在學術界奠定自己的地位，而不惜侵犯別人的知識產權。

第二件：公車上書，也是一騙。當時隻是在鬆筠庵門前召集了各省舉人，準備上書，但終究沒上，原因是康有為從一個內線太監那裏得知他已經被錄為進士；如果帶頭上書，他的進士“功名”可能被取締，煮熟的鴨子就會飛跑。

第三件：為了用手中僅有的權力泄私憤、報私仇，康有為製造“莫須有”的罪名，硬把廣東老鄉許應騤(？—1903，字筠庵，番禺人。道光三十年進士。魯迅夫人許廣平的祖叔父)當作變法反對派，唆使王照上書彈劾，最終釀成了影響很大的禮部六堂官被罷免事件。

第四件：假傳聖旨，說光緒帝允許他直接晉見，還說皇上授予他“專奏權”：“何必代奏？後此康有為有折，可令其直遞來。”上書可以不通過都察院傳遞。事實上，變法後他所有上書，要麽是通過都察院遞交的，要麽是代宋伯魯、徐致靖等人擬稿，而後以別人名義上報的。要是他真有“專奏權”，何必脫褲子放屁？

第五件：炮製“偽詔”，誘勸袁世凱發兵包圍頤和園，進行軍事政變。光緒帝給楊銳的詔書中隻說要緩和與慈禧太後的矛盾，康記偽詔卻變成了“圍園錮後殺（榮）祿”。

第六件：錯信袁世凱，康黨中人都說袁世凱不可信，但康有為固執己見，強逼畢永年充當“敢死隊長”，強逼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結果陰謀敗露。戊戌事變發生後，袁世凱的告密，使維新派受到了更加殘酷的鎮壓，使戊戌變法的成果幾乎全被廢除，也使曆史發展步伐出現了嚴重倒退。

第七件：康有為向光緒帝大力推薦伊藤博文，並倡議中國與日本、英國等國“合邦”，其實就是賣國求榮，甘做漢奸。

第八件：為了掩蓋“錮後殺祿”陰謀，逃到日本後軟禁知情人王照。

第九件：曾寫信給日本“大同學校”的康黨，叫他們“不得招待孫逸仙”，因為怕孫中山革命黨的“惡名”影響他成為真正的帝師。

第十件：以假詔作虎皮，在日本和加拿大騙取錢財，供自己揮霍。

《溫故戊戌年》發表後，好評如潮，1997年，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應該說，“康有為十大騙績”在言辭上雖有激憤之嫌，所曝光的事實卻不是空穴來風，至少，我們可以因此受到啟發，破除禁區，打破神話，在研究戊戌變法暨康有為“豐功偉績”時，要學會擦亮眼睛，做多維度的思考。

日前，我在深入研究戊戌變法時，意外地發現了康有為公然作偽的又一新證，現予以披露，希望得到各位方家的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