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司馬光，誰更適合北宋

文/景誌祥

你如果你問我，宋朝的諸多人物當中，對誰的印象最好，不用說一定是三個字——司馬光。

這是一個好人。這是一個勇敢的人。這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這是一個低調的人。這是三觀很正的人……一個道德模範的好人就這樣在我心裏落下了根。這樣的人，不拿出來曬一曬，實在對不起觀眾。…………

翻開司馬光少年時的履曆，我們隻能用四個字來形容“非常漂亮”。他的遠祖可追溯到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孚，即便是800年過去了，他的家族一直都站在頂端，他的老爸司馬池曾為兵部郎中、天章閣待製（屬翰林學士院），在藏書閣擔任皇帝的顧問，官居四品。妥妥的官二代。

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光”，司馬光也很聰明，六歲開始讀書，並且非常喜歡讀《左傳》，常常"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七歲時，他便能夠熟練地背誦《左傳》，並且能把二百多年的曆史來龍去脈說得清清楚楚，讓無數的曆史少年汗顏不已。

除了這個獨一份的聰明之外，還有一件小事使小司馬光完成了曆史留名的壯舉。

那天他跟小夥伴們在後院裏玩耍。院子裏有一口大水缸，有個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廠裏。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沒頂了。別的孩子們一見出了事，嚇得邊哭邊喊，跑到外麵向大人求救。唯獨他沒有哭，也沒有慌亂。他明白，麵對水缸，石頭比較使用。於是，曆史因為這塊石頭記住了他。

壯舉，似乎和司馬光很有緣分。天聖九年（1031年）,12歲的司馬光隨父親司馬池從東京出發，一路經洛陽、潼關、寶雞，過秦嶺，前往四川廣元，出任利州路轉運使，在棧道上遇著巨蟒，麵對蟒蛇，一個十二歲的孩子首先想到的不是哭，不是喊大人，而是拿起手中的寶劍，看準了蟒蛇的尾巴，一劍刺了下去，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滾下了深不可測的棧道。

狹路相逢勇者勝，這個道理，十二歲的司馬光發揮得十分出色。

這些高光的表現，讓他成了許多大臣、名士心目中女婿的最佳人選，尚書張存主動提出將女兒許配給司馬光。擔任過副宰相的龐籍在司馬池死後，把司馬光當成自己兒子一樣培養、教育，良好的環境帶來的成果是十分喜人的。

二十歲時，司馬光參加科舉考試，一舉高中進士甲科，從此走上了仕途，起先隻是一個奉禮郎、大理評事一類小官，後經樞密副使龐籍的推薦，入京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才算走入了正軌，我常想如果司馬光一輩子就打卡上班，做一個芝麻大的小官，按照他的學問和品德，這輩子得到的應該是一個完人的稱號。但曆史告訴我，完人有，但這個人一定不是司馬光。

長大後我才驚奇地發現，這位道德模範，這位見義勇為，這位低調，這位責任感十足的男人，並非十分完美，本身的弱點也不少，似乎在告訴世人，每個人都有懦弱的那一麵，隻是我很好的將其隱藏了罷了，但如果你仔細去看，便能發現他這一輩子的弱點的根源全部來自一個叫王安石的男人。

王安石是一個勇於任事，敢於創新的男人，他一輩子唯一的夢想就是變法改革，完成北宋從積貧積弱到富國強兵的美夢。可以說，他與司馬光很像。

唯一不同的是，一個試著創新，不斷的在改變，一個嚴守祖宗之法，安於現狀，至於誰對誰錯，曆史早已給出了答案。這個從根本上不同相容的分歧決定了他們一生都鬥，至於鬥的結果，早已不重要。

公元1070年王安石拜相，開始著手實施變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麵有均輸法、青苗法、市場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麵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製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是一場全新的改革，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司馬光難以預料。就連王安石本人都不知道改革的這架馬車最終會跑出怎樣的一個局麵，是大富大貴，還是積貧積弱，還是比這個兩個更不如？他難以給出準確的答案，唯一檢驗結果的法寶，隻有將改革落到實處，全心全意地打造一個新的局麵。那樣是好是壞，便一清二楚。這是一個大膽而冒險的決定，好的結果，可以好到讓人眼花繚亂，而壞的結果，也許就是山崩地裂。

這樣刺激的冒險活動，能做的隻有王安石，並沒有他司馬光。內心對未來的恐懼讓他第一時間站出來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在他看來，治理天下就好比對待房子，壞了就加以修整，不是嚴重毀壞就不用重新建造。變法要穩妥，因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優材，而今二者都沒有，要拆舊屋建新房的話，恐怕連個遮風擋雨的地方都沒有了”，為此他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與王介甫書》），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複舊製。

麵對質疑，王安石直接用現實啪啪啪打了他的臉，用數據對他的指責逐一反駁，還順帶對他畏畏縮縮、抱殘守缺的個性進行了一番批評，信件的末尾，還鄭重其事地告訴他，我王安石就是要變法到底。他明白，在變法這件事上有王安石就沒有他司馬光。

他們就好像兩道永遠不會有交集的平行線，此生隻能站在彼此的對麵。無關風月，無關名譽，唯一的關係就是為了大宋的江山。

眼看再鬧下去實在不像話，司馬光幹脆辭了官，躲在洛陽寫史書。此後的日子裏，他的人生基本上都在這本書上。有時家裏實在等不到他回來吃飯，便將飯送至書局，還要幾次催促，他才記得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長，而且上麵沒有一個草書，全是一絲不苟的楷書。書成之後，僅在洛陽存放的稿子就堆滿了兩間屋子。

付出總有收獲。他的《通鑒》獲得了宋神宗的讚賞，並賜書名為《資治通鑒》，說它"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還親自為此書作序。從此，《資治通鑒》和《史記》一樣，被人們稱為史學瑰寶，廣為流傳。

事情如果就到此為止，那麽一切的美好依舊存在。然而曆史沒有如果。

王安石變法並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在一個看結果的時代，沒有結果意味著沒有繼續說話的資本，所以一直工作在前線的王安石被罷黜了。躲在洛陽的司馬光，被重新推上了曆史的舞台。

司馬光接手王安石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王安石變法的東西全給否定了。半年之內，廢除了半數新政。他的用意很明顯，王安石這人太冒進，很容易把大宋推向未知的領域，趁著他罷了官職，他的變法全給我廢除了——唯有將萌芽扼殺在搖籃之中，才是最安全的。他廢除得很徹底，但廢的效果並不好。很多事，並非一無是處。

當司馬光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響力，一刀切地切掉了王安石的變法時，出乎意料的，迎接他的不是喝彩而是質疑。一直和他同心同德的蘇軾率先提出了反對意見，說王安石變法固然不對，但效果上還是可行，比如在發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麵。你不能因為自己的那點小心思，把人家全部否認了。

還沒等他回過神來，其它的聲音也隨之而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開始提起了他和王安石在對待西夏問題上的不同意見。

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複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裏，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有了這個底氣，王安石難得和他站在同一條線上，都建議不打仗——這是最好的解決邊境問題的法寶，打仗，要錢、要人，北宋已經承受不起。和平才是朝廷富強的出路，如今朝廷經濟好，科技好，人才多，用不了幾年，超越西夏那是妥妥的。道理上他是明白，實際操作卻有些走偏了。議和改為割地！他將北宋領土中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吳堡等寨割讓給西夏，並恢複此前已廢除多年的給予西夏歲幣“賞賜”。這一波操作，引起的口水仗可想而知了。他差點沒有被口水給淹死。但他錯了麽，他自認為沒錯——當年西夏發生內亂，國主趙秉常(即夏惠宗)被臣下所囚，出於無奈，才向我們求救，說到底我們跑到人家地盤上的去打仗，不是為了爭奪人家的底盤，是去給人家幫忙的，可王安石這幫人，卻趁機撈取好處，還將這些當成是自己的功勞。這不符合咱們禮儀之邦的規矩，準確地來說，這幫人太不要臉了，這不是侮辱我們大宋麽？所以這些地方得歸還給人家西夏，才是我們大宋應有的風範。何況這樣的事情古人也做過不少。況且這幾塊地方不能拿來種地，又不方便防守，安排兵馬在這些地方守衛，既浪費了糧食，又浪費了兵馬，每年還要不少軍費。

司馬光錯了麽？準確地說錯了。

對待敵人，過度的溫柔，過分的善良，過分的講究禮義廉恥那就是對自己殘忍。曆史上已經有無數的例子給出了血一般的教訓。幾年後，從失敗中恢複元氣的西夏重新走上了與北宋對抗的局麵。無數的北宋將士重新拚命才將這幾塊讓出去的地方搶了回來。

浪費的糧食和金錢毫無疑問是雙倍的。這一波神操作，徹底將他推上了風口浪尖上。有人說他這是不分好歹的攻擊和打壓王安石，完全不顧家國天下。還有人說，他太注重私人恩怨，沒有大格局。蘇軾更是直呼“司馬牛，司馬牛”。因為這件事，他畢生維護的形象就此轟然倒塌。

在他死後不久，蔡京將他、文彥博、呂公著等人在內的309位大臣列入“元祐奸黨”的名單中，然後將這309人的名字勒石刻在端禮門外的石碑上。這塊石碑就是曆史上大名鼎鼎的“元祐黨人碑”。而他排在第一位。曆史似乎從來就沒有放過他。

但公平地說，除了在王安石變法這件事上，他後期的表現有點對不起砸缸的名頭之外，個人操守上，那絕對是妥妥的道德標杆。

他一生都沒有納妾，婚後三十餘年，妻子張夫人沒有生育，特意背著他買了一個美女，悄悄安置在臥室，自己再借故外出。然而，司馬光見了，不加理睬，到書房看書去了。這等清高寡欲的個性，也許隻有同時代的王安石可以匹敵了。做生意上，他同樣十分的較真。有一年，他要賣一匹馬，這馬是好馬，但每年的夏天，有點氣喘的毛病，賣的時候，他讓管家對買主說清楚。他為人也沒有太多的物質欲望。甚至，連他的敵人王安石，他都幫襯著。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死後，由於變法的原因很多人給了他不公平的待遇，一些別有用心者幹脆將王安石扣上了擾亂國家安全的罪名，是他不顧臥病在床站出來，給好友寫信，為王安石死後的榮譽奔走呼告，最終朝廷恢複王安石的名譽，追贈王安石為太傅。這些高節操的小事，能做一輩子，除了他也沒誰了。

逆天改命，救國救民，他或許比不上王安石，但道德文章，誰又敢說王安石贏了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