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再次參觀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們再次出去參觀，這次參觀，我們到過沈陽、鞍山、長春和哈爾濱四個城市，看了一個水庫工地（沈陽大夥房），十八個工廠，六個學術單位和學校，三個醫院，兩個展覽館，一個體育宮。在哈爾濱訪問了受過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災害的平房區，晉謁了東北烈士館。這次參觀我們獲得了比上次更加深刻的印象。我這裏隻想說說其中的幾點觀感。
我們看到的企業，除了少數是日本人遺留下來的以外，大多數是新建的。日本人遺留下來的企業在接收時幾乎全是一堆破爛，像鞍鋼和沈陽機床廠，就都經日本人和國民黨破壞過，到了人民政府手裏重新恢複、擴建，才成為今天這樣巨大的規模。許多見過那些舊日企業規模的偽大臣，都感到非常驚奇。使我最感驚奇的，是從許多新設備上看到了用中國文字寫的牌號、規格。我雖然沒有別人那樣多的閱曆，但是從前一提到機器，在心裏永遠是跟洋文聯係著：MADE IN USA（美國製造）、MADE IN GERMANY（德國製造）……現在，我看到了中國自己製造的成套裝備，而且這些企業的產品，就有一部分是要出口的。在那些產品上，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製造。”
在鞍山鋼鐵公司裏，我站在龐大的鋼鐵建築麵前，簡直無法想象它是怎樣從一堆破爛中恢複和擴建起來的。然而這是事實。日本人在離開的時候說：“把鞍山給中國人種高粱去吧！要想恢複，平心靜氣地說，要二十年！”中國人在這裏沒有種高粱，三年時間，把它恢複起來了，而且達到了一百三十五萬噸的年產量，遠遠超過了偽滿時期的最高紀錄，又過了一個五年，年產量達到了五百三十五萬噸，等於從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創辦昭和製鋼所起，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國民黨最後撤走止，這三十一年的累計產量。
在鞍鋼有個無人不知的老人，他的事跡現在已傳遍全國。一九四八年當日本的舊技術人員發出不如種高粱的譏笑的時候，這個有三十二年工齡的老管子匠，回到了幾乎吸幹了他的血汗的鞍鋼。他問比他早回來的工人：
“做什麽活？”
“活有的是！光是拔草就夠幹十天半月的！”
“那是小事！”老人的眼睛望的是鐵水凝結在裏麵的高爐，嚴肅地說，“先弄這個！”
在蓬蒿塞路、野兔定居的煉鐵廠裏，一切設備都被國民黨接收人員盜賣得殘缺不全，能拆的都拆走了，倉庫裏沒有備件，工人手裏沒有家夥。但是，工人們不種高粱，他們和剛摘下人民解放軍胸章、擼起袖子的幹部一起，立刻動起手來。跟著出現了一個獻納器材的運動，把自己家的工具、器材都送回了廠子，同時，政府又拿出了錢向收買過“接收大員”的器材的商人們購買那些機器材料。在那個冬季裏，老人整天到工廠的廢鐵堆裏，扒開一尺厚的雪層，把一切認為有用的東西都挑出來拿到空倉庫裏。起先還有人笑他，後來在恢複工程中，人們在他這個倉庫裏常可以找到擦得錚光煞亮的而且正適用的器材。於是，修理廠工人首先仿效他，把從前廢棄的材料都收集了起來。到了一九四九年，開國大典舉行的兩個月前，被日本技術人員估計要二十年才能恢複的鞍鋼煉鐵廠，恢複時期才過一年，已經有三座高爐又冒起了濃煙。這三座高爐的全部管道工程，就是老人和他的修理廠用拾來的廢棄材料安裝成功的，沒有花國家一文錢去買材料，也沒有領過一文錢的獻納器材獎金。甚至一開始連廠長也不知道這個內幕。有兩個經常采訪高爐消息的記者，這年冬天每次來到高爐，總看見一個老頭在高爐這裏爬上爬下，有時在爐內擺弄水管，身上盡是些冰塊塊，走起路來嘁嘁哢哢直響，記者發現了他，告訴了廠長。當時，記者們曾問這個勁頭像小夥子似的老頭：
“你多大年紀了？”
“整五十二歲啦！”
“是誰叫你這樣幹的？”
“誰也沒叫。”
“為啥自己這樣幹？”
“為啥？”老頭覺得問得奇怪：“不當亡國奴了嘛，是為自己幹的嘛。”
老人當了煉鐵廠的修理廠長，但人們提起他，都喜歡叫他老孟泰、老英雄。他和修理廠的工人們放那些撿來廢棄器材的屋子，就被人叫作“孟泰倉庫”。在恢複時期的頭兩年裏，這個倉庫起的作用簡直難以估計。但是關於老孟泰的故事，更遠不是一座倉庫能容得下的。一九五〇年八月，有一次高爐裏鐵水漏出，與冷卻水接觸發生了猛烈爆炸，老孟泰聞聲不顧危險帶頭衝上爐台，從濃霧中和不停地爆炸中判明了情況，冒險搶救高爐的有他；在抗美援朝時終日睡在廠裏，在第一次空襲警報中勇敢地跑上高爐爐台，提著一根鐵管自動去保衛高爐的也是他；一聽說產院裏床位不夠，不費公家一文錢，收揀廢水管給產院製作了五十個鐵床的也是他……他帶出了數不清的徒工，許多人又成了新一代的先進工作者；他不服老，聽說青年工人王崇倫發明萬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四年多的任務，他提出了趕王崇倫的口號，回到廠裏就和大家研究如何為祖國創造更多的財富，在一個月內，他領導的修理廠就真的搞成了八項重大的技術改進。他不隻關心自己的修理廠，修理廠外的事也樣樣操心。他看見操縱礦石車的小夥子叫六百多攝氏度高溫的燒結礦烤得渾身大汗，每十分鍾就得渾身澆一次涼水來降溫，心裏十分著急，就和大夥商量，結果想出了安裝水管用環水降溫的辦法，把礦車內溫度由七十攝氏度一下降到三十攝氏度……
這位老管子工常常說的幾句話是：“國家是咱們的啦！”“不做亡國奴了嘛，這是給自己幹嘛！”這句話裏流露出了老人今天的喜悅、自豪和責任感，也浸透了過去的辛酸愁苦。他生在河北省豐潤縣的一個貧農的家裏，從記事時起，就很少吃過幹飯。他少年時給一個舉人家當長工，受不了欺壓，十六歲時闖關東去了，到了千金寨。到千金寨的第二年（一九一七年）正遇上這裏一次瓦斯大爆炸，這次勝利礦死了九百一十七名礦工，他親眼看見鬼子在礦井周圍拉上電網封鎖，而成千的婦女小孩圍在那裏哭聲震天，有的女人一看到自己親人燒成木炭似的屍體，就一頭撞上電網，電網裏外，全是死人。他在千金寨日本鬼子工頭手下做了十年鉗工學徒，除了做工還要給鬼子工頭做雜役。鬼子吃過飯午睡還要給鬼子捶背，有一次在捶背時碰掉了一個鋼銼，挨了一頓耳光。實在受不了了，他又跑到鞍鋼，一連幹了二十二年的管子工。受氣挨打，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投降，以為好日子來了，可是國民黨接收大員隻會盜賣器材，工人日子更難過，他隻好帶著女人孩子到鄉下去種地。他三十多歲才娶上親，一九四六年到妻子娘家海城鄉下，國民黨又天天抓兵，他隻好天天藏到頂棚裏躲著，不能做工又種不了地，全家快要餓死的時候，海城鄉下解放軍到了。從此，一個嶄新的生活，在一個飽經滄桑的五十多歲的老人麵前展開了。這是由奴隸變成主人的生活，一開始，他還不明白這個變化是怎麽回事。他被介紹到後方通化去做工，到了解放區，當迎接他的幹部親切地撫摩著他小女兒頭的時候，這第一次受到的兄弟般的待遇，使他老淚盈眶。他看到解放區的鐵廠廠長不但毫無架子，而且和工人一起幹，一起生活，他明白了這些人是自己的弟兄，是完全的自己人。等他在解放區工作了一年，鞍山解放後又回到鞍山時，在他心裏支配一切的隻有一個思想：“這是給自己幹，國家是咱們的啦！”
在我參觀的廠礦企業裏，到處都有老孟泰式的英雄，也都有類似老孟泰的舊時代奴隸的經曆。單單這個鞍鋼，我就曾聽說過發明反圍盤的張明山，會見過創造萬能工具胎的王崇倫。王崇倫是個年輕的刨床工人，但是也受過舊社會的折磨。在解放後，他並非立刻明白了周圍世界發生了什麽變化，甚至在一九五〇年還因為沒有漲他的工資，一怒之下三天沒去上班。但是當他一想起了舊時代的生活，一想起了在舊時代患了十幾年眼病的母親是解放後的國家治好的，他一明白了這些親身經曆的事實，這個智力和精力驚人的小夥子的勁頭馬上出來了，連舊的勞動定額都成了他的敵人，一齊被他連同那些舊思想一件一件地丟在腦後。於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就完成四年多的定額，被人稱作走在時間前麵的人。一九五七年我在鞍鋼看見他的時候，他已是工具車間的主任，正領導他的車間生產著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產品。後來在古海忠之談到中國人民的眉宇間的喜悅和自豪的時候，我就很快想起了這個車間。這個車間的工人，似乎每個人的眉宇間都有著喜悅和自豪呢！
在參觀中，我看到了無數這類的例子。每個例子都向我說明：中國人站起來了。中國人不但在戰場上可以打勝仗，而且在經濟建設上一樣能打勝仗。如果不是我親眼看到這個事實，如果十年前向我做出這樣預言，不僅勸中國人種高粱的日本人不信，連我也不信。
在過去的四十年間，我根本忘掉了自己的國籍，忘掉了自己是中國人。我曾隨著日本人一起稱頌大和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我曾跟鄭孝胥一起幻想由“客卿”“外力”來開發中國的資源，我曾與溥傑多次慨歎中國人之愚蠢與白種人之聰明。我進了管理所，還不相信新中國能在世界上站得住。在朝鮮戰場上中朝人民軍隊打了勝仗，我不是覺得揚眉吐氣而是提心吊膽，擔心美國人會扔原子彈。我不明白，在聯合國講壇上，中國共產黨人何以敢於控訴美帝國主義，而不怕把事情鬧大。我不明白在板門店的談判桌上，朝中方麵的代表何以敢於對美國人說：“從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休想從會議桌上得到。”總之，我患了嚴重的軟骨病。
美國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了字，日內瓦會議上顯示出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作用，這時我不由地想起了從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後“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政策，想起了蔣介石勒令人民對帝國主義凶犯忍辱吞聲以表示“泱泱大國民風”的“訓示”。中國近代一百零九年的對外史，就是從我曾祖父道光帝到國民黨蔣介石的軟骨症的病曆。從一八七一年清朝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節崇厚到法國去賠禮道歉起，到李鴻章去日本馬關，我父親去德國，以致北洋政府外交官參加巴黎和會，孔祥熙參加英王加冕典禮，哪一個不是去伺候洋人顏色的呢？
在那一百零九年間，那些帶著從大炮、鴉片一直到十字架和口香糖的自以為文明、高尚的人，他們到中國來，任意地燒、殺、搶、騙，把軍隊駐紮在京城、口岸、通都大邑、要道、要塞上，無一不把中國人看作奴隸、野人和靶子。他們在中國的日曆上，留下了數不清的“國恥紀念日”。他們和道光帝、西太後、奕劻、李鴻章、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訂了成堆的變中國人為奴隸的條約。以致在近百年的外交關係史上，出現了各種恥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機會均等、門戶開放、最惠國待遇、租借地、關稅抵押、領事裁判權、駐軍權、築路權、采礦權、內河航行權、空運權……除此而外，他們得到的還有傷驢一條賠美金百元，殺人一命償美金八十元，強奸中國婦女而不受中國法庭審判等等特權。
現在，那種屈辱的曆史是一去不複返了。中國人揚眉吐氣地站起來了，正滿懷信心地建設自己的祖國，讓一個個發出過恥笑聲的“洋人”閉上了嘴。
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我們聽到了一個小故事。汽車廠剛開始生產時，有個小學校的孩子們要來參觀。汽車廠打算派車去接，孩子們打電話來問是不是新造的車，廠方回答說，新造的是運貨卡車，坐著不舒服，準備派去的是進口的大轎車。孩子們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說：“進口轎車不如運貨卡車舒服，我們要坐祖國造的卡車！”
祖國，她在孩子們的心裏是如何崇高嗬！而在我過去的心中，卻四十多年一直沒個影子。
作為一個中國人，今天無論是站在世界上，還是生活在自己的社會裏，都是最尊嚴的。
關於別人日常怎麽樣地生活，我在過去（除了偽滿後期一段時間以外）對這問題總懷有好奇心。我有生第一次出去滿足這種好奇心，是到我父親的北府，第二次是借探病為名去看陳寶琛。我對他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很羨慕。後來我在天津，從西餐館和外國娛樂場所觀察過那些“高等華人”，覺得他們可能比我“自由”，但是不如我“尊貴”，我不太羨慕他們，但好奇心仍在。在偽滿，隻顧擔憂，不大好奇了。回國之後，起初根本沒想過這類問題，別人如何生活，與我無關，後來我感到前途明亮起來，這個問題又對我有了現實性，所以在這次參觀中，我特別留心了這個問題。結果是，勾起了我無數回憶，心中起了無限感慨。
獲得印象最深的是在哈爾濱。哈爾濱兒童公園裏的兒童鐵道，使我想起了跟螞蟻打交道的童年。我從兒童醫院的嬰兒出生統計和保健情況上，看出了這在當年清朝皇族家庭中，也是不可企望的。我坐在哈爾濱太陽島的條椅上，遙望江中的遊艇，聽著草地上男女青年們的手風琴聲和唱歌聲，想起了我前半生的歲月。我不但沒高興地唱過，就連坐在草上曬曬太陽的興致都沒有，更不用說是隨意地走走了。那時我擔心廚子賺我的菜錢，擔心日本人要我的命……而這裏，一切都是無憂無慮的。在我前麵幾丈遠的水濱上，有個青年畫家在專心致誌地寫生。我們坐在他身後，一直就沒看見他回過一次頭。他的提包和備用的畫布都堆在條椅腳下，根本沒有人替他看管，他似乎很有把握地知道，決沒有人會拿走他的東西。這樣的事，在舊社會裏簡直不可想象，而在這裏卻是個事實。
這也是一個事實：公園裏的電話亭裏，有一個小木箱，上麵貼著一張寫著“每次四分，自投入箱”的紙條。
據一個同伴說，太陽島上從前有個俱樂部，上一次廁所都要給小費的。但是現在，家裏人來信說，你無論在哪個飯館、旅店、澡堂等等地方，如果給服務人員小費，那就會被服務員看作是對他們的侮辱。這也是事實。
在哈爾濱最後幾天的參觀，我從兩個地方看出了世界上兩類人的不同。一個地方是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造過孽的平房區，另一個地方是東北烈士館。
二次大戰後，日本出版了一本《七三一細菌部隊》，作者署名秋山浩，是七三一部隊的成員，寫的是他在部隊時，從一個角落上所看到的事情。據書上說，這是一座周圍四公裏的建築群，主樓比日本丸之內大廈大四倍，裏麵有三千名工作人員，養著數以萬計的老鼠，擁有所謂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著天文數字的跳蚤，每月生產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場”裏設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試驗用的活人監獄，囚禁的人都是戰俘和抗日愛國的誌士們，有中國人，蘇聯人，也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這些人不被稱為人，隻是被他們叫作“木頭”。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裏麵，受到的試驗令人慘不忍聞：有的被剝得淨光，在輸進冷氣的櫃子裏受凍傷試驗，舉著凍掉了肌肉隻剩下骨頭的手臂哆嗦著；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術台上，被那些穿著潔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著；有的被綁在柱子上，隻穿一件小褲衩，忍受著細菌彈在麵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壯，然後接受某種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試驗，這樣一直到死掉為止……
那個作者在七三一部隊時聽說，培養這些病菌，威力可超過任何武器，可以殺掉一億人口，這是日本軍人弓！以自豪的。
在蘇聯紅軍進逼哈爾濱的時候，這個部隊為了消滅罪證，將遺下的幾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燒成灰埋進一個大坑裏。由於這些劊子手過於心慌，大部分人沒有燒透，坑裏埋不下，於是又把半熟的屍體從坑裏扒出來，分出骨肉，把肉燒化，把人骨用粉碎機碾碎，然後又用炸藥把主建築炸毀。
不久以後，附近的村莊裏有人走過廢墟，看到一個破陶瓷罐子裏盡是跳蚤。這人受到了跳蚤叮咬，萬沒想到，劊子手遺下的鼠疫菌已進到他的體內。於是這個村莊便發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馬上派出了醫療大軍進行防治搶救，可是這個一百來戶的村子還是被奪去了一百四十二條性命。
這是我訪問的一個社員，勞動模範薑淑清親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實。她給我們講了這個村子在偽滿時期受過的罪之後，說：“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繳了槍，人民政府帶著咱過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給自個兒收下了莊稼，大夥高高興興地都說從這可好了，人民政府領導咱們就要過好日子了，誰知道小鬼子的壞心眼子還沒有使完，走了還留下這一手！狠毒哪！”
“人活在世上，總應該做些對人類有益的事，才活得有意義，有把握。”
這是有一次所長說的話。這句話現在從我心底發出了響聲。製造鼠疫菌的“瘟神”們和供奉“瘟神”的奴仆們，原是同一類的人，同是為了私欲，使出了一切毒辣和卑鄙的手段，不惜讓成億人走進毀滅。然而，這是枉然的，沒有“把握”的。“瘟神”的最科學的武器並不萬能，最費心機的欺詐並不能蒙住別人的眼睛。被毀滅的不是人民，而是“瘟神”自己。“瘟神”的武器和它的供奉者沒留下來，留下來的是今天正在建設幸福生活的人民，包括曾住在離“瘟神”不過幾百米地方的金星農業社這個村莊。這真是活得最有“把握”的人。
由於他們是同樣地有“把握”，所以薑大娘說的是台山堡劉大娘同樣的話：
“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學習，好好改造吧！”
無論是在薑大娘的幹淨明亮的小屋裏，還是農業社的寬闊的辦公室裏，我都有這樣一個感覺：金星社的社員們談到過去，是簡短的、緩慢的，但是一提到現在和未來，那氣氛就完全不同了。談到今天的收成，特別是他們的蔬菜生產，那真是又仔細，又生動。為了證明他們的話，社員們還領我們去看了他們的暖窖設備，看了新買來的生產資料—排灌機、載重汽車、各種各樣的化肥，看了新建的學校、衛生所和新架設的電線。當他們談到明年的計劃指標時，更是神采飛揚。社長說得很謹慎，他向我指著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說：“明年大秋之後，我想可能多蓋幾間。”他說到幾間時，我們誰也不相信那僅僅是三五間或十來間。
在我們離開這個村莊的時候，社員們搬來了整筐的黃瓜、小紅蘿卜送給我們。“留下吧，這是咱社裏剛收的，東西不值錢，可是很新鮮。”社長不顧我們的辭謝，硬把筐子送進我們的車裏。
我在車窗口凝視著逐漸遠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頂，回想著金星社長說到的那幾句：“我想著……”不知為什麽，這句非常平凡的話，聽在耳朵裏，曾給我一種不同凡響的感覺。現在我明白了。這些曾被我輕視過的認為最沒文化的人，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勤勤懇懇地勞動著，他們做的事情是平凡而又偉大的，因為他們讓大地給人類生長出糧食和蔬菜瓜果；他們的理想也是平凡而又偉大的，因為他們要讓茅屋變成瓦房，以便讓人們生活得更加美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過、看作優秀民族代表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他們掌握著近代的科學技術，幹的卻是製造瘟疫、製造死亡的勾當，他們也有理想，這理想便是奴役和消滅掉被壓迫的民族。這兩種人，究竟是誰文明誰野蠻呢？
平房區“細菌工場”遺留下的瓦礫，告訴了人們什麽叫作醜惡，東北烈士館裏每一件烈士的遺物又告訴了人們什麽叫作善良。這裏的每件陳列品都在告訴人們：它的主人當初為了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盡了最後一滴鮮血，讓生命發出了最燦爛的光輝。無論是細菌工場的殘磚爛鐵還是東北烈士館裏的血衣、遺墨，都是一麵鏡子，從這麵鏡子裏照出了我們這群參觀者過去的醜陋形象。
東北烈士館是一座莊嚴的羅馬式建築，當初被偽滿哈爾濱警察署占用過十四年。在那血腥的年代裏，這裏不知有多少骨頭最硬的中國人被審問、拷打、送上刑場。陳列在這裏的烈士照片和遺物，僅僅是極小的一部分。烈士館中每件實物和每件事跡，所指出的具體時間和地點，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憶。事變發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國共產黨滿洲省委召開緊急會議，號召東北的黨員和一切愛國士兵立即武裝起來，和敵人做鬥爭。那個決議書和哈爾濱小戎街三號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靜園的日子。為了挽救民族於危亡，東北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不顧蔣介石的阻攔，自己起來戰鬥了，而我在靜園裏卻加緊了賣國的罪惡活動。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鄭孝胥父子和羅振玉，湯崗子和旅順……
在講解人員介紹楊靖宇將軍的事跡的時候，我又回憶起那幾次“巡幸”到東邊道—楊靖宇、李紅光等將軍的抗聯第一軍活動地區—的情形。我在那裏看見過長白山的頂峰，看見過朝霧和初升的太陽。祖國的山野美景沒動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鐵路兩側的日本憲兵、偽滿國兵和警察。日本人辦的報紙上總在報道東邊道的“土匪”已剿淨，但是那次“巡幸”到這一帶，還是如臨大敵，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後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溝，我還聽說這裏“不太平”。抗日聯軍在這一帶一直戰鬥到日本投降。最後被消滅的不是抗聯，而是自稱勝利者的日本皇軍。抗聯當時麵對著強大的關東軍和裝備優越的偽滿國兵，處境的艱苦是難以想象的，但是從陳列的當時使用過的飯鍋、水壺、自製斧頭、磨得漆皮都沒有了的縫紉機等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這些用具的主人的聲容笑貌—這是我從龍鳳礦那位青年主任的臉上看見過的，是隻有充滿著堅強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聲容笑貌。在一雙用樺樹皮做的鞋子麵前，我似乎聽到了那種自信、高亢的聲調，唱出了那首流傳過的歌謠：
樺皮鞋，是國貨，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繩，皮子就在樹上剝。樺皮鞋，不簡單，戰士穿上能爬山；時髦小姐買不到，有錢太太沒福穿。樺皮鞋，真正好，戰士穿上滿山跑，追得鬼子喪了膽，追得汽車嘟嘟叫！
日本人當初叫我“裁可”一批批的法令，然後據此施行了集家並屯、統製糧穀等等政策，封鎖了山區，用盡一切辦法去斷絕抗聯軍隊與外界的經濟聯係。它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甚至楊靖宇將軍和一部分部隊被包圍起來了，絕糧的情況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了，但是戰鬥還是在繼續著，繼續到日本人懷疑了自己所有的情報和所有的常識。為什麽這些人沒有糧還在打？他們吃什麽？楊靖宇將軍不幸犧牲了，日本人為了解開這個謎，破開了將軍的肚子，他們從這個堅強不屈的人的胃裏，找到的是草根、樹葉……
我記起了吉岡安直發出過的歎息：“共產軍，真是可怕！”在擁有飛機、坦克的日本皇軍眼裏，草根竟然是可怕的東西。
在楊靖宇將軍和他的戰友們歌唱著樺皮鞋，嚼著草根，對著那張舊地圖上展望著祖國大地未來的時候，我正在害著怕，怕日本人的拋棄，怕夜間的噩夢，我正吃煩了葷腥，終日打卦念經。
楊靖宇將軍遺下的地圖、圖章、血衣和他小時候寫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來。在我身後—我的同伴和日本戰犯們中間傳過來哭泣聲，聲音越來越響。參觀到趙一曼烈士遺像麵前的時候，有人從行列中擠了出來，跪在烈士像前一麵痛哭一麵碰頭在地。
“我就是那個偽警署長……”
這是偽勤勞部大臣於鏡濤，他原先是這個哈爾濱的警察署長，趙一曼烈士當初就押在這個警察署，就是在這間陳列室裏受的審訊，而審訊者之中正有這個於鏡濤。
當年的審訊者，今天成了囚犯，受到了曆史的審判。不用說，應該哭的決不僅是於鏡濤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