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日本戰犯
六七月間，我和幾個同伴去沈陽，出席軍事法庭，為審判日本戰犯向法庭做證。
從報上知道，在中國共關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戰犯，一部分在撫順，一部分在太原，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時期中的犯罪分子。一九五六年的六月和七月，有四十五名分別在太原和沈陽判了徒刑，其餘都受到了免訴處理，由中國紅十字會協助他們回了國。在沈陽審判的是押在撫順的戰犯，兩批審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偽滿時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撫順管理所的大會講壇上看見過。前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偽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是我和四名偽滿大臣做證的對方。古海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後來被法庭判處徒刑十
八年 。
我走進這個審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時候，忽然想起了朝鮮戰爭的勝利，想起了日內瓦談判的勝利，想起了建國以來的外交關係。如今，在中國的土地上審判日本戰犯，這更是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在誌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一起打勝仗的日子，我那時隻想到，我除了向中國人民認罪求恕外，別無其他出路。到這次審判日本戰犯時，出現在我心頭的已不是出路問題，而是遠遠超過了個人問題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還不隻限於民族自豪感。我從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問題。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後陳述中說了這樣的話：
“在東北全境，沒有一寸土地沒留下慘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痕跡。帝國主義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認識到我是一個公然違反國際法和人道原則，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戰爭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國人民謝罪。對於我這樣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來，中國人民始終給我以人道主義待遇，同時給了我冷靜地認識自己的罪行的機會。由於這些，我才恢複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應該走的道路。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給我的，我不知道怎樣來感激中國人民。”
我到如今還記得，我在法庭上做證發言後，庭上叫他陳述意見時，他深深鞠了一個躬，流著淚說道：
“證人所說的完全是事實。”
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東京國際法庭。在那裏，日本戰犯通過他們的律師叫囂著，攻擊著證人，為著減輕罪罰，百般設法，掩蓋自己的罪行。而在這裏，不僅是古海，不僅是我的做證對方而是所有受到審判的戰犯全部認罪服刑。
關於日本戰犯，我的弟弟和妹夫們，特別是記性好的老萬，講它幾天也講不完。他們從檢舉認罪開始，便參加翻譯日本戰犯大量的認罪材料，大批日本戰犯遣送回國後，他們又協助管理所翻譯大量的日本來信。妹夫們釋放之後，這工作由溥傑和老邦幾個人擔任。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斷地零碎地從他們嘴裏聽到不少日本戰犯的故事。
有個日本戰犯，是前陸軍將官，在一九五四年檢察機關開始調查時，也許是由於他怕，也許是由於敵視，是從他嘴裏查不出多少東西的。甚至在大會上，受到他的部下官兵的指控時，他還沒放下自己的將官架子。但是這次在法庭上，他承認了指揮他的部隊在冀東地區和河南浚縣等地，進行過六次集體屠殺和平居民的罪行。例如，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屬下的一個聯隊，在潘家戴莊屠殺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燒掉民房一千多間的罪行。他在法庭麵前承認了所有這些事實。他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之後，向記者說：“在進行判決時，我按照我過去的罪行來判斷，認為中國對我這樣悖逆人道、違反國際公法的人，當然要從嚴處斷，處以死刑。”他又說，在調查犯罪事實的時候，是非常正確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他們在舊社會未曾見聞過的方法進行調查的。他說，盡管自己的罪惡沒有什麽辯護餘地，可是法庭還是派了辯護人來，起訴書也是幾天前送交他的，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人格的尊重。說到犯罪，他說：“當我想到我曾經殺害過很多的中國人民，使他們的遺屬的生活遭到困難，而目前照顧我的正是被害者的親人，這時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有個日本前大佐，受到了不起訴處分而被釋放。我的三妹夫曾翻過一封從日本的來信，是和這位大佐同船回國的一個戰犯寫的，信裏提到日本記者知道了這個大佐在監獄裏被他的部下（也是戰犯）追問過去的罪行時，很是惱怒，所以在船上訪問了他，希望他說點和別人不同的話，因為戰犯們對新中國的稱讚和感激，已經使某些記者早不耐煩了。他們從大佐的嘴裏並沒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任何東西，記者問他：“你為什麽還是說那些話？你現在還怕中國嗎？”他答：“我現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對中國有什麽怕的？我說的不過是事實罷了。”
三妹夫曾經擔任過病號室的組長，他遇見過一個住病號室的日本兵戰犯，他整天搗亂，不守監規，經常找護士和看守員的麻煩。到宣布了釋放，開送別會的時候，他忽然哭了起來，當眾講出了自己的錯誤。還有個病號，雖然不像這個小兵那樣搗亂，也是根本不想認罪的。他得的是直腸癌，因病情惡化把他送到醫院裏去急救，動了兩次手術，做了人工肛門，而且醫生為他輸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後，他在一次大會上，當眾敘述了他過去如何殘殺和拷打中國人的罪行，又對照了中國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搶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麵哭一麵講，台下的人也一麵哭一麵聽……
有一天，我們平整場地、修建花壇，從院子裏的土坑裏挖出了一具白骨，頭骨上有一個彈孔。學過西醫的老元和老憲都判斷死者生前是一個少女。後來，老萬翻譯了一個日本戰犯的文章，這人是從前撫順監獄的典獄長，他描述了那時關押愛國誌士時的地獄景象：那時這裏隻有拷打聲、鐐銬聲、慘叫聲；那時這裏又臭又髒，冬天牆上一層冰，夏天到處是蚊蠅；那時每個囚犯每天隻給一小碗高粱米，還要終日做苦役，許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說：“現在這裏隻有唱歌聲、音樂聲、歡笑聲，如果有人走到圍牆外，決不會想到這裏是監獄；現在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紗窗，過去苦役工廠成了鍋爐房和麵包房，從前愛國誌士受折磨的暗室現在成了醫務室的藥房，從前的倉庫現在修成了浴室，現在他們的人格受到尊重，他們每天可以學習，可以演奏樂器，可以繪畫，可以打球，誰會相信這裏是監獄？”他說：“現在中國正在建設給全人類帶來幸福的事業，讓我們走正當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戰犯寫的文章中都說過，當他們被蘇聯送到中國來的時候，是恐懼的，是不服氣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樣，剛來的時候隻會用自己的思想方法來推測，完全不理解為什麽中國人民這樣對待他們。他們看到修建鍋爐房時，以為是蓋殺人房，看到修建醫務所、安裝醫療設備時，以為也像他們幹的那樣，要用俘虜做試驗。還有人把寬大和人道待遇看作是軟弱。有個憲兵，在剛從蘇聯押到中國時是被日本戰犯看作“日本好男子”的，終日大聲叫罵。所方找他談話，他側身站在所方幹部麵前說：“我是蘇聯軍隊俘虜的，你們有什麽資格來問我？”所方的人員對他說：“我們中國人民並沒有請你到中國來殺人，但是有權利來向你追究你的血債！現在沒資格說話的是你。你自己想想去吧。人到世界上來應該給人類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麽呢？”他還以為要給他動刑，再給他一次逞硬的機會，可是就叫他這樣去了，再沒理他。不久，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誌願軍勝利的消息接二連三地傳來了，他再也不鬧了，因為他知道了講道理的人並不是軟弱，而野蠻卻正是虛弱的表現。他變成了不聲不響，終於自己主動地講出了他的罪行。
日本戰犯這些故事流傳出來之前，日本戰犯的變化是幾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時隻顧考慮自己的問題，就像從前看報和看家信一樣，無心認真去思索。其實從一九五四年前後起，日本戰犯們的變化就不斷地顯露出來。我不如從溥傑的殘缺的一九五五年日記裏抄些有關段落，借以說明（括弧中的話是我的注解）：
一月二十六日
晚間看日本戰犯演舞踴及音樂劇（這是我們第一次看他們表演，以前是他們自演自看，他們這時已擁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管弦樂隊。樂器是所方為他們籌辦的），都是取材我國人民解放軍如何愛護人民、反帝及國際主義精神，和反對原子戰爭的日本人民的奮鬥實例而成的。（劇終後）日本戰犯們不少聲淚俱下的表示反對美帝的原子能壟斷（不少戰犯說到自己親人是死在原子彈之下的），並感謝我國人民政府之寬大政策。
五月二日
白天仍是遊戲了一天（因為過“五一”節，連著兩天舉行娛樂慶祝活動），晚間看日本戰犯們的歌舞晚會，第六所的及第五所的前佐官級的戰犯，也都參加了表演，這是向來所無的事，使我深刻地感到“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白毛女”影片上的話。
五月五日
晚間看了（日本）戰犯們的演劇“原爆之子”，才演了一場，因為晚間院內太冷（這天忽然起了風），所方怕出演者及觀眾（演出者隻有日本戰犯，觀眾是全體戰犯）受了涼，遂臨時中止，俟天氣好時再演（這個露天會場，是日本戰犯用了不過三四天，就建築起來的）。
五月六日
今晚看了“原爆之子”……情節頗感動人……（這寫的是長崎受到戰爭慘禍的故事）。
五月十五日
……參加亞洲會議的日本代表二十餘人到這裏參觀，其代表團長聲淚俱下地感謝了我國政府之對於戰犯們的人道待遇。戰犯代表也致答詞，聲言其改邪歸正今後誓為保衛和平而鬥爭的決心，戰犯們有很多人都感動得落下淚。所方並允許該代表團員與所認識的戰犯們會見。
六月十一日
終日看（日本）戰犯所舉行的運動會（這個運動場也是日本戰犯自己修的），其組織性並其創意功夫，是可以供我們做參考的（在運動會上，他們的啦啦隊很出色）。
七月四日
晚間看（日本）戰犯們的歌唱、音樂、舞蹈會。
大約是片山哲 來了罷，至深夜仍聽到他們在歡呼拍掌。
回想了一下，就覺出了他們的變化是很明顯的。為什麽這些身為囚犯的人變得那樣高興，那樣生氣勃勃？為什麽在釋放之後，坐在興安丸上，還帶著管理所送他們的那套管弦樂器，流著淚向逝去的中國的海岸吹奏？為什麽他們最愛唱“東京—北京”？為什麽連每個被判刑的人都在反複地說著：“我感激中國人民！”“我悔恨……”
古海這樣說，罵過人的這樣說，耍過無賴的也這樣說。從日本來的信裏，常有這樣的話：“我從中國知道了應當怎樣活著”“我認識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時，對於祝福我的身心健康與我握手的所長先生，你那手上的溫暖是永不會失去的”。
有幾個戰犯，從日本報紙、雜誌上知道美國軍隊占領了他們的土地之後，出現了一種叫“胖胖女郎”的婦女職業，這是和我國解放前“吉普女郎 ”類似的現象，他們惱怒起來，罵那些女人不要臉。有人寫信給他的妻子，問她是不是也幹了這個。這封信經過檢查，被所方管教人員留下來，拿著找到他，十分耐心地說：“你再考慮考慮，這樣給妻子寫，合適不合適？不用說你問得毫無根據，即使有根據，你也要想一想，這是誰的罪過？難道要叫一個女人負責嗎？”這個戰犯聽了一聲不響，突然他把那封信團起來扔在地上，然後抱頭大哭起來。
是的，那些感激中國人民的人，不隻是感激中國人民的寬大，他們更感激中國人民給他們認識了真理，明白了許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認識了皇帝是怎麽回事似的，他們也明白了軍國主義的真相和日本的現實。他們回國之後來信談到了少年犯罪數字的驚人，談到了胖胖女郎的命運。在管理所放映過的日本電影《基地的兒童》《戰火中的婦女》都是現實。塞班島的婦女在刺刀逼迫下走進海水，絕望的母親用雙手把自己剛出生的嬰兒舉到水麵上，這些現實剛過去，美軍的基地出現了，美國坦克軋著他們的土地，美軍的飛機染汙他們的天空，美國大兵奸汙他們的婦女……
一個回到農村的人，來信沉痛地說：“村中一部分青年變了，有當強盜的，有為了婦女問題而殺人的，有的參加了自衛隊，沉溺在酒和婦女的墮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門窗關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麵是腐敗的，電影也是誨**誨盜的多，還有從前時代的戲以及劍道柔道和射擊的遊戲。兒童做著殺人的遊戲，對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聽從。物資應有盡有，可是窮人是沒錢買的……”
他們在中國認識到了真理，他們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的祖國蒙受災難的真相，他們一明白了這些道理，就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他們到處講演，講新中國，講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反對複活軍國主義，要求獨立民主與和平。他們何以如此呢？他們受到許多的限製、監視，但是他們並不畏縮，他們有很多辦法對付那些限製。反動派不準他們演出中國的舞蹈，他們就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紅綢舞教給職業歌舞伎座，於是中國的紅綢舞和秧歌舞傳遍了日本全國各地。他們何以有這些辦法呢？力量是哪裏來的呢？
從妹夫們零星的但是興奮的談話中，我知道了在日本發生的許多關於歸國戰犯們的故事，這些故事歸結出一個事實：他們到處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他們把真理告訴了人民，人民支持了他們。
有許多人來信敘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親友、同鄉，以及團體、學校邀請去講他的監獄生活，講中國的事情。他們講了中國人民對日本人民的友情，講了強大起來的中國對戰爭是什麽態度，中國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麽。對他的話，有人懷疑，有人采取保留態度，有人相信。但越來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對於回去的人的信任。對於回去的人，親美的反動統治者越不喜歡，人民卻是越相信他……
他們一回國便出版了一本書：《三光政策》。那些親身參與了日本軍隊在中國暴行的人寫下了他們如何在中國土地上製造無人區，如何拿中國人民做細菌武器的試驗，如何把活人解剖……這本書第一版五萬冊，在一個星期裏便賣光了！
有幾位前軍人、退伍的將軍們，聽了他們一位回國的舊同事談了幾年來的生活和感受後，默然良久，最後說：“憑了我們的良知和對你的了解，我們相信你所說的每一句話。不過，這些話隻能是在屋裏說。”
有一個村莊，在聽了剛從中國回去的這位同鄉說完以後，凡是有什麽問題，人們總愛說：“找××去吧。他是我們村裏懂得最多的人。”
有一個村莊，他們的剛剛回來的同鄉不大愛說話，隻是改變過去在家的習慣，鄉親們很詫異這個人為什麽如今這樣和善，這樣愛幫助別人。當知道了這是在中國發生的變化以後，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
還有一個村莊，他們拿著“武運長久”的旗子，像歡迎凱旋的將軍似的歡迎回國的人。但是這個受歡迎的人，一下了火車，就向他的鄉親們發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講，結果人們明白了廣島的災難原因，都流下了眼淚，“武運長久”的旗子也跌落在地上了……
有一個母親，聽她被釋放回去的兒子講述了十多年來的生活之後，便問道：“北京在哪裏？”兒子告訴了她。她於是發現了褥墊放的不對頭，不應當讓雙腳朝著這個方向，便急忙把褥墊調動過來，叫頭朝著北京—那裏是真理與希望。這是一個母親的希望。
許許多多的戰犯家屬—他們許多都是樸實的勞動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們從前有不少人給中國政府寫過信，要求釋放他們的丈夫或兒子，說他們都是無罪的人。後來他們有人要求到中國來看他們的親人，他們來了，聽了親人們的講述，有的聽了中國人民在法庭上控訴的錄音，他們和監獄裏的親人一齊哭了，他們承認了監獄裏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們是上了軍國主義的當。
日本戰犯的變化，猶如我的家族的變化一樣，給了我極大的震動。我從這些變化中看出了一個事實：共產黨人是以理服人的。
所方擔任翻譯工作的一位崔科員，他說的一個故事是更有代表性的。在一九五八年全國出現的一次從寫文章慶祝建國十周年的運動中，他也寫了一篇不曾公開發表的文章（當時各個部門都有自己印行的文集或小報，登載這類作品）記錄了這件事。題目是《一封日本來信》。這篇文章雖比我在一九五六年聽到的簡單些，卻更傳神些，所以借來摘抄在下麵。
這兩天，辦公室裏獨我一個人，忙著寫一份總結。由於精神過分集中，連有人走進屋來都一點也沒察覺。
“老崔，你的信。”收發員小張拍了我一下肩頭，把信扔在桌上，轉身就走了。
拿起信，一看信封便知道這是從日本寄來的。信封的背麵，簽署著寫信人的名字：荒川文子。日本來信是個很平常的事情，一般說來，隻要看看簽名便能一下子聯想起來信人的一切。可是這個荒川文子是誰呢？我想從記憶中搜尋出這個人的影子，可是想來想去竟沒有一點印象。我著急地撕開了信，急急地小聲讀起來：
這次由於中國人民政府的關懷，管理所各位和崔先生的照顧，使我的老母和我的女兒，與她的親人荒川武雄做了歡喜的相見。真是太謝謝了。我的老母親和我的女兒，已經在九月七日從貴國回到家裏。老母親臉上增加了喜悅，逢人就講她的兒子在中國如何如何的好：我的女兒也比以前更加活潑了，常常歡歡喜喜地把在中國的見聞，一樣一樣地告訴我：“媽媽！中國人都是好心腸的人，他們都很疼愛我……”
看到這，我知道寫信人沒有來過我國，她是隨祖母來探望父親的小和榮的母親。這不由得使我回憶起日本戰犯家屬來所探望戰犯時的情形。
那是一九五四年炎熱夏天的一個午後，日本戰犯家屬一行五十六人，來到了戰犯管理所。人群中有兩個人很引人注意：一位看樣子是年過花甲的老婦人，穿一身古銅色的大和服，一副慈祥的臉上布滿了皺紋，頭總是輕輕地搖動；依在老婦人身邊的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穿白色的衣裙，腳穿一雙小白鞋，看人時小脖一歪，大眼睛滴溜溜的。活像個“小白鴿”。這一老一小是來看戰犯荒川武雄的。
我的任務是給家屬們當翻譯。她們聽完所長對監獄情況的簡單介紹後，我把她們引到與戰犯會見的地方。
接見時，每一家人有一個單獨的房間，幹幹淨淨。房間裏有茶桌，並按人數多少擺上了椅子，還給年齡大一些的家屬備上了床鋪。這位老婦人一進到房間，就被感動了，連說：
“沒有一點兒監獄的感覺，沒有一點兒監獄的感覺。”
他們一見麵感情都很激動。戰犯荒川武雄剛一進門，他母親撲過去，又驚又喜，呆若木人。荒川抱住他的母親，一時說不出話來。
“我想一定隔著鐵窗說話的。”母親第一句話就說，“沒想到談話是這麽自由！”她又上下打量兒子健壯的身體說，“你是這樣的健康。”
“媽媽，從報紙上看到登載你的名字，我真高興。”兒子激動地說，“媽媽，可是被我殺害的中國人再也不能見到自己的母親了。”
兒子哭了起來。
“你的姐姐、侄子，都是一九四五年在廣島被美國原子彈炸死了……”老人隻顧抹眼淚，好半天才說了這麽一句，可是又哽住了。
母子倆陷入沉痛的回憶中。“小白鴿”給驚呆了。
當我第二次來到這個房間時，正趕上日本記者在這裏訪問。隻聽荒川向記者說：
“……對中國政府不知怎樣感謝才好。過去我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不但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無限的災難，我的姐姐和侄子……這無疑等於我參與殺死了他們。”
“你如果回國後，打算做什麽？”記者問他。
“堅決反對侵略戰爭，為世界和平事業貢獻我的餘生。”荒川回答。
顯然，這位記者不願意再聽下去，轉身向外走去。
“記者的職責是真實報道，我希望你們回去後要真實地報道這裏的情況。”荒川高聲對記者嚷道，爾後轉身把母親拉到我的麵前，介紹說：“這位先生姓崔。”
“你們教育了我的孩子，比我這做母親的還好，實在太謝謝了。”他的母親用感激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點頭鞠躬，嘴裏不停地叨念著最後這句話：“太謝謝了！太謝謝了！”
荒川給我解釋說，剛才給他母親講述了他在中國所犯的嚴重罪行，無論根據什麽法律也要判處死刑的，可是中國人民不但沒處死他，還耐心地教育他認罪。又說那一次得了重病，生命有危險，管理所及時給他醫治，使他恢複了健康。中國人民給了他生命，中國人民是他的再生父母。他母親聽了以後，遙向北京叩了頭。
“中國人頂好，管理所先生頂好。”他的老母親這時無拘束地笑了，感激地說。
“這是共產黨和毛主席要我們這樣做的。”我這樣向她解釋。她又操著生硬的中國話說：
“共產黨頂好，毛澤東頂好。”
這個“小白鴿”呢，也歪著脖用天真的敬慕的眼睛看我。
半個月以後的一天晚上，我們用汽車從賓館把戰犯家屬接來看電影，看完電影已九點多鍾了。我隨著人群順著走廊往外走。走廊上有稀疏的燈光，外邊天空更顯得墨一樣的黑。借燈光望去，外頭正下著小雨，微風拂柳梢，雨水輕輕地洗滌著園裏的菜蔬，菜葉兒顯得又大又綠。我默然預想著合作化**後的第一個豐收景象。
“崔先生看電影了？”聽聲音回頭一看，原來是戰犯荒川的母親在喚我。還沒有等我回答，她又接著說下去：“一幕一幕的殺人，太可怕了。我好像看見了我的兒子在中國殺人、放火的情形。這些戰犯統統的劊子手，想不到的，太可惡了。”老人的心情是激憤的。隨後她的聲音又充滿了感激：“中國政府，徹底地叫他們認識錯誤，是完全應該的。我相信我的兒子在你們的教育下，會變成誠實、正直的人，太感謝了。”
“小白鴿”走在她祖母的身後。我問她：
“看懂電影沒有？”
“爸爸是壞人。”她回答。說著低下了頭。
我撫摩著她的柔軟的頭發說：“相信他吧，他是會改好的。”這是個很聰明很可愛的孩子。每逢見到我們時，便老遠就喊“中國叔叔”，然後跑到我的身邊，問這又問那。有一天她看見在監獄附近的空地上，一群小學生們在歡樂愉快地遊戲，唱著《東方紅》和《少先隊員之歌》，有的小孩子的脖上還係著鮮豔的紅領巾，她便把她那粉紅色的紗巾係在脖子上，還非叫我教她唱歌不可。真沒想到，在戰犯家屬們臨別的晚會上，這孩子在台上唱了兩支歌：一支是《東京—北京》，一支就是《東方紅》……
我繼續看下去：
我的老母親，已經向我們的親人們做過好幾次報告了。昨天，在一個院落裏，居民們聚集三十人，一定要聽一聽關於中國的事情。母親又給他們講了兩小時。
我的小女兒也總是跟著她的奶奶去，遇到熟人就講中國人如何好啦，士兵給她糖吃啦，又是和管理所中國叔叔一塊唱歌一塊跳舞啦。她還跟我說：“還要到中國去，這回媽媽帶我去吧！”我自己呢，也在積極地參加反對戰爭、保衛和平、促進中日友好的鬥爭。明日我就去參加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化的遊行。我立誓要把和榮撫育成為一個為保衛和平而戰的健全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