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東北人民的災難和仇恨

關於日本侵略者在東北造下的災難，我過去從來沒聽人具體地談過，也從來沒有在這方麵用過心。我多少知道一些東北人民的怨恨，但是我隻想到那是東北人與日本人之間的事，與我無關。曆史過去了十來年，到今天我才如夢初醒，才感覺到真正的嚴重性。

工作團的人員給我們專門講過一次，關於日本侵略者在東北罪行的部分調查結果。我當時聽了還有點疑惑。他列舉了一些不完全的統計數字，例如慘案數字，某些慘案中的集體屠殺的數字，種植鴉片麵積、吸鴉片的煙民及從鴉片販賣中獲得利潤的數字，等等，都是駭人聽聞的。那些屠殺、慘案的情節更是令人發指。我聽的時候一麵感到毛骨悚然，一麵卻在想：“果真是如此嗎？如果是真的，我不知道，怎麽我的弟弟、妹夫、侄子和隨侍他們也沒有人向我說過呢？”

一直到後來參加了日本戰犯的學習大會，我才不再懷疑這些血淋淋的事實。

我們這是第一次看見日本戰犯。後來從報上才知道，撫順的日本戰犯是在中國羈押的日本戰犯的一部分。根據這次大會和後來日本戰犯的釋放、宣判以及以後陸續得到的消息，我們發現這些罪犯在學習中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關於這點，我後麵還要說到。現在說一說這個大會。這個大會雖然有所方和工作團的人員在場，事實上是由他們自己的“學委會”組織起來的。“學委會”是在大多數日本戰犯思想有了覺悟後，自己選出來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學習的組織。在這次大會上，有幾個日本戰犯講了自己的學習體會，坦白交代了許多罪行，有的人則對別人進行了檢舉。他們用事實回答了一個學習的中心問題：日本帝國主義是不是在中國犯了罪。我們全體偽滿戰犯參加大會旁聽。在那些坦白與檢舉中，給我們印象最深、使我們感到震動最大的是前偽滿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和一個偽滿憲兵隊長的坦白。

古海忠之是日本軍部跟前的紅人，他和武部六藏（總務廳長官）秉承關東軍的意旨，以偽滿政權的實際統治者的地位，策劃和執行了對全東北的掠奪和統治。他具體地談出了強占東北農民土地的移民開拓政策，掠奪東北資源的“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毒害東北人民的鴉片政策，以及如何榨取東北的糧食和其他物資以準備太平洋戰爭等等的內幕。他談出了許多秘密會議的內情，談出了許多令人咋舌的數字；他所談到的那些政策的後果，每個例子都是一個慘案。例如一九四四年從各縣征用了一萬五千多名勞工，在興安嶺王爺廟修建軍事工程，由於勞動與生活條件惡劣，在嚴寒中缺吃少穿，死掉了六千多人。又例如為了準備對蘇作戰，修改流入興凱湖的穆棱河河道，工人由於同樣原因致死的有一千七百多人。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談的鴉片政策。

一九三三年初，日軍在熱河發動軍事行動之前，為了籌辦軍費，決定采用鴉片政策。當時尚未控製東北的鴉片生產情況，手中現貨不足，乃向國外販進二百多萬兩，同時用飛機在熱河廣散傳單，鼓勵種植鴉片。後來，大約是一九三六年，在偽滿七省擴大種植麵積，大力生產，以後又以法律形式確定了鴉片的專賣壟斷。為了鼓勵吸毒，各地廣設“禁煙協會”、鴉片館，並設“女招待”，大事吸引青年。一九四二年，日本“興亞院”召開了“支那鴉片需給會議”，做出了“由滿洲國和蒙疆供應大東亞共榮圈內的鴉片需要”的決議，據此又在偽滿擴大種植麵積到三千公頃。據古海估計，至偽滿垮台止，偽滿共生產了鴉片約達三億兩之多。鴉片利潤在一九三八年占偽滿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一九四四年利潤增至三億元，為偽滿初期的一百倍，是日本侵略戰爭的軍費重要來源之一。吸毒的煙民，僅熱河一省就達三十萬人左右，全東北平均一百個居民裏就有五個中煙毒的人。

那個憲兵隊長所坦白的，都是非常具體的事例。他交代出的每件事，都是一幅血腥的圖畫。

他做過偽滿西南地區憲兵隊隊長。為了鎮壓人民，憲兵隊采取了各種恐怖的手段。殺人，往往是集體屠殺，殺後還召集群眾去參觀屍體。有時把一些他們認為可疑的人抓了來，站成一排，從中隨便挑出一個來，當眾用刀劈死。他自己用這種辦法就殺了三十多個。抓來的人，要受到各種刑罰的折磨：棍子打，鼻孔裏倒灌冷水、辣椒水、煤油，用香火燒，紅鐵烙，倒掛起來等等。

在許多日本戰犯的檢舉中，驚心動魄的慘劇是數不勝數的。這些慘劇的主演者實在比野獸還要殘暴。有一段故事我記得是這樣：一個日本兵闖進一戶人家，一個年輕的母親，正坐在鍋台邊上抱著孩子喂奶，這個兵一把搶走孩子，順手扔進開水鍋裏，然後強奸了那母親，最後用棍子插進**，活活弄死。這類的故事當年普遍發生於東北各地和日軍的各個占領區內。原來這就是“聖戰”的內容，這些“皇軍勇士”正是我當年祝福、遙拜、擁護的對象，正是我當年的依靠。

後來，檢察人員不斷地送來調查材料、統計材料和東北人民的控訴檢舉材料。當年東北地區的地獄景象，在我麵前越來越清晰。我終於明白了在我屈從、諂媚日本關東軍的同時，在我力求保存我的“尊號”的同時，有多少善良無辜的人死於非命；同時也明白了在我恬然事敵的時候，正有無數愛國誌士拋頭顱、灑熱血，向敵人進行著抗爭。

東北人民所遭受的殘害，如果不算直接在日本統治者手裏受到的那些，隻算經過偽政權和漢奸們那裏間接受到的，就可以不費事地舉出很多例子和數字來。例如在種種有關糧食的法令、政策，即所謂“糧穀出荷”的規定下，東北人民每年收獲的糧食被大批掠走，特別是在偽滿後期，東北人民隻能靠配給的玉米瓤、豆餅、橡子麵等等摻成的“混合麵”過日子。被掠去的糧食除了充做軍用，大部運往日本。輸日數量逐年增加，據偽滿官方資料，在一九四四年一年內，即輸往日本三百萬噸。在偽滿的最後六年間，糧食輸往日本共計一千一百一十多萬噸。

在統製糧穀、棉布、金屬等等物資的法令下，人民動不動就成了“經濟犯”。例如，大米是絕對不準老百姓吃的，即使從嘔吐中被發現是吃了大米，也要算“經濟犯”而被加以治罪。僅僅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的一年間，被當作“經濟犯”治罪的就有三十一萬七千一百人。當然，被抓去挨了一頓痛打之後放出來的，並不在此數之內。

東北農民在糧食被強征的同時，耕地也不斷地被侵占著。根據“日滿拓植條約”，日本計劃於二十年內從日本移民五百萬人到東北來。這個計劃沒有全部實現，日本就戰敗了，但是在最後兩年內移入的三十九萬人，就經過偽滿政權從東北農民手中奪去了土地三千六百五十萬公頃。此外，借口應付抗日聯軍而實行的“集家並屯”政策，又使東北人民喪失了大量土地，這尚未計算在內。

又例如，日本統治者為了榨取東北的資源，為了把東北建設成它的後方基地，通過偽滿政權，巧立了各種名目，殘酷地奴役著東北人民，實行了野蠻的奴隸勞動製度，造成了驚人的死亡。自一九三八年用我的名義頒行了“勞動統製法”後，每年強征勞工二百五十萬人（不算從關內征集的），強迫進行無償勞動。大都是在礦山和軍事工程中進行勞動，條件十分惡劣，造成了成批死亡。像一九四四年遼陽市的“防水作業”中，二千名青年勞工因勞動過度不到一年就被折磨死的，竟有一百七十人。吉林省蛟河縣靠山屯農民王盛才寫來一份控訴書，他說：

我哥哥王盛有在偽滿康德十年 舊曆一月間，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東安省 當勞工，他在那裏吃橡子麵，還不讓吃飽，夜晚睡在湖地上，還挨打受罵，共去七個月，折磨成病，回來後九個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親終日憂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隻剩下我一個人，使我家破人亡。

這樣的家庭，在當時的東北是非常普遍的。不僅是農民，普通的職工、學生，以及因檢查體格不合乎當兵條件的，即所謂“國兵漏”的青年，都要定期從事這種奴隸勞動，即所謂“勤勞奉仕”。蛟河縣拉法屯的陳承財控訴說：

偽滿康德十年的舊曆五月初一，偽蚊河縣公署把我和我鄉“國兵”檢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一九八名，編成“勤勞奉仕隊”，集中縣城。第三日由日本兵押著我們，到東安省勃河縣小王站屯做苦工。讓我們在野地裏挖了一米寬四十米長的溝渠，一棟挨一棟地搭起草席棚子。裏邊鋪些野草，非常潮濕，讓我們住在這裏。吃的簡直不能說了，每天隻有橡子麵飯團，也不給吃飽。在吃飯前還得排成隊，雙手舉飯“默禱”三分鍾。每天重勞動超過十二小時，不管天氣炎熱與寒冷，叫我們全脫光衣服進行勞動。冬天把我們凍得起疙瘩，夏天曬成膿疤直流水。就在這樣勞累苦難的環境下，為偽滿洲國修所謂“國境道”。我鄉富太河屯劉繼生家，一家隻父子二人，劉繼生就是於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工地上的。父親在家聽說兒子死了，也上吊自殺了。挨打是經常的事。在同年五月初四逃跑了五名，不幸被鬼子抓回一名，當場把抓回的青年用繩子拴在馬脖子上，人騎著馬在地裏磨，一直把這個人的肚子磨破，腸子流出而死。

處境最慘的是“矯正輔導院”裏的人。在偽滿後期，日本的統治，已經殘酷到接近瘋狂的程度。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和鎮壓人民越來越大的反抗，一九四三年頒布了“思想矯正法”和“保安矯正法”，在全東北各地普遍設立了集中營，名為“矯正輔導院”，以所謂“思想不良”或“社會浮浪”為名，綁架貧苦無業者或被認為有不滿情緒的人，從事最苦的勞役。有時候，連任何詢問都用不著，把行路人突然攔截起來，統統加上“浮浪者”的罪名，送進矯正輔導院。進去之後，就沒有出來的日子。那些熬到偽滿垮台的人，今天懷著刻骨的仇恨，向人民政府控訴了偽滿政權。鶴崗市翻身街的一個農民，偽滿時原在鶴崗“新開基滿洲土木”做工，一九四四年被以反滿抗日名義抓到偽警察署。同他一起的有十七個人。他們被毒打之後，被送到鶴崗矯正輔導院，強迫到東山煤礦挖煤，每天十二小時，每頓飯隻有一個小高粱飯團，沒衣服穿，沒被子蓋，經常受毒打。他說：

我母親聽說我在輔導院押著，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著刺網看我，被輔導警看見，當時把我母親揪著頭發，腳踢拳打了一頓，打得我母親躺在地下爬不起來。後來又用洋鎬打我，打得我渾身是傷，昏迷不醒，七天人事不知。有一次我們因為吃飯不給菜，同押的宋開通拿我的錢向過路人買些蔥，被輔導科的漢奸王科長看見，把我和宋開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錢。他們就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又把我裝在麻袋裏，不蹲下就敲腦袋，裝在麻袋裏舉起來摔，摔了三下我就昏過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個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個人就死了九個。我得了肺病，到現在不能做活。那時我母親也得了瘋魔，我三個弟弟那時最大的十一歲，他們每天討飯過活。

當時在鶴崗矯正輔導院用度科當用度員的尹影，在檢舉書上寫道：

偽滿鶴崗矯正輔導院從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號，囚禁人數達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員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錦等地區監獄裏押送來的。其中有一人叫陳永福，是我認識的。他在街上行走，無故被警察抓來的。在矯正輔導院裏的犯人，每天做工十二小時，每人每天隻給六兩粗糧，穿更生布衣。吃不飽穿不暖，做工時間又長，坑內通風不良，空氣非常惡劣。有了病不但不給營養的東西吃，反而將糧食減到四兩至三兩半，有的人怕減糧就帶病上班挖煤。就這樣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裏有的死了很長時間才被發現，死後當時並不給抬走，經一二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屍場中，用小木牌寫上號碼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樣堆成垛。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號我親眼看見使用黃毯子卷屍體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兩人抬一個，送到鶴崗東山“萬人坑”埋掉，將毯子拿回，再發給別人使用。

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鎮壓手段，經常由監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渾身發紫，還強迫勞動。我現在還記得有一次富錦縣監獄押送來的所謂“浮浪者”劉永才，被打在小便上，提回監房即死。……

偽滿的軍隊、警察、法院、監獄對東北人民的鎮壓，更是充滿了血腥氣，造成的慘案更是數不勝數。據檢察人員從殘餘的偽滿官方檔案裏找到的部分材料，就統計出了被偽滿軍殺害的抗日軍民有六萬餘人，屠殺的居民八千八百餘人，燒毀的民房有三千一百餘處所。偽滿警察、特務機關所殺害的善良人民，那數目是無法計算了。僅據三十六起有案可查的統計，在被逮捕的五千零九十八名愛國人士和無辜群眾中，隻有三人經不起訴釋放，檔案中聲明判死刑者四百二十一人，未判刑即死於獄中者二百十三人，判徒刑者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其餘二千二百八十四名則無下落。偽滿時期，東北是警察的世界，幾乎村村都有警察。一個縣的警察署，就等於是個閻王殿。這種地方製造的慘劇，在地獄裏也不過如此。肇源縣八家子有位六十一歲的農民黃永洪，當年因為給抗日聯軍送過信，被偽警察署提了去，他經曆了一場集體屠殺。他說：

這年陰曆二月二十六，偽警察提出我們被押的三十多人，讓拿著洋鎬到肇源西門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監獄。二十七日又提出我和王亞民、高壽三、劉成發四個人，另一批又提二十人，到了西門外，把那二十人槍斃了，又提來二十二個人，又把他們槍斃了。槍斃以後，警察在他們身上倒汽油，點著了燒，在燒的時候，有一個人未死，被火一燒，就出來逃跑，又被警察用槍打死了。燒完之後，叫我們四個人將他們四十二人用土都埋了。現在肇源西門外還有那個大坑，我還能找到那個地方……

這座活地獄，在“執政”“康德皇帝”“王道樂土”等等幌子底下存在了十四年！所有的殘酷暴行，都是在我這個“執政”和“皇帝”的標簽下進行的。每個受難者都被迫向“禦真影”叩拜，背誦“詔書”，感謝“親邦”和“皇帝”的恩賜。因此，今天每份控訴書後麵都有這類的呼聲：

“要求人民政府給我們申冤報仇！我們要向日寇和漢奸討還血債！”

“給我們死去的親人報仇！懲辦日寇和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