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家門以內
我不能過問政事，不能隨便外出走走，不能找個“大臣”談談，所以當關東軍那邊的電流通不過來的時候，我就無事可幹。我發展了遲眠晏起的習慣，晚上總要在後半夜，甚至過三點才睡，早晨要十一點才起。每日兩餐，早餐在中午十二點至一兩點，晚飯在九至十一點，有時是十二點。四點到五六點睡中覺。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這八個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罵、算卦、吃藥、害怕。
這四樣東西是相互有著關聯的。隨著日本崩潰的跡象越來越明顯，我越是恐怖，就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會殺我滅口。在這種心理支配下，我對日本人是伺候顏色、諂媚逢迎，對家門以內則是脾氣日趨暴躁，動輒打人罵人。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加發展，終日吃素念經，占卜打卦，求神佛保佑。在這種精神不寧和不正常的生活習慣下，本來就糟蹋壞了的身體，這時越發虛弱，因此又擠命打針吃藥。總而言之，這四樣東西構成了我昏天暗地、神神癲癲的生活。
我的殘暴多疑，早在紫禁城時代就種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向前發展了一步。在天津，我給傭人們立下了這樣的“家規”：
一、不準彼此隨便說話，以防結黨營私。
二、不準互相包庇袒護。
三、不準舞弊賺錢。
四、當同事犯有過錯時須立即報告。
五、上級對下級犯過的人，須在發現之後立即加以責打。
如果放鬆看管，罪加一等。
因為我的性格中，既有統治階級所具有的冷酷無情、殘忍凶暴的一麵，又有一種害怕因果報應，極其濃厚的迷信思想。所以，在定好這些杜漸防微的種種條款後，還在後麵附加了一項預備好的誓詞，叫他們對天盟誓。誓詞是：
“如果我違背了上述規則，甘心承受‘天罰’，定讓我遭‘天打五雷轟’的惡報！”
到了偽滿以後，我在狼的麵前是羊，在羊的麵前卻是隻狼。在我的大門內，我的殘忍暴虐行為，越發有了發展，例如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涼水”“跪鐵鏈”“過電”“站木籠”之類的刑罰。打人的花樣也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別人代替我打。受到這種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兩個，而是全體在場的人。在動手打的時候，必須打得很重，否則我便疑心他們朋比為奸，可能臨時轉移目標，讓所有人改打這個不肯使勁打人的人。有時，我心裏不高興，對屋裏的人都不滿意，我就下令叫他們都跪下，呈一環形，命令他們彼此互打耳光。
我的打罵對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幾乎包括家裏的一切人。那時我有幾個侄子，在宮裏念書，同時又是陪我說話、伺候我的人，是我培養的親信，可是我一樣地打罵他們。他們那時最怕我說的一句話，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樓下去挨打。
我這些舉動，除了說明我的蠻橫、狂妄、暴虐和喜怒無常的可恥性格之外，實在不能說明別的問題。有一次，一個童仆在我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別人根據我訂立的家規，把他告發了。我認為這是冒犯了我，立即命人重重責打了他一頓。其實這個寶座，不是我也坐得心驚肉跳嗎？
在長春，我因患痔瘡，買了不少坐藥。有個小侄子見到這種藥很稀奇，無意中說了一句，“很像個槍彈”，立刻觸了我的忌諱，“這不是咒我吃槍彈嗎！”在我的授意之下，其他的侄子們給了他一頓板子。
在我這種統治下，境遇最慘的是一批童仆。這是從長春的一個所謂慈善團體要來的孤兒，大約有十幾個，他們大都是父母被日本人殺害之後遺下來的。日本人怕這些後代記仇，便叫漢奸政權用慈善團體名義收養起來，並給他們改了姓名，進行奴化教育，用奴役勞動摧殘他們。當他們聽說被送到我這裏來的時候，有的還抱過很大希望，認為生活一定比在慈善會裏好些，事實上不但沒有什麽改善，反而更糟。他們在這裏，吃的是最壞的高粱米，穿的是破爛不堪的衣服，每天要幹十五六小時的活，晚上還要坐更守夜。冬天，因為又冷又餓，又累又困，有的在打掃工作中，不知不覺地伏在暖氣上睡去，以致烤得皮焦肉爛。他們挨打更是經常的。幹活睡覺要挨打，掃地不幹淨要挨打，說話大聲要挨打。心裏不高興的隨侍，還常拿他們出氣。為了處罰他們，負責管理他們的隨侍，特地設了禁閉室。這些孤兒在種種折磨下，長到十七八歲，還矮小得像十來歲的孩子。
有一個叫孫博元的童仆，就是被生生折磨死的。這孩子在偽宮裏實在受不了，他幻想著外麵世界也許好些，屢次想找機會逃走。第一次逃走被發覺抓回來，挨了一頓毒打。第二次又逃走，他以為通暖氣管的地道通到外麵，便鑽了進去，可是在裏麵轉來轉去，轉了兩天兩夜也沒找到出口。他又渴又餓，不得不出來找水喝，因此被人發現又抓住了。我聽到了隨侍的報告，便命令：“讓他先吃點東西，然後再管教他！”可是這時他早被隨侍們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聽說他快死了，嚇得要命，怕他死了變成冤鬼前來索命，便命令把醫生叫來搶救，可是已經來不及了。這孩子終於在我的“家規”下，喪失了幼小的生命！
這件事發生後，我並沒有受到良心的責備，隻是由於害怕因果報應，花了幾天工夫在佛壇前磕頭念經，超度亡魂，同時責令打過他的隨侍們，在半年以內，每天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懺悔。好像這樣措置之後，我就可以擺脫一切幹係似的。
我對仆人們的苛刻待遇，後來竟因神經過敏而發展到極無聊的地步。我經常像防賊似的防備廚子買菜時賺我幾角錢。我甚至於派人秘密跟蹤，看他是怎麽買的，或者向我的妹妹們調查，肉多少錢一斤，雞多少錢一隻。有時候認為菜做得不好，或者發現有點什麽髒東西，立刻下令罰錢。當然有時因為做得好，也賞錢。我在自己的屋子外麵無權無力，隻能在日本人決定的法令上畫可，在自己的屋子裏麵，卻作威作福，我行我法。
到了偽滿末期，日本的敗象越來越明顯。無論是無線電中的盟國電台消息，還是吉岡安直流露出的頹喪心情，都逐日加深著我的末日情緒。我的脾氣變得更壞了，在家門裏發的威風也更凶了。一九四四年初，一位按例來給我祝壽的長輩，竟平白無故地成了我發威風的對象。
那天為了慶祝我的生日，宮內府弄了一個滑冰晚會，找了些會滑冰的人來表演。在大家看滑冰的時候，這位關內來的長輩看見了吉岡安直和日本官吏們，為了表示禮貌，在我的麵前跟他們招呼為禮。這樣的事在一般人看來本是極為平常的，可是在當時我那一群人眼中卻成了“大不敬”的失儀行為。因為“天子”乃是“至尊”，在“天子”麵前沒有誰更尊貴的，所以任何人不能有互相致敬、受禮的表示。家裏的人都知道我是絕對不容許有這類事發生的，而且按照我的教誨，如有人發現任何不敬行為，不向我報告就要算作不忠。因此，這件當時並未被我發現的“不敬”行為，過了不大功夫，即在滑冰表演結束後舉行家宴的時候，就有個侄子在宴席上報告了我。我這時正在高興，加以想到他是個老人，不想深究，便示意叫這忠心的侄子退下。卻不料那位剛犯了“大不敬”的老人，現在又犯了好奇心，想知道那個侄子俯在我耳邊說什麽，便探過頭去問那個侄子，又一次犯了“大不敬”。我不禁勃然大怒，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喝道：“給你臉，不作臉，你還有個夠嗎？”這位老人這才明白了他的“過失”，嚇得麵如土色，身不由己地向我雙膝跪倒，誠惶誠恐地低下頭來。而我卻越想越氣，索性離了席，對他嚷叫起來：“你的眼裏還有我嗎？你眼裏沒有我，就是沒有德宗景皇帝，就是沒有穆宗毅皇帝！……”弄得全場鴉雀無聲，可謂大煞風景。
我所以如此氣惱，說穿了不過是因為被傷害了虛榮心。我甚至覺得這個老人竟不如日本人。連日本人對我使顏色都是背著人進行的，可他倒當著人的麵冒犯我！
我的迷信活動，第五章裏已經說過，自幼在宮裏受的神話鬼話教育，早在腦中生了根。比如，在天津時，我住的靜園外麵正對著一個大煙筒，我在自己的樓上設置了許多木刻的劍頭符咒等，以便鎮壓大煙筒的不祥，因為它高於住樓，據說所在地又不知犯了什麽風水忌諱，雖然我當時不完全明白這個鎮物的用意，但是我卻很放心地住進這個大樓，認為縱有什麽不祥也給這個鎮物給鎮住了，我在這裏可以居住平安。在天津時，社會上的一些鬼名堂，又讓我發展了一步。比如我嶽父榮源迷扶乩，總和我宣傳這一套，我也信了。有一次，我也想弄一弄，於是他便拿來一套家夥—沙盤、乩筆等。我和他扶了半天，也不見動。榮源後來告訴我：在別處，還是靈的，據他請來的大仙說，那次因為是皇帝扶的，大仙不敢上來，又說那位大仙因為遲到，還受了“上級”（我忘了是玉皇大帝還是誰了）的“處分”。我也就信了，而且內心很得意。
我不但是一隻狼，而且是一隻帶念珠的狼。我念佛、吃素，成天算卦拜神，迷信到了發狂的地步。
從前在北京、天津，我求簽問卜所得到的解釋，大都是關於複辟成功的樂觀希望的。到了東北以後，我的迷信活動，就不再包含什麽幻想和希望，而是充滿了憂鬱、悲哀，充滿了陰森森的鬼氣。
在長春我供的佛神和牌位，大概有這些角色：各種佛、天神地祇、關聖帝君、王爹爹王媽媽、神杆、滿族曆代祖先、清朝曆代帝後、長白山天女、大成至聖先師孔子曆代帝王師、醇賢親王側福晉、醇親王福晉、福神喜神財神貴神、太歲、灶神、四太妃。
我除了供祖宗，還雜七雜八地供了這些神與佛。我看了大量的迷信鬼神書，看得入了迷。我在書上看了什麽六道輪回，說一切生物都有佛性，我就生怕吃的肉是死去的親人變的，所以除了每天早晚念兩次經外，每頓飯又加念一遍“往生咒”，給吃的肉主超生。開頭是在開飯的時候，當著人麵，我自己默默地念，後來我索性讓人先出去，等我一個人嘟嘟囔囔地念完，再讓他們進來。所以後來每逢吃飯，他們便自動等在外麵，聽我嘟囔完了才進來。記得有一次，我正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裏吃飯，忽然響起了空襲警報，我念了咒還不算，還把要吃的一個雞蛋拿起來，對它磕三個頭，才敢把這個“佛性”吃下肚去。這時，我已經索性吃素，除雞蛋外，葷腥一概不動。我不許人們打蒼蠅，隻許向外轟。我知道蒼蠅會帶病菌傳病給人，蒼蠅落過的飯菜，我一律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總帶著一個盛酒精藥棉的小鐵盒），如果發現菜裏有蒼蠅腿要罰廚師的錢，盡管如此，我卻不準任何人打死一隻蒼蠅。有一次我看見一隻貓抓住了一隻老鼠，為了救這隻老鼠，我就下令全體家人一齊出動去追貓。
我越看佛書越迷，有時做夢，夢見遊了地獄，就越發相信。有一次，我從書上看到，念經多日之後，佛就會來，還要吃東西。我便布置出一間屋子，預備了東西。在念過經之後，對眾人宣布道：佛來了！我便跪著爬進屋去。當然裏麵是空的，可是因為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說八道，所以戰戰兢兢地向空中碰起頭來。
我家裏的人都叫我弄得神神顛顛的。在我的影響下，家中終日佛聲四起，木魚銅磬響聲不絕，像居身於廟裏一樣。
我還常常給自己問卜算卦，而且算起來就沒完，不得上吉之卦，決不罷休。後來我日益害怕關東軍害我，發展到每逢吉岡找我一次，我要打卦卜一次吉凶。避凶趨吉，幾乎成了支配我一舉一動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飯，腦子裏也是想著哪樣吉，哪樣不吉。至於吉凶的標準，也無一定之規，往往是見景生情，臨時自定。比如走路時，前麵有塊磚頭，心裏便規定道：“從左麵走過去，吉祥，從右邊，不吉祥。”然後便從左麵走過去。什麽邁門檻用左腿右腿，夾菜是先夾白先夾綠，真是無窮無盡。婉容也隨我入了迷，她給自己規定，對於認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吐唾沫。後來弄成了習慣，時常無緣無故地眨巴一陣眼，或者是嘴裏“啐啐啐”連著出聲，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
在我的教育管製之下，我的侄子們—二十左右的一群青年，個個像苦修的隱士，有的每天“入定”，有的新婚之後不回家，有的在床頭上懸掛“白骨圖”，有的終日掐訣念咒，活像見了鬼似的。
我還每天“打坐”。“打坐”時，不準有一點聲音。這時所有的人連大氣都不敢出。我的院子裏養了一隻大鶴，它不管這套，高起興來就要叫一下子。我交代給仆人負責，如果鶴叫一聲，就罰他五角錢。仆人們被罰了不少錢之後，研究出一個辦法：鶴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這樣就不叫了。
因為怕死，所以最怕病。我嗜藥成癮，給了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給自己找了不少罪受。我嗜藥不僅是吃，而且還包括收藏。中藥有藥庫，西藥有藥房。我有時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廚子幾角錢來，但為買些用不著的藥品，可以拿出幾千元、幾萬元去向國外訂購。我的一些侄子，上學之外要為我管藥房、藥庫。他們和我專雇的醫生每天為我打補針，總要忙上幾小時。我每天要打賜保命和葡萄糖之類的補品，打針的時候，我的侄子要從大量的注射劑中揀可用的藥。因為存藥太多，大都過了期，注射液類藥往往都有毛狀沉澱物。他們把這工作叫作“揀毛”，揀一次毛，就要兩個鍾頭。然後由另一個侄子執行注射，醫生則是一旁守候。就這樣，要消磨掉好幾個人半天的時間，而這大半是在夜裏人家該休息的時候。
從前我在紫禁城裏時常“疑病”，現在用不到疑心，我真的渾身是病了。記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到安東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力發電站。到了那裏，由於穿著軍服，還要在鬼子麵前撐著架子，走了不多遠，我就喘得透不過氣來，回來的時候，眼看就要昏過去了，隨行的侄子們和醫生趕快搶著給我打強心劑和葡萄糖，這才把我搶救過來。
這種虛弱的身體，加上緊張的心情，讓我總覺得死亡迫在眉睫。
有一天，我到院子裏去打網球，走到院牆邊，忽然看到牆上有一行粉筆寫的字：
“日本人的氣，還沒受夠嗎？”
看到這行粉筆字，我連網球也忘記打了，趕緊叫人擦了去。我急忙回到我的臥室，心裏怦怦跳個不停，覺得虛弱得支持不住了。
我怕日本人發現這行粉筆字之後，會不分青紅皂白地在我這“內廷”來個“大檢舉”，那不定會鬧成什麽樣子。令我更驚慌的是，顯然在我這內延之中，有了“反滿抗日分子”。他敢於在大庭廣眾之下寫字，就不敢殺我嗎？
由於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癲癲，對家庭生活更沒有一點興趣。我先後有過四個妻子，按當時的說法，就是一個皇後，一個妃，兩個貴人。如果從實質上說，她們誰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沒有一個妻子，有的隻是擺設。雖然她們每人的具體遭遇不同，但她們都是同樣的犧牲品。
長時期受著冷淡的婉容，她的經曆也許是現代新中國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時就被決定了命運，也是從一結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場。我後來時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時能像文繡那樣和我離了婚，很可能不會有那樣的結局。當然，她究竟和文繡不同。在文繡的思想裏，有一個比封建的身份和禮教更被看重的東西，這就是要求有一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卻看重了自己的“皇後”身份，所以寧願做個掛名的妻子，也不肯丟掉這塊招牌。
自從她把文繡擠走之後，我對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說話，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也沒有從她嘴裏聽說過她自己的心情、苦悶和願望。隻知道後來她染上了吸毒（鴉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為。
這種事情，無論如何不能由她負責任，至少不該全部都由她自己負責。事實上，當時我把全部責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沒有責怪過自己，當然更談不上責怪那個吃人的製度。
事實上是，她的吸毒是由於她的父兄給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問題上，也受過她哥哥（已死）的鼓勵。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離津去大連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於換取某種利益，把自己的妹妹賣給一個同行的日本軍官了。
一九三五年，由於她有了身孕並且將近臨產，我才發現了問題。我當時的心情是難於描述的，我又憤怒，又不願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憤。我除了把和她有關係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詞驅逐之外，還決定和她離婚，用當時我的說法，是把她“廢”掉。由於當宮內府次長的日本人和關東軍都不準許，我不敢冒犯日本人，於是又做出一個成心給婉容看的舉動，即另選一個“貴人”。
婉容也許至死還做著一個夢，夢見她的孩子還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來就被填進鍋爐裏燒化，她隻知道他的哥哥在外邊代她養育著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從她手裏拿去一筆養育費的。
“八一五”後她和我分手時，煙癮已經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我為了表示對婉容的懲罰，也為了有個必不可少的擺設，我另選了一名犧牲品—譚玉齡，她經北京一個親戚的介紹，成了我的新“貴人”。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個初中的學生，和我結婚時是十七歲。她也是一名掛名的妻子，我像養一隻鳥兒似的把她養在“宮”裏，一直養到一九四二年死去為止。
她的死因，對我至今還是一個謎。她的病，據中醫診斷說是傷寒，但並不認為是個絕症。後來，我的醫生黃子正介紹市立醫院的日本醫生來診治。吉岡這時說是要“照料”，破例地搬到宮內府的勤民樓來了。就這樣，在吉岡的監督下，日本醫生給譚玉齡進行了醫治，不料在進行治療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醫生開始治療時，表現非常熱心，在她身邊守候著，給她打針，讓護士給她輸血，一刻不停地忙碌著。但是在吉岡把他叫到另外一間屋子裏，關上門談了很長時間的話之後，再不那麽熱情了，他沒有再忙著注射、輸血，變成了沉默而悄悄地。住在勤民樓裏的吉岡，這天整夜不住地叫日本憲兵給病室的護士打電話，訊問病況。這樣過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譚玉齡便死了。不由我不奇怪，為什麽吉岡在治療的時候，找醫生談那麽長時間的話呢？為什麽談過話之後，醫生的態度便變了呢？
我剛聽到了她的死訊，吉岡就來了，說他代表關東軍司令官向我吊唁，並且立即拿來了關東軍司令官的花圈。我心裏越發奇怪，他們怎麽預備的這樣快呢？
由於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譚玉齡的生前。在生前她是時常和我談論日本人的。
她在北京念過書，知道不少關於日本人在關內橫行霸道的事。自從德王那件事發生後，我有時疑心德王亂說，有時疑心日本人偷聽了我們的談話。譚玉齡的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這些。
吉岡在譚玉齡死後不久的一個舉動，更叫我聯想到，即使不是吉岡使了什麽壞，她的死還是和關東軍有關的。譚玉齡剛死，吉岡就給我拿來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讓我挑選。
我拒絕了。我說譚玉齡遺體未寒，無心談這類事。他卻說，正是因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為我辦好這件大事。我隻得又說，這確是一件大事，但總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不能草率從事，況且語言不通，也是個問題。
“語言通的，嗯，這是會滿洲語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說：“民族是不成問題的，但習慣上、興趣上總要合適才好。”
我拿定了主意，決不要日本妻子，因為這就等於在我**安上了個耳目。但這話不好明說，隻得推三阻四，找各式借題來抵擋。
不想這個“禦用掛”，真像掛在我身上一樣，死皮賴臉，天天糾纏。我怕惹惱他，又不好完全封口。後來，也許是他明白我一定不要日本人，也許關東軍有了別的想法，又拿來了一些旅順日本學校的中國女學生的相片。我二妹提醒我說，這是日本人訓練好的，跟日本人一樣。可是我覺得這樣總拖也不是個辦法，因為如果關東軍硬給我指定一個，我還是得認可。我最後決定挑一個年歲幼小的，文化程度低些的。在我看來，這樣的對象，即使日本人訓練過，也還好對付；而且隻要我功夫做好，也會把她訓練回來。決定後，我向吉岡說了。
就這樣，一個後來被稱作“福貴人”的十五歲的孩子，便成了我的第四名犧牲品。她來了不到兩年，也就是她還不到成年的年歲，偽滿就垮了台。在大崩潰中，我成了俘虜，她被遣送回長春老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