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幻想的破滅

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初退出國際聯盟之後，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擴軍備戰，特別是加緊了全麵侵華的部署和後方的準備。在“七七”事變之前，日本在華北連續使用武力和製造事變，國民黨南京政府步步屈服，簽訂了出讓華北控製權的“何（應欽）梅（津）協定”“秦（德純）土（肥原）協定”等密約，聽任“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內蒙古自治軍政府”等等偽組織的存在和活動，再三地向日本表白“不但無排日之行動與思想，亦本無排日必要的理由”，並且對國人頒布了“效睦鄰邦命令”，重申抗日者必嚴懲之禁令。這樣，日本在關內的勢力有了極大的加強，人人可以看出，隻要時間一到，五省即可徹底變色。我在前麵說過，這正是關內關外複辟迷們躍躍欲試的時候，正是我第三次“登極”前後得意忘形的時候。然而，日本在張牙舞爪於關內的同時，它在“滿洲國”內也正采取著步步加緊的措施，這些措施終於臨到我這“皇帝”的頭上。

在東北徹底殖民地化的過程中，公平地說，漢奸們是得到不少便宜的。例如改帝製，這個措施不僅使複辟迷們得到了一定心理滿足，而也成了一次發財的機緣，自鄭孝胥以下的大漢奸都得到一筆自五萬至六十萬不等的“建國功勞金”，總數共為八百六十萬元（以後每逢一次大規模的掠奪，如“糧穀出荷”“獻金報國”等等，必有一次“獎金”分給上自“總理大臣”下至保甲長）。我現在不想對日本的各種措施做全麵的敘述，隻把我恢複祖業思想的幻滅以及深感恐懼的事情說一說。

按情理說，日本關東軍在決定帝製時正式告訴我不是恢複清朝，在“登極”時不準我穿龍袍，在決定“總理大臣”人選時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見，我就該明白了我的“尊嚴”的虛假性，但是我卻由於過分“陶醉”，竟沒有因此而清醒過來。使我開始感到幻滅滋味的，還是“淩升事件”。

淩升是清末蒙古都統貴福之子，原為張作霖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和蒙古宣撫使署顧問。他是在旅順的“請願代表”之一，因此被列入“建國元勳”之內。事件發生時他是偽滿興安省省長。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突然遭到了關東軍的拘捕。拘捕的原因，據關東軍派來的吉岡安直說，他有反滿抗日活動，但是據佟濟煦聽來的消息，卻是他在最近一次省長聯席會上發過牢騷，以致惹惱了日本人。據說他在這次會上，抱怨日本關東軍言行不一，說他在旅順時曾親耳聽板垣說過，日本將承認“滿洲國”是個獨立國，可是後來事實上處處受關東軍幹預，他在興安省無權無職，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開過這個會，他回到本省就被抓去了。我聽到這些消息，感到非常不安，因為半年前我剛剛與他結為親家，我的四妹與他的兒子訂了婚。我正在猶豫著，是不是要找關東軍說說情的時候，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駐“滿”大使植田謙吉先找我來了。

“前幾天破獲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認得的，興安省省長淩升。他勾結外國圖謀叛變，反對日本。軍事法庭已經查實他的反滿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

“死刑？”我吃了一驚。

“死刑。”他向他的翻譯點頭重複一遍，意思是向我說清楚。然後又對我說：“這是殺一儆百，陛下，殺一儆百是必需的！”

他走後，關東軍吉岡安直參謀又通知我，應該立刻跟淩升的兒子解除四妹的婚約。我連忙照辦了。

淩升被處決時，使用的是斬首之刑。一同受刑的還有他的幾個親屬。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個被日本人殺害的顯要官員，而且還是剛跟我做了親家的。我從淩升跟我攀親的舉動上，深信他是最崇拜我的，也是最忠心於我的人，而關東軍衡量每個人的唯一標準卻是對日本的態度。不用說，也是用這統一標準來看待我的。想到這裏，我越發感到植田“殺一儆百”這句話的陰森可怕。

我由此聯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一九三五年末，有一些人為圖謀複辟清朝而奔波於關內關外，如康有為的徒弟任祖安，我從前的奏事官吳天培等，引起了關東軍的注意。關東軍曾就此向我調查。“淩升事件”提醒了我，日本人是不喜歡這類事的，還是要多加小心為是。

日本人喜歡什麽？我自然地聯想到一個與淩升命運完全不同的人，這就是張景惠。這實在是日本人有意給我們這夥人看的兩個“榜樣”。一福一禍，對比鮮明。張景惠之所以能得日本人的歡心，代替了鄭孝胥，是有他一套功夫的。這位“胡子”出身的“總理大臣”的為人，和他得到日本人的賞識，可以從日本人傳誦他的“警句”上知道。有一次總務廳長官在國務會議上講“日滿一心一德”的鬼道理，作為日本掠奪工礦原料行為的“道義”根據，臨末了，請“總理大臣”說幾句。張景惠說：“咱是不識字的大老粗，就說句粗話吧：日滿兩國是兩隻螞螂（蜻蜓）拴在一根繩上。”這“兩隻螞螂一根繩”便被日本人傳誦一時，成為教訓“滿”籍官員的“警句”。日本在東北實行“拓殖移民”政策的時候，在“國務會議”上要通過法案，規定按地價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代價強購東北農田，有些“大臣”如韓雲階等一則害怕造成“民變”，另則自己擁有大量土地，不願吃虧，因此表示了反對。這時張景惠卻出來說話了：“滿洲國土地多得不得了，滿洲人是老粗，沒知識，讓日本人來開荒教給新技術，兩頭都便宜。”提案就此通過了。“兩頭便宜”這句話於是又被日本人經常引用著。後來，“糧穀出荷”加緊推行，東北農民每季糧食被征購殆盡，有些“大臣”們因為征購價過低，直接損害到他們的利益，在“國務會議”上借口農民鬧饑荒，吵著要求提高收購價格。日本人自然又是不幹，張景惠於是對大家說：“日本皇軍賣命，我們滿洲出糧，不算什麽。鬧饑荒的勒一下褲腰帶，就過去了。”“勒腰帶”又成了日本人最愛說的一句話，當然，不是對他們自己說的。關東軍司令官不斷地對我稱讚張景惠為“好宰相”，是“日滿親善身體力行者”。我當時很少想到這對我有什麽意義，現在有了淩升的榜樣，在兩者對比之下，我便懂得了。

“淩升事體”過去了，我和德王的一次會見造成了我更大的不安。

德王即由日本操縱成立了“內蒙古自治軍政府”偽組織的德穆楚克棟魯普。他原是一個蒙古王公。我在天津時，他曾送錢給我，送良種蒙古馬給溥傑，多方向我表示過忠誠。他這次是有事找關東軍，乘機取得關東軍司令官的允許，前來看望我的。他對我談起這幾年的經曆和成立“自治軍政府”的情形，不知不覺地發開了牢騷，埋怨他那裏的日本人過分跋扈，說關東軍事先向他許了很多願，到頭來一樣也不實現。尤其使他感到苦惱的是自己樣樣不能做主。他的話勾起了我的牢騷，不免同病相憐，安慰了他一番。不想第二天，關東軍派到我這裏專任聯絡的參謀，即以後我要談到的“帝室禦用掛”吉岡安直，走來板著臉問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談了些什麽？”

我覺得有些不妙，就推說不過是閑聊而已。

他不放鬆我，追問道：“昨天的談話，對日本人表示不滿了沒有？”

我心裏怦怦跳了起來。我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堅不承認，而更好的辦法則是以進為退，便說：“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編排出什麽假話來了吧？”

吉岡雖然再沒窮追下去，我卻一連幾天心驚肉跳，疑慮叢生。我考慮這件事隻有兩個可能，不是日本人在我屋裏安上了什麽偷聽的機器，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麵前說出了真話。我為了解開這個疑團，費了好大工夫，在屋裏尋找那個可能有的機器。我沒有找到什麽機器，又懷疑是德王成心出賣我，可是也沒有什麽根據。這兩種可能都不能斷定，也不能否定，於是都成了我的新魔障。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懂得的事就比“淩升事件”告訴我的更多了。我再不跟任何外來人說真心話，我對每位客人都有了戒心。事實上，自從我訪日回來發表講演之後，主動來見的人即逐漸減少，到德王會見之後，更近於絕跡。到了一九三七年，關東軍更想出了一個新規矩，即每逢我接見外人，須由“帝室禦用掛”在旁侍立。

進入了一九三七年，我一天比一天感到緊張。

在“七七”事變前這半年間，日本加緊了準備工作。為了鞏固它的後方基地的統治，對東北人民的抗日愛國活動，進行了全麵的鎮壓。一月四日，以“滿洲國皇帝敕令”頒行了“滿洲帝國刑法”，接著便開始了“大檢舉”“大討伐”，實行了“保甲連坐法”，“強化協和會”，修“警備道”，建“碉堡”，歸屯並村。日本這次調來大量隊伍，用大約二十個日本師團的兵力來對付擁有四萬五千餘人的抗日聯軍。與此同時，各地大肆搜捕抗日救國會會員，搜捕一切被認作“不穩”的人。這一場“大檢舉”與“大討伐”，效果並不理想，關東軍司令官向我誇耀了“皇軍”威力和“赫赫戰果”之後不到一年，又以更大的規模調兵遣將（後來知道是七十萬日軍和三十萬偽軍），舉行了新“討伐”，同時據我的親信、警衛處長佟濟煦告訴我，各地經常有人失蹤，好像反滿抗日的分子老也抓不完。

我從關東軍司令官的談話中，從“總理大臣”的例行報告中，向來是聽不到什麽真消息的，隻有佟濟煦還可以告訴我一些。他曾經告訴過我，關東軍司令官對我談的“討伐”勝利消息，不一定可靠，消滅的“土匪”也很難說是什麽人。他說，他有個被抓去當勞工的親戚，參加修築過一件秘密工程，據這個親戚說，這項工程完工後，勞工幾乎全部遭到殺害，隻有他和少數幾個人幸免於難，逃了出來。照他看來，報紙上有一次吹噓某地消滅了多少“土匪”，說的就是那批勞工。

佟濟煦的故事說過不久，給我當過英文翻譯的吳沆業失蹤了。有一天溥傑來告訴我，吳是因為在駐東京大使館時期與美國人有來往被捕的，現在已死在憲兵隊。還說，吳死前曾托看守帶信給他，求他轉請我說情，但他當時沒有敢告訴我。我聽了，趕緊叫他不要再說下去。

在這段時間裏，我經手“裁可”的政策法令，其中有許多關於日本加緊備戰和加強控製這塊殖民地的措施，但無論是“第一五年開發產業計劃”，還是“產業統製法”，也無論是為適應進一步控製需要而進行的“政府機構大改組”，還是規定日本語為“國語”，都沒有比溥傑的結婚更使我感到刺激的。

溥傑在日本學習院畢業後，就轉到士官學校學陸軍。一九三五年冬他從日本回到長春，當了禁衛軍中尉，從這時起，關東軍裏的熟人就經常向他談論婚姻問題，什麽男人必須有女人服侍啦，什麽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啦，不斷地向他耳朵裏灌。起初，我聽他提到這些事時不過付之一笑，並沒拿它當回事。不料後來關東軍派到我身邊來的吉岡安直果真向我透露了關東軍的意思，說為了促進日滿親善，希望溥傑能與日本女人結婚。我當時未置可否，心裏卻十分不安，趕忙找我的二妹一起商量對策。我們一致認為，這一定是一項陰謀，日本人想要籠絡住溥傑，想要一個日本血統的孩子，必要時取我而代之。為了打消關東軍的念頭，我們決定趕快動手，搶先給溥傑辦親事。我把溥傑找來，先進行了一番訓導，警告他如果家裏有了個日本老婆，自己就會完全處於日本人監視之下，那是後患無窮的，然後告訴他我一定要給他找一個好妻子，他應該聽我的話，不要想什麽日本女人。溥傑恭恭敬敬地答應了，我便派人到北京去給他說親。後來經我嶽父家的人在北京找到一位對象，溥傑也表示滿意，可是吉岡突然找到溥傑，橫加幹涉地說，關東軍希望他跟日本女子結婚，以增進“日滿親善”，他既身為“禦弟”，自應做出“親善”表率，這是軍方的意思，本莊繁大將在東京將要親自為他做媒，因此他不可再去接受北京的親事，應該等著東京方麵的消息。結果，溥傑隻得服從了關東軍。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傑與嵯峨勝侯爵的女兒嵯峨浩在東京結了婚。過了不到一個月，在關東軍的授意下，“國務院”便通過了一個“帝位繼承法”，明文規定：皇帝死後由子繼之，如無子則由孫繼之，如無子無孫則由弟繼之，如無弟則由弟之子繼之。

溥傑和他的妻子回東北後，我拿定了一個主意：不在溥傑麵前說出任何心裏話，溥傑的妻子給我送來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傑和我一起吃飯，食桌上擺著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後才略動一點。

後來，溥傑快要做父親的時候，我曾提心吊膽地為自己的前途算過卦，我甚至也為我的弟弟擔憂。我相信那個帝位繼承法，前麵的幾條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隻是“弟之子繼之”這句話。關東軍要的是一個日本血統的皇帝，因此我們兄弟兩個都可能做犧牲品。後來聽說他得的是個女兒，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當時我曾想過，假若我自己有了兒子，是不是會安全？想的結果是，即使真的有了兒子，也不見得對我有什麽好處，因為關東軍早叫我寫下了字據：若有皇子出生，五歲時就必須送到日本，由關東軍派人教養。

可怕的事情並沒有就此終結。六月二十八日，即“七七”事變九天前，又發生了一起有關“護軍”的事件。

所謂護軍，是我自己出錢養的隊伍，它不同於歸“軍政部”建製的“禁衛軍”。我當初建立它，不單是為了保護自己，而是跟我當初送溥傑他們去日本學陸軍的動機一樣，想借此培養我自己的軍事骨幹，為建立自己所掌握的軍隊做準備。我這支三百人的隊伍全部都是按照軍官標準來訓練的。負責管理護軍的佟濟煦早就告訴過我，關東軍對這支隊伍是不喜歡的。我對佟濟煦的預感，過去一直未能理解，直到出了事情這才明白。六月二十八日那天，一部分護軍到公園去遊玩，因租借遊艇，與幾個穿便衣的日本人發生了口角。這時一群日本人一擁而上，不容分說，舉手就打。他們被逼急了，便使出武術來抵抗。日本人見不能奈何他們，就放出狼狗來咬。他們踢死狼狗，衝出重圍，逃回隊裏。他們沒想到，這一來便闖下了禍。過了不大時間，宮內府外邊便來了一些日本憲兵，叫佟濟煦把今天去公園的護軍全部交出來。佟濟煦嚇得要命，忙把那些護軍交日本憲兵帶走。日本憲兵逼他們承認有“反滿抗日”活動，那些護軍不肯承認，於是便遭到了各種酷刑虐待。到這時那些護軍才明白過來，這一事件是關東軍有意製造的：那些穿便衣的日本人原是關東軍派去的，在雙方鬥毆中受傷者有兩名關東軍參謀，被踢死的狼狗即關東軍的軍犬。我聽到護軍們被捕，原以為是他們無意肇禍，忙請吉岡安直代為向關東軍說情。吉岡去了一趟，帶回來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的三個條件，即：一、由管理護軍的佟濟煦向受傷的關東軍參謀賠禮道歉；二、將肇事的護軍驅逐出境；三、保證以後永不發生同類事件。我按照東條的條件一一照辦之後，關東軍接著又逼我把警衛處長佟濟煦革職，由日本人長尾吉五郎接任，把警衛處所轄的護軍編製縮小，長武器一律換上了短槍。

從前，我為了建立自己的實力，曾送過幾批青年到日本去學陸軍，不想這些人回來之後，連溥傑在內，都由軍政部派了差，根本不受我的支配。現在，作為骨幹培養的護軍已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裏，我便不再做這類可笑的美夢了。

“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占領了北京之後，北京的某些王公、遺老曾一度躍躍欲試，等著恢複舊日冠蓋，但是我這時已經明白，這是絕不可能的了。我這時的唯一的思想，就是如何在日本人麵前保住安全，如何應付好關東軍的化身—帝室禦用掛吉岡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