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白河偷渡

動身日期是十一月十日。按照計劃，我必須在這天傍晚，瞞過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靜園的大門。我為這件事臨時很費了一番腦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門，索性把汽車從車房門開出去。我命令最親近的隨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開車房門，他說車房門久未使用，門外已經被廣告招貼糊住了。後來還是祁繼忠想出了個辦法，這就是把我藏進一輛跑車（即隻有雙座的一種敞篷車）的後廂裏，然後從隨侍裏麵挑了一個勉強會開車的，充當臨時司機。他自己坐在司機旁邊，押著這輛“空車”，把我載出了靜園。

在離靜園大門不遠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輛汽車上等著，一看見我的汽車出了大門，他的車便悄悄跟在後麵。

那時正是天津騷亂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鄰近的中國管區一帶整日戒嚴。這次騷亂和戒嚴，究竟是有意的布置還是偶合，我不能斷定，總之給我的出奔造成了極為順利的環境。在任何中國人的車輛不得通行的情況下，我這輛汽車走到每個路口的鐵絲網前，遇到日本兵阻攔時，經後麵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過。所以雖然祁繼忠找來的這個二把刀司機技術實在糟糕（一出靜園大門車就撞在電線杆子上，我的腦袋給廂蓋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還把我顛撞得十分難受），但是總算順利地開到了預定的地點—敷島料理店。

汽車停下之後，祁繼忠把開車的人支到一邊，吉田過來打開了車廂，扶我出來，一同進了敷島料理店。早等候在這裏的日本軍官，叫真方勳大尉，他拿出了一件日本軍大衣和軍帽，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然後和吉田一同陪我坐上一部日軍司令部的軍車。這部車在白河岸上暢行無阻，一直開到一個碼頭。車子停下來之後，吉田和真方勳扶我下了車。我很快就看出來，這不是日租界，不覺有點發慌。吉田低聲安慰我說：“不要緊，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勳二人的夾扶下，快步在水泥地麵上走了一段，一隻小小的沒有燈光的汽船出現在眼前。我走進船艙，看見了鄭孝胥父子倆如約候在裏麵，心裏才穩定下來。坐在這裏的還有三個日本人：一個是上角利一；一個是從前在升允手下當侍衛官的工藤鐵三郎，是土肥原手下的浪人；還有一個叫大穀的，現在忘了他的來曆。我見到了船長西長次郎，知道了船上還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個名叫諏訪績的軍曹帶領著，擔任護送之責。這條船名叫“比治山丸”，是日軍司令部運輸部的。為了這次特殊的“運輸”任務，船上堆了沙袋和鋼板。過了二十年之後，我從日本的《文藝春秋》雜誌上看到了工藤寫的一篇回憶錄。據他說當時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準備萬一被中國軍隊發現，無法脫逃的時候，日本軍人就放火燒，讓我們這幾個人證與船同歸於盡。那時我的座位距離汽油桶大概不會超過三米遠，我還認為離著“幸福”是越來越近了呢！

吉田和真方勳大尉離開了汽船，汽船離了碼頭。電燈亮了，我隔窗眺望著河中的夜景，心中不勝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過幾次，在東北海軍畢庶澄的炮艦上和日本的驅逐艦上，我曾產生過幻想，把白河看作我未來奔向海洋彼岸，尋找複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這條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興得想找些話來說說。

可是我高興得未免太早，鄭垂告訴我：“外國租界過去了，前邊就是中國人的勢力。軍糧城那邊，可有中國軍隊守著哩！”

聽了這話，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看看鄭氏父子和那幾個日本人，全都板著臉，一語不發。大家在沉默中過了兩個小時，突然間從岸上傳來一聲吆喝：“停—船！”

像神經一下子被切斷了似的，我幾乎癱在地上。艙裏的幾個日本兵呼嚕呼嚕地上了甲板，甲板上傳來低聲的口令和零亂的腳步聲。我探頭到窗外，看見每個沙包後都有人伏著，端槍做出準備射擊的姿勢。這時我覺出船的行速在下降，航向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電燈全熄了，岸上響起了槍聲，幾乎是同時，機器聲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隻覺一歪，像跳起來似的掠岸而過，岸上的喊聲、槍聲，漸漸遠了。原來日本人早準備好了這一手，先裝作聽命的樣子，然後乘岸上不備，一溜煙逃過去了。

過了一會，燈光亮起來，艙裏又有了活氣。半夜時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著商輪“淡路丸”出口外接我們的時候，日本兵拿出了醬湯、鹹白菜和日本酒。鄭孝胥活躍起來了，高談其同文同種的謬論，把這一場驚險經曆描繪成“英雄事業”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幹杯，詩興大發，即興吟了一首詩道：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試共論；

人定勝天非浪語，相看應在不多言。

因為這天晚上吃了大米和大麥合製的日本飯，鄭孝胥後來刻了兩個圖章給我，一個是“不忘在莒”，一個是“滹沱麥飯”。前者是借魯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別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這一晚；後者是借劉秀敗走滹沱河，大樹將軍馮異為他烤衣服、做麥飯充饑的故事。鄭孝胥把我比作劉秀，他自己自然是比作大樹將軍了。

鄭孝胥這天晚上的高興，除了由於他成了一個勝利者外，大概還有另一層不便說出的原因，這就是他從日本軍政的表麵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了他們的一致。在我會見土肥原後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記上寫道：

大七（即鄭垂）至日本領事館，後藤言：土肥原謂此來即為迎上赴奉天，領事館可佯為不知。

二次大戰後被發現的日本外務省的檔案，其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幣原給天津桑島總領事的一封密電稿，說明了白河偷渡的戲劇性：

關於擁戴宣統帝的運動。認為如果過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對內、外的關係反會不好。曾把這種意見在外務方麵協議過，外務方麵雖然也同意，但關於滿洲目前的局勢，各方麵都有擁戴皇帝的運動，因此，對於帝國國策的執行上，難保不受到連累。同時，皇帝身邊的保護也屬必要，所以做了相當的警備。再外務方麵也表示，現在滿洲方麵的政局，也稍安穩，東三省的民眾總的意誌，也想擁戴皇帝。如果對於國策的執行沒有妨礙，聽其自然也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