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領事館、司令部、黑龍會

敬陳管見，條列於後：

……對日本宜暗中聯合而外稱拒絕也。關東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關東與黨軍和協，而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關東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則舉措難施。今其勢日漸緊張，關東固無以圖存，日人亦無策善後，此田中之所以屢示善意也。

我皇上並無一城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複？機難得而易失，天子不取，後悔莫追。故對日本隻有聯合之誠，萬無拒絕之理。所難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先得關東之心。若令關東之人，疑我合日謀彼，則以後欲由東三省擁戴，勢有所難。此意不妨與日本當機要人明言之，將來皇上複位，日本於三省取得之權，尚須讓步方易辦理。……

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折中的一段。這段話代表了張園裏多數人的想法，也是我經過多年的活動後，日益信服的結論。

前麵已經說過，我自從進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關懷”以來，就對日本人有了某些信賴。我在日本公使館裏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後，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將來複辟的第一個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總領事吉田茂曾請我參觀了一次日本僑民小學。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學生手持紙旗，夾道向我歡呼萬歲。這個場麵使我熱淚滿眶，感歎不已。當軍閥內戰的戰火燒到了天津的邊緣，租界上的各國駐軍組織了聯軍，聲言要對付敢於走近租界的國民軍的時候，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將特意來到張園，向我報告說：“請宣統帝放心，我們絕不讓中國兵進租界一步。”我聽了，大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壽辰，日本的領事官和軍隊的將佐們必定到我這裏來祝賀。到了日本“天長節”，還要約我去參觀閱兵典禮。記得有一次“天長節”閱兵，日本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邀請了日租界不少高級寓公，如曹汝霖、陸宗輿、靳雲鵬等人都去了。我到場時，植田司令官特意騎馬過來行致敬禮。當閱兵完畢，我們這些中國客人湊在一起，竟然隨著日本人同聲高呼“天皇萬歲”。

日軍司令部經常有一位佐級參謀來給我講說時事，多年來十分認真，有時還帶來專門繪製的圖表等物。第一個來講的大概是名叫河邊的參謀，他調走之後繼續來講的是金子定一，接金子的是後來在偽滿當我的“禦用掛”的吉岡安直。這個人在偽滿與我相處十年，後麵我要用專門的一節來談他。

日軍參謀講說的時事，主要是內戰形勢，在講解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分析：“中國的混亂，根本在於群龍無首，沒有了皇帝。”並由此談到日本的天皇製的優越性，談到中國的“民心”唯有“宣統帝”才能收拾。中國軍隊的腐敗無力是不可或缺的話題，自然也要用日本皇軍做對比。記得濟南慘案發生後，吉岡安直至少用了一個小時來向我描述蔣介石軍隊的無能。日本布告的抄件，就是那次他給我拿來的。這些講話加上曆次檢閱日軍時獲得的印象，使我深信日本軍隊的強大，深信日本軍人對我的支持。

有一次我到白河邊上去遊逛，眺望停在河中心的日本兵艦。不知兵艦艦長怎麽知道的，突然親自來到岸上，虔敬地邀請我到他的艦上參觀。到了艦上，日本海軍將校列隊向我致敬。這次由於倉促間雙方都沒有準備翻譯，我們用筆談了一陣。這條兵艦艦名“藤”，船長姓蒲田。我回來之後，蒲田和一些軍官向我回訪，我應他的請求送了他一張簽名照片，他表示這是他的極大的榮幸。從這件事情上，我覺得日本人是從心眼裏對我尊敬的。我拉攏軍閥、收買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見效之後，日本人在我的心裏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起初，“日本人”三個字在我心裏是一個整體。這當然不包括日本的老百姓，而是日本公使館、天津日本總領事館和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裏的日本人，以及和羅振玉、升允來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我把他們看成整體，是因為他們同樣地“保護”我，把我當作一個“皇帝”來看待，同樣地鄙夷民國，稱頌大清，在我最初提出要出洋赴日的時候，他們都同樣地表示願意讚助。一九二七年，我由於害怕北伐軍的逼近，一度接受羅振玉勸告，決定赴日。經過日本總領事的接洽，日本總領事館向國內請示，田中內閣表示了歡迎，並決定按對待君主之禮來接待我。據羅振玉說，日本軍部方麵已準備用軍隊保護我啟程。隻是由於形勢的緩和，也由於陳寶琛、鄭孝胥的聯合勸阻，未能成行。後來，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成立了，官方的“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類的口號消失了，我逐漸發現，盡管日本人的“尊敬”“保護”仍然未變，但是在我出洋之類的問題上，他們的態度卻有了分歧。這種分歧甚至達到了令我十分憤慨的程度。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有一天羅振玉向我說：“雖然日租界比較安全，但究竟是魚龍混雜。據日本司令部說，革命黨（這是一直保留在張園裏的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籠統稱呼）的便衣（這是對於秘密工作者的稱呼，而且按他們解釋，都是帶有武器的）混進來了不少，聖駕的安全，頗為可慮。依臣所見，仍以暫行東幸為宜，不妨先到旅順。恭親王在那邊有了妥善籌備，日本軍方也願協助，擔當護駕之責。”這時我正被“革命黨便衣”的謠言弄得惶惶不安，聽了羅振玉的話，特別是溥偉又寫來了信，我於是再一次下了出行的決心。我不顧陳寶琛和鄭孝胥的反對，立刻命令鄭孝胥去給我找日本總領事，我要親自和他見麵談談。

鄭孝胥聽了我的吩咐，怔了一下，問道：“皇上請加藤，由誰做翻譯呢？是謝介石嗎？”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謝介石是個台灣人，由於升允的引見，在北京時就出入宮中，張勳複辟時做了十二天的外務部官員，後來由日本人的推薦，在李景林部下當秘書官，這時跟羅振玉混在一起，不斷地給我送來什麽“便衣隊行將舉事”，革命黨將對我進行暗殺等等情報。勸說我去旅順避難的，也有他一份。鄭孝胥顯然不喜歡羅振玉身邊的人給我當翻譯，而同時，我知道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羅振玉也不會喜歡鄭孝胥的兒子鄭垂或者陳寶琛的外甥劉驤業當翻譯。我想了一下，便決定道：“我用英文翻譯。加藤會英文。”

總領事加藤和副領事岡本一策、白井康都來了。聽完我的話，加藤的回答是：

“陛下提出的問題，我還不能立即答複，這個問題還須請示東京。”

我心裏想：這本是日本司令部對羅振玉說沒有問題的事，再說我又不是到日本去，何必去請示東京？天津的高級寓公也有到旅順去避暑的，他們連日本總領事館也不用通知就去了，對我為什麽要多這一層麻煩？我心裏的話沒完全說出來，加藤卻又提出了一個多餘的問題：

“請問，這是陛下自己的意思嗎？”

“是我自己的。”我不痛快地回答。我又說，現在有許多對我不利的消息，我在這裏不能安心。據日本司令部說，現在革命黨派來不少便衣，總領事館一定有這個情報吧？

“那是謠言，陛下不必相信它。”加藤說的時候，滿臉的不高興。他把司令部的情報說成謠言，使我感到很奇怪。我曾根據那情報請他增派警衛，警衛派來了，他究竟相信不相信那情報？我實在忍不住地說：

“司令部方麵的情報，怎麽會是謠言？”

加藤聽了這話，半天沒吭氣。那兩位副領事，不知道他們懂不懂英文，在沙發上像坐不穩似的蠕動了一陣。

“陛下可以確信，安全是不會有問題的。”加藤最後說，“當然，到旅順的問題，我將遵命去請示敝國政府。”

這次談話，使我第一次覺出了日本總領事館和司令部方麵之間的不協調，我感覺到奇怪，也感覺到很氣人。我把羅振玉、謝介石叫了來，又問了一遍。他們肯定說，司令部方麵和接近司令部方麵的日本人，比如工藤、佃信夫、岩田等人，都是這樣說的。這些日本人都是黑龍會的人物，我從謝介石這裏知道，日本軍官裏有不少黑龍會人物，日本軍隊的情報特務工作，總離不開黑龍會的骨幹。他並且說：

“司令部的情報是極其可靠的。關於革命黨的一舉一動，向來都是清清楚楚的。不管怎麽說，即使暗殺是一句謠言，也要防備。”

過了不多幾天，我嶽父榮源向我報告說，外邊的朋友告訴他，從英法租界裏來了馮玉祥的便衣刺客，情況非常可慮。我的“隨侍”祁繼忠又報告說，他發現大門附近，有些形跡可疑的人，伸頭向園子裏張望。我聽了這些消息，忙把管庶務的佟濟煦和管護軍的索玉山叫來，叫他們告知日警，加緊門禁，囑咐護軍留神門外閑人，並禁止晚間出入。第二天，我聽一個隨侍說，昨晚上還有人外出，沒有遵守我的禁令，我立刻下令給佟濟煦記大過一次，並罰扣違令外出者的餉銀 ，以示警誡。總之，我的神經緊張起來了。

有一天夜裏，我在睡夢中忽然被一聲槍響驚醒，接著，又是一槍，聲音是從後窗外麵傳來的。我一下從**跳起，叫人去召集護軍，我認為一定是馮玉祥的便衣來了。張園裏的人全起來了，護軍們被布置到各處，大門上站崗的日本巡捕（華人）加強了戒備，駐園的日本警察到園外進行了搜索。結果，抓到了放槍的人。出乎我的意料，這個放槍的卻是個日本人。

第二天，佟濟煦告訴我，這個日本人名叫岩田，是黑龍會分子，日本警察把他帶到警察署，日本司令部馬上把他要去了。我聽了這話，事情明白了七八分。

我對黑龍會的人物，曾有過接觸。一九二五年冬季，我接見過黑龍會的重要人物佃信夫。事情的緣起，也是由於羅振玉的鼓吹。羅振玉對我說，日本朝野對於我這次被迫出宮和避難，都非常同情，日本許多權勢人物，連軍部在內，都在籌劃讚助我複辟，現在派來了他們的代表佃信夫，要親自和我談一談。他說這個機會決不可失，應當立刻召見這位人物。佃信夫是個什麽人，我原先並非毫無所聞，內務府裏有人認識他，說他在辛亥之後，常常在各王府跑出跑進，和宗室王公頗有些交情。羅振玉的消息打動了我，不過我覺得日本總領事是日本正式的代表，又是我的保護人，理應找他來一同談談，於是叫人通知了有田八郎總領事，請他屆時出席。誰知那位佃信夫來時一看到有田在座，立刻返身便走，弄得在座的陳寶琛、鄭孝胥等人都十分驚愕。後來鄭孝胥去責問他何以敢如此在“聖前非禮”，他的回答是：“把有田請來，這不是成心跟我過不去嗎？既然如此，改日再談。”現在看來，羅振玉這次的活動以及岩田的鳴槍製造恐怖氣氛，就是那次佃信夫的活動的繼續。這種活動，顯然有日軍司令部做後台。

後來我把陳寶琛、鄭孝胥找來，要聽聽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鄭孝胥說：“看起來，日本軍、政兩界，都想請皇上住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加以保護。他們雖然不合作，卻也於我無損。不過羅振玉做事未免荒唐，他這樣做法，有敗無成，萬不可過於重用。”陳寶琛說：“不管日軍司令部也罷，黑龍會也罷，做事全不負責任。除了日本公使和總領事，誰的話也別聽！”我考慮了一下，覺得他們的話很有道理，便不想再向總領事要求離津了。從此，我對羅振玉也不再感興趣了。第二年，他便賣掉了天津的房子，跑到了大連。

說也奇怪，羅振玉一走，謠言也少了，連榮源和祁繼忠也沒有驚人的情報了。事隔很久以後，我才明白一點其中的奧妙。

這是我的英文翻譯告訴我的。他和榮源是連襟，由於這種關係，也由於他和日軍司令部翻譯有事務上的交往，探聽到一點內幕情況，後來透露了給我。原來，日軍司令部專門設了一個特務機關，長期做張園的工作，和這個機關有關係的，至少有羅振玉、謝介石、榮源這幾個人。我的英文翻譯曾由這三個人帶到這個特務機關的一處秘密地方，這地方對外的名稱，叫作“三野公館”。

那天我和加藤談過話以後，翻譯員正準備離園回家，聚在樓下的榮源、羅振玉和謝介石三人攔住了他，打聽樓上會談的結果。翻譯員這次接到這件從來沒有過的任務（用英文給日本人當翻譯），本來已覺得奇怪，當他應命到達張園的時候，先就碰見了榮源等人，囑咐他談完以後告訴一下會談情形（這按說也是不準的）。翻譯員當時不安地回答：“我不過是個陪坐的罷了，白井副領事是會用中國話翻譯的。”榮源說：“上頭說了，讓您用英文翻譯。”“何必用英文呢。幼安（謝介石字）先生不是在這兒嗎？用日文翻譯不是更好嗎？”謝介石哼了一聲說：“我才不跟他們說話哩！”羅振玉這時忙插嘴說：“上頭是怕別人傳話不切實。還是請您下來的時候透透信吧。”翻譯員覺得事情有點蹊蹺，不便拒絕，又不想遵命，心裏打定主意，翻譯完了還是溜走忙自己的事去。誰知還沒走出大樓，就又給這三位攔住了。這位年輕人覺得臉上也磨不開，又覺得所談的事情似乎很簡單，就簡單地告訴他們了。

這三位聽完那結果，還是不放他走，再三向他叮問，等到確實知道了加藤說的仍然不過那幾句話以後，三個人激動起來。榮源罵了一句：“領事官都是些不陰不陽的東西，向來沒有痛快過！”謝介石冷笑道：“我早知道他們要搗亂，找了他們就不會有好事，他們嘴裏說得出什麽好話來？你瞧，真事都成了造謠！”羅振玉捋著胡子，頓足歎息：“是何居心！是何居心！”

翻譯員看得不耐煩，告辭要走，羅振玉立刻攔著說：“您別走，跟我們一起走走，耽誤您一會兒，回頭送您回家。”說著，那兩位也站起來說：“對，一塊兒去，當麵把這事情告訴他！”說著，就不由分說，帶著翻譯員往外走。翻譯員跟在他們後麵，心裏充滿了好奇。他和榮源是近親，悄悄問他：“上哪兒去？”榮源**未消地說：“咱們上三爺公館去！”不等他問下去，已經走到汽車跟前，那兩位把他擁了進去，車就開了。

汽車走了不太久，在離日本花園不遠的地方，一個路南的綠油大門前停下了。一直到此為止，這位翻譯員還以為去的地方是榮源榮三爺的公館，因為他聽榮源的一個“看煙”（專門伺候抽大煙的）太監說過，“三爺在外邊還另有公館呢！”他也聽說榮源在日租界有座小樓，住著一個廣東籍的“外家”，國民飯店裏有個房間，包著一個“暗門子”（暗娼），這些地方也是榮源和銀行界、金店業給張園辦抵押、談交易的地方，鹽業銀行的嶽乾齋經理，在北京領業源開紅貨鋪子的張德甫，都提過這些地方，隻是沒有人說過日本花園附近的這個綠大門。翻譯覺得他這位風流親戚對他公開了自己的秘密**窩，這回可有了開玩笑的資料，誰知一進大門，就知道不對了。

羅振玉上前按鈴後，一個號房式人物應聲打開了半扇門，顯然羅振玉是熟客，號房倒身讓過他們，隨即關上門，鑽進號房去了。羅振玉帶頭，幾個人繞過影壁，麵前展開一個頗大的院子，院子裏正有二三十個穿日本軍衣的人持槍練劈刺。奇怪的不僅如此，而是這群人看見了客人，忽然在一聲號令下，全跑進一道月亮門裏去了。更奇怪的是，翻譯員從一陣人聲中，聽出了這些穿日本軍裝的是說著中國話的。

這當然不是榮三爺的公館了。

院子北邊是一座樓房，羅振玉帶著他們繞過了陳列著盛開的夾竹桃的正門，從大樓側門進去，裏麵是一條光線不太足的甬道。一個樓梯旁，擺著硬木八仙桌和幾把硬木椅子，坐著幾個彪形大漢，桌子堆著筆墨、算盤和一些藍布皮的舊式賬簿。羅振玉過去和其中的一個嘀咕了幾句，這時不知從哪裏走過一個穿長衫的茶房式人物，領著他們上了樓梯，經過一條光線仍嫌不足的甬道，把他讓進了一間狹長的屋子。屋裏陳設頗像一個中等旅店房間，一張床，一個梳妝台，一把梳妝椅。比旅館多的是**有個盛鴉片煙具用的那種帶鏡子的紅漆盤，還有抽大煙用的一對大圓枕頭。榮源進了屋，一歪身倒在**，點上他的埃及紙煙，羅振玉坐在他的對麵，謝介石坐在椅子上。看起來，他們都很熟悉這個地方。翻譯員很留心地聽他們談話，確信了日本人要把“宣統帝”送到旅順，為滿蒙方麵的某種舉動做準備。當然，這次舉動在張園的人聽來，就是複辟。羅振玉這些人認為必須把加藤對我去旅順問題的不同回答，告訴那個人，為了讓那人親自聽聽第一手的消息，所以特意把翻譯員帶了來。至於這位人物叫什麽名字，這個地方是什麽地方，他們都絕口不提。

那天的天氣非常熱，翻譯員很想到衛生間洗一把臉，而這間狹長的屋子既沒有茶，也沒有水。後來他打聽廁所在哪裏，謝介石告訴他在樓下某個地方。他下樓去了。誰知又發現一個不解的現象：原在樓梯的那幾個大漢，連同桌椅、賬本，等等，全不見了。

翻譯員越發覺得蹊蹺，心中不安起來。他本來是專門給我擔任對各歐美國家駐津領事館和兵營方麵的翻譯的，日本人很不願意接近他，他早已感覺出他們對他的戒心，如今他來到這個會見東京來人的地方，並非是由日本人的邀請，日本人是什麽態度呢？他忐忑不安地回到樓上。這時隻見羅振玉等人垂頭喪氣地告訴他：那位人物不來了，咱走吧！

翻譯員如釋重負，跟著走出大門（一路上除了那個號房式人物，誰也沒碰上）。羅振玉要用汽車送他，他也不坐了，趕忙雇了洋車回自己的家。

過了不久，我要給離任回國的駐屯軍司令官高田豐樹送一份禮物，順手抓了在跟前的這位翻譯，叫他送去。他奉命去找司令部的通譯官吉田忠太郎。吉田的中國話很好，中國風俗習慣也很熟悉。因為他長得很像“群英會”上的蔣幹，所以我這位愛看戲的翻譯員背後就叫他“蔣幹”。他回憶這段經過說：

“我到了‘蔣幹’那裏，說了沒幾句，突然進來了一個矮胖子，氣衝鬥牛地對著吉田嚷了起來，像要打架似的。他們的日本話裏，似乎屢次說到榮源的名字。那矮胖子嚷得很凶，‘蔣幹’卻笑嘻嘻的，像聽了什麽笑話。那胖子足吵了一個小時才走。我就問‘蔣幹’，榮源是不是惹了他？‘蔣幹’說：‘榮源真是個色鬼，昨晚上不知怎麽弄的，三爺公館叫人，弄錯了，把大熊的女人叫了去，榮源見了就不饒，哈哈！’”

“這段話，又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這個三爺公館究竟是個什麽地方呢？我不敢問‘蔣幹’，我辦完了事，把禮物交代清楚，離了他的地方，決心再到那個三爺公館那外麵看看。我到了日本花園附近，果然找到了那個綠大門。走到跟前一細看，原來門角上釘著一個小小的原色木牌，上麵明白地寫著四個墨筆字：‘三野公館’。原來這是跟榮源很熟的那個三野友吉的公館！”

這段經曆，是我決定不去旅順之後他才告訴我的。當時我聽了，對日本人這種相互不協調，感到了氣憤，覺得日本人真是不統一，但也沒有想到其他的問題。三野友吉這人我是認識的，他是司令部的一個尉級參謀，常作為司令官的隨從到張園來祝壽、賀年和做客。我覺得我和司令官有交往，我的下邊人和司令部的下邊人有交往，這是很自然的事。卻沒有去想：這個尉官何以能擁有一座“公館”？而羅、榮、謝等人竟是這種奇怪的公館的常客，這又是件什麽事？

翻譯員後來還有一段經曆，當時並沒有告訴我。他曾經向榮源探問過三野公館的事：

“你在三野公館惹了大熊的女人，‘蔣幹’告訴我了！你是怎麽惹的她？”

“你也知道？”榮源躺在大煙榻上，興高采烈地聊起了他怎樣惹那女人，那女人的草屐子上的絆兒怎麽給掙斷……說得興頭很足。我這位翻譯看出機會來了，就乘他的興頭問道：

“三野公館是個什麽地方？”

“是個好地方。”

“什麽好地方？”

“你別急，也許將來有機會帶你去開眼。”

“得啦，要是你三爺的烏龍院，小生可是不敢去的！”

“怎麽是我的烏龍院？”

“不是你三爺的公館嗎？”

“你別胡嚷啦，那是三野友吉的公館！”

“三野不過一個小參謀，幹嗎要那麽大的一座公館？”

“唔，你既然不知道，”榮源警惕起來，抽了幾口煙才說：“我也不便往下說，以後有機會咱再談。”

以後，他再也沒說。

這位翻譯員後來實在憋不住了，在一次宴會上，借了一個題目和白井康談天，一下子扯到那個三野公館，說他曾到那裏去過一次，就在上次見過麵之後。白井康聽了他的話，非常詫異地看了他幾眼，一言未答。他心中很懊喪，以後總躲著這個白井康。可是在又一次宴會上，白井康主動地找他攀談。也不記得是借了個什麽題目，忽然扯出了這麽一句：“那個三野公館已經不存在了！”

現在回想起來，白井康所充當的這種角色，一定很沒滋味。上次園後放槍事件發生後，告訴張園“那是岩田打鳥”的，也是他。

自然，後來我終於漸漸明白了，在司令部和領事館的互相遮蓋之下的鉤心鬥角，其激烈與錯綜複雜，是不下於我身邊“遺老”中間所發生的。我也弄明白了許多“並行活動”，現象並非全是偶然巧合，比如：司令部派了參謀每周給我演講，領事館就介紹了遠山猛雄做皇室教師；領事館每次邀請我必同時請鄭孝胥，司令部的邀請中就少不了羅振玉；領事館在張園派駐了日本警官，而司令部就有專設的三野公館為榮源、羅振玉、謝介石等人預備了女人、鴉片，等等。

至於黑龍會，我了解得最晚，還是鄭孝胥告訴我的。這個日本最大的浪人團體，前身名為“玄洋社”，成立於中法戰爭之後，由日本浪人平岡浩太郎所創立，是在中國進行間諜活動的最早的特務組織，最初在福州、芝罘（煙台）、上海都有機關，以領事館、學校、照相館等為掩護，如上海的“東洋學校”和後來的“同文書院”都是。“黑龍會”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超越黑龍江”，出現於一九○一年。在日俄戰爭中，這個團體起了很大作用，傳說在那時黑龍會會員已達幾十萬名，擁有巨大的活動資金。頭山滿是黑龍會最出名的領袖，在他的指揮下，他的黨羽深入到中國的各階層，從清末的王公大臣如升允之流的身邊，到販夫走卒如張園的隨侍中間，無一處沒有他們在進行著深謀遠慮的工作。日本許多著名的人物，如土肥原、廣田、平沼、有田、香月等人都是頭山滿的門生。據鄭孝胥說，頭山滿是個佛教徒，有一把銀色長須，麵容“慈祥”，平生最愛玫瑰花，終年不願離開他的花園。就是這樣的一個佛教徒，在玫瑰花香氣的氤氳中，持著銀須，麵容“慈祥”地設計出駭人的陰謀和慘絕人寰的凶案。

鄭孝胥後來能認識到黑龍會和日本軍部係統的力量，是應該把它歸功於羅振玉的。鄭、羅、陳三人代表了三種不同的思想。羅振玉認為軍部人物以及黑龍會人物的話全是可靠的（他對謝米諾夫和多布端的信任，也一半是出於謝、多二人和黑龍會的關係），陳寶琛則認為除了代表日本政府的總領事館以外，別的日本人的話全不可信。鄭孝胥公開附和著陳寶琛，以反對羅振玉。他心裏起初也對司令部和黑龍會存著懷疑，但他逐漸地透過羅振玉的吹噓和黑龍會的胡作非為，看出了東京方麵某種勢力的動向，看出了日本當局的實在意圖，最後終於看出了這是他可以仗恃的力量。因此，他後來決定暫時放下追求各國共管的計劃，而束裝東行，專門到日本去找黑龍會和日本參謀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