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和奉係將領之間
八月初五日，早七時起，洗漱畢，蕭丙炎（遺老）診脈。八時，鄭孝胥講《通鑒》。九時，園中散步，接見康有為。十時餘，康辭去，適張憲及張慶昶至，留之早餐，賜每人福壽字一張，在園中合攝一影。張憲為李景林部之健將，張慶昶為孫傳芳部之驍將。十二時辭去。接見濟煦，少時即去。餘用果品並用茶點，適英國任薩姆女士（婉容之教師）至，與之相談。皇後所召之女畫士亦至，餘還寢室休息。在園中騎車運動，薄暮乘汽車出園，赴新購房地，少時即返。八時餘晚餐，休息，並接見結保川醫士。十一時寢。
八月初六日，早八時餘起。十時召見袁勵準。十一時早餐，並見結保川。十二時接見康有為，至一時康辭去，陳師傅來見。三時休息。魯軍軍長畢庶澄及其內兄旅長常之英來謁，少時辭去。少頃吳忠才至，托其南下時代向吳佩孚慰問。六時畢翰章來謁，六時餘辭去。餘在園內散步，適榮源至，稍談，餘即入室休息。
從這僅存的一九二七年的一頁日記中，可以看出當時我的日常生活和接見的人物。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畢庶澄、張宗昌等人是張園的經常客人。除他們之外，我還接見過張學良、褚玉璞、徐源泉、李景林等奉係將領。第一個和我見麵的是李景林。我到天津時，正是剛戰勝吳佩孚的奉軍占領著天津，奉係的直隸督辦李景林立即以地方官的身份來拜訪我，表示了對我保護之意。盡管他和當時任何的中國將軍一樣，他們的軍法政令是進不了“租界”的。
我在天津的七年間，拉攏過一切我想拉攏的軍閥，他們都給過我或多或少的幻想。吳佩孚曾上書向我稱臣，張作霖向我磕過頭，段祺瑞主動地請我和他見過麵。其中給過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攏最力、為時最長的則是奉係將領們。這是由張作霖向我磕頭開始的。
我到天津的這年六月，榮源有一天很高興地向我說，張作霖派了他的親信閻澤溥，給我送來了十萬元，並且說張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館裏和我見一見。這件事叫陳寶琛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對，認為皇上到民國將領家去見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麵，那是萬萬不可以的。我也覺得不能降這種身份和冒這個險，所以拒絕了。不料第二天的夜裏，榮源突然把閻澤溥領了來，說張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著我，並且說中國地界內絕無危險，張作霖自己不便於走進租界，所以還是請我去一趟。經過榮源再三宣傳張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對我表示過的關懷，我又早在宮裏就聽說過，除了張勳（二張還是兒女親家）之外，張作霖是對於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沒有再告訴別人，就坐上汽車出發了。
這是初夏的一個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張作霖的“行館”曹家花園。花園門口有個奇怪的儀仗隊—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槍劍戟和現代的步槍，從大門外一直排列到大門裏。汽車經過這個行列，開進了園中。
我下了汽車，被人領著向一個燈火輝煌的大廳走去。這時，迎麵走來了一個身材矮小、便裝打扮、留著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認出這是張作霖。我遲疑著不知應用什麽儀式對待他—這是我第一次外出會見民國的大人物，而榮源卻沒有事先指點給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遲疑地走到我麵前，趴在磚地上就向我磕了一個頭，同時問：“皇上好？”
“上將軍好？”我就著勁，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廳門。我心裏很高興，而且多少—雖然這已不像一個皇上的心理—有點感激他剛才那個舉動，這把我從“降貴紆尊”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當然，我更高興的是，這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看來是並不忘舊的。
客廳裏擺的是硬木桌椅、西式沙發、玻璃屏風，非常講究而又不倫不類。我們在一個圓桌邊對麵坐下，張作霖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紙煙，打開了話匣子。他一張嘴先痛罵馮玉祥“逼宮”，說馮玉祥那是為了要拿宮中的寶物，而他是非常注意保護古代文化和財寶的，由於這個緣故，他不但把奉天的宮殿保護得很好，而且這次把北京的一套四庫全書也要弄去，一體保護。他帶著見怪的口氣說，我不該在他帶兵到了北京之後，還向日本使館裏跑，而他是有足夠力量保護我的。他問我出來之後的生活，問我缺什麽東西，盡管告訴他。
我說，張上將軍對我的惦念，我完全知道，當時因為馮玉祥軍隊還在，實是不得已才進了日本使館的。我又進一步說，奉天的宗廟陵寢和宮殿，我早已知道都保護得很好，張上將軍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皇上要是樂意，到咱奉天去，住在宮殿裏，有我在，怎麽都行。”
“張上將軍真是太好了……”
但是這位張上將軍卻沒有接著再說這類話，就把話題轉到我的生活上去了：“以後缺什麽，就給我來信。”
我缺什麽？缺的是一個寶座，可是這天晚上我無法把它明說出來，這是顯然的事。
我們談話時，沒有人在場，和我們在一起的隻有一屋子的蒼蠅。我立刻意識到，深夜裏還有蒼蠅飛，這在租界裏是沒有的現象。
後來，有個副官進來說：“楊參謀長（宇霆）求見。”張作霖揮揮手說：“不著忙，待會兒再說！”我忙站起來說：“上將軍很忙，我就告辭了。”他連忙說：“不著忙，不著忙。”這時似乎有個女人的臉在屏風後閃了一下（後來聽說是張作霖的五姨太太），我覺得他真是忙，再度告辭，這回他不攔阻了。
我每逢外出，駐張園的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隨著，這次也沒例外。我不知道張作霖看沒看見站在汽車旁邊的那個穿西服的日本人，他臨送我上車時，大聲地對我說：
“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訴我，我會治他們！”
汽車又通過那個奇怪的儀仗隊，出了曹家花園，開回到租界上。第二天日本總領事有田八郎向我提出了警告：
“陛下如再私自去中國地界，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證安全！”
雖然張作霖說他會治日本小鬼，雖然日本領事提出這樣的抗議，但是當時任何人都知道日本人和張作霖的關係，如果不是日本人供給張作霖槍炮子彈，張作霖未必就能有這麽多的軍隊。所以由這次會見在我心裏所升起的希望，並沒有受到這個抗議的影響，更不用說陳寶琛那一派的反對了。
我的複辟希望更被後來的事實所助長，這就是以提出“田中奏折 ”出名的田中內閣，於一九二七年上台後所表現的態度。田中奏折遲於一九二九年才揭發出來，其實它的內容在一九二七年就露出來了。這裏我引述一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 上對當時情勢的敘述：
田中首相所提倡的“積極政策”是借著與滿洲當局、特別是與東北邊防軍總司令及滿洲、熱河的行政首長張作霖的合作，以擴大和發展日方認為已在滿洲取得了的特殊權益。田中首相還曾聲明說：盡管日本尊重中國對滿洲的主權，並願盡可能地實行對華“門戶開放政策”，但日本具有充分的決心，絕對不允許發生擾亂該地的平靜和損害日本重大權益的情勢。田中內閣強調必須將滿洲看作和中國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地方，並聲明如果爭亂從中國其他地方波及滿洲和蒙古時，日本將以武力來保護它在該地的權益。
給我磕頭的張作霖，在得到田中內閣的支持之後，成了北方各係軍人的領袖，做了安國軍總司令，後來又做了軍政府的大元帥。當蔣介石的軍隊北上的時候，“保護”滿蒙地區“權益”的日本軍隊，竟開到遠離滿蒙數千裏的濟南，造成了驚人的“濟南慘案”。日本軍隊司令官岡村寧次還發了一份布告警告過蔣介石。天津日本駐屯軍參謀官為表示對我的關切，曾特地抄了一份給我。蔣介石為了討好帝國主義，剛殺過了共產黨和工人、學生，看見了這份布告，又恭恭敬敬地退出了濟南，並禁止民眾有任何反日行動。
在此同時，我和奉係將領之間也進入了緊張的接觸。
公開的酬酢往來，是從我見過張作霖之後開始的。我父親的大管家張文治，在奉軍將領中有不少的把兄弟，這時又和張宗昌換了帖，成了奉軍將領的引見人之一。前內城守衛隊軍樂隊長李士奎，這時也成了奉軍人物，褚玉璞和畢庶澄就是他引進的。胡若愚還給我帶來了張學良。不過，這位少帥隻來了一次，也不吃，也不喝，顯然是發現我這裏沒有什麽好玩的，以後再也不來了。這些將領們到張園來，已和從前進紫禁城時不同，他們不用請安叩頭，我不用賞朝馬肩輿，他們隻給我鞠個躬，或握一下手，然後平起平坐。我給他們寫信，也不再過分端皇帝架子。我和奉軍將領交往的親疏，決定於他們對複辟的態度。最先使我發生好感的是畢庶澄，因為他比別人更熱心於我的未來事業，什麽“人心思舊”“將來唯有帝製才能救中國，現在是群龍無首”，說的話跟遺老遺少差不了多少。他是張宗昌的一名軍長，兼渤海艦隊司令，曾請我到他的軍艦參觀過。我對他抱著較大的希望，後來聽到他被褚玉璞槍斃的消息時，我曾大為傷感。他死後，我的希望便轉移到了張宗昌身上。
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人。我在天津見到他的時候，他有四十多歲，一眼看去，是個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如果一細看，就會發現這個彪形大漢的紫膛麵皮上，籠著一層鴉片中毒的那種青灰色。他十五六歲時流浪到營口，在“寶棚”當過賭傭，成天與地痞流氓、賭棍小偷鬼混，在關東當過胡匪的小頭目，以後又流落到沙俄控製的海參崴，給華商總會當門警頭目。由於他揮霍不吝和善於逢迎勾結，能和沙俄憲兵警察緊密合作，竟成了海參崴流氓社會的紅人，成了包娼、包賭、包庇煙館的一霸。武昌起義後，南方革命軍派人到中俄邊境，爭取胡子頭目劉彈子（玉雙）投效革命，雙方談判成功，將劉部編為一個騎兵團，授劉為騎兵團長。張是中間的介紹人，一同到了上海，不知道他怎麽一弄，自己成了革命軍的團長，劉彈子反而成了他下麵的一名營長。“二次革命”爆發，他投了反革命的機，以屠殺革命軍人之功，得到了馮國璋的賞識，當上了馮的衛隊營營長，以後層層運動，又得到了十一師師長的位置。不久在江蘇安徽戰敗，逃亡出關，投奔張作霖，當了旅長。從此以後，他即借奉軍之勢，從奉軍進關那天起，步步登高，由師長、軍長而山東軍務督辦、蘇皖魯剿匪總司令，一直做到了直魯聯軍司令，成了割據一方的土皇帝。
張宗昌在山東的三年時間，把山東搜刮得民窮財盡，無人不罵，山東地方上有不少關於他的歌謠，其中有幾個是：
張宗昌，坐山東，山東百姓受了坑。
不怕風來不怕雨，怕的是兵來一掃清！
張督辦，坐濟南，也要銀子也要錢，
雞納稅來狗納捐，誰要不服就把眼剜！
也有蔥，也有蒜，鍋裏煮的張督辦！
也有蒜，也有薑，鍋裏煮的張宗昌！
由於他流氓成性，南方報紙曾給了他一個“狗肉將軍”的綽號，後來看他打仗一敗即跑，又給了他一個“長腿將軍”的別名。張宗昌又以“三不知”出名，即一不知錢多少，二不知姨太太多少，三不知兵多少。張宗昌的軍隊向來不發餉，平日隻靠打仗發洋財過日子。無論是勝仗敗仗都可大搶一氣。但是，後來對南方作戰步步失利，士兵連敗仗也不願打了，張宗昌在退出山東之前，為挽回士氣，不得不發一次餉，經過層層扣剝，每個兵隻分了五角錢。拿到錢的士兵說：“咱們隻給張宗昌打五角錢的仗！”張宗昌隻有一支隊伍不扣餉，就是他的白俄軍隊，這支最遭山東人痛恨的搶掠**、酗酒殺人、無惡不作的軍隊所造下的孽，卻和張園有著一定的關係。這在下一節裏就談到。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在蔣介石和張學良夾擊之下，張宗昌兵敗灤河，逃往旅大，後來又逃到日本門司，受日本人的庇護。一九三二年他以回家掃墓的名義回到山東，暗地裏運動劉珍年部下倒戈，打算以倒戈隊伍為基礎，重整旗鼓，奪取當時山東省主席韓複榘的地盤，恢複其對山東的統治。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他在濟南車站被一個叫鄭繼成的當場打死。這位凶手自首說是為叔父報仇（他的叔父是被張宗昌槍斃的馮玉祥部下軍長鄭金聲），實際是山東省主席韓複榘主使下的暗殺。據說張被打死後，他的屍首橫在露天地裏，他的秘書長花錢雇不到人搬運他的屍體，棺材鋪的老板也不願意賣給他棺材，後來還是主持謀殺的省當局，叫人收了屍。這個國人皆曰可殺的惡魔，曾是張園的熟客，是一個被我寄托以重大希望的人物。
我在北府時，張宗昌就化裝來看過我，向我表示過關心。我到天津後，隻要他來天津，必定來看我。每次來都在深夜，因為他白天要睡覺，晚上抽了大煙，精神特別足。談起來，山南海北，滔滔不絕。
一九二六年，張吳聯合討馮，與馮軍激戰於南口，馮軍退後，首先占領南口的是張宗昌的隊伍。我一聽到這個好消息，立刻給張宗昌親筆寫了一封半信半諭的東西：
字問
效坤督辦安好
久未通信，深為想念，此次南口軍事業已結束，討赤之功十成八九，將軍以十萬之眾轉戰直魯，連摧強敵，當此炎夏，艱險備嚐，堅持討逆，竟於數日內，直搗賊穴，建此偉大功業，挽中國之既危，滅共產之已成。今赤軍雖已遠颺，然根株不除，終恐為將來之患，仍望本除惡務盡之意，一鼓而**平之，中國幸甚，人民幸甚。現派索玉山 贈予將軍銀瓶一對，以為此次破南口之紀念，望哂納。
漢卿、芳宸、蘊山 均望致意
丙寅七月十三日
我得到張宗昌勝利的消息，並不慢於報紙上的報道，因為我有自己的情報工作。有一些人為我搜集消息，有人給我翻譯外文報紙。我根據中外報紙和我自己得到的情報，知道了張宗昌的勝利和聲勢，簡直是令我心花怒放。同時，我又很關心馮玉祥是不是真的垮了，我的情報多次說馮要派人殺我，這也是我要張宗昌“除惡務盡”的原因之一。我希望張宗昌得到全麵勝利，為我複辟打下基礎。但是這位“狗肉將軍”在飛黃騰達的時候，總不肯明確地談這些事，好像隻有變成了“長腿將軍”的時候，才又想起它來。
一九二八年，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等人宣告合作，向北方的地盤上撲了過來，津浦線的這一路，繞過了給張宗昌幫忙的日本人，把張宗昌的根據地山東吞沒了。張宗昌兵敗如山倒，一直向山海關跑。這時張作霖已被日本人炸死，“少帥”張學良拒絕張宗昌出關。張宗昌的軍隊被困在蘆台、灤州一線，前後夾擊，危在旦夕。這一天，他的參謀金卓來找我，帶來了他的一封信，向我大肆吹噓他還有許多軍隊、槍炮，規複京津實非難事，唯尚無法善其後，須先統籌兼顧，接著又說他正在訓練軍隊，月需餉銀二百五十萬元，他“伏乞睿哲俯賜，巽令使疆場小卒，知所依附”。擔當聯絡的金卓，一再陳說張宗昌勝利在望，隻等我的支援。這時陳寶琛、胡嗣瑗聽說我又要花錢了，都來勸阻我，結果隻寫了一個鼓勵性的手諭。不久，張宗昌完全垮台，到日本去了。他離我越遠越有人在我們中間自動地來遞信傳話，張宗昌的信也越來越表現了他矢忠清室之誌，但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向我要錢。帶信人除了前麵說過的金卓（後來在偽滿給我當侍從武官）之外，還有後來當了偽滿外交大臣的謝介石、德州知縣王繼興、津浦路局長朱曜、陳寶琛的外甥劉驤業（日本留學生，並到日本去替我賣字畫，不少字畫一去不複返）、安福係政客費毓楷和自稱是張的秘書長的徐觀晸等人。他們給我帶來關於張宗昌的各種消息。我已不記得給他們拿去了多少錢，我現在找到了一部分當時的來信和去信的底稿，挑兩件抄在下麵：
朕自聞灤河熸師，苦不得卿消息，昕夕憂懸。昨據朕派遣在大連之前外務部右丞謝介石專人奏陳，悉卿安抵旅順，並聞與前俄謝米諾夫將軍訂彼此互助之約，始終討赤，誌不稍挫，聞之差慰。勝負兵家之常，此次再起，務須籌備完密，不可輕率進取。謝米諾夫懷抱忠義與卿相同，彼此提挈呼應，必奏敷功。方今蒼生倒懸，待援孔亟，朕每念及，寢食難安，望卿為國珍重以副朕懷。今命謝介石到旅順慰勞，並賞卿巨鑒一部，其留心閱覽，追蹤古人，朕有厚望焉。
皇上聖鑒：敬陳者，宗昌月前觀光東京，得晤劉驤業，恭讀手諭，感激莫名，業經複呈，計達天聰。宗昌自來別府，荏苒經年，對於祖國民生之憔悴，國事之蜩螗，夙夜焦灼，寢饋難安。一遵我皇上憂國愛民之至意，積極規劃，罔敢稍疏。唯凡舉大事，非財政充裕，不能放手辦理，即不能貫徹主張，一木難支，眾擎易舉，當在聖明洞鑒之中。去秋訂購槍械一批，價洋日金貳百壹拾萬元，當交十分之五，不料金票陡漲，以中國銀幣折合約需叁百萬元。目前軍事方麵籌劃妥協，確有徹底辦法，不動則已，動出萬全。唯槍械一項，需款甚巨，四處張羅，緩不濟急。籌思再四，唯有懇乞俯鑒愚忱，頒發款項壹百萬元。萬一力有不及，或先籌濟叁伍拾萬，以資應用，而利進行。感戴鴻慈，靡有涯既。茲派前德州知事王繼興，馳赴行宮，代陳一切。人極穩妥，且係宗昌至戚。如蒙俞允，即由該知事具領攜回，一俟款到，即行發動。此款回國後兩月內即可歸還。時機已迫，望若雲霓，披瀝上陳，無任屏營待命之至，伏乞睿鑒。恭請
聖安
張宗昌謹呈
上麵說的那筆錢，我沒有給那位德州縣知事。經陳寶琛、胡嗣瑗的勸止，我也沒有再去信。但同時，我仍不能忘情於奉係，雖然這時張作霖已經死了。
張作霖之死盡人皆知是日本人謀殺的。我後來聽說，日本人殺張，是由於張越來越不肯聽話，張的不聽話，是由於少帥的影響，要甩掉日本，另與美國結成新歡。因此日本人說他“忘恩負義，不夠朋友”。他的遇害雖然當時也把我嚇了一跳，有的遺老還提醒我注意這個殷鑒，但是後來我沒有理會那些遺老的話，因為我自認是與張作霖不同的人。張是個帶兵的頭目，這樣的人除了他還可以另外找得到。而我是個皇帝，這是日本人從中國人裏再找不出第二個來的。那時在我身邊的人就有這樣一個論點：“關東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關東與黨軍（指張學良與國民黨）協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取關東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則舉措難施”。我深信日本是承認這一點的。“我欲借日本之力，必先得關東之心”，這是隨之而來的策略，因此，我就從奉係裏尋找張作霖的舊頭目們，為我複辟使用。有個叫商衍瀛的遺老，是廣東駐防旗人，從前做過翰林，當時是東北紅卍字會的名人，這時出來給我活動奉係的將領。因為張學良已明白表示了要與蔣介石合作，所以商衍瀛進行的活動特別詭秘。簡要地說，這個最後的活動並沒有結果，隻留下了下麵一點殘跡：
上?諭
數日來肝火上升，每於夜間耳鳴頭悶，甚感疲怠，是以未能見卿。卿此去奉，表麵雖為地款，實則主要不在此耳，此不待言而明也。餘備玉數種，分與相（張作相）、惠（張景惠）等人，到行帶去。
再如降乩時，可否一問，餘身體常不適，及此次肝熱，久不能豫。
俟後為款事，自當隨時與辦事處來函。唯關於大局事，若有來函，務須格外慎密。
商衍瀛的奏折及我的批語
臣商衍瀛跪奏
皇上聖躬欠安，務求靜養，時局變幻不出三個月內。今日皇上之艱難，安知非他日之福？望聖躬勿過憂勞，以待時機之複。奉諭各節，臣當敬謹遵諭辦理。古玉敬謹分賜。臣擬明日出關。再往吉林，哈爾濱，如蒙俞允，即當就道，臣恭請
聖安
宣統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
此去甚是。唯須借何題目，免啟學良之疑。卿孤忠奮發，極慰朕誌。當此時局擾亂，甚易受嫌，卿當珍重勤密，以釋朕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