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作史的方法

作史，似乎是研究曆史的人所談不到的，然而現在的曆史，正在要重作之中，惟其知道作史的方法，才能知道研究的方法，所以作史的方法，也不可以不一談。

3.1作史三步驟:搜輯、考訂和編纂

曆史該怎樣作法呢？那在理論上是無疑義的。第一，當先搜集材料。第二，當就所搜集得的材料，加以考訂，使其正確。然後第三，可以著手編纂。

史事的搜輯、訂正，是永無窮期的。外行的人，往往以為：“曆史的材料，是一成不變的。至多（1）有新發現的事實，加一些進去；（2）舊材料不完全，不正確的，被發現了，則加以補充，加以訂正；如此而已。這兩者都不能多，所以曆史的材料，從大體上可以說是固定的，無甚變動。”這種見解，其實是錯誤的。

曆史上的年代如此之長，事實如此之多，即使我們所搜輯的範圍，和從前人一樣，亦不易有完備之日。何況研究的範圍，是時時變動的，無論你方法如何謹嚴，如何自許為客觀，人於研究範圍之內的，總是反映著其時代所需要。一物有多少相，是沒有一定的，有多少人看，就有多少相，因為沒有兩個看，能占同一的空間與時間。看的人沒有了，就相也沒有了。哲學家說:“世界上沒有兩件相同的東西，因為至少它所占的時間或空間是兩樣。”然則以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人，看起曆史上的事件來，其觀點如何會相同？觀點不同，其所見者，亦自然不同;所覺得要補充，要刪除的，自亦隨之而異了。所以史學一日不息，搜輯之功亦即一日而不息。

這話或者說得太玄妙些，然即使淺而言之，現代各種科學勃興，我們從前不甚注意，不甚了解的事實，現在知其重要的何限？豈能摒諸研究範圍之外？然則史學的範圍，安得而不擴充？範圍擴充，搜輯的工作，安能不隨之而增加呢？科學的進步永無止境，史家搜輯的工作，自亦隨之而無窮了。至於訂正，則從前人的記載錯誤的，見解不正確的，淺而言之，即隨處可見。此等或可說:終有訂正至正確的一日，而有的或竟無法可想了，則訂正亦似有窮期。其實亦不然。真正客觀的事實，是世界上所沒有的。真正客觀的事實，隻是一個一個絕不相聯屬之感覺，和做影戲所用的片子一般，不把它聯屬起來，試問有何意義？豈複成為事實？所謂事實，總是合許多小情節而成，而其所謂小情節，又是合許多更小的情節而成，如是遞推，至於最小，仍是如此。其能成為事實，總是我們用主觀的意見，把它聯屬起來的。如此，世界上安有真客觀的事實？既非客觀，安得雲無變動？這話或者又說得太玄妙些，然而一件事實的真相，不但限於其外形，總得推見其內部，這總是人人可以承認的，如此,則因社會狀況的不同，人心的觀念即隨之而變，觀念既變，看得事情的真相，亦就不同了。譬如在從前尊信士大夫階級的時代，看曆史上的黨爭，或以為一方麵確係君子，一方麵實屬小人;或以為兩方麵都係君子，出於誤會。到現在，知道了階級的性質，就知道無論哪一方，不會全是君子，其中真為國家、社會起見的，總不過是極少數人了。史事的訂正，又安有窮期呢？搜輯永無窮期，訂正永無窮期，曆史的當改作，即已永無窮期，何況曆史不是搜輯、考訂了便算了事的，還要編纂成功，給大家看，而看的人的需要，又是隨時不同的，然則曆史安得不永遠在重作之中呢？

3.2作史的具體方法

以上所說的都是原理，以下且談些具體的方法。

（1）搜輯的方法

搜輯的對象，當分為書本和非書本二者。

非書本之物，即:a.人類的遺骸，b.古物，c.法俗。此當隨時搜輯，其最重要的來源，為d.考古學上的發現，及e.各種新調查。這二者，在現在的中國，材料還不多，我們隻能盡其所有，充分的加以利用。

書本上的材料，則可謂汗牛充棟。一個人的研究，總有一個範圍（如劃定時間、地域，或擇取某一事件等）。在範圍內的材料，自然有一個限度。但這種材料，很難斷定某一部書內沒有，於是每研究一個題目，就非把所有的書看遍，或看其十之七八不可，此豈人力所能及。從來著書的人，無論如何勤苦，怕也沒人敢說:材料的搜輯，業已一無遺漏，或者十得八九的。然而考證上的事情，往往多一條證據，少一條證據（如發現不足信的材料，抽去一條），事相即為之大變，材料的搜輯不能完全，總是史學家一個遺憾。然則如之何呢？絕對的理論上的完備，自然是不可能的，然亦總得盡我們之力，做到大體上沒有遺憾的地步。如此說來，則我覺得史料匯編，在今日實為當務之急。

所謂史料匯編，便是把每一個題目（無論其為時間別、地域別或擇取某事件），遍覽群書，把其中有關係的，都抄錄下來，注明篇名卷數或頁數，及所據的版本(不同的刻本，須互相校勘，見於類書或他書所征引者亦然，所以又涉及校讎問題）。此自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當集群力，以大規模的組織行之。此即昔人編纂類書之法。

中國曆代，多有大類書的編纂。從魏朝的《皇覽》，到清朝的《圖書集成》。這能替研究學問的人，把他所需要的材料，匯集在一處，省卻他自行搜輯之勞，所省下來的工夫，就可用之於研究上了，其用意實為最善，惜乎其所編纂的，都不甚佳而已。因為私人之力不及，而官修之書，又每不盡善。

在現代，實在各種學問，都當以此法行之，而史家相需為尤急。論整理國故的人，總說舊學術要算一筆總賬，編類書亦是算總賬最好的法子。編纂史料匯編，當用前人作史抄的方法。所謂史抄，是把從前人的著作，依著我所定的條理係統，抄集下來的。不改動原文。但遇兩書材料相同的，則去其重複，然亦仍須注明。如《史記》與《漢書》，《宋》《齊》《梁》《陳》《魏》《周》《隋書》與《南北史》是。有一字的異同，亦須注明，無之則但注某書某篇同。有須刪節處，亦須注明刪節。總使人家看起來，和看原書一樣。

為什麽必要用這種體例呢？那是因為讀史總要據原始材料的;而且有許多地方，史事的真相，就是據字句推勘而得;所以字句一有變動，又要生出一番校勘之勞,這個殊犯不著，所以要一概照抄，如有意見，則另注於下。善用這種體例的，亦可以成為著作，如馬驌的《繹史》，便是一個例子。羅泌的《路史》，材料實較《繹史》為豐富而可貴，如用《繹史》的體例作成，當更可貴。

此種書籍，能合群力為大規模的編纂固佳，即私人亦未嚐不可為。那便是：

a.擇定一個題目，罄畢生之力而為之，盡其所能，做到什麽地步是什麽地步，其未竟之緒，則留待後人賡續。

b.或者選定若幹部書，把它分門別類的抄撮起來，抄得幾部是幾部。這種辦法，對於一個題目，固然極不完全，然使各種書籍都有人抄，而所定的門類，又大致相等(如能劃一，自然更好，但恐不易辦到，即亦不必勉強），則合而觀之，亦不啻一完備的史料匯編了。

駁我的人要說道:“彰明較著，一望而知為與某題目有關係的材料，固然可以集眾或由有誌的人匯抄。然而史學的進步，總是從眾所不能見，即置之眼前，亦不能知其有何關係的材料中得來的，此豈非專家所能著手?”這話固然不錯。然此乃無可如何之事。匯抄之作，原隻能省眾所共見的材料的搜輯，然把這種工夫，替研究者省下來，所得業已不少。外國學者著書，往往有延聘助手代其搜輯材料的，就是為此。何況專家新發明、新訂正的史料，我們亦可分類抄撮呢？

（2）考訂的方法

考訂史事的方法，外形上記載的同異，是容易見得的，隻要搜輯得完備，校勘得精細。但現在所當致力的，殊不限於此。

大抵原始的史料，總是從見聞而來的，傳聞的不足信，人人能言之，其實親見者亦何嚐可信？人的觀察本來容易錯誤的。即使不誤，而所見的事情稍縱即逝，到記載的時候，總是根據記憶寫出來的，而記憶的易誤，又是顯而易見的。況且所看見的，總是許多斷片，其能成為一件事情，總是以意聯屬起來的，這已經摻入很大的主觀的成分。何況還有沒看見或忘掉的地方，不免以意補綴呢？這種錯誤，是無論何人不能免掉的，如其要免掉，那就世界上沒有史事了。

這還是得之於見的，其得之於聞的，則傳述者又把這些錯誤一一加入。傳述多一次，則其錯誤增加一次。事情經過多次傳述，就無意間把不近情理的情節刪除或改動，而把有趣味的情節擴大起來。看似愈傳述愈詳盡，愈精彩，實則其不可信的成分愈多。

這還是無意的，還有有意的作偽。那便是：a.偽造假的事實，b.抹殺真的事實，如清朝人的燒毀書籍，改作實錄，就是其例子。這是有所為而為之的，還有c.無所為而出於遊戲性質的。如東晉晚出的偽《古文尚書》，到底是何人所造，至今很難論定。程魚門《晚書訂疑》說它是遊戲的擬作，其說亦頗近情理，此說如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古今來的偽書，亦可說是汗牛充棟。辨偽之法，近人論者頗多，此書為篇幅所限，不再詳述。

以上所述，實在還都是粗淺的，若論其精微的，則憑你一意求真，還是不能免於不確實，雖然你已小心到十二分。因為人的心理，總有一個方向，總不能接受和這方向相反的事情。所以又有許多真確而有價值的事情，為你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心理上這種細微的偏見，是沒有徹底免除的可能的;就要洗伐到相當的程度，也很不容易。讀《文史通義》的《史德》篇可見。史事的不足信如此，無怪史學家說:“曆史隻是大家同意的故事”了。史學家為求真起見，在這上麵，就得費掉很大的工夫。

（3）闡述史實、編纂史書

史料的真偽，鑒別、考訂得覺其大體可信了，然後我們可進而批評史事。曆史上任何事件，把現在的眼光看起來，總覺得其不甚可信。明明是個大公無私的人，反說得他詐偽陰險（如往史之於王安石），明明是件深曲隱蔽之事，說來反覺得其淺顯易明；這些真是隨處可見。而隻知其外表，不知其內容的，更不知凡幾。讀史者於此，往往模模糊糊，不加注意;或則人雲亦雲；其偶有所見的，又或痛詆古人的錯誤，其實此亦不然。一件事，所能看見的，總隻是外形，其內容如何，總得由觀察者據著外形去推測。我們該盡我們考證之所能，推測之所至，盡量的把史事的真相闡發出來。不過推測總隻是推測，不能徑認為事實而已。在這一點上，昔人著述的體例，未盡善處很多，實有改良的必要。

曆史不但因時代而不同，其所懸擬的讀者，亦各不同。各種不同的讀者，而隻供給他一種書，是不很適宜的。如《資治通鑒》，本意係供君主閱覽；以供平民閱覽，實不盡適宜。就供給一種人看的曆史，也應有幾種同時並行，以資參證;而作史者亦得各抒所見;這是於史學大有裨益的。其好壞，最好任人評論。從前功令，定某種書為正經正史，使人把它的價值，看得特別高，這種辦法頗不適宜。我們當祛除成見，平等相看，其信否的程度如何，一以我們按照嚴格的史學方法所評定者為斷。

（此篇節錄自《呂著史學與史籍》一書，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標題係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