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治史方法談1.以前曆史的弊病和現代史學的宗旨
1.1舊時曆史的弊病何在
從前的曆史，不適於現代人之用，這句話，是人人會說的，然則從前的曆史，其弊病果安在呢？
提出這一個問題來，我們所回答的，第一句話，便是偏重於政治。“一部二十四史，隻是帝王的家譜”，這一類的話，在今日，幾乎成為口頭禪了。這些話，或者言之太過，然而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為諱的。且如衣、食、住、行，是人生最切要的事，讀某一時期的曆史，必須對於這種生活情形，知道一個大概，這是無待於言的了。我們讀舊日的曆史，所知道的卻是些什麽呢？我也承認，讀舊日的曆史，於這一類的情形，並非全無所得。然而讀各正史中的輿服誌，所知者，皇帝和官員所穿的衣服，所坐的車輛而已，平民的衣著，及其所用的交通工具，卻並沒有記載。我們讀《齊書》的本紀，知道齊明帝很有儉德。當時大官所進的禦膳，有一種喚作裹蒸，明帝把他畫為十字形，分成四片，說:我吃不了這些，其餘的可以留充晚膳。胡三省《通鑒注》說，在他這時候，還有裹蒸這種食物，是把糖和糯米、鬆子、胡桃仁，合著香藥做成的，把竹皮包裹起來蒸熟。隻有兩個指頭大，用不著畫成四片。（見齊明帝建武三年)裹蒸的大小，無關緊要，可以不必去管它。看它所用的材料和做法，大約就是現在嘉、湖細點中胡桃糕的前身，吾鄉呼為玉帶糕，正是用糖和糯米粉、鬆子、胡桃仁製成的，不過沒有香藥而已。（因近代香藥輸入,不如宋、元時代的多而美。）南北朝時，還沒有蔗糖，就是宋、元之間，蔗糖也遠不如今日之盛，胡三省所說的裹蒸，用何種糖不可知，齊明帝所吃的裹蒸，則所用的一定是米、麥糖，米、麥糖所製的點心，不甚宜於冷食，所以大官於日食時進之，等於現在席麵上的點心;後來改用蔗糖，就變成現在的胡桃糕，作為閑食之用了。又據《南史·後妃傳》:齊武帝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薦其先人所喜食之物。其中薦給宣皇帝的，有起麵餅一種。胡三省《通鑒注》說:“起麵餅，今北人能為之。其餅浮軟，以卷肉啖之，亦謂之卷餅。”這似乎就是現在山東薄餅的前身。胡氏又引程太昌的話，說起麵餅係“入教麵中，令鬆鬆然也。教，俗書作酵”。然則在宋、元間，南人食麵，尚不能發酵。麵飯不發酵則不鬆美，我們觀此，頗可知古代北方雖多產麥，而北人仍以稻米為貴，近代則不但北人喜食麵，即南人嗜麵的亦漸多的原因。這兩件事，我們自謂讀史鉤稽，頗有所得，然亦隻是一鱗一爪而已。南北朝時，裹蒸究竟是較普遍的食品，還是帝王貴人所專享？發酵之法，究竟發明於何時，如何普及於南方？我們都茫無所知。然則我們讀史，雖可借零碎材料，鉤稽出一些史實來，然畢竟知之不詳。這就不能不追恨當時的史家所記太偏於政治，以致別種情形隻能因政治而附見了。我們雖能知道秦代的阿房宮、漢代的建章宮宏大壯麗的情形，因而略知當時的建築技術，然究不能知秦、漢時代普通的民居如何，其弊亦正在此。所以說舊史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為諱的。
偏重政治的弊病，果何從而起呢？這有一個很深遠的原因在內。人類的作事，是有惰性的，沒有什麽新刺激，就隻會模模糊糊，一切都照舊做去。古代國家，不過現在一縣大，所謂國君，僅等於現在的縣令，大夫略如鄉、鎮長，士則保、甲長之類而已，他們又都是本地人，所行的政治，自然能有影響及於社會。到後世，就遠不是這一回事了。君門萬裏，出必警蹕清道，君和民終身沒有見過一麵。（康有為的《歐洲十一國遊記》說:人們凡事，都易循其名而不察其實，如聽見外國有國王，便想象他是和中國的皇帝一樣。其實，我在比國，看見它的國王從宮中步行出來，人民見他，都起立致敬，他也含笑點頭答禮，比中國州縣官的尊嚴，還相差得很多。）平民於宮中之事，固毫無所知;生長深宮之君，於民間習俗，亦一無所曉。所謂禮、樂等化民之具，在古代，是行之於共見共聞之地的。（如古代的鄉射禮，意思便近於現在地方上的運動會。）在後世，則隻是君和大臣，在禁衛森嚴的地方，關著門去行，平民永遠不曾看見，試問有何影響能及於社會？現在罵政治不好的人，總說他是紙上文章，實際沒有這回事。試問，以現在行政機關的疏闊，官吏和人民的隔絕，欲求其不成為紙上文章，如何可得？所以在古代，確有一個時期，政治是社會上的重要現象;社會上的大事，確可以政治上的大事為其代表;後世則久已不是這麽一回事了。而人們的見解，總還沿襲著舊時，把後世的政治，看得和小國寡民的時代一樣。譬如現在，我們看報，看人家往來的信劄，往往敘述社會現象之後，總有“未知當局者何以善其後也”一類的話，其實考其內容，其事都絕非政治所能為力的。然而這種見解，並不是不讀書沒有見識的人才如此，即號為讀書明理的人亦往往如此;其中少數傑出的能重視現實的人，雖明知其不然，然亦為舊觀念所牽率，見之不能晶瑩，於是古代曆史偏重政治，後世亦就相沿不變了。這是社會科學上一個深切的弊病，現在議論起來，雖似乎大家能知其弊，到實際應用，又往往陰蹈之而不自知，怕一時很不容易徹底除去。
既然偏重政治，則偏重戰事和過度崇拜英雄之弊，必相因而起。因為戰事總是使政治發生顯著的變化的，而在政治上、軍事上能得到成功的人，亦總易被眾人認為英雄之故。不錯，戰事確是能使社會起重大的變化的。然而要明白一件事，總得能知其原因結果，然後可謂之真明白。舊史所記的戰事，往往隻是戰事而已，於其原因如何，結果如何，都茫無所及。（便是對於戰事勝敗的原因、結果，亦往往說不出來。）此等記載，試問知之竟何所用？“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兩句話，到現在，還有視為難於論定的。其實所謂英雄，不過善於利用時勢而已。一個社會，到危急存亡的時候，能否有英雄出來，全看這社會的情形如何，如能否造就英雄？有英雄，能否大家崇拜他，聽他的指揮，把反對他的人壓伏下去？這些，都是英雄能否出現的條件，而決不是有無這樣的人出生與否的問題，這是明白無疑的事。英雄造時勢一語，如何能與時勢造英雄並列呢？過分偏重軍事，則易把和平時代跳過了，如講生物學的人，隻知道突變，而不知道漸變，這個能算懂得生物學麽？過分崇拜英雄，則易於發生“利人濟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和“嘯吟風月天容我，整頓乾坤世有人”的思想。大家覺得隻要有一個英雄出來，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忘卻自己應負的責任。其肯負一些責任的，又容易模仿不適宜於時代的人物，甚而至於妄自尊大，陷於誇大狂的樣子。
還有，借曆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用之太過亦有弊。不錯，愛國家、愛民族，是確有其理的;而借曆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亦確是一個很好的辦法。然而天下事總有一個適當的限度，超過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於矯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這在歐洲，十九世紀後半期各國的曆史，都不免有此弊，而德國為尤甚。亞洲新興的日本，此弊亦頗甚。中國人偏狹之見，較之德、日等國，可謂相差甚遠，然亦不能絕無。中國人之有此弊，是起於宋以後的。民族主義，原因受異族的壓迫而起，中國自宋以後，受異族的壓迫漸次深了，所以民族主義亦漸次勃興，這固是題中應有之義。然感情與理性，須相輔而行，偏重感情，抹殺理性，就糟了。如中國宋以後盲目的排外之論，是很足以僨事的。近代和西洋人交涉的初期，即頗受其弊。而日本人在明治的初年，亦幾受其弊，幸而尊王攘夷之論，一轉而為變法維新，否則日本在此時，可以激成很大的慘禍的，雖然不至於亡國。朝鮮國比日本小，而其受宋學末流的影響卻深，就竟爾暫時釀成亡國的慘禍了。大抵民族主義誤用的弊病有兩種：（1）是把本族看得過高，如德、日兩國，即犯此弊。（2）則把異族看得太低，如中國人總說蠻夷不知禮義，甚至比之於犬羊便是。這兩者之弊，都由昧於事實的真相而起。昧於事實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實的真相可以救之。所以由矯揉造作的曆史所致之弊，惟有用真正的曆史，可以做它對症的藥。
還有，借曆史以維持道德的觀念，也是有流弊的。這又可分為兩種:其一，借曆史以維持社會的正義，如朱子編《通鑒綱目》，借書法以示褒貶。（書法是借一種記事的筆法，以表示對於其事的褒貶的。如某人罷官，罷得不得當的，則書曰罷某官某;如其人咎有應得的，則削去官名，但書某罷；如無好無壞的，則書某官某罷。）後人又為之發明，對於曆史上的人物、事跡，一一加以批評。其二，則借此激勵讀史者的修為，如昔人編纂名臣和名儒的言行錄等，即出於此動機。此二者，驟看亦似無甚弊病。然凡事都貴求真，（1）曆史上的記載，先是不確實的；（2）即使確實，而一件事情，關係極為複雜，亦斷非但據其表麵所能論定;而此等史事的批評家，往往僅據往史表麵上的記錄，其結果，多不免於迂腐或膚淺，就不徒無益於求真，而反足為求真之累了。
還有一事，在西洋受病頗深，中國卻無其弊，那便是借曆史以維護宗教。在西洋，所謂中世時代，曆史幾乎做了宗教的工具。是宗教事件則詳，非宗教事件則略，而其所評論，亦多數是用的宗教家的眼光。這不但舊教，即新教亦未嚐不如此，而且兩教都利用曆史，以為攻擊的武器。中國亦未嚐沒有教，中國人所作的曆史，如佛家所記的釋迦本行、高僧事跡之類，然大家都隻當它宗教中的書籍看，不把它當作曆史，所以不受其害。還有一種，竟無好好的曆史，而曆史事跡，都依附宗教書籍以傳之國，如印度等，那其受病之深，更不言而喻了。
還有，存著一種以史事為法戒，即所謂前車之鑒的見解，亦足使史學深受其弊的。
1.2史家宗旨今昔異同
史也者，非一成不變之物，而時時在改作之中者也。所謂改作者，非徒曰正其誤謬，補其闕略而已。蓋其所取之材料，實有不同焉。而材料之不同，則因宗旨之不同而生者也。
古人作史之宗旨，不同於今人者，大端有三。
一曰偏重政治。正式之史，本出史官，而史官由國家設立。其易於偏重政治者，勢也。人類之作事，恒有其惰性，前人創行焉，則後人率循而不敢越。抑不僅此，古代國小而俗樸，舉一國惟在上者之馬首是瞻，斯時廟堂之政令，蓋誠為舉國之樞機。即在後世，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然政治之力，仍足強製在下者，使之變易其外形，所及廣而收效宏。蓋無逾於政治者。此自來作史者，所以於他方麵皆失之忽略，而獨於政治則喋喋不休也。然政治之力，雖能改易舉國之外形，而其所改易，亦僅及外形而止。況於國大民眾，中樞之命令，不能遍及，社會程度日高，一心聽令又非古昔之比，雖欲變易其外形，或且不可得乎？試觀近代，政治轉移社會之力，較機械為何如乎？
一曰偏重英雄。此由古代事權，恒操於一二人之手之故，其實英雄全恃憑借，亦全恃命運，試以身所接構之人，較其成功者與敗績者，其才力相去，初不甚遠可知。又英雄之稱，實由庸眾所賜，而庸眾識力不及，往往以矯誣僥幸之徒為英雄，而真英雄轉非所識。試觀往史，有眾所唾罵，或以為無足重輕，而今聲價日增者。亦有眾所歸美之人，今斷覺其一錢不值者。而先知先覺，眼光過於遠大，與恒人相去太遠者，尤易為世所繆辱。驗諸並世，此等情形，尤隨在可見，特人莫之察耳，以莫能察者之多，而庸眾之程度可見矣。庸眾之程度可見，而其所評定之英雄可知矣。即謂英雄之成功，非全僥幸，然必能利用事勢，乃能成功，則確不可易。時勢造英雄，盈天地間皆是。英雄造時勢固非無其事，然皆世所淡漠視之者也。故真能促進社會之過程者，皆非世所謂英雄，而世所謂英雄，則皆隨波逐流之徒也。
一曰偏重軍事。此由外觀之興亡，每因軍事而起，其實國之興亡，由於戰之勝敗，而戰之勝敗，初不在於勝敗之時，事至習見，理亦易明。時至今日，本有取人之國而不用兵者，即在淺演之世，勝負專決於兵，亦不過能懾服之，使不我抗而已。真欲同化他族，使之泯然無跡，亦必別有設施，我族同化異族之事，即其佳證也。
偏重政治，偏重英雄，偏重軍事，三者弊亦相因，以政治軍事，古多合而為一。而握有此權者，苟遭際時會，恒易有所成就，而為世人目為英雄也。此蓋往史最大之弊。自此以外，猶有五焉：
一曰用以獎勵道德。其義又有二，一以維持社會之正義。如往史之講褒貶，重激揚是。一資為立身之模範，如以善人為法，惡人為戒是也。
一曰用以激勵愛國愛種族。今日之史，猶未能合全世界為一。乙部大宗，大抵一國家一民族之史也（即一國種族甚多者，亦仍以一族為主，如中國之史，以漢族為主是也）。同族同國之人，其相親愛，本已異於異族異國，況於今日種族之界限尚未能破，一民族為他族所征服，往往為之奴隸牛馬，不能不思所以自保。而欲圖自保，又不能無國家為利器乎？況於古代褊狹之見，又有留詒至今，未能湔除者？愛國愛族，誠未嚐不可提倡，然蔽於偏見，致失史事之真，則繆矣。中西交接之初，史家此等謬誤，蓋未易枚舉，今日讀之，未見不啞然失笑者也。若乃明知非史事之真，而故為矯誣，以愚民而惑世，如日本人之所為者，則尤不足道矣。
一曰借以傳播神教。教徒所作之史恒有之。試讀《蒙古源流考》，觀其妄援吐蕃，以為有元帝室之祖。又試讀梁任公《佛教初輸入》一篇，則見白馬馱經之說。本道教徒之讕言，而其後輾轉附會，轉用以詆毀道教，即可知此等史跡，無一可信。然至今日，此等事仍不能免。往者梁任公撰《克倫威爾傳》，稱揚其革命之功，基督舊教所出之匯報，乃務反之。又今日奉佛之人，喜援佛經之寓言，侈陳佛之靈跡。信孔教者，亦喜引讖緯怪說，以見孔子之殊異於人。此皆予所親見者也。其智與撰《蒙古源流考》，造白馬馱經之說者何異？此等事，在今世，誠不甚多，有之亦不足惑眾。然在往昔，則惑世誣民甚深。並有更無正史，欲考行事，惟有求之教中經典者矣。中國信教，不如外國之深。教徒奸亂曆史亦不如外國之甚。然其崇古，亦略帶迷信性質。如劉知幾《疑古》《惑經》兩篇，往昔論者，多詆為非聖無法是也。
一曰偏重生計。此弊舊日無之，隻病視之過輕耳。今之過信唯物史觀者，則頗有此弊，史事因果至為繁複，誠有如釋家所謂帝網重重者，偏舉一端，縱極重要，必非真相。況於戴藍眼鏡者，則所見物無一非藍。戴黃眼鏡者，則所見物無一非黃。意有偏主，讀一切書，觀一切事，皆若足為吾說之證，實則未足深信乎？孔子之講大同，老子之慕郅治，所慨想者，實皆隆古部落共產之世。今日社會學者所慨慕，夫豈古人所不知，然終不謂生計製度一變，天下遂可臻於大同郅治。以社會之事，經緯萬端，故非偏舉一端，所可概也。
一曰偏重文學。史之源出於傳述，傳述之語，必求新奇可喜，感慨動人。而事之真遂因之而隱。荷馬史詩，本類唱本者無論矣。即學者所傳，亦多不免此弊。《管子》述桓公之威，北懾離枝，西臣大夏。夫離枝即後世之鮮卑，大夏極近，亦當在今山西境。齊桓盟會，晉獻訖未嚐與，獻公死而國亂，齊桓亦未能正，安能暴師徒以征並北之遠夷。《左氏》謂山戎病燕，不過在今北平境，《公羊》謂其旗獲而過魯，則並在今山東境矣，安能遠及長城之外乎？此由口耳相傳，致茲不諦。先秦兩漢，多有此病，魏晉而降，務華飾而失真，趙宋以還，好學古而不切，近世文字，雖稍平實，然好講史法，務求簡潔雅馴，失實處仍不少也。
以上所舉，皆史家之弊。至於近世，又有教育之家，因兒童不能了解，曲說史事，致失真相者。學究固非史家，生徒亦難言史學，然其人數甚多，影響頗巨，則亦不可不慎也（今日粗識之無知輩，以及耳食之徒，論三國事，無不誤以演義為史實者，可知通俗教育，影響之大）。
偏重之弊，厥有三端：一曰不重之事，易於漏略。二曰所重之事，易於擴大（無論有意無意）。三曰原因結果，易於誤認，而史事之真相失矣。史籍無論如何詳博，斷不能舉天下事一一記載，終不能無所去取。去取必憑史家之意，意向稍歧，而史籍之誤滋多矣。此古人所以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歎也。
今日史家，異於往昔者，有一語焉。曰：求情狀，非求事實。何謂求情狀非求事實。曰：梅定九氏言之矣。梅氏之言曰：曆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裏差，其一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至於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衝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七十五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說。元郭守敬定為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泰西，差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減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可謂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裏差，亦曰視差。自漢至晉，未有知之者，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此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宣明曆本之，為氣刻時三差，而大衍曆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七十二所。而近世歐邏巴，航海數萬裏，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差，測日食為東西差，裏差之說，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十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裏之實驗，以定裏差。距數愈遠，差積愈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為法，既推之數千年數萬裏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曆至近日，屢變益精，以此。
夫史學之進步，亦若是則已矣。今日之政治，非夫古代之政治也。今日之風俗，亦非複古代之風俗也。以政治風俗之不同也。生於其間者，其所作為，與其所成就，自亦不能無異。然政治風俗之不同，非旦夕可見者也。烝民之生雖久，而其有史則遲，大化之遷流，豈不知往事者所能睹，則以為國家社會之為物，亙古如茲。猶前劇後劇，舞台初未嚐更，特般演於其上之人物，有不同而已。庸有當乎？試舉兩事為證。
韓信之破陳餘也，曰驅市人而戰之，而戚繼光之禦眾，則紀律極嚴，其兵至能植立大雨中而不動，讀《練兵實紀》一書，猶可想見其規製之密，訓練之勤焉。彼能驅市人而戰之乎？使驅市人以戰，而亦可獲勝，繼光何為紛紛然，何繼光之不憚煩？然則繼光之才，不逮韓信邪？非也。信距戰國之世近，其民固人人能戰，故劫之以勢，則皆勝兵。若未習戰之白徒，則務固其勢，以壯其膽，猶且慮其奔北，若蹙之必死之地，彼非嘩潰，則相擠入水耳。不觀漢高彭城，苻堅淝水之敗乎？古人所處之時不同，為尚論所不容遺，猶天文之有歲差也。
昔人之論佛也，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者吾不信也。”此語最中肯綮。彼教怪誕之言，論者本有兩說：一以為皆實語。一則以為寓言。神教非吾儕所知，以哲理論，則後說為當矣。然則佛固誕謾，不如孔子之真實邪？須知佛所處者為印度，孔子所處者為中國，佛之說，亦印度舊說，非其所自創。猶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亦虞夏商周之舊物，非其所自為也。以印度舊說之誕詆佛，亦將以詩書禮樂之違失罪孔子乎？此與訾孔子不通梵文，佛不以華言著書何異，古人所處之地不同，為尚論所不可遺，猶天文之有裏差也。
此等理，原非古人所不知，然於異時異地之情形，知之不悉，及其論事，終不免以異時異地之事，即在此時此地境界之中，猶評外國戲劇者，設想其即在中國舞台之上，其言必無一得當矣。職是故，今日史家之先務，遂與昔時大異，彼其重情狀，不重事實，非吐棄事實也。其所求者，皆足以考證一時一地社會情形之事實雲爾。社會之情形既明，而一切事實，皆不煩言而解矣。求明社會情形之事實如何？曰：有二。
一曰重恒人。諺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斯固然，然不知兵之勇怯，亦安知將之良否？讀前所論韓信、戚繼光之事可見矣。故英雄猶匠人，其所憑借之社會猶土木。非有土木，匠人固不能成室，而匠人技藝之優劣，亦視其運用土木如何耳。成一時一地之情形者，恒人之飲食男女，日用行習也。英雄猶浮屠之頂，為眾所著見，不待考而明，恒人猶全浮屠之磚石，易見忽略，故非詳加考察不可也。
一曰重恒事，恒事者，日常瑣屑之事也。亦易見忽略，然實為大事之基。鮮卑者，東胡之裔，東胡蓋古之山戎也。方其未強盛時，齊桓伐之而捷，秦開卻之而克，至匈奴冒頓攻之，遂奔北逃竄，一若絕無能為者。然至檀石槐、軻比能，遂方製萬裏。使邊郡之士夫，為之旰食，何哉？蔡邕之言曰：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馬利疾，過於匈奴。證以金室初興，厚值以市商人所攜之兵甲，滿清猾夏，實起撫顧之互市。而鮮卑盛強之原因，可想見矣。寧城下通胡市，後書之記此，固以見漢撫馭之略，非以著鮮卑強盛之由，而吾儕連類鉤考，乃能別有所得。知風化乃知山崩，地表之變動，海岸線之升降，固不讓火山之暴發，洪澤湖之陷落。不知平時，固無由知革命也。平時實漸進之革命也。
學問之道，求公例，非求例外。昔人不知各時各地情形之不同，則無論何事，皆有其不可解之處，而史事悉成例外矣。知之，則事實之形狀不同，而其原理則一。匯萬殊歸一本，而公例斯主。此固凡學問之所同，不獨史也。
1.3現代史學家的宗旨
往史之弊既如此，所以救其弊者，又將如何？
不論什麽事情，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環境之內的，如其不知道它的環境，這件事就全無意義了。現在試舉一個例。從前漢朝時候，有一個名將，喚做韓信。他有一次和敵人打仗，把自己的兵排在水邊上，背對著水，這就是所謂背水陣，是犯兵家之忌的，因為沒有退路了。後來竟打了勝仗。人家問他，他說:這亦在兵法上，不過你們不留意罷了。兵法上不是有一句置之死地而後生麽?我所用的兵，不是訓練慣統帶慣的，乃是臨時聚集來的烏合之眾，這和走到市集上，把許多趕集的人聚攏來，使之作戰一樣，不是置之死地，人人要想自己救命，誰肯出力死戰呢？這是一件事。明朝時候，又有一個名將，喚做戚繼光。他練兵最認真。著有一部書，喚做《練兵實紀》，對於練兵的法子，說得很詳盡。清朝的曾國藩，本來是個書生，不懂得練兵的，他初出來練鄉勇，就靠這一部書做藍本，訂定一切規則。可見戚繼光這部書，對於練兵的方法說述的詳盡，也可見得他對於練兵的認真了。相傳當他檢閱時，適逢大雨，他的兵都能植立雨中，一步也不移動，可見他訓練之效。他所以南征北討，所向有功，絕非偶然了。這又是一件事。兩件事恰恰相反。在看重戰術的人，一定說韓信的將才在戚繼光之上，能不擇兵卒而用之;在注重訓練的人，則又要說韓信的戰勝隻是僥幸;其實都不其然。韓信生在漢初，承戰國時代之後。戰國時代，本來是舉國皆兵的，所以在秦、漢之世，賈人、贅婿、閭左(這亦是當時所謂謫發、謫戍。謫是譴謫的意思，發有罪的人出去作戰，謂之謫發；出去戍守，謂之謫戍。賈人、贅婿，都不能算有罪，然漢時亦在七科謫之列，那不過因當時重農賤商，贅婿大概是沒有田產的，發他們出去當兵，免得擾累農民罷了。閭左，謂一條街巷的左半段。這是要發一條街巷裏居民的一半去當兵，而古者地道尊右，把右邊算上首，所以發其左半的人出去，秦時曾有此事），發出去都可充兵。韓信所用的兵，雖說沒有經他訓練過，然戰爭的教育，是本來受過的，對於戰鬥的技藝，人人嫻習，所以隻要置之死地，就能夠人自為戰。戚繼光時代，則中國統一已久，人民全不知兵，對於戰鬥的技藝，一無所知，若不加以訓練，置之活地，尚不能與敵人作戰，何況置之死地呢？若使之背水為陣，非斃於敵人鋒鏑之下，就要被驅入水了。所以韓信和戚繼光的事，看似相反，而實則相成，若非知其環境，就無從了解其真相了。況且事實原因環境而生，若不知其環境，對於事實的性質，必也茫無所知，更何論了解其經過。然則對於史事，安可不知其環境呢？
然而我們現在，對於任何史事，總不能十分明白其環境，這是什麽理由？這自然是由於記載的缺乏了。記載為什麽會缺乏呢？難道向來史家，對於不知環境則不能明白其事件的真相的道理，都不知道麽？不，須知“常事不書”，為秉筆者的公例。我們現在雖追恨古人，敘述一事件時，不把他的環境說述清楚，以致我們不能了解，然使我們執筆為之，恐亦不免此弊;即使力求避免，其與古人，亦不過程度之差而已；將來讀書的人，還不免要追怨著我們。這是因為著書的人，總得假定若幹事實為讀者所已知，而不必加以敘述，如其不然，就要千頭萬緒，無從下筆了。你天天記日記麽？一個朋友，忽而今天來看你;你今天忽而想到去做一件不在預算範圍內的事情;這自然要記出來的。學校中的課程，個個星期是一樣;吃飯、睡覺，天天是一樣;那就決無逐日記載之理，至多每學期開學之初，把課程表抄一份在日記裏，以後每逢變動時，再加以記載;初記日記時，把吃飯和睡覺的時刻，記下一筆，以後則逢一頓宴會，一夜失眠等事，再加以記載罷了。這就是所謂常事不書，是秉筆者不得不然的。然而社會的變遷，雖然看不見，卻無一息不在進行之中。雖其進行無一息之停，卻又“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正和太陽影子的移動，沒人看得見一樣。然而隔著一個時間再去看，就移動了許多了。社會的變遷，亦是如此，必須隔若幹年代，然後看得出。然而人壽太短，所以除非生於劇變時代的人，總不覺得它有多大的變動。尋常人所覺得的變動，總是聽見父輩、祖父輩，甚或是曾、高祖父輩的人所說的，這種說述的人，尚或出於傳聞而不是親見，如此，在感情上，自然不甚親切；而且這些零碎的事實，不能通其前後而觀之，則亦不過是一個一個小小的變動而已，並不覺得如何驚心動魄，把它記載下來的人，自然少了。隔了較長遠的時代，再把今昔的社會一加比較，固然也覺得它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變遷的時代，業已相離很遠，無從知其因變遷生出來的影響，自更無人注意及之了。所以社會的變遷，我們所知道的，怕不過百之一二，對於任何時代的情形，我們都是茫然，自然對於任何事件的環境，我們都不明白了。
不知環境，對於任何事情，總是不能明白的，以致對於任何時代，亦都不能明白，這卻如何是好呢？所以現在的史學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再造已往”。何謂再造已往呢？那就是已往的時代，雖然已往了，我們卻要綜合各方麵，使其時代的情形，大略複見於眼前。史事有“特殊事實”和“一般狀況”之分。對於特殊事實，普通的見解，總以為時代愈接近的人，則知之愈真切，其實不然。這許多事情，往往要隔了一個相當的時期，然後漸明;再隔了一個較長的時期，然後大白的。因為許多事情，都有其內幕，而其內幕，在當時總是秘密的。局中人固不肯宣泄，更不能宣泄;局外人既不能宣泄，亦或不肯宣泄;必隔了一個時期，其材料才得出現。而且局中人無論矣，即局外人，亦免不了利害和感情上的關係，其見解總不能平允，見解既不能平允，自然所述不能真實，亦必隔了一個時期，此等關係漸成過去，其所傳的材料方能真確。又有許多事情，其內幕是永不宣泄的，所謂如何如何，隻是後人據其外形，參以原因、結果，推測而得，這亦非待至事後各方麵的材料大略出現之後，無從推測。這種便利，都是當時的人，或其時代較為接近的人所沒有的。所以特殊事實，看似當時的人最為明白；時間愈接近的人則愈明白，其實適得其反。我們來談唐、宋、元、明時代的特殊事實，必有一部分非其時之人所知;將來的人談現在的曆史，亦必有一部分非我們所能及。至於一般狀況則不然，現在的上海，物質生活是怎樣？人情風俗是怎樣？將來的人，無論是怎樣一個專家，對於現在的上海，無論研究得如何精密，其了解的深切，總還不如現在久居上海的一個無甚知識的人。固然，他或有種種知識，為現在的老上海所不及的，然這隻是多知道了若幹零碎的事實，對於現在整個上海的性質的了解，決出於現在所謂老上海者之下。若使現在的上海，發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使將來的專家，和現在的老上海，同來猜想其原因，逆料其結果，將來專家的所言，絕不如現在老上海之近理。所以以當時的人，了解當時的事，隻是苦於事實的真相不能盡知，如其知之，則其了解之程度，必出於異時人之上。這就是再造已往之所以要緊。
已往者已往矣，何法使之再現？難道能用奇秘的攝影術，使古事再見;奇秘的收音機，使古語可聞麽？照尋常人想來，除非用現代的有聲電影，可以把現代的情形，留起若幹來，給後人知道，已往的事，是絕然無法的了，其實不然。所謂一般狀況，乃是綜合各種事情而推想出來的，並不是指某一個人或某一件事。若專指一人一事，那又是特殊事實了。我們現在，有許多前人所遺留下來的重大的特殊事件，尚且不能了解其時的社會，何況但保存一二瑣屑的事情呢？若說我們保存得多，則豈能把現代的情形，一一保存下來？還不過和前人一樣，假定若幹事物為後人所能知，則置諸不論不議之列，其為我們所逆料，以為將來之人將不能知之事，則保存一二罷了。此與前人之所為，亦何以異？至多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以要以現代人之所為，省卻將來的人搜輯、推測之勞，決無其事。而史家的能力，就是在於搜輯、推測的。倘使能搜輯、推測，前代的情形雖然已成過去，仍有使之再現到某程度的可能。我們現在所苦的，乃是這種材料之少，而無從據之以資推測，然此種材料雖少，我們所用的搜輯的工夫，怕比他更少。況且我們於現存材料之外，還有發現新材料的可能。
所以現代史學上的格言，是“求狀況非求事實”。這不是不重事實，狀況原是靠事實然後明白的，所以異於昔人的，隻是所求者為“足以使某時代某地方一般狀況可借以明白的事實”，而不是無意義的事實而已。所以有許多事情，昔人視為重要，我們現在看起來，倒是無關重要，而可以刪除的。有許多事情，昔人視為不重要，不加記載，不過因他事而附見的，我們現在看來，倒是極關重要的，要注意加以搜輯，上章所述的裹蒸和起麵餅，似乎就是一個例子。所以求狀況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風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風化，決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風化，則山崩隻是當然的結果。
搜輯特殊事實，以求明了一般狀況，這是很難有刻板的方法可說的。大致說起來，亦不外乎所知者博，則所測者確，所以搜輯是最緊要的事。所搜輯的材料，大致說起來，亦可分為物質狀況和社會狀況二者。譬如古代的地理，和現在不同，就是自然狀況有異(譬如古代的長江比現在闊，所以南北戰爭，長江為天險的性質較後世為甚），住宅、道路等亦然。又如考校某時代的學術思想如何，便可推測其時的士大夫，對於某種政治上的事件，懷抱何種感想？若再博考其時平民社會的情形，則又可推測其時的老百姓，對國事的態度如何？既知道士大夫和老百姓對待國事的態度，就可解釋其時政治上某種事件，當局者何以要取某種措置的理由，並可評論其得失。這是舉一端為例，其餘可以類推。“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知道古今兵器之不同，則其戰術的不同，亦隻是當然的結果，如風化之於山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