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技術，胸懷與眼光
——在張生全長篇小說 《最後的士紳家族》作品研討會上的發言
主持人說要我最後講話，不敢說是 “講話”，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寫作者。這樣一個會，其實就是我們這些從事寫作的人、研究寫作的人，以一本書，以寫了這本書的張生全作一個由頭，大家聚在一起，來討論當下一些我們共同關心的文學，乃至文化問題。
剛才，大家的發言，從各個方麵談人、談書，話題非常廣泛，有談語言的，有談小說形式的，有談這部小說和四川現代文學從李劼人、巴金到沙汀這個傳統關係的。有談怎樣認知與評價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士紳階層的。對於士紳階層的認知，有人評價正麵一些，有人評價不太正麵，這些都是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今天與會的還有一些影視界的朋友。這樣，我們的討論，又加入了一個小說文本，怎樣向另外一個更大眾化的、更為直觀的、老百姓更為喜聞樂見的電視劇本轉化的問題。在這個轉化過程中，當然會麵臨一些問題。因為小說文本跟影視文本之間，雖然都是講故事，但是它們所依賴的基本語言元素，到底是不一樣的。在小說裏，我們依靠的是字詞句，它可以依賴漢語豐富的語義積澱，有很多的修辭手段，充分體現其多義與蘊藉。故事之外，最最緊要的還是語感。但是，當它轉變成影視的鏡頭語言以後，可能這些文學語言中所包含的豐富意味就消失了。可是，通過鏡頭不同手段的呈現，經過對這些鏡頭的重新剪輯，再納入演員的表演，這樣它又可能出現一些文字語言並不包含的意味。通過另外一種手段，在故事中開掘一些文字不能展示的東西。
當我們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特別容易陷入簡單的二分法，寫小說的堅持說小說好，寫電視的堅持說電視劇本好，各說各的好。但如果我們用泛文藝的眼光來看，越過我們自己是寫小說或者是寫電視劇本的那樣一種角色思維，那麽，我覺得，我們其實可以發現不同的藝術門類之間互有短長，是可以取長補短的。
回到這本書。
我想先來談談張生全的寫作道路。他的小說創作是從寫馮道這樣一個眾說紛紜的曆史人物開始，再寫蒙哥大帝這位馬上英雄，再到寫南宋末年的蒙元征服南宋過程中在四川這個重要戰場的鏖戰。南宋時期，四川的生產和文化都很發達，同時也是抵抗蒙元的重要前線。蒙古人打南宋，武漢以下淮河到長江是一條戰線，從橫斷山區南下，然後從今天雲南的麗江大理包抄是一條戰線。這中間是四川，四川是中線，先在川北，南宋軍隊和忠於南宋的地方武裝節節抵抗，後來從川北打到成都，順岷江而下，今天我們開會的這一帶，都曾是戰場，而這裏恰好是張生全的家鄉。再從這裏打到樂山、瀘州等重要的地理節點。最後是合川釣魚城，蒙哥就是在那裏受傷，最後死亡。所以我們看到一個清晰的轉換，張生全從寫蒙哥到寫南宋末年的四川，他叫作 “大變局”，從傳奇式的人物書寫，看到了更寬廣的社會與曆史的幅麵，通過這個轉換，我們看到這個作家的眼光在變化與擴張。
馮道在曆史上是個經曆很複雜，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特別是在很多人醉心於宮廷權術與陰謀書寫的當下，寫這個人物也是題中應有之義。馮道這個人，特別會當官。後來，歐陽修修史，很討厭這個人。司馬光寫 《資治通鑒》也一樣，也討厭這個人。歐陽修們的討厭，可以說有道理，也可以說沒有道理。有道理是，從他們的基於儒家的忠君思想來講，一人不能侍二主，侍了，就要入貳臣傳。馮道生在中國的亂世，這個人居然經曆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朝代，前後輔佐了一共十位皇帝，而且都還是舉足輕重的朝中重臣。朝代更替快，皇帝更替也快。所以歐陽修等人要說，你怎麽能這麽幹呢?但是，歐陽修他們是沒有遇到那樣一個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台的時代，他們要是遇到了，也許就不會這麽說了。他們要的是像陸秀夫一樣背著小皇帝跳海。那一跳就是南宋滅亡的標誌。有一種曆史觀叫作 “同情之理解”。就是說，不必非要拿固定的眼光去看曆史，而是要站在當時當世的位置去看。當時的人，對馮道評價是很高的。在亂世當中，那麽多野心勃勃或者特別無能的皇帝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人維持大局，既治國有術，又待人寬厚，恐怕亂世就更亂了。張生全寫這樣一個人物，其實是很有意思。
張生全在這本書裏有他自己的眼光，對這個人物的刻畫也比較清晰。不過，我覺得他在表現馮道性格複雜性和多麵性上還不夠，他被人物的傳奇性和情節的曲折性所吸引，把馮道當成是一個 “中國式的英雄”。寫事多，而寫性格與內心世界少了一些，影響了人物的豐富性。不過，這仍然是作者一個很好的嚐試，不因這樣的人難寫而回避。不回避難度，這是寫作者一個基本的態度。
蒙哥當然也是個英雄，是馬上英雄。在蒙古人第二次西征的時候，蒙古大汗窩闊台手下有幾個大將，都是他的兒子、侄子們。這些人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拔都，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蒙哥。後來他繼承了汗位。他這個大汗當得不容易。蒙古人之間，父子兄弟，爭奪起大位來，也是毫不留情。後來大家把他捧起來，讓他這個當侄子的，而不是大汗的親兒子繼承汗位，可見他在當時確實是一個響當當的人物。當了大汗，還是征戰沙場，在征服南宋的戰爭中身先士卒。當然了，最後他功虧一簣，攻打南宋時，在合川釣魚城受傷而死。
張生全從馮道這樣一個傳奇性的人，接著又很快關注到一個馬上英雄，可以看到當初取材的路數。
但是，很快他又一變。不再隻關心人物，而是看到了支配人物的社會、局麵、局勢，“大變局”。這也是一個變局。我覺得，可能就是在寫蒙哥的時候，張生全接觸到南宋時期，也就是我前麵說的，四川這一段抗蒙曆史。這樣，張生全的眼光就從一個人身上、一個個人物命運身上，轉向了更廣闊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一個作家的視野。從他的作品標題 《宋末大變局》來看，他看到的是曆史大變局，是曆史大變遷。就此，張生全的作品不再以一個人為中心，而是開始著力描摹一個時代的風貌。當然，到底是不是真具備了這麽大的曆史觀，是不是很好地用這種曆史觀統馭了這種題材，做到了什麽程度，可以從長計議。但是，我們看到一個作家，在從小到大，從簡單到複雜，他在成長，他的眼界在擴張，他每一本書都有一個新的努力，直到這本 《最後的士紳家族》。
關於 “士紳”這個話題，今天好幾位都談到了。都各有立場，各有道理。
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幾乎是一個完全的農業社會，農業社會的鄉村當然很重要，是這個國家的基礎也是命脈。幾千年中國都是中央集權國家，但國家力量到縣一級就比較薄弱了。下麵，是鄉村自治。就是通過大大小小的鄉紳在進行管理。過去，中央委派官員到縣一級。一個縣官的工資，今天看來有點高。但你不知道他的秘書，他的工作班子，就全靠這筆薪俸來養著。他的手下人沒有工資，都靠他養家糊口。所以，這個班子不會很大，再往下，四鄉八野，就靠這些鄉紳來維持了。
紳，一方麵，當然要有錢，鄉下要有地，沒有幾百上千畝地當不成個紳。還要讀書，耕讀傳家嘛。第三，要有道德權威。“紳”這個字，“申”是身體的意思，“絲”旁的意思是用帶子約束自己，把自己束縛起來。引申一下就是在道德人格上對自己有要求。當然了，現實中並不是每個紳都能做到這一點。
去年，我們幾個作家朋友約好去揚州玩了幾天，喝酒，談文學，四處走動。其間參觀了一個豪紳的百年老宅子。讀到兩副對聯，所說就是紳立身立家的道德與規矩。我給大家念一下。
第一副:“傳家無別法非耕即讀，裕後有良圖惟勤與儉。”鄉紳人家，兩件最重要的事，除了耕作就是讀書，“耕讀人家”。有錢了，但是要讓世世代代都持續富裕，家族興旺，有什麽好辦法沒有?沒有，還是要靠 “勤”與 “儉”。即便富裕了，也要勤儉持家，惠及鄉裏。
第二副對聯:“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隻是讀書。”
我們經常講的一句話，“富不過三代”。這是說當下的情形，但過去時代不是這樣，至少不全是這樣。為什麽 “富不過三代”?就像 《最後的士紳家族》裏講的，從清初到民國，中國，中國四川是大動亂時代，社會不安定，強權相爭，倫常崩潰。社會安定的時候，可不一定 “富不過三代”。社會穩定時期，是可以 “富過三代”的。
去年我去宜賓李莊。抗戰時期，那裏接納好幾個著名的學術機構，接納過很多有學問的人。同濟大學、南京曆史博物院、史語所、社會學所、中國營造學社，都遷到那裏。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去得晚，鎮上已經沒有地方了。就在距李莊幾公裏的一個小山安頓下來，現在的當地人把它叫 “板栗坳”，那個地方出板栗。山上有一個張姓家族，那就是一個紳，這個家族在山頭上的院落，可以把整個史語所的人、家屬和資料都裝下。張家就把房子騰出來，自己搬到別處去住。抗戰結束以後，這些有學問的人要離開了，在那個院落門口留了一塊碑，叫 《留別李莊栗峰碑》。我愛這些文字，用手機拍下來，我把第一段念給大家聽:
“李莊栗峰張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煥玉先生以前清乾隆間，自鄉之宋嘴移居於此。起家耕讀，致貲稱巨富。哲嗣能繼堂構輝光。”
短短一段雅正的文字，寫出了一個鄉紳家族的發展史。說的是，這家姓張，來這裏以前，生活在南溪縣。在南溪時就已經是有錢人家。發家依靠的就是耕讀。第八代祖煥玉先生，於乾隆年間移居到此，一代一代人也很爭氣，都能繼承家業，長盛輝煌。從乾隆年間到抗戰初始的一九三八年，大家算一算這是多少年?多少代?就是這樣的紳，在國家危難時，他們護佑讀書種子，保存中國文化根脈，是富有道義的。上述的那個碑文，就是一代學術大師董作賓先生親自題寫的，現在還可以看得到。
士就是讀書人。讀書有成，參加科舉成功，就加個人字旁，就成了仕，做官了。這個字說明，官是讀書人出身的。士從哪裏來，從紳的家族裏來。古時候，隻有耕讀傳家的 “紳”的家庭才有好一點的條件教子弟讀書，求取功名，要成為 “士”，窮人家是不行的，至少要靠紳的幫助。我們四川，眉山出了三蘇，新都有楊升庵楊家。他們都是紳家出來的士，一門出了好幾個進士，顯現了耕讀人家的存在價值。
兩者合一，便是士紳。
但是，我們在張生全的書裏看到的情況不一樣。因為這時候已是士紳階層的沒落時期。沒落並不是士紳自身沒落，而是國運到了這兒，四川當時的實際情況到了這兒。四川到了保路運動，一下群雄並起。革命黨要起來革命，晚清留下來的舊軍隊也不願意放下槍杆子，想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鄉村呢?也要用袍哥的方式結社，搞民間武裝以圖自保。這個時期，袍哥中的很多頭領就是鄉紳階層的人，是他們開始自我武裝。國家不保護他們，他們自己保護自己。民國以後，再一變，四川從保路運動開始，然後是辛亥革命，大家你打我，我打你。先是要把外省人打走。四川人說，把外省人打走我們就不打了。打羅佩金的滇軍，打戴勘的黔軍，打馮玉祥等的北洋軍，但事實上外省人打走後，內部人也打起來了，內部人互相打。打到最後，劉家的劉湘跟劉文輝，一個叔叔，一個侄子，這麽親的關係，還要打。所以，一直到抗戰前夕，四川是生靈塗炭，哀鴻遍野，這就是當時四川鄉村的實際狀況。
當時鄉紳要自保，除了自我武裝，無有他法。那時候，政權由軍閥把持。民間武裝搞大了，也被收編，搖身一變成了正規軍隊，弄個團長旅長幹幹。四川軍閥武裝，好些就是這麽來的。民國時期，四川有個特別的製度叫防區製。你當軍長，那麽你占了幾個縣，這幾個縣的行政官員就由你任命，稅收你收，收了就是軍費，買槍買炮繼續打，打敗了換一個人重新收。張生全的這個作品，就是放在這樣一個曆史背景下來寫的。
張生全的作品寫了四大家族，反映了柳街鎮種種社會狀況，勢力消長，以及鄉土風習。在地方史方麵下了很大功夫。這種努力值得讚賞。那時社會治理很多時候也靠鄉紳，靠袍哥。但鄉紳這時發展方向變了，耕還要耕，讀就不一定了。這時是看投靠了什麽人，自己有多強的武裝，可以縱橫鄉裏。投靠對路了，就有利益，當鄉長保長，包辦捐稅，變成幫凶。
這本書裏，表現了近代的稅捐經濟。稅，大家都知道。稅是必須交的，皇糧國稅。捐，今天也有，地震了，扶貧了，救助失學兒童了，但靠自願。但到清代中期以後，捐的味道變了，先是捐官，後來，財政一吃緊，就攤派，強製性的，捐成規矩，最後成定例。娶個小老婆要捐，叫 “納妾捐”。我看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一個資料，談四川某地，殺豬要上稅，叫屠宰稅，一頭豬一個銀元。 “二戰”時期，四川突然有了一個重要的出口商品:豬鬃。因為 “二戰”用武器太多，武器保養當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是刷子，豬鬃是做刷子的好材料，大到坦克飛機，小到槍械保養，都需要刷子。豬鬃突然成了四川可以出口的大宗商品，成了可以換美國軍需物資的大宗商品。所以就在屠宰稅上再加了一個 “豬毛捐”。捐一塊銀元外，再交三兩豬毛。本來捐是自願的，這時就變成了強製。這可以理解，全民抗戰嘛。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就變了味，幫助收捐稅的鄉紳和貪腐官員相互勾結，創造出方法來壓榨百姓，中飽私囊。捐三兩豬毛，本來是交實物，為了方便，比如說雅安滎經縣，說路遠不方便，不要豬鬃，給你折成錢，交三兩豬鬃的錢。收錢時，又盡力把豬鬃價錢提高，交三兩豬鬃的錢可以買到六兩。收完錢，又壓低價格，用這錢去低價強買豬鬃。就這樣從中得利。這隻是一個例子，諸如此類，有很多非常具體的壓榨百姓的方法。本來是交實物，本來是交一袋糧食，我不要了，你給我換成錢。反過來，糧交不掉，我又壓低價格收購。這中間，農民受的苦，可不是一般的。這一來一去中，可見當時的政治的腐敗，社會的糜爛。張生全的小說，開篇就是這樣一個事件，大鬥進，小鬥出，很典型，但再深入一點，還有更令人發指的、超乎想象的事例。
這就是民國時期，也就是小說所寫的那個時代的四川鄉村的真實狀況，這是四川農村或者是四川農村社會結構被完全摧毀的結果。這個結果很嚴重，摧毀的不僅是四川的生產力，還包括很多傳統的產業。
前些日子，成都有一個有關四川與絲綢之路的展覽。很多實物，說明從漢代開始，四川的絲綢產業就非常發達。但今天，四川省這個傳統產業已經雄風不再。依我一孔之見，與明末與民國時期大戰亂，對社會的破壞有很大關係。上午，我參加四川省茶博會，他們請我作一個演講，談談四川的茶文化。我說，今天的四川，大動亂留下的影響還在。影響最大的，就是文化。很多時候，哪有什麽文化?為什麽?因為這一百年來，我們苦難深重，吃飯都成問題，還能弄出什麽像樣的文化?隻有在過去士紳階層完整的時候，鄉下生產力完整的時候，文化才有生長的土壤。今天的農村開始有錢，但少的就是文化。茶葉偏偏又生於鄉土，是從鄉村山野長出來的。所以，我們挖掘茶這樣的傳統產業，就有必要認真追本溯源。以前四川是個大省。天府之國，有清一代，四川財政除了負擔本省外，還要負擔另外三個省區:貴州、雲南、西藏。他們財政收入不夠，中央不拿錢，都是四川拿錢補足，叫協餉。但後來，四川鄉村破敗了。所以，我覺得，張生全的這個作品，寫出了一段相當厚重的曆史真實。
剛才，大家也提到了一些問題，如果我們希望這個書更加完美，或者期待他下一部作品更好，當然也可以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但是不管怎麽樣，他從寫馮道，寫蒙哥，到寫變局中的四川，沒落的四川，我們可以很明晰地看到一個人的進步。寫作既是一門技術，也是一種胸懷、一個眼光。胸懷不夠，眼光不夠，光有技術白搭。有胸懷，有眼光，沒有藝術敏感，建立不起來有效的藝術表達，小說表達的語匯，也很困難。我們在張生全的書裏，看到了他兩個方麵都在進步，這是很可喜的。
在這裏，我還想說說另一個問題，就是我感覺張生全在寫作上有點猶豫不定。在今天我們所說的小說的文學性跟市場轉換之間，可能有些猶豫和徘徊。有時靠文學這邊多一些，有時靠市場那邊多一點。我認為，還是應該心無旁騖地把小說寫好。小說就是小說。今天大家說得較多的也是有關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等問題。就小說來說，這人物性格更多的還是基於內心活動的，是內在的。帶有性格表達外在的行為，其實還是內心沉澱的東西外化的結果。沒有人會做一個跟內心無關的動作，沒有人會做一個跟內心無關的表情。文學就是這樣一種道理。而當小說包含了足夠的戲劇性，人物身上也包含了足夠的豐富性，人物跟這個時代之間，確實形成了某些張力。至於更適應市場的影視改編問題，不能太幹擾小說的寫作。這會影響小說的充分表達。小說取得成功，將來留下的改編的空間肯定會更大。你要講故事，要故事都在一定場景中發展。靠什麽講故事呢?故事就是人與人的關係的進展，換句話它就是情節。人與人關係複雜，我們對人性的把握認知豐富，尤其對當時的社會的認知，我們下了功夫，它的史實，它的製度，它的風俗習慣的書寫，都實現了曆史真實，那麽人物的表現空間就更豐富。這種豐富性一產生，情節就有了，故事就有了。故事是什麽?故事就是人跟人關係的演變。你把曆史背景落實了，把社會細節把握住了，對當時曆史大的走向有基本了解，那麽推進人物關係就很自然。
所以我對張生全有一個這樣的期待，你可以去考慮改編，將來甚至可以自己操刀改編電視劇，但是你寫小說的時候就按小說規則來寫，劇本完全可以再重寫一稿。很多作家都有這樣的情況。比如過去在四川生活寫作的麥家，他寫 《風聲》，完全按照小說的規律來寫，小說很成功。他再自己來改編成電視劇，電視劇也是他自己操刀，又完全按照電視劇的規律來寫，也很成功。兩邊其實都有足夠的藝術空間讓我們來展示藝術才能或者是宣泄我們的表達衝動。這也是剛才大家的發言給我的一些啟發。
最後，我要說，到底是眉山，這麽一個會，眉山市的領導、洪雅縣的領導都來參加，而且自始至終，這很少見。到底是三蘇故裏。我也知道，多年來，眉山市對於眉山的文學、眉山的作家都很關注，提供了很切實的幫助，出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今天，紳是沒有了，李白 《峨眉山月歌》中的一句可以移到這裏用一下，“思君不見下渝州”。但士還在不在?有沒有?這些年也是知識界討論較多的一個問題。在這裏，我還是感到了一些 “士”的氣息，感到了文化情懷。
很高興參加這樣一個會，感謝眉山、洪雅，謝謝大家!
(根據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