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與紳的最後遭逢——談談李莊
今天我來談談李莊，談談對李莊的感受。因為我知道宜賓市裏和區裏正在做李莊旅遊的開發，其中最基礎性的工作，就是研究李莊文化。那麽也許我的這些感受，就可以作為一個案例，可以作為一個遊客樣本，作為有文化興趣的遊人的樣本，看他來到李莊，希望看到什麽，或者說，他來在了李莊，有關中國文化所產生的一些聯想，所有這些也許都可以作為當地政府對李莊旅遊開發跟文化開掘的參考。我不是旅遊規劃專家，所以，我作為一個有文化的遊客，隻是希望在這一點上對你們有所啟發，這就是我願意來此談談李莊的原因。
其實我這次也隻是第二次來李莊。兩個月前吧，還來過一次，那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地方好多年了，讀這個地方有關的資料、書籍，尤其是讀我們四川作家岱峻的非虛構作品 《發現李莊》，也有好多年，但不到現場，這種感受還是不夠強烈。因為過去我們老是想，來到李莊的那些知識分子，如傅斯年、董作賓、李濟、梁思成等這樣一些人，他們是跟中國新文化運動相始終的這樣的一代知識分子，如果隻是講他們如何進入到一個誰都沒有預想到過的地方，在這個地方艱難存息，而且繼續兢兢業業地從事使中國文化薪火相傳的平凡而又偉大的工作——尤其是在抗戰這個中國國家，中國文化麵臨巨大存續危機的時代——這樣的工作更是具有非凡的意義。第一次來李莊時，我便忍不住說了四個字，“弦歌不絕”。這是一個有關孔子的典故。《莊子》上說:“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絕。”這種精神當然是很偉大的。這一部分事跡，在今天李莊文化的開掘中，已匯集了相當多材料，也有了較為充足的言說。
但我覺得，這並不能構成李莊文化的全部麵貌，因為抗戰時期，不同的學術機構、不同的大學，輾轉到不同的地方，到桂林，到貴陽，到長沙，到昆明，到成都，到重慶……但在那些地方並沒有產生像今天李莊這樣有魅力的故事，那就說明這樣的一種局麵的形成並不是一個單向度的問題。就像今天講在昆明的西南聯大，怎麽講呢，大多還是像今天我們講李莊那些外來的大知識分子的故事一樣，講他們如何在困難的條件下專注學問，如何在風雨飄搖的時勢中不移愛國情懷，卻很少講出昆明跟西南聯大、這個地方跟聯合大學互相之間產生交互作用的過程。這也情有可原，因為那些機構大多在大的地方，在相對中心的城市，中央政府政令相對暢通的地方，所以與地方交互的故事，並不是那麽多，尤其是他們跟當地民間各個階層相互交往關係故事並不是特別多。
這其中好些地方我都去過。比如西南聯大所在的昆明翠湖邊，也曾在湖邊曲折的街巷中懷想那些消逝了一代知識分子的背影。
但為什麽獨獨是李莊，一下子就在這麽小的一個地方，來了這麽多學術機構?而且，至少同濟大學的到來，是由李莊的大戶人家，也就是過去所說的有名望的鄉紳們聯名主動邀請來的。我覺得這裏頭一定是包含了某種有意味的東西，這個過程體現了某種特殊的價值、特殊的意義在。那這樣的意義到底是什麽?
第一次來過李莊後，回去我就老在想這個問題。
當時我就有個直覺，可能我們今天談李莊的時候，談外來的學術機構尤其是那些學術機構當中在中國乃至在全世界的不同學術領域都有顯赫地位的知識分子，講他們的故事講得特別多。他們的故事應不應該講?當然應該!但是在講這些故事的同時，我們可能遮蔽了一些事實，那些被遮蔽的事實就是:當地人如何接納這些機構，使得這些知識分子得以在這裏度過整個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在這個過程中，李莊人做了什麽?更為重要的是，完成了這一義舉的為什麽是李莊而不是趙莊不是張莊?那麽，這在當地有一個什麽樣的道德傳統，什麽樣的文化氛圍，可以使得當年在李莊這個半城半鄉的地方，由這些當地的士紳邀請這些下江人來到李莊，而且來到李莊以後，又給他們提供那麽多的幫助，提供那麽多的方便?那這其中一定還有很多湮滅在政治運動和漫長時光中的故事，等待我們的打撈與講述。隻有把這雙方的故事都講述充分了，才是一個真實的李莊故事、完整的李莊故事、更有意義的李莊故事。所以我覺得將來的李莊故事，一定是一個雙向的挖掘。
寄住者的故事和接納者的故事的雙向挖掘。
那麽，這個故事的雙向挖掘的意義又在哪裏?
我以為，通過李莊故事，可能還原一個中國傳統社會的圖景，傳統社會最美好的那一麵的完整圖景——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們看待中國傳統社會形態時，較多注意它不公平不美好的那一麵，而對其美好的那一麵關注是太少太少了。
在我看來，李莊故事裏的兩個方麵的主角，恰巧是中國的上千年傳統社會結構當中，兩個最重要的階層最後一次在中國曆史中同時露麵，在中國文明史上最後一次交匯。我們知道中國有一個詞叫士紳，在過去舊社會裏，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當中，有時士紳是二而一的，但更多的時候，士是士，紳是紳，士是讀書人，是讀書以求仕進，以求明心見性的讀書人；紳，是鄉紳，是地主，是有產者，也是宗法社會中的家族長老。很多時候，士就是從紳這個階層中培育生長出來的。在過去的社會，即便到了民國年間，到了同濟、史語所、營造學社等中國最高級的學術與教育機構來到李莊的時代，士與紳有兩個階層在社會中的作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們幾乎就是社會的中堅。士，用我們今天的說法就是知識分子；紳呢，就是大部分在中國的鄉村，聚集財富，維護道統，守正文化的有恒產兼有文化的，並且成為家族核心的那些人。大家知道，中國古代政府不像今天政府這麽大、這麽強勢，所以政府真正有效的控製大概就到縣一級，下邊今天劃為區鄉鎮村組這些地方，按今天的話就可以叫作村民自治。但是這個 “民”如果像今天的農村，大家實力都差不多，一人平均一兩畝地、幾分地，大家都是這樣的一兩幢房子，文化也都是處於那麽一種荒蕪半荒蕪的狀態，沒有宗族的、道德的、精神性的核心人物，所謂自治其實幾乎是不可能的。但過去在鄉村中，首先有宗族製度維係，同姓而居，同姓而聚，構成一個內部治理結構。從經濟上說，因為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就會形成土地相應向一些人手裏集中，就會出現地主。大多數時候，地主不隻是聚斂，他也施與，扶貧，辦教育，等等。不管是宗族的族長，還是地主，還是小城鎮上某種商業行會的領袖，這些人都叫鄉紳。紳。他們在大部分時候構成中國鄉村縣以下的自治的核心階層。而且不隻是鄉村，還包括鄉村周圍的小城鎮，如李莊，也不是典型的鄉村，它既是鄉村，也是一個不小的城鎮，因水運、因貨物集散而起的城鎮。總而言之，在封建社會當中，就是士與紳這樣兩種人成為中國社會的兩個支柱，除了皇帝從中央開始任命到縣一級的官員以外，他不再向下任命官員，王權的直轄到此結束。到民國時期政權開始向下延伸，鄉紳中的某一個人，比如說李莊當時的鄉紳羅南陔，他可能當過鄉長、區長，但這個恐怕更多也是名義上的，官與民互相借力，真實的情形可能是照顧到他的這種鄉紳的地位與其在鄉村秩序中所起的特定作用——在鄉村自治或半自治中所起的作用。
這個時候，剛好遇到全麵抗戰爆發，於是，故事就發生了。沒有全麵的戰爭，這些知識分子，這些士，不可能來到這個地方。我覺得李莊故事的核心就是:在這裏，中國士與紳來了一次最後的遭遇、最後的結合，然後留下了一段李莊故事。今天中國社會已經改天換地，我們大概可以說士這個階層，也就是知識分子階層還在，雖然在國家體製中的存在方式與民國時期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但還是繼續存在。但是，紳，鄉紳這個階層卻是永遠消失了。今天國家政權不但到縣，還到了鄉、鎮，還進了村，此前還經過了土地改革，土地所有者也變成了國家。土地私有製被消滅後，紳所賴以存在的基礎就徹底消失了，所以從此以後紳這個階層在中國社會當中是不會再有了。所以，我以為李莊的故事其實是中國鄉村跟城市，不，不能說是城市，應該說是中國基層的鄉紳們跟中國的士這個階層最後發生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是這樣美好，這樣意味深長。
過去我們說到紳，得到的多是負麵的印象。從共產黨進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就是紅軍時期以來，中國人習慣了一個詞，叫土豪劣紳，習慣了給 “紳”加上一個不好的定語:“劣”。過去鄉村裏有沒有劣紳呢?肯定有的，但是不是所有紳都是劣的呢?那也未必。如果是這樣，中國鄉村在上千年曆史的封建社會中，沒有辦法維持它的基本的正常的運轉，如果紳都是惡霸，都是黃世仁，都在強占民女，都要用非法的方式剝奪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農民都沒有辦法活，那這個鄉村早就凋零破敗，不存在了。但中國鄉村在上千年的曆史中一直延續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自有其一套存在的方式與合理的邏輯。當然，鄉村這種秩序的瓦解也並不全是革命的原因。這種鄉村製度的瓦解首先還是經濟上陷入困境。其中重要一點，就是近代以來，現代工業的興起，廉價的工業品從城市向鄉村的推銷，造成了首先是手工業的凋敝。但因為城鄉貿易的增加，自然會帶來物流運輸的增加，那麽，那樣一個特殊時期，是不是反而造成了李莊這個水碼頭的繁榮呢?
話有些遠了，還是回到紳這個話題吧。
我來說說紳這個字是什麽意思。這個字最早出現在漢字裏頭，是說古代的人都穿長衣服，所以腰上會有一條帶子，紳的本意就是束腰的帶子，《說文解字》裏說:紳，束腰正衣，使貌正之。就是人穿衣服要有規矩，顯出有一個莊重的樣子。後來就從這個本意引申出來紳這個字一個新的意義，就是說凡可以叫作紳的人，在道德上對自己是有要求的，他們在生活當中，在生產活動、在經商過程當中，是對自己有某種道德要求的。更不要說那些大的家族，紳作為家族的族長，一個家族祠堂的總的掌門人，他要平衡各個方麵的關係，協調相互之間的情感，很顯然如果隻是使用暴力，隻是用陰謀詭計，恐怕很難達到為尊族中與鄉裏的目的。他還是依靠合於傳統道德的鄉規民約，依靠一種道德言行規範、來約束自己的言行。前些天我去揚州，參觀一個地方，也是看到一個以前老鄉紳的老院子，從這老宅子中抄到兩副對聯，其實這就是自古以來，中國鄉紳階層對於自己的約束和要求。用什麽樣的帶子來維係他們的道德，維係他們的傳統呢?這兩副對聯就是這家人的傳家箴言，第一副的上聯這樣寫的:“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說一個家族要在一個地方，在當地立足不是一代不是兩代，是要在這裏幾百年傳家，要在這裏長久立腳，而且還要家世昌盛就要多做惠及鄰裏的好人好事。下聯是:“第一等好事隻是讀書。”我們知道，過去鄉下鄉紳門前大多會有個匾額，匾額上大多書四個字 “耕讀傳家”的，正是這個意思。第二副對聯上聯是:“傳家無別法非耕即讀。”說我們這些人家做什麽事最好最長久呢?隻有兩件事，不是耕作就是讀書。下聯是:“裕後有良圖惟勤與儉。”說使後代保持富裕不是傳多少錢給他，最好的方法是學會勤勞與節儉。這其實不隻是這一個家族的傳家格言，而是中國古代以來鄉紳們所秉持的一個久遠的傳統。
進一步說，過去的士，很多人都是從這些耕讀世家出身的，如我們四川的三蘇，一門三父子都通過科舉考試成為了士，而在沒有成為士之前就是當地有名的紳。到了明代，新都的楊升庵一家，父親是朝中高官，自己又考上狀元。父子沒有出仕之前，就是當地的紳。他們的家庭，就是當地耕讀傳家的紳。如果我們願意多下一點功夫，查一查抗戰中來到李莊的那些士，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成、林徽因、陶孟和、童第周，等等，等等，考察一下他們的家世，一代，兩代，三代……大多都是來自鄉村，來自鄉村的紳這個階層。
土地改革以後，紳中的一些人被劃了一個成分，叫地主。這本來是一個中性的詞，土地的主人。劃定成分時，就有了貶義。之前，卻應該是一個好的詞吧。孟子說過 “無恒產則無恒心”嘛，有了地就是恒產，有恒產就有恒心，所以這樣的一種士紳耕讀的傳統，就決定了這些鄉紳不是今天我們再用這個詞時所說的，那些不尊重文化的暴發戶，那些第一桶金或許都帶有原罪色彩的所謂土豪。那個時候的鄉紳中土豪其實是有的，但也是少的，大多是耕讀傳家的大家族大鄉紳，他們的發展是一步步走來的，除了財富的積累，同時也有道德與文化的長久積澱。所以當抗日戰爭爆發，國家，這個國家的文化都麵臨深重的危機時，這些李莊的鄉紳們才能夠懂得文化的價值、這些士的價值，才會主動邀請這些文化人、這些當時的士與未來的士來到李莊，托庇於李莊。今天大家都在挖掘李莊那封電報的故事，那不就是當地的鄉紳們結合在一些，他們身份很複雜，有商人，有國民黨的區長鄉長，有鄉間的哥老會首領，但這些都是鄉紳在新的時代中出現的逐漸的分化，也許，在尋常情形下，他們之間還有種種明裏暗裏的爭鬥，有各種利益的衝突，但這個時候，他們可以集合在一起，說邀請這些文化人、這些文化機構來李莊吧，讓我們為保護中國文化、保護中國的讀書種子做點事情。
在這樣的時期，當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及其他所、國立同濟大學、中國營造學社等學術機構遇到困難時，很難想象從那麽一個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地方，有一群人聯名發出電報邀請他們來到李莊。所以我覺得我們以後一定要把李莊的故事講好，一定要講出背後的道理，而這個背後的道理恰好正是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當中最最重要的那一個傳統。紳這個階層，不但一直在哺育中國士的階層，他們還內在地堅守著一種精神，一種尊重中國文化人、讀書人的精神。
前次我去板栗坳，看見史語所的人他們離開時還留了一塊碑在那裏，碑文寫得很好，我想再給大家念一念，其實也就是記敘了當時鄉紳收留他們的事情，還寫出了張姓鄉紳的家世。
這通碑叫 《留別李莊栗峰碑銘》:
李莊栗峰張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煥玉先生以前清乾隆間，自鄉之宋嘴移居於此。起家耕讀，致貲稱巨富。哲嗣能繼堂構輝光。本所因國難播越，由首都而長江而桂林而昆明，輾轉入川，適茲樂土。爾來五年矣。海宇沉淪，生靈荼毒，同人等幸而有托，不廢研求。雖曰國家厚恩，然使客至如歸，從容樂居，從事於遊心廣意。斯仁裏主人既諸軍政當道，地方明達，其為藉助有不可忘者，今值國土重光，東邁在邇，言念別離，永遠繾綣，用是詢謀，僉同醵金伐石，蓋弇山有記，峴首留題，懿跡嘉言。昔聞好事，茲雖流寓勝緣，亦學府一時故實。不為鐫傳，以宣昭雅誼，則後賢其何述?
碑文開頭就寫了在栗峰傳家八代的張家。張家不是窮人，窮人怎麽接納他們呢?“……移居於此。起家耕讀，……”注意剛才我講過，這些士如傅斯年、李濟，他們這些人是深深懂得中華鄉村傳統的，所以他們說李莊鄉紳如張氏這樣的望族是起家於耕讀的，……而且一家人繼續讀書，不因為有點錢就荒廢了，所以這個家族傳了八代還是勤謹興旺，耕讀傳家之人，……碑文裏幾句話，說得非常簡單，然後他們要走了，又說了幾句話，……說我們在戰亂時候在李莊做研究，完全靠的是主人的仁厚，就這麽一個短短的碑文，我在那兒看，我念了三遍，很感動。士這個階層，他們自己就有很大的發言權，用今天的話叫作有話語權。而他們刻下這通碑的時候，就把紳對於士在特殊時期的庇護說了出來，大聲說了出來:是為了“宣昭雅誼”，這是士與紳在中國最後一次遭遇所留下的雅誼。
古時候說，居高聲自遠，士都在高處的，知識分子的聲音都是傳得很遠的，可鄉紳呢?當地呢?而且這個階層在接下來的幾年，在我們的土地改革當中，這個階層就已經消失了，大概中國以後也再不會出現這個階層了，而他們的聲音就消失了。所以我們今天要講好這些士的故事，這些知識分子的故事，要把這個故事講得更加完整全麵，就不能不說出這些鄉紳所代表的李莊人的故事。這個故事我們也要講好。所以我有個建議，以後要著力做一些關於這些鄉紳家世事跡的調查整理工作，在考慮李莊文化陳列的時候，也應該有一兩個地方來說一說李莊本身的文化、李莊本身的曆史。不然就不能說清楚為什麽是李莊，不是王莊，不是趙莊，托庇了這些偉大的傳承了中國文脈、中國學術機構與人士的道理何在?這個道理就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中，耕讀傳家的鄉紳文化當中，一種天然的對文化的追求和對文化的向往與尊重。
當然時代已經處於劇烈的變化之中，中國的鄉村社會，中國的鄉紳們也正在接受現代文化的衝擊，雖然相較而言，他們還是更熟稔中國的傳統文化、孔孟之道。有一個外國漢學家跟梁思成夫婦很好的，他談到中國文化時說過，中國的鄉紳們大部分其實就是儒家，他們自己就是儒家文化的傳統的代表，對於現代的民主與科學思想還不是很了解。所以這裏也有這樣的故事，說李莊人對於同濟大學醫學院做屍體解剖是如何驚詫與不解。我相信這樣的故事一定是有的。但這種故事該怎麽講，該以什麽樣的方式來講，也是大有考究的。我覺得以後再講這樣的故事，應該要基於一種對傳統文化以及對當地人的充分尊重，要基於曆史學家常說的一句話叫 “同情之理解”，我們要很正麵更詳盡地講這個故事，一定不要在講這種故事的時候，變成簡單的文明跟落後、文明跟愚昧那樣的衝突，而把李莊當地人在這個故事當中漫畫化了。這個不是對於接納了那麽多那麽重的士的李莊人的尊重。即便他們在觀念上暫時不能接受，但他們後來不是就接受了嗎?所以這裏頭有一個曆史學的原則，我願意再重複一次，就叫 “同情之理解”，你必須站到他那個位置上，想他為什麽會這樣看待這個問題，這個新出現的事物?那是傳統文化驅使，而不是他對文化本身的看法，如果我們漫畫了他們的話，就可能出問題，給來李莊的遊客一個印象，原來這是一個非常愚昧的地方。
如果這裏真是一個非常愚昧的地方，我們一來到李莊，就不會看見鎮口就聳立著一座魁星閣。
魁星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指的是北鬥七星中的一顆，我記不得是在第三還是第四顆的位置，總之北鬥七星中有一顆就叫魁星，叫文曲星，是專門照應一個地方文運的。如果這是一個愚昧之地，那麽為什麽在李莊這個地方人們沒有塑一個別的東西，比如不是商人奉為保護神的關公關雲長，而修了一個魁星閣。魁星閣為什麽修得那麽高?因為可以接應到天上昭示文運的魁星的光芒，使這個地方文運昌盛。這說明這個地方一直是尊重文化的。我第一次來，一看這個地方有一座魁星閣，我想這一定是一個有文化向往、尊重文化的地方。
在李莊故事的重新講述的努力過程中，當地已經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比如那些知識分子、那些士在那麽艱難的條件下，在李莊的種種使得中國文化得以薪火相傳的事跡。但我覺得這還不夠，我們還應該在另一個方向有更大的努力，做一些恢複跟重建當年當地鄉紳文化的努力。隻有這樣，有了士與紳之間這麽一種相互的映照、互相的激發，我們才會真正知道中國文化的活力所在的最大秘密。我們也才知道為什麽那麽多文化機構在半個中國四處漂泊後，能最終安頓在此地、紮根在這裏，出了這麽多成果和成就，而且是在那麽艱難的條件之下，這是什麽道理?在物質生活非常艱難的情形下，兩個不同的階層之間，當地人和外來人互相之間這種人情的滋潤，對於當時來到這裏的困窘無比的文化人來講，我想，就是一份巨大的溫暖跟支持!
所以李莊的故事應該這樣去講。
我那天去板栗坳時就在設想，如果這條公路沒有從這裏穿過就好了。所以，將來能不能改改，把當年的祠堂前的農田、池塘都恢複起來，讓遊人能理解當時從這裏到街上去是不方便的，我覺得應該把圍繞原來史語所的舊址四周的景觀都恢複起來。周圍的這些民房，大致麵目沒有太多變化，我看過那時的照片，除了多了這條公路以外，除了樹木有點變化以外，大部分還是原來的格局，而且我想就把那條路改一改，做起來代價也不會很大。將來除了教育上的意義以外，遊客也多了一個可以停留、可以流連忘返的一個好去處。將來李莊這個地方，不光是大家來遊覽來消費，李莊本身的內涵就避免了李莊跟別的古鎮的同質化，因為它有內在的巨大的文化存在與文化意義，這種意義，對於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有教益與啟迪的。今天有很多旅遊點，都叫作什麽什麽教育基地，我看李莊就是中國最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中國文化的教育基地。昨天我跟 《十月》主編陳東捷聊天，他說要是文化人到這裏來不受感動，他可能不是一個真正的文化人。所以說，李莊這個地方，也是中國人接受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尤其是中國傳統士紳的精神氣節的教育基地和文化現場。所以我個人理解，我們打造這個古鎮時應該有這樣的意識與考量。有些古鎮我們可能去一次就不去了，但這個地方，可能過一陣子，我們可以再來，再看，再起新的思量。對一個文化人來講，來這裏就跟一個宗教徒要到廟裏去一樣，去多少次才夠呢?
所以剛才我才要從紳講起，這是李莊故事的基礎。
從很早很早以前，中國就是實行鄉村自治的。從春秋時代開始，就出現了中國鄉村的基本建構單位，出現了我們今天表達鄉村建構的那些詞。顧頡剛先生在他的 《春秋》一書中說，春秋時代的鄉村治理，或者說鄉村的構建，最小的單位叫家，家上的單位叫鄰，今天我們講的鄰那時其實是一個行政單位，鄰上是裏，再往上是鄉，鄉上是黨。今天我們談鄉親談鄉村的時候，經常還用這些詞:鄰裏，鄉黨。北方人，尤其是陝西人特別喜歡說，我們是鄉黨啊。這代表一個地方的，其實從鄰裏到鄉黨，都是鄉村結構。而且國家政府機關並不向你派出官員，大部分就是鄉村自治。前些天我看到一個材料，說清代時，人口開始大增長，用了不到一百年時間，人口就翻了兩番到了三億多近四億。為什麽呢?因為這個時候從外國傳來了產量高的作物，來了玉米、番薯，來了馬鈴薯，過去糧食產量低，自然形成對於人口增長的抑製，糧食產量高了後，人口自然大爆發。同時，在這樣的情況下，清代的官吏跟明代相比，人口翻了兩番，但吃行政飯的人，也就是公務員並沒有增加。這就說明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鄉村通過鄉紳們的自治，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這些用束腰的帶子紳作為命名的人們，在鄉村是宗法權力的維係，是經濟生活的維係，同時也是道德與文化傳統的維係者。而正是他們對自己有約束有要求，這種傳統才能夠存之千年而不被廢棄。如果情形不是這樣，如果這些人都是土豪惡霸，這種鄉村治理早就被推翻，早就崩潰，廢之不存了。
當然，封建社會從形式上是永遠結束了，經過改天換地的土地改革，紳這個階層是沒有了。現在看來，當年的那些鄉紳們姓羅姓張的，在解放後還受到不公平過激的對待。但是今天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我們可以坐在這裏，比較客觀地來反觀這段曆史了。而且我們談的不是給不給誰平不平反的問題，而是談一個文化傳統問題，給一個曆史現象一個合情合理也是合乎當時曆史事實的文化解釋。當年李莊那些鄉紳，他們是有代表性的人，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人。隻有講清楚他們的故事也才能把士和紳的故事梳理清楚。隻有這樣，隻有有了他們充分的庇護與幫助，就如栗峰那通碑文中所講的，“幸而有托，不廢研求”。才有那封電報中那簡潔而又懇切的話，“同濟來川，李莊歡迎，一切需求，當地供應”。所以，當這些文化機構、這些士、這些知識分子來到這裏，才能在抗戰烽火中覓得一塊平安之地，繼續專注於自己的學問、自己的研究與教育工作，而弦歌不絕，使得這些人在困頓之中更加表現出諤諤之士最美麗的一麵。
是的，就像傳統文化決定了鄉紳有鄉紳對自己的道德與文化要求，知識分子對自己也是有道德與人格要求的，士對自己從來就是有要求的。不像今天我們講知識分子，條件已經過於寬泛，有一定學曆就叫知識分子或者有個技術職稱就叫知識分子，不是這樣的。當然知識分子對自己的第一個要求就是有學養、有學識、有學問，但是隻有這個是不夠的，知識分子還要有風骨、有氣節、有人格，那麽當然，我們覺得我們在講李莊故事時，講士與紳時，有很多知識分子都可以作為楷模來講。比如傅斯年這個人，可能就是中國的更符合士的要求的知識分子，很多的老先生、知識分子比如董作賓這樣的人，他們更多的可能是專注於自己的學問，但是傅斯年這樣的人不一樣，他要過問國家的政治，他要幹預國家的政治，但是你要真正讓他去做官，他又不做官，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讓他當議員，不當。但他一定要當好史語所的所長。那個時候情況不一樣，傅斯年們不會覺得在大學裏在研究機構裏當領導就是做官，那時必須到政府任職才算做官。今天上述所有地方的領導都是官了，這是今天時代帶來的變化，這個變化也帶來知識分子的某些變化。當年抗戰剛剛結束，李莊的攤子還沒收拾，傅斯年他自己就急急忙忙跑到了北京，他要恢複北大，這個時候國民政府已經任命了胡適當北大校長，西南聯大要分開，清華歸清華、北大歸北大，但胡適還沒有從美國回來。傅斯年有點爭強好勝急於恢複北大，說不能讓北大落在清華後麵。北大當年撤離後，還有一部分北大的教職工留在北京，在偽北大做事，教職員工就有2000多人。傅斯年說胡適這個人學問比我好，但辦事比我壞，別人讓胡適快點回來接任北大校長，他卻給胡適寫信說，你不著急，你慢慢回來，我先去給你代理校長。因為怕你心軟，對偽北大的人下不了手。他回去就一件事，隻要是在偽北大幹過一天的，當年北大撤離後還留在北京日本人手下工作的這些人，一個不留。當時，這些人也到政府去靜坐上訪，也有政府官員找傅斯年說算了吧，除了少數人真給日本人做事，別的也就是混口飯吃。傅不幹，說為人沒有這樣的，我們是北大人，隻要這些偽北大的人中有任何一個人留下來，那麽對於那些曆經千辛萬苦撤離到昆明、到李莊的人來說，就是不公平的。後來，他自己說我就是北大的功狗，我就是北大的一條狗，等我把那些人都咬完了，再把校長位子還給胡適。胡適學問大，卻是好好先生，他幹不了我這種拉下臉皮不講情麵的事情。所以我來當北大的狗，功狗。傅是文化人，他罵自己也是有學問的，這背後是有典故的。功狗這個典故是從劉邦來的。漢高祖劉邦平定了天下，對手下很多人論功行賞的時候，韓信張良等不服，問他，蕭何不是跟我們一樣幫你打天下嗎?為什麽蕭何做丞相，我們就沒有那麽大的權力?劉邦說，蕭何是功人，有功的人，你們是功狗，有功的狗。不是劉邦看不起那些人，他打了個比方，說好比上山打獵，你們呢像狗一樣，是人家指出了獵物在哪裏，你們就去追，你們就把獵物追回來。蕭何呢，他是能發現獵物並指出獵物在哪裏的人，然後計劃好門道告訴你們怎麽去得到獵物，所以他是獵人，你們是獵狗，但都有功，所以蕭何做丞相，他的本事比你們大，他是功人，你們是功狗。這就是功狗的典故。所以說北大教授不會輕易罵自己為狗的，即便罵自己為狗也是要有典故的。所以這些知識分子是在這樣一種環境裏出來的，知識分子也是要報效國家的。
沒來李莊前的史語所還發生過一個故事。這個人在中山大學畢業，曾在史語所工作一段時間。傅斯年把他派到我家鄉一帶的地方，今天甘孜、鬆潘、茂縣那一帶地方，去調查羌族語言，做羌族語言研究，然後，又去做藏族語言的研究，傅斯年對人要求很高，有時候又有點著急，幾次調查報告拿回來都不滿意，不滿意這個人。這個人也很硬氣，就不理傅了。這個人是愛國青年，還上過軍校，突然他到了阿壩就不想回來了，傅斯年寫信批評他，他就不回來了，不回來幹什麽呢?阿壩有個縣叫金川縣。金川縣那個時候已經很漢化了，當地有個紳真是個劣紳，當袍哥首領種植走私鴉片，沒有人敢管，縣長也不敢管。這個人就找到省政府說，我去那裏當縣長。當時任用幹部的好處是不用像現在要經過副鄉長、鄉長再當縣長的這樣的過程。上麵說你真想去，真敢去就去吧。那個時候史語所已經搬離李莊了，1946年了，他就真去當了金川縣長。上任沒幾天，就準備對付那個劣紳，他說前任怎麽就把他拿不下?我來把他拿下。他的做法很簡單，他對手下人說，你們連 《史記》都沒讀過嗎?《史記》裏有鴻門宴，我就給他擺一道鴻門宴吧。他真就這麽幹的，發請帖，請杜總舵把子了——那個劣紳姓杜，請到縣政府赴宴。宴席中真的就跟古書裏寫的一樣，酒過幾巡，摔杯為號。那位姓杜的袍哥舵把子也有膽氣，就敢到縣政府喝酒，接到請帖就去了，去會會新到任的縣長。真的當這人喝到半醉，就讓縣長的衛兵把這個人打死了。這位書生縣長他真的覺得是為地方除了一大害。但他沒想到，第二天，這個人的手下幾百人就把縣政府包圍了，最後把他給殺了，這個史語所出來的人就當了幾天縣長。也許他不熟諳官場的一套東西，但正因為不願意屍位素餐，不肯得過且過，自己丟了性命。但他確實用他的死，讓國民黨政府有了借口，馬上派兵鎮壓，這個縣一股尾大不掉的勢力，從此被鏟除。這是一個書生用他的死換來的。也許在今天現場這些富於行政經驗的聽眾看來，他把這個事想得很簡單，但我們確實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身上，他確實是有憂民報國的真切情懷的，而且他這種情懷在史語所的這樣一個特殊的知識分子群體所形成的氛圍中，進一步得到鞏固和強化的。後來我遇到一個台灣史語所的人，我問他你們那兒是不是有他的檔案，他說真有這個人，說他當年搞民族語言調查的油印材料還在史語所的學術檔案裏，還有傅斯年批評他的文字留在上麵。然後他憤而出走，憤而去當縣長，然後獻身。這個人的名字叫黎光明。
我們可以看到圍繞史語所的這種故事，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知識分子身上蘊藏的精神與人格力量。我覺得這些故事都還有待於進一步發掘。現在是雙向的故事發掘都不夠，李莊的故事要更立體更完備更符合當時的曆史語境。講故事是一回事，怎麽講這些故事，用什麽樣的方式、用什麽樣的態度講這些故事又是一回事，這其中都大有文章。有些故事如果處理得不好，就可能像醫學院的屍體解剖故事那樣，可能會簡單化、漫畫化。講到說故事的方式與態度，還有個危險就是，比如說怎麽講梁思成林徽因及其他人的愛情故事，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今天我們所處的消費時代，這個故事如果講得不好，就有可能像當下很多地方一樣，隻熱衷於把林塑造成一個被很多男人瘋狂追求的人，這既輕薄了林，也輕薄了那些美好的愛情故事。我們更應該把她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建樹，尤其是作為一個知識女性在那樣的年代當中的，一個大家閨秀淪落到一個鄉間婦女的日常生活的焦慮中的對家庭的傾心維係，對學術研究的堅持表達出來。她的弟弟在 “二戰”中死在戰場上，她是怎麽對待的，而不被這巨大的悲痛所摧垮，這是什麽樣的精神力量。即便說到愛情，她病得那麽重，金嶽霖專門從西南聯大過來為她養雞，但這故事怎麽講，今天我們的故事講得太草率了，不莊重，軼聞化。長此以往，李莊這樣一個本身可以莊重的、意味雋永的故事慢慢慢慢就會消失魅力。當然關於這些知識分子、這些士的故事確實是太多太多了，但還是要深入地挖掘。這些學人他們的後人大多還在，其中很多還是有言說能力的知識分子，也許他們出於對前輩的理解與維護，提供材料的同時，也會規定或影響這個故事的講述方式。這個當然要尊重，但規定性過強，也會出現問題，這也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到了李莊，我又有新發現，我原來都沒想到，在中央博物院突然找到了一個人叫李霖燦，這個人在我做有關麗江瀘沽湖的曆史文化調查時遇到過，遇到過他寫那些地方的文字，後來，這個人就從我的視野中消失，不知所終了。我在麗江做調查的時候，我就查到在民國時代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有三個人寫過麗江。其中兩個人是外國人，一個叫約瑟夫·洛克。一個是俄國人，叫顧彼德。洛克寫的書叫 《中國西南的古納西王國》。顧彼德寫的書叫 《被遺忘的王國》。此外，我還找到過一本小冊子，就是李霖燦寫的。這是一本遊記，當時散亂發表在報刊上，後來有人收集起來，出了一個小冊子。那時候李是杭州美專的老師還是學生我記不起來了。學校派他到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去收集一些美術資料，他就去了麗江和瀘沽湖一帶，在那個年代，中國人大部分還沒留下那些地方的真實記錄的時候，搞美術的李霖燦卻寫了一本跟瀘沽湖跟麗江跟玉龍雪山這一帶有關的大概幾萬字的書。至少對我有很重要的參考作用。但後來我就再也找不到這個人上哪兒去了，從此再無消息，因為我覺得一個搞美術的，而在美術活動中再也不見他的名字，又沒見到他繼續從事文學書寫，從此就斷了線了。那次在張家祠，一下子見到他的名字，原來他加入中央博物院了，進了當時那麽高的學術機構，他們讓他進了博物院，就是緣於他在麗江的那段經曆。在那裏，他從搜集美術資料入手，進而接觸到納西族的文字，並對此發生濃厚興趣，半路出家，轉而對當地的東巴語言和文字進行研究，編撰出了漢語東巴文詞典，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字的中國第一代學者，也許今天我們很多學者還在沿用他創建出來的一些方式跟方法。所以要感歎，這個世界很大，但這個世界也很小，一個在我自己研究視野當中失蹤了多少年的人，突然地在李莊出現，而且，這個人已經從一個搞美術的人變成為一個語言學家。因此可以見得，在當時那麽艱難的條件下，他們還在教學相長，還在努力盡一個士、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以學術的方式研究這個國家、建設這個國家。這樣的精神，對今天的知識分子來講，有多麽可嘉可貴，自不待言。
前幾天我剛好去眉山的彭祖山，我有一個朋友在那兒搞養老地產開發，我去彭祖山一看，在當地檔案館一查，對彭祖山最早的那些文化考察，對當地漢墓的考古挖掘，也是當時李濟所屬的在李莊的考古所的人去做的，留下了很有價值的考察報告。那時，你就不得不感慨，在那麽艱難的條件下，他們還在認認真真地從事他們的學術事業，有人甚至還到了敦煌，去臨摹敦煌壁畫，而且一待就是一年兩年，天天跟傅斯年寫信要錢。傅斯年就又從李莊出發，坐船到重慶，到教育部去求人，去罵人，把錢又要一點回來寄給大家花，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延續文脈，不使中斷。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把李莊故事講好，這些知識分子留下來的生動的故事也要進一步挖掘要整理，而且這些整理要有更好的方式，更直觀更生動的方式來呈現，今天我們可以有很多方式做出種種呈現，因為我們的博物館學已經很發達，博物館的方式已經有很多很多，我相信能夠找到更好的呈現方法。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李莊的故事最精彩之處，就是剛才我講的，中國的士跟中國的紳的最後一次遭逢，而這次遭逢從人文精神上綻放出這麽美麗的光華。而且這在中國曆史上一定是最後一次了。如果說知識分子這個階層，士的精神還會繼續在讀書人中間存在的話，中國鄉間的耕讀傳家的紳是永遠不會再現了。
中國傳統社會當中最重要的兩個階層在這樣一個曆史時刻，既是抗戰時期，也是中國發生翻天覆地巨大的社會革命的前夜，綻放出來這樣一種光華，呈現出來這樣的曆史文化現象，我相信無論我們怎麽書寫呈現，都是絕不為過的，也是具有特別的意義的，對我們構建我們民族文化的記憶，尤其是一個地方曆史文化的記憶，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李莊是非常重要的，李莊是非常珍貴的，李莊是值得我們永遠珍視的，因為隻有在這樣一個曆史節點上，士跟紳這樣兩個階層在這樣的時刻，都向中國人展示了他們品格中最最美好最最燦爛耀眼的那一麵!所以我認為但凡對於中國文化懷有敬意，對於中國文化那些優質基因的消失感到有絲絲惋惜的人，都應該來到李莊，在這個地方被感動被熏染。
我記得老子 《道德經》中有這樣一句話——在我感覺中，老子是個悲觀主義者，總感歎這個社會在精神道德上處在退化之中。所以，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他說這個世界本是按大道自在運行的，但人的弱點，人性的弱點，讓人失去自然天道的依憑，而不得不講求德，這已經不是自然狀態了，隻好用德這個東西來自我約束和彼此約束，隻好退而求其次，“失道而後德”。但最後我們連德也守不住，就 “失德而後仁”，當我們失去自我約束，所謂仁，就是我們隻能要求我對別人好一點，別人也對我好一點，特別是統治者對我們好一點，我周圍比我強大的人對我好一點，這也就是孔子說的仁者愛人。但仁也守不住，“失仁而後義”，說仁也不成了，就隻好講點義氣。到義氣就很不好了，義氣就是我們這幫人紮在一起搞成一個小團體，小團體內部彼此很好，但對團體外麵的人很差，我們想想中國的傳統小說， 《三國演義》裏劉關張之間當然有義，但他們對別人就可能仁也沒有德也沒有了。《水滸傳》裏，宋江和李逵有義，宋江被抓了，李逵為救他不顧生死去劫法場，講不講義氣?中國人覺得這個特別好，但我們看李逵從法場上救出宋江，往江邊碼頭狂奔，一路掄起斧子就砍，砍到江邊砍了多少人，對宋江有義對其他被他砍的人有義嗎?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李逵簡直就是古代版的恐怖分子嘛，所以到義已經就非常非常不堪了。但是在李莊故事裏我們回過頭來看到，不管是這些知識分子，還是接納他們的這些鄉紳，我想先不說道，但至少還在德跟仁的層麵上，在這個層麵上我們來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這些因素，在不同方向上對不同層麵的人都形成了某種有效的製約，使這些在達成了某種人格，達到了某種今天人難以企及的境界。這種關係用今天的話來講，還是一種充滿了正能量的關係。所以李莊在傳統文化維度上的教育意義肯定比中國武俠小說要強。中國文化、中國的人際關係到了要靠義來維護的時候，其實已經很不堪了。但是，李莊故事不是這樣的，李莊故事還會給所有人以溫暖的感染。
我就講這麽多，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