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法國大革命

羅伯特·馬特森·約翰斯頓[10]

從1789年5月5日到1794年熱月[11]9日，在這短短五年的時間裏，法國大革命聚集了人們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最戲劇化的事件、最深的反感和恐懼、最大的振奮與榮耀以及最沉重的沮喪。在這場革命中不存在折中主義，人們找不到平衡，喪失了辨別能力；一切都是極端的，既有饑餓、殺戮、壓迫和暴政帶來的痛苦，又有創造曆史、攀登到一定高度看到自由與改良滿載著希望出現在地平線上所感受到的狂喜，兩者交融奔突，使人類情感以最熱烈的方式噴薄而出。正是因為這樣，法國大革命比曆史上的任何其他時期都更令讀者著迷。它為我們展現了什麽是高貴，什麽是卑劣，展現了我們內心一直處於萌芽狀態卻多半無法表露的一切。

大革命中的強烈反差

要描述這樣一場運動是多麽困難！就連博愛仁慈的卡萊爾，都沒能捕捉到這樣一個不幸的場景：在一個灰蒙蒙的秋日，天剛亮，一個可憐的女人在巴黎空****的街道上流浪，因饑餓而深陷的眼眶裏充滿了絕望，她一邊麻木地敲打著一麵鼓，一邊悲傷地念叨著：“麵包！麵包！”這是多麽**裸的情感！而後來，正是像她一樣命運悲慘的人們把波旁王族徹底趕出凡爾賽宮，使巴黎重新成為法國的首都，也使整個法國曆史終於脫離了兩個世紀以來的軌道。描述這場運動之所以困難，就是因為這種無處不在的強烈反差。

米拉波是個見利忘義的小人，他的墮落一直令我們不解，但他同時又是一個擁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總能透過時間的迷霧精準地預見未來。夏洛特·科黛——一個普普通通、微不足道的年輕村姑，卻把刀子插進了馬拉的心髒，她那英勇的身姿，照亮了一場可怕危機的最深處。

大革命的曆史

關於法國大革命，有一個事實非常令人好奇，不過如果反複思考的話，似乎又很正常，這就是：所謂優秀的法國大革命史是不可能存在的。已有的三本引人注目的書，作者分別是米什萊、卡萊爾和丹納，不論是思想方麵還是藝術方麵，這三本書都注定成為永世傳頌的傑作。然而，在現在看來，這三本書不管是在事實陳述、寫作手法還是思想意識方麵，都沒有一本令人完全滿意，而且也沒有絲毫跡象表明有哪部稱得上偉大的法國大革命史將會在近期麵世。相反，曆史學家們傾向於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場運動無窮無盡的細節與各式各樣的角度上，從每一個細節或者角度裏找出一個研究對象，使自己既心甘情願為之拋灑汗水，也不枉費自己的才能。以此為榜樣，或許我們在這裏最好探討一下法國與英國對大革命的反應，特別是與此相關的兩本名著——伏爾泰的《英國書信集》和伯克的《法國革命反思錄》。

思想的變革

18世紀初葉的人們見證了一次法國思想潮流的大變革。路易十四去世後，奧爾良公爵[12]腓力二世成為執掌權力的攝政王。他令輝煌壯麗的凡爾賽宮威嚴掃地。[13]作為統治者，他既不在乎盛大的場麵，也不拘泥於細小的禮節，滿腦子小聰明小伎倆，同時又是一個浪**子。他專注於享樂，哪怕別人批評他有傷風化；他賭博，鼓勵股票交易投機；他放鬆輿論監管，解除了路易家族對當時的朝臣和偉大文人的束縛。於是，法國的作家們就立即開始在政治諷刺和政治批評這個廣闊的戰場上衝鋒陷陣。1721年，孟德斯鳩憑著他的那本《波斯人信劄》打響了第一槍；1734年，伏爾泰緊隨其後，發表了《英國書信集》。

勇敢的伏爾泰

孟德斯鳩對舊秩序的猛烈抨擊沒有遇到什麽阻礙，隻是因為他“用來調味的辣椒醬足夠多”，正好滿足了攝政王那腐化的口味。而對於伏爾泰來說，情況就比較糟糕了。他的書甫一出版即獲罪，當局下令逮捕他，要把他關進巴士底獄。出於安全的考慮，伏爾泰不得不逃出巴黎。不過，以現代讀者的眼光來看，《英國書信集》毫無疑問是十分溫和的。

隻有牢牢記住法國當時的政治獨裁的狀況，才能明白作者的勇敢。伏爾泰在書中用深入淺出的語言描繪了自己對英國的印象，不過他的做法有點像扔球——把球投向一個目標，然後試圖在球反彈回來的時候抓住它。他在書裏寫的是英國，心中想的卻是法國，他在前者的習俗和製度中尋找能衡量本國習俗和製度的東西。

總體來說，對於自己探訪的這個與法國隔海相望的陌生民族，伏爾泰評價頗高，雖然他同時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這麽一個結論——他們的哲學、自由和氣候會使人患上抑鬱症。在他眼中，英國人知足常樂，國家繁榮昌盛、秩序井然，政府機構健全，君主製受到議會製度的完美製衡，最重要的是，在麵對信仰和批評時表現得非常寬容。伏爾泰對此大加讚賞，並號召本國國民積極效仿這個在他看來最值得欽佩的楷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總是很明顯地回避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問題，傾向於繞道宗教去祈求寬容。

大革命的英國視角

半個多世紀後，我們在伯克身上看到了與伏爾泰最強烈的反差。伯克蔑視一切，斥責一切，他總能預見未來時代的糟糕與混亂。這時候，大革命已經爆發。但是它所帶來的好處已經不那麽明顯了，形勢越來越混亂，國民議會還故意組織破壞行動，以打擊不問世事的波旁王朝，看起來法國很可能會進入無政府狀態。伯克認為，是長期以來持續不斷的殘暴統治與治國無方導致了這樣的結果，而這種局麵似乎比以前的統治狀態更加要不得。他已經步入老年，與年輕時相比就更加保守了。[14]他覺得英國奧蘭治的威廉親王和輝格黨人發動的光榮革命大概是最佳的革命形式，英國的議會製度則是最理想的政府組織形式。巴黎的無序狀態和國民議會采取的破壞政策震驚了他，傷害了他，於是他起來攻擊它們，撕咬它們。他承認自己的確沒有宣判的權力：“我並沒有假裝我自己像其他一些人那樣對法國了解得那麽準確。”於是他局限於擔任辯護人的角色。他反對大革命的訴狀在歐洲宮廷回**，令所有心存疑惑的人心服口服，直至今日，這依然是對近代法國的締造者們最有力的控告。伯克的書大獲成功，一部分是因為在它出版後緊接著便是“恐怖統治時期”[15]，這似乎恰好證明了作者的論述是正確的；但最重要的是，本書華麗與高貴的風格，雖然多少有點過於浮華。關於這一點，下麵這一個例子就夠了。

伯克眼中的“絕代豔後”[16]

“而今，距我於凡爾賽宮初見法國王後——當時的太子妃，已有十六七載；自此以後，定然沒有比她更美好的倩影使這個星球光彩奪目，可是，她的到來似乎並未喚起這裏的人足夠的同情心。我看到她從地平線上款款而來，裝飾這個高貴的星球，為之帶來歡聲笑語——這座星球像晨星一樣閃耀著，充滿了生命的氣息、壯美的風景和歡樂的笑聲。天啊！這是怎樣的一場革命啊！我要擁有什麽樣的靈魂，才能對這其中的崇高和墮落都視若無睹！我做夢也想不到，當她把尊貴的頭銜賜予那些來自遠方、擁有熱烈而恭敬之愛的人們時，竟不得不攜帶解藥去抵抗他們內心藏匿的邪念；我做夢也想不到，居然在有生之年，在一個勇士之國、貴族之國、騎士之國，目睹這樣的災難降臨在她的頭上。我想，若是有人用羞辱的眼光看她一眼，也本應該有千萬把寶劍為她出鞘。但是，騎士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了，詭辯家、精打細算和機關算盡的時代繼之而來，歐羅巴的輝煌已經煙消雲散。”自就這樣，伯克傲慢地俯視著法國的災難，而伏爾泰則豔羨地仰慕著英國的繁榮。而我們，作為一個世紀之後走來的後人，在承認他們身為文學家的傑出造詣時，或許也能感覺到，作為思想家，他們也許離自己的思考對象有點太近了。伯克的論據始終是令人敬佩的，卻不那麽令人信服；而伏爾泰對英國人大加讚揚的依據，卻經常建立在對他們的明顯的誤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