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平民貴族莫利先生
莫利先生雖然出身貴族，但更願意別人稱自己為“平民作家約翰·莫利”。他曾是《雙周論刊》的編輯。我是個樂天派，醜小鴨在我眼中都是天鵝；他則過於悲觀，當危機來臨時，總看到陰暗消極的一麵，甚至杞人憂天、裹足不前。世界對我來說充滿光明和希望，某種程度上就是天堂；而他總想象自己身在一片沙漠裏，四周是望不到頭的荒涼——他的判斷往往經過深思熟慮，卻總是看到太陽下的陰影。不過好在，我們能互相吸取對方的長處，彌補自身的不足。
莫利非常喜歡音樂，當斯基伯的清晨響起風琴聲時，我們都會陶醉其中。他和阿瑟·貝爾福都著迷於宗教劇，曾一起去水晶宮欣賞過宗教劇。他們都思維清晰、有哲學頭腦，某些方麵已不遜於哲學家了。然而，貝爾福最近的作品過於看重假設——莫利從來不會這麽做，他總是腳踏實地，有跡可循，因而從不會遭遇“迷失在叢林”的危險。
1904年，在我的多次邀請下，莫利終於來到美國，我盡可能為他介紹一些像他一樣傑出的人物。有一天，在我的力邀之下，魯特議員與莫利進行了一次長談。事後，莫利欣喜地稱魯特是最讓他滿意的美國政治家，和他聊天就是一種享受。的確，魯特知識廣博、判斷合理，在公共事務方麵無人能及。
後來，莫利又拜訪了羅斯福總統，這讓莫利受益匪淺。莫利曾說過：“我在美國見到了兩大奇跡：羅斯福總統和尼亞加拉大瀑布。”確如莫利所說，那兩大奇跡都在咆哮著、翻滾著、奔騰著，不知疲倦地完成本職的工作。
在我看來，莫利是阿克頓圖書館的最佳管理人選，便決定將圖書館送給他作為禮物。阿克頓圖書館曾屬於阿克頓勳爵，但後者一度窘困，我就在格萊斯頓先生的建議下買下這座圖書館，並允諾勳爵在有生之年可以繼續使用。不幸僅僅幾年之後，阿克頓勳爵就去世了，圖書館又回到我的手中。我相信莫利能最有效地使用圖書館，他則說：“好吧，我得告訴你格萊斯頓先生全跟我說了。你能讓圖書館陪阿克頓勳爵完整地走過一生，這很讓我欣慰。”
看吧，這就是我們的親密無間，有些事情根本不需要說出來。這件事也證明了格萊斯頓與莫利的關係——莫利是唯一一個他總忍不住要分享自己哪怕最瑣屑事情的人。
我向蘇格蘭大學捐贈的第二年，莫利以官員身份陪同國王訪問巴莫拉爾。他發電報希望在我回美國前見我一麵，等見了麵，他告訴我國王非常欣賞我的捐贈，以及對家鄉所做的其他貢獻，並想為我做些什麽。
“你怎麽說的？”我問道。
“我認為什麽都不需要。”莫利答道。
“你說的對，我什麽都不需要，”我說，“不過，若國王能親筆寫信告訴我他很欣賞我所做的這一切，就像他跟你說的那樣，那我將深表感激，並將其留傳給子孫，讓他們為此而驕傲。”國王果然親筆寫了感謝信，如莫利所說的那樣。
莫利是個誠實正派的人，從不推諉責任，也不說三道四；遇到緊急情況，他不慌不忙，沉著應對，像石頭一樣堅定。然而，他也經常表現得瞻前顧後，甚至選擇沉默和逃避。
張伯倫和莫利非常要好。當時，“地方自治”方案剛剛提出，整個英國對此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認為堪比美國的聯邦體製。我也應邀積極參與討論，並在許多城市進行了相關的演講，宣傳聯邦體製，認為它能孕育出自由而強有力的政府。應張伯倫先生的請求，我還給他寄了安娜·戴維斯所著的《如何管理國家》一書；此外，我也同莫利、格萊斯頓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曾對他們說過，我不讚同第一地方自治法案，反對將愛爾蘭從議會中排除，造成實際上的分離。我說，美國從來不限製南方向華盛頓選派代表。
“如果他們拒絕了，你會怎麽做？”格萊斯頓先生問。
“充分利用所有的文化資源——首先，停止通信。”我回答說。
他停頓了一會兒，重複我的話：“停止通信。”他感到實際操作起來很麻煩，沉默了一會兒，另起了一個話題。
以後再有人就此問題問我該怎麽做時，我就指出：美國有許多立法機構，但隻有一個國會。英國應該效法美國，設立一個議會，再在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設立地方立法機構。美國不同於英國的是，國家有最高法院對地方立法機關或國會通過的法律進行終審，司法機關獨立代表最高權威，而不受政府或政黨控製。英國也應當讓議會成為最高權威機構，而不僅僅針對愛爾蘭的規章製度。愛爾蘭的地方立法機構也應當召開會議，修改與議會相衝突的地方，以使法案更具操作性，除非法案無法通過。雙方達成的條款，必須保證製定出合適的法律，以確保膽怯的人不會脫離議會，否則立法機構就形同虛設。
我極力推薦莫利先生接受這一觀點，他說曾向帕內爾提過，但被否決了。格萊斯頓先生也許要說：“看吧，這種想法不僅我不接受，很多人都不讚同。你的想法也許適合美國，但不適合英國，我們要的是能真正解決英國問題的方案。”共和製度不能讓格萊斯頓先生如沐春風，甚至我認為世襲階級存在是不可想象的觀點，他都大為不解。
布萊恩先生是跟我們一起來倫敦的，見到格萊斯頓先生後，他感到迷惘和悲哀。那是在一次遊園會上，布萊恩先生看到年邁的格萊斯頓先生冒著嚴寒，高舉禮帽向那些空有頭銜的新貴們致意。我把此事跟格萊斯頓先生說了，就又談到英國的政教合一問題。我預言英國的各民族將會再度聯合，因為大不列顛已無力對外擴張了。我堅信英國終究會政教分離，因為這本就是不正常現象。在其他英語國家中，宗教信仰都是後天培養起來的，而不是天生就偏向某一宗教。格萊斯頓先生就問我：“那你說說看，我們的國教還能存在多久？”
我回答說我不能預測一個具體的時間，而且在政教分離這一問題上他比我更有經驗。他微笑著點點頭。我就進一步說，相對於那些幅員遼闊的國家，英國人口有負增長的趨勢。他問：“你能預測出英國的未來嗎？”
我說，相對於古代希臘而言，英國也許並不古老，但英國出現喬叟、莎士比亞、彌爾頓、伯恩斯、斯科特、斯蒂文森、培根、克倫威爾、華萊士、達爾文以及其他名人，並非偶然。天才並不依賴於物質資源的多少。多年之後，英國可能不再是一個工業化國家，這並不是它自身在衰退，而是其他國家如雨後春筍般崛起；它可能會成為現代社會的“希臘”，扛起“精神領袖”的大旗。
格萊斯頓先生笑著咂摸著我的話：“精神領袖，精神領袖，我喜歡這種說法，我喜歡。”
以前我從未想過和人談話會如此享受，後來就又到哈瓦頓拜訪了他。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1897年的冬天，當時他已經垂垂老矣。但他的魅力不減當年，尤其對我的弟媳露西熱情招待，給露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離開時，露西喃喃自語道：“一隻生病的雄鷹！一隻生病的雄鷹！”此外再無法形容蒼老而羸弱的格萊斯頓先生了。他是個偉大而真誠的人，與人交往毫無私心，有著高尚而自豪的靈魂，由此贏得了“世界第一公民”的美譽。
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
1882年，我與赫伯特·斯賓塞結伴旅行，從塞爾維亞起行，途經利物浦到達紐約。我曾在倫敦見過這位哲學家，並成為他的信徒兼朋友。我因為長於旅行，就負責照料他和他的朋友。
斯賓塞很喜歡聽故事，也很愛笑。斯賓塞先生說：“的確如此，但我得告訴你我怎樣控製自己的憤怒。每每想發怒時，我就會用愛默生的這個故事讓自己平靜下來。因為反對奴隸製，他曾從法納爾禮堂的講台上被轟下來，在回家的路上憤怒不已，直到打開院門，看到榆樹茂盛的枝葉間閃爍著星星，仿佛在對他說：‘我的孩子，你這麽激動是怎麽了？’”聽到這裏，我們一起大笑起來。他為我講的這個故事，我也時常這樣講給自己聽：“我的孩子，你這麽激動是怎麽了？”
斯賓塞先生對機械設備有著濃厚的興趣，我們工廠的先進設備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隨後的幾年裏，他還多次提及這些東西，說自己對美國發明的估計，如今都已實現；而他本人也很高興在美國贏得尊重與關注。
我隻要回英國，都會去拜訪他，即使他後來搬到了布萊頓。在那裏，他向外就能眺望到大海，他被大海深深地吸引著，唯有此時才感到平靜。我從未見過有誰像他那樣對自己的行為、用語，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情，都發自內心地加以斟酌。他不屑做宗教的嘲弄者，但也不願意拘泥於宗教禮節。在他看來，神學體係很大的謬誤就在於它阻礙了現實的發展，它所具有的獎懲理念並不具有完整的人格意義。當然，斯賓塞先生的觀點仍值得討論，但他的確是個沉著穩重的哲學家，他的一生從未做過一件有愧於心的事，也從未對任何人做出過不公正的評判。
我們都想了解別人，但沒有人比我更想了解赫伯特·斯賓塞，也沒有人比我更強烈地感受到他與達爾文為我帶來的啟發。
深受加爾文教影響的信徒，篤信真實和信念是幸福的必不可少因素，而年輕時代就生活在這些信徒中間的人，反倒對神學持反對態度。直到某個時期，他才會思考，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所信奉應是怎麽樣的真實。他不願去懷疑，擔心撒旦找到自己的靈魂，除非信仰能用於拯救。不幸的是，他很快就發現信仰並沒聽從他的召喚。他想，原罪的根源就在於不讓他看到希望看到的，不讓他相信希望相信的。好像他已經比那些迷失方向的人更明白。
年輕人自身的叛逆，使得他們試圖裝出和他人一樣的對神的虔誠，表麵上承認教義和信條，但內心卻別有所思。若他真的具備智慧和美德，就隻有一個可能的結果，即像卡萊爾那樣，經過幾番內心掙紮後說道：“以上帝的名義，如果那是不可信的，那麽就讓它不可信吧。”自此，懷疑和恐懼的壓力伴隨了他的後半生。
當我對包括神化成分、靈魂救贖在內的相關學說產生懷疑時，有幸讀到了達爾文和斯賓塞的作品：《綜合哲學》、《物種起源》、《社會靜態學》和《人類起源》。仿佛從噩夢中立刻清醒過來，不僅擺脫了神學與宗教，而且發現了物種進化的真理。我的座右銘也變成“一切都因其不斷地發展而變得美好”，激勵著我探尋真實的根源。人類自身也在從低級向高級不斷進化，完美隻是相對的，人類永遠站在陽光下仰望天空。
人體是個有機體，天生就有趨利避害的能力。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設計出另一個造物主來，讓世界和人類變得完美，遠離痛苦與邪惡，如同天堂一般；即使做不到，人類也會被賦予前進的力量而不是後退。《舊約》和《新約》被保留下來，作為對過去的記錄，有著極高的價值。就像《聖經》的作者一樣，我們的思想應當立足於當代，去履行各自的職責。孔老夫子曾這樣諄諄教誨我們，最高的智慧，是排除外界的幹擾，履行好自己的職責。至於另一個世界的責任，等我們真正到了那個世界再考慮也不遲。
在這嚴肅、神秘、未知的宇宙中，我不過是一粒塵埃，甚至連塵埃都不如。但我堅信富蘭克林說的：“對上帝最高的崇敬在於為人類服務。”生活在當下是個奇跡，但能生活在將來更是奇跡；既然已經創造了一個奇跡，為何不能再創造另一個？所以我們有追求永生與不朽的理由。讓我們充滿希望吧。
黃金搭檔：國務卿布萊恩與總統哈裏森
一個人若受到朋友的歡迎，那肯定是因為他善於講故事，布萊恩就是如此。他外向開朗，無論哪種場合，都能講出詼諧且尖銳的故事來。1888年，哈裏森總統任命布萊恩先生出任國務卿，這被認為是哈裏森總統最有決斷性的成就；而泛美大會的成功舉行，則被認為是布萊恩任上最偉大的成就。在此期間，我作為泛美大會美方代表團成員，開始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的政治生涯。這次會議使我對南美共和國的現狀充滿興趣。當時巴西還不是泛美大會成員國，但這次會議通過了吸納巴西的決議，它成為第17個成員國。巴西代表歡呼不已，各成員國對巴西表達了熱烈的歡迎。但我發現，南美各國代表對兄弟國美國的意圖深表懷疑，他們的獨立精神已然體現出來，我們必須承認並擔負起相應責任。這一點，我認為已經做到，而接下來的政府更要慎重地考慮南部鄰國國民的感受，不是控製，而是設法做到平等相待，友好協作。
當時，我坐在後來阿根廷總統曼努埃爾·金塔納的旁邊。他對會議的進程充滿興趣，有一天卻因對一件小事不滿，而與大會主席布萊恩激烈辯論。我認為誤會的源頭出現在翻譯中，就起身走到主席台後麵，低聲建議布萊恩說，如果能暫時休會，問題是能夠解決的。他點頭表示同意，我就回到座位上，提議休會。休會期間，一切都辦妥當了。我記得散會後，突然一個代表抱住我，拍打著我的胸脯，大聲說道：“卡內基先生，你這兒比我這兒裝的東西要多啊。”他說著指了指自己的口袋。我們南美的兄弟從不掩飾心中的喜愛之情，那裏溫暖的氣候，孕育了溫暖的人心。
哈裏森總統有好鬥傾向，這很讓他的一些朋友擔憂。與智利發生衝突時，智利官方對哈裏森總統發表了一些輕率的言論，他被激怒了，戰爭一觸即發，人們勸阻總統發動戰爭的努力一度顯得很無力。我前往華盛頓，看看能否做些什麽緩和這個好鬥者的情緒，因為作為首屆泛美大會成員之一，我與來自南美兄弟國的許多代表交情都不錯。
非常幸運，我一到達華盛頓，就被總統邀請去散步。
我們談得很投機，談到他曾任命我作為代表參加泛美大會。我特意提到他在歡送南美代表的閱兵儀式上的講話，他說閱兵不是為了顯示武力，僅僅是出於敬意，他反倒希望能早早地撤銷軍隊；他還保證說，作為共和國大家庭中的老大哥，無論出現什麽爭端，都會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但令我難過的是，如今他已經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竟會為了一點小摩擦，而以武力對智利虎視眈眈。
哈裏森總統卻說：“你是個紐約人，隻考慮到生意和金錢，一點也不關心共和國的榮譽和尊嚴。”
“可是，總統先生，你得明白，一旦戰爭爆發，我將是從戰爭中獲利最大的美國人之一。作為共和國最大的鋼鐵製造商，戰爭將為我贏得數以百萬計的財富。”
“哦，的確如此，我竟忘了你的情況。”
“總統先生，如果讓我打架，我肯定會找一個實力相當的對手。”
“話雖如此，可也不能任由一個小國辱罵或淩辱你的國家，對吧？”
“我認為除了我自己沒人能淩辱我。有無尊嚴從來隻在自身。”
“現在情況特殊，我們的海員在沿海遭到襲擊，有兩人因此犧牲，難道你竟對此無動於衷嗎？”總統問道。
“總統先生，如果美國的名譽僅僅因為海員酒後的爭執就受到損害，那這樣的名譽未免太廉價。再者，他們也不全是美國海員，從他們的名字就能看出來。換做我，我會撤銷那個船長的職務。因為在當地發生動亂期間，他竟然還允許自己的船員上岸。”
一直走到白宮大門前，我們的交談才結束。
次日上午，我拜訪了時任國務卿布萊恩先生。他緊握我的手說：“昨晚怎麽不見你來？我夫人得知你在華盛頓時，就說：‘卡內基先生既然來了，怎麽不一起過來？這裏有個席位空著，就像給他預備的呢。’”
“布萊恩先生，幸好昨晚我沒在您那裏。”我跟他說了和總統的談話。
“你說得對，”他說道，“不然，總統先生還以為咱們早就商量好的呢。”
正說著，西弗吉尼亞的埃爾金議員突然到訪，他已經見過哈裏森總統，得知了我與總統之間關於智利問題的交談。他當即跟總統說：“總統先生，卡內基先生不像我，不可能如此直白地告訴您他的想法，無論如何，他都會有所保留。”
總統先生則回答道：“我敢保證，我沒有看出哪怕絲毫的保留。”
與智利的爭端終於得以解決，這多虧了布萊恩先生的和平政策，他不止一次使美國免於外交糾紛。他曾態度強硬地迫使總統做出讓步，但若就此認為他“好鬥”，恐怕美國民眾不會輕易接受。
當時針對白令海峽的爭端，布萊恩曾提出解決的方案，甚至提議英國和美國都在白令海峽派小型艦艇，且在任何一方的區域內，都擁有相同的權利停泊或禁止捕魚——實際上就是聯合警察部隊。身為加拿大外長的索爾茲伯裏勳爵，在給英國大使朱利安·龐斯福特爵士的電報裏，稱讚布萊恩這一“英明的建議”。這是一種兄弟般的協定，它規定雙方在對方的領域裏也擁有相等的權利，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然而，政治家們的合作意願盡管強烈，結果卻往往不能實現。
果然，不久之後，索爾茲伯裏勳爵在講話中拒絕承認，這激怒了哈裏森總統。總統決定拒絕任何和平解決的方案，連布萊恩先生都支持總統，對索爾茲伯裏勳爵的反悔而憤慨。我發現二人都極有可能放棄和談了，便單獨同布萊恩先生聊了聊，並解釋說索爾茲伯裏勳爵沒有什麽實權，在加拿大舉國的抗議下，他反悔是情理之中的事。此外，加拿大與紐芬蘭也存在爭端，雙方都希望自己能獲得最大的利益。說到底，索爾茲伯裏勳爵已經盡心盡力了。布萊恩先生被我說服，總統最終也爭取過來了。
在智利問題及白令海峽的糾紛上，布萊恩先生表現出了一個傑出政治家的風範。他冷靜睿智、目光長遠、判斷準確，總是力圖和平解決一切爭端。在改善英語國家之間的關係上，他的作用更是不容低估。
在倫敦的一次晚宴上，布萊恩先生就“克萊頓—波爾沃條約”，同他人進行了一次唇槍舌劍。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說，他覺得布萊恩先生對他的祖國懷有敵意，他那些關於“克萊頓—波爾沃條約”的信件就是證據。布萊恩先生當場予以否認，回答說：“作為國務卿，我必然要處理與該條約相關的事務。在外交事務上，你們的外交大臣總是說你們的國王‘期望’什麽；我們的國務卿則會告訴你們，我們的總統‘鬥膽地希求’什麽。因此，當你們發急件說你們的國王期望什麽時，我就回複我們的總統‘期望’什麽。”
“這麽說，你承認改變了外交公函的性質？”質問步步緊逼。
他則像閃電一般做出回答：“並沒什麽不同。措辭的改動，隻是為了像你們一樣而已。如果你們使用‘鬥膽地希求’，我們的總統將永遠都會如此謙遜。而如果你們繼續使用‘期望’，我們也隻好如此回敬了。”
布萊恩先生的確是不可多得的健談者，他從不說一個不合時宜的詞，連最挑剔的聽眾都無法指摘。他的反應則如閃電一般，大家都樂於同他交往，他也因此成全了一位卓越而穩重的總統。但有時他又顯得保守，總是力求和平解決所有的國際爭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