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學者顧炎武

關於顧炎武的曆史評價，全祖望寫的《顧先生炎武神道表》最後一段話很中肯。他說：“離開顧炎武的時代逐漸遠了，讀他的書的人雖然很多，但是能夠說出他的大節的人卻很少。隻有王高士不庵曾說：炎武抱著沉痛的心，想表白他母親的誌向，一生奔走流離，心裏的話，幾十年來也沒有機會說出來。可是後起的年輕人，不懂得他的誌趣，卻隻稱讚他多聞博學，這對他來說，簡直是恥辱，隻好一輩子不回家，客死外地了。這段話很好，可以表他的墓。”我讀了也認為很好，可以使人們對顧炎武這個人有更好的了解。

顧炎武首先是有氣節的有骨頭的堅強的愛國主義者，其次才是有偉大成就的學者。

顧炎武（1613—1682），字寧人，原來名絳，明亡後改名，有時自稱為蔣山傭，學者稱為“亭林先生”，江蘇昆山人。他家世代有人做官，藏書很多。祖父和母親對他的教育十分關心，六歲時母親親自教他《大學》，七歲跟老師讀《四書》，九歲讀《周易》，接著祖父就教他讀古代軍事家孫子、吳子的著作，和《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等書，十一歲讀《資治通鑒》，到十三四歲才讀完。十四歲進了縣學以後，又讀《尚書》《詩經》《春秋》等書，打下了很紮實的學術基礎。母親更時常以劉基、方孝孺、於謙等人的事跡教育他，要他做一個忠於國家、忠於民族的人。

炎武受教育的時代，也正是明王朝政治日益腐化，統治階級內部分崩離析、互相傾軋，人民負擔日益加重，民不聊生，東北建州（後稱滿族）崛起，明王朝接連打敗仗，喪師失地，滿漢民族上層統治集團矛盾最尖銳、漢族人民和統治集團矛盾最尖銳的時代。炎武的祖父教炎武讀軍事學書籍和史書，是有很深的用意的。

當時東南地區的知識分子組織了一個團體叫複社，吟詩作文，議論時事，名氣很大，炎武和他的好友歸莊也參加了。兩人脾氣都有些怪，就得了“歸奇顧怪”的外號。

炎武的祖父很留心時事，那時候還沒有報紙，有一種政府公報叫《邸報》，是靠抄寫流傳的，到崇禎十一年（1638）才有活版印刷。炎武跟祖父讀了泰昌元年（1620）以來的《邸報》，對國家大事有了豐富的知識。二十七歲時考鄉試沒有錄取，他“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發憤讀書，遍覽二十一史和全國州縣誌書、當代名人文集、章奏文冊等，單是誌書就讀了一千多部，抄錄有關材料，以後還隨時增補，著成兩部書，一部叫《天下郡國利病書》，一部叫《肇域誌》。《天下郡國利病書》著重記錄各地疆域、形勝、水利、兵防、物產、賦稅等資料。《肇域誌》則記述地理形勢和山川要塞。他晚年遊曆北方時，用兩匹馬、兩匹騾裝著書，到了關、河、塞、障，就訪問老兵退卒，記錄情況。說的有和過去知道不符合的，就立刻檢書查對，力求記載的真實。他這種從實際出發，研究當前現實的學風，一反那個時代空談性命，不務實際的學風。他這種治學精神、方法，為後來的學術界開辟了道路，指出了方向。

炎武從三十歲以後，讀的經書、史書，都寫有筆記，反複研究，經過長期的思索、改訂，寫成了著名的《日知錄》。

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長江，炎武到蘇州參加了抗清鬥爭。清軍圍昆山，昆山人民合力拒守，城破，軍民死了四萬多人，炎武的好友吳其沆也犧牲了。炎武的母親絕食自殺，臨死時囑咐炎武不要做異國臣子，不要忘了祖父的教訓。炎武在軍敗、國亡、母死的慘痛、悲憤心情中，昂起頭來，進行深入的隱蔽的反清鬥爭。這時期他寫的詩如《秋山》：“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記錄了清軍擄掠婦女的慘狀。“勾踐棲山中，國人能致死。歎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以勾踐複國自勉，表明了他愛國抗清的堅決意誌。在以後的許多詩篇中，也經常流露出這種壯烈情感，如《又酬傅處士（山）次韻》：“時當漢臘遺臣祭，義激韓仇舊相家。”“三戶已亡熊繹國，一成猶啟少康家。”如《五十初度時在昌平》：“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又如：“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都表明了他至老不衰的英雄氣概。

明宗室福王由崧在南京稱帝，改元弘光，任命炎武為兵部司務，炎武到過南京。福王被俘，唐王聿鍵在福建稱監國，改元隆武。魯王以海也在紹興稱監國。唐王遙授炎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炎武因母喪未葬不能去，不久，唐王也兵敗被殺。魯王流亡沿海一帶。1647年秋天，炎武曾到沿海地方，和抗清力量聯係。地方上有漢奸地主要陷害他，炎武不得已偽裝成商人，奔走江、浙各地，前後五年。《流轉》詩中說：“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卻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畏途窮水陸，仇讎在門戶。故鄉不可宿，飄然去其宇。”便是這幾年間的事。

1655年發生了陸恩之獄。

陸恩是炎武家的世仆，在炎武出遊時，投奔到官僚地主葉方恒家。炎武家庭經曆喪亂，缺錢使用，把田產八百畝賣給葉家，葉方恒存心想吞並顧家產業，掯勒隻給半價，這半價還不給錢，炎武討了幾年才給了一點。恰好陸恩得罪了主人，葉方恒便叫他出麵告炎武通海（通海指的是和沿海抗清軍事力量勾結，在當時是最大的罪名）。炎武急了，便和家人設法擒住陸恩，扔進水裏淹死了。陸恩的女婿又求葉方恒出麵告狀，用錢買通地方官，把炎武關在葉方恒家奴家裏，情況十分危急。炎武的好友歸莊隻好求救於當時赫赫有名的漢奸官僚錢謙益，錢謙益說，這也不難，不過要他送一門生帖子才行。歸莊知道炎武絕不肯這樣做，便代寫了一個送去。炎武知道了，立刻叫人去要回來，要不回來，便在大街上貼通告，說並無此事。謙益聽了苦笑說，顧寧人真是倔強啊！後來炎武的另一朋友路澤溥認識兵備道，說明了情由，才把案子轉到鬆江府，判處為主殺家奴，炎武才得脫禍。

葉方恒中過清朝進士，做過官，有錢有勢，炎武和他結了仇，家鄉再也住不下去了。1657年炎武四十五歲，決定到北方遊曆，一來避仇，二來也為了更廣泛地結納抗清誌士，繼續進行鬥爭。

從這一年起，炎武便仆仆風塵，奔走於山東、河北、山西、陝西等地。他的生活情況，在與潘次耕（耒）信中說：“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旅途的艱苦，《旅中》一詩說：“久客仍流轉，愁人獨遠征。釜遭行路奪，席與舍兒爭。混跡同傭販，甘心變姓名。寒依車下草，饑糝鬲中羹……買臣降五十，何處謁承明？”他的心境，在《寄弟紓及友人江南》詩中說：“自昔遘難初，城邑遭屠割。幾同趙卒坑，獨此一人活。既偷須臾生，詎敢辭播越。十年四五遷，今複客天末。田園已侵並，書卷亦剽奪。尚虞陷微文，雉羅不自脫。”是十分沉重、緊張的。

在遊曆中，結識了孫奇逢、徐夜、王宏撰、傅山、李中孚等愛國學者和李因篤、朱彝尊、毛奇齡等文人，觀察了中原地區和塞外的地理形勢，並且在山東章丘買了田產，在雁門之北，五台之東，和李因篤等二十多人集資墾荒，建立廬舍，作為進行隱蔽活動的基地。

1663年，南潯莊氏史案發，炎武的好友吳炎、潘檉章牽連被殺，炎武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借給吳潘兩人的，也隨同散失。莊廷修史時，也曾托人邀請炎武參加，炎武看了情況，知道莊廷鑨沒有學問，不肯留下。書刻版時沒有列上炎武姓名，這才幸免於死。

五年後，萊州黃培詩獄案發，炎武又被牽連，從北京趕到山東投案。案情是萊州人薑元衡告發他的主人黃培寫逆詩（反對清朝的詩），又揭發吳人陳濟生所編《忠節錄》，說這書是顧寧人編的，書上有名的牽連到三百多人。李因篤聽到消息，立刻趕到北京告急營救，炎武的許多朋友也到濟南幫忙，這時朱彝尊正在山東巡撫處做幕僚，幾方麵想法子，炎武打了半年官司，居然免禍，可也夠危險了。

炎武雖然飽經憂患，跋涉半生，卻勤勉好學，沒有一天不讀書，沒有一天不抄書，蠅頭行楷，萬字如一。朋友們有時終日宴飲，他總是皺眉頭，客人走了，歎口氣說：可惜又是一天白白度過了。讀的書越多，遊曆的地方越多，寫的書也越多，名氣也就越大。1671年熊賜履要舉薦炎武助修《明史》，他當麵拒絕說：“果有此舉，不為介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矣。”1678年葉方靄、韓菼又打算舉薦炎武應博學鴻儒科，炎武堅決辭謝，一連給葉方靄寫了三封信，表明態度，葉方靄知道不能勉強，方才作罷。為了避免這類麻煩，炎武從此再也不到北京來了。

1677年，炎武已經六十五歲了。從山東到陝西華陰，住王宏撰家。王宏撰替他蓋了幾間房子，決定在此定居。兩年後寫信告訴他三個侄子說：陝西人喜歡經學，看重處士，主持清議，和他省人不同。在此買水田四五十畝，可以維持生活。華陰這地方是交通樞紐，就是不出門，也可以看到各方麵來的人，知道各地方的事情。一旦局勢有變化，跑進山裏去守險，也不過十來裏路。要是誌在四方呢，一出關門，就可以掌握形勢。從這封信可以看出，炎武之定居華陰，是和他的一生誌願抗清鬥爭密切相關的。

這時候，炎武的三個外甥都已做了大官，徐元文是順治十六年（1659）狀元，康熙十八年（1679）任《明史》監修總裁官，第二年任都察院左都禦史。徐乾學是康熙九年（1670）探花，徐秉義是康熙十二年（1673）的探花。三兄弟在青年時都曾得到過炎武的資助和教育。他們看到舅父年老，流離外方，幾次寫信迎接炎武南歸，答應給準備房子和田產，炎武回信堅決拒絕。他不但自己不肯受這幾個清朝新貴的供養，連他的外甥要請他的得意門生潘耒去做門客，也去信勸止，義正詞嚴地指出這些人官越大，門客越多，好巴結的人留下，剛正方直的人走開，他們不過要找一兩個有學問的人在身邊來遮醜而已。應該知道香的和臭的東西是不可以放在一個盒子裏的，要記住白沙在泥，與之俱黑的話，不要和狎客豪奴混在一起才是。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出炎武的生性剛介和氣節。

和他的為人一樣，炎武做學問也是絲毫不苟的，總是拿最嚴格的要求來要求自己，從不自滿。所著《音學五書》，前後曆時三十多年，所過山川亭障，沒有一天不帶在身邊。稿子改了五次，親自抄寫了三次，到刻版的時候，還改了許多地方。著名的《日知錄》，1670年刻了八卷，過了六七年，他的學問進步了，檢查舊作，深悔過去學問不博，見解不深，有很多缺點，又漸次增改，寫成二十多卷。他很虛心，朋友中有指出書中錯誤的地方，便立刻改正。又十分鄭重，有人問他近來《日知錄》又寫成幾卷了，他說，別來一年，反複研究，隻寫得十幾條。他認為知識是無窮無盡的，過去的成績不可以驕傲，未來的成就更不可以限製自己。做學問不是一天天進步，便會一天天退步。個人獨學，沒有朋友幫助，就很難有成就，老是住在一個地方，見聞寡陋，也會習染而不自覺。對於自己在學術上的錯誤，從不寬恕，在給潘耒信上說：讀書不多的人，輕易寫書，一定會害了讀者，像我《跋廣韻》那篇文章便是例子。現在把它作廢，重寫一篇，送給你看，也記住我的過失。我生平所寫的書，類此的也還很多，凡是存在徐家的舊作，可以一字不存。自己思量精力還不很衰，不一定就會死，再過些年，總可以搞出一個定本來。

對搜輯資料，也付出極大的努力。例如他在《金石文字記序》所說：我從年輕時就喜歡訪求古人金石文字，那時還不很懂。後來讀了歐陽修的《集古錄》，才知道可以和史書相證明，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止是文字之好而已。這二十年來，周遊各地，所到名山、大鎮、祠廟、伽藍，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隻要發現可讀的碑文，就親手抄錄，要是得到一篇為前人所沒有看到的，往往喜歡得睡不著覺。對寫作文字，態度也極為謹嚴，他立定宗旨，凡是文章不關聯到學術的，和當代實際沒有關係的，一概不寫。並且慨歎像韓愈那樣的人，假如隻寫《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敘》這幾篇，其他捧死人骨頭的銘狀一概不寫，那就真是近代的泰山北鬥了！可惜他沒有這樣做。

他主張為人要“行己有恥”，有恥就是有氣節，有骨頭，做學問要“好古敏求”，要繼承過去的遺產，努力鑽研。對明代末期和當時的學風，他是很不以為然的。在《與友人論學書》裏說：“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也正因為他這樣主張，這樣做，所以有些人叫他為怪，和他合不來。

炎武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因上馬失足墜地，病死於山西曲沃，年七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