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晚明“流寇”

明末“流寇”的興起，是一個社會組織崩潰時必有的現象，像瓜熟蒂落一樣，即使李自成、張獻忠這一班暴民領袖不出來，那由貴族太監官吏和地主紳士所組成的統治集團，已經腐爛了，僵化了，肚子吃得太飽了，搜括到的財富已經堆積得使他們窒息了，隻要人民能夠自覺，團結成為偉大的力量，要求生有的權利，這一個高高的掛在半空中的惡化的無能的機構，是可以一蹴即倒的。

朱明政權的被消滅，被消滅於這政權和人民的對立，殺雞求卵。被消滅於財富分配的不均，窮人和地主的對立。在三百年前，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明白地指出這現象，用書麵警告政府當局，他說：“臣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於不均耳。何以言之？今之紳富率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計贏以役愚民而獨擁其利，有事欲其與紳富出氣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極其富而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而甚至於不能聊生，以相極之數，成相惡之刑，不均之甚也。”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紳富階級利用他們所有的富力，和因此而得到的特殊政治勢力，加速地加重地剝削和壓迫農民，吸取最後的一滴血液，農民窮極無路，除自殺，除逃亡以外，唯一的活路是起來反抗，團結起來，用暴力推翻這一集團的吸血鬼，以爭得生存的權利。

17世紀初年的農民反抗運動，日漸開展，得到一切被壓迫人民的支持、參加，終於廣泛地組織起來，用生命去搏鬥，無情地對統治集團進攻，加以打擊、消滅。這運動，當時的統治集團和後來的正統派史家稱之為“流寇”。

“流寇”的發動、成長和實力的擴充，自然是當時統治集團所最痛心疾首的。他們有的是過分的充足的財富，過著舒服、縱佚、****、美滿而無恥的生活。他們要維持現狀，要照舊加重剝削來維持欲望上更自由的需要，縱然已有的產業足夠子子孫孫的社會地位的保證，仍然像饑餓的狼，又饞又貪，永遠無法滿足。然而，當前的變化明朗化了，眼見得被消滅，被屠殺了，他們不能不聯合起來，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強統製，加強武力，侮蔑、中傷對方，做最後的掙紮。同時，集團的利益還是不能消除個人利害的衝突，這一集團的中堅分子，即使在火燒眉睫的時候，彼此間還是充滿了嫉妒、猜疑、鉤心鬥角、互相計算。在整三百年前，北平的形勢最緊張的時候，政府請勳貴大臣富賈巨商獻金救國，話說得極懇切，希望自己人能自己想辦法，可是，結果是最著名的一個富豪出得最少，他是皇帝的親戚，皇帝皇後都動了氣，才添了一點點，其他的人自然不會例外，人民雖然肯盡其所有報效國家，可惜的是他們早已被榨幹了。三月十九日北平陷落後，這些慳吝的高貴的人們，被毫無憐憫的幾夾棍幾十板子，大量的金子銀子珠寶被搜出以後，一批一批地被斬決，清算了他們對人民所造的孽債。皇宮被占領以後，幾十間塵封灰積的庫房也打開了，裏麵堆滿了黃的金子，白的銀子！皇宮北麵的景山，一棵枯樹下，一條破席子，躺著崇禎皇帝和他的忠心的仆人的屍身！

站在相反的場合，廣大的農民群眾，他們是歡迎“流寇”的，因為同樣是在饑餓線上掙紮的人們。舉幾個例子，山西的許多城市，沒有經過什麽戰鬥便被占領了，因為餓著肚子的人們到處都是，他們做內應，做先遣部隊，打開城門，請敵人進來。山東河南的城市，得到“流寇”的安民牌以後，人民恨透了苛捐，恨透了種種名目的征輸，更恨的是在位的地方官吏，他們不約而同，一窩蜂起來趕走了地方官，持香設酒，歡迎占領軍的光臨，有的地方甚至懸燈結彩，遠近若狂。又如宣府是京師門戶，北方重鎮，被圍以後，巡撫朱之馮懸重賞募人守城，沒人理會。再三申說，城中的軍民反而要求準許開城納款，朱之馮急了，自己單獨上城，指揮炮手發炮，炮手又不理會，毫無辦法，急得自己點著火線，要發炮，又被軍民搶著拉住手，不許放，他隻好歎一口氣說：“人心離叛，一至如此！”

由於政治的腐敗，政府軍隊大部分是勇於搶劫，怯於作戰的，他們不敢和“流寇”正麵相見，卻會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報功，“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汙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民間有一個譬喻，譬“流寇軍”如梳，政府軍如櫛，到這田地，連剩下些過於老實的良民也不得不加入“流寇軍”的集團去了。名將左良玉駐兵襄樊，**擄掠，無所不為，老百姓氣苦，半夜裏放火燒營房，左良玉站不住腳，劫了一些商船逃避下流，左兵未發，老百姓已在椎牛設酒歡迎“流寇”了。其他一些將領，更是尷尬，馬擴奉命援鳳陽，鳳陽被焚劫了四天以後，敵人走了，他才慢慢趕到。歸德已經解圍，尤圮才敢帶兵到城下，潁、亳、安、廬一帶的敵人已經唱得勝歌凱旋了，飛檄赴援的部隊，連影子也看不見。將軍們一個個腦滿腸肥，要留著性命享受用人格換來的財富，士兵都是出身於貧困階層的農民，穿不暖，吃不飽，臉黃肌瘦，走路尚且艱難，更犯不著替剝削他們的政權賣命，整個軍隊的紀律破壞了，士氣消沉，軍心渙散，社會秩序，地方安寧都無法維持，朱明政權也不能不隨之解體了。

“流寇”的初起，是各地方陸續發動的，人自為戰，目的隻在不被饑餓所困死。後來勢力漸大，兵力漸強，政府軍每戰必敗，才有推翻統治集團的企圖。最後到了李自成在1643年渡漢江陷荊襄後，恍然於統治集團的庸劣無能，才決定建立一新政權，從此便攻城守地，分置官守，作爭奪政權的步驟，一反過去流竄的作風，果然不到兩年，北京政府便被消滅，長江以北大部分被放在新政權之下。這是在李自成初起時所意料不及的。其實與其說這是李自成的成功，還不如說是社會經濟的自然崩潰比較妥當。

分析朱明政權的傾覆，就政府當局說，最好的評論是戴笠的《流寇長篇序》，他說：“主上則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惡直，好小人而疑君子，速效而無遠計，好自大而恥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廷臣則善私而不善公，善結黨而不善自立，善逢迎而不善執守，善蒙蔽而不善任事，善守資格而不善求才能，善大言虛氣而不善小心實事。百年以來，習以為然。有憂念國事者則共詫之如怪物。”君臣都是亡國的負責人，獨裁、專製，加上無能的結果是自掘墳墓。

就整個社會組織的解體說，文震孟在1635年上疏《論致亂之源》說：“堂陛之地，猜欺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蹙靡騁之懷，士子嗟束濕之困。商旅谘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此致亂之源也。”他又指出政府和人民的對立：“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重則稅重，稅重則刑繁，複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饑饉，而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麵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驅民死地，為叢毆雀，文震孟是政府的一員大官，統治集團的一個清流領袖，委婉地說出致亂之源是由於政府的上下當局所造成，官逼民反。

正麵的指斥是李自成的檄文，他指斥統治集團的罪狀說：“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完全違反農民的利益，剝奪人民的生存權利，接著他特別提出他是代表農民利益，而且他本身是出身農民階層的，他說：“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塗炭，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各營有擅殺良民者，全隊皆斬。”他提出鮮明的口號：“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以除力役、廢賦稅、保障生活為號召，以所掠得統治集團的財富散給饑民，百姓喜歡極了，叫這政府所痛恨的軍隊為“李公子仁義兵”。他標著鮮明的農民革命的旗幟，向統治集團做致命的打擊。在這情勢下，對方還是執迷不悟，茫然於當前的危機，抱定對外和平、對內高壓的政策，幾次企圖和關外對峙的建州部族，講求以不失麵子為光榮的和平，隻用一小部分軍力在山海關內外，堵住建州入侵的門戶，作消極的防衛，對內卻用全力來消滅“流寇”。同時，內部又互相猜嫌排斥，“有憂念國事者則共詫之如怪物”，繼續過著荒**無恥的生活。對人民則更加強壓迫，搜括出最後的血液，驅其反抗。政府和人民的對立情勢達於尖銳化，以一小數的腐爛的統治集團來抵抗全體農民的襲擊，自然一觸即摧，朱明的政權於此告了終結。

17世紀前期的政府和人民的對立，政府軍包圍，追逐“流寇”，兩個力量互相抵消，給關外的新興的建州部族以可乘之機，乘虛竄入，建立了大清帝國。這新政權的本質是繼承舊傳統的，又給鏟除未盡的地主紳富以更蘇的機會，民族的進展活力又被窒息了三百年！

附帶的提出兩件事實：

其一是距今三百零一年前的七月二十五日，當外寇內亂最嚴重的時候，江蘇楓橋，舉行空前的賽會，紳衿士庶男女老幼，傾城罷市，通國若狂。

其二是距今三百年前的四月初二，江蘇吳江在得到北都傾覆的消息以後，舉行郡中從來未有的富麗異常的賽會。

這兩次亡國的狂歡之後，接著就是嘉定三屠、揚州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