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晚清三大商人胡雪岩、盛宣懷、王熾的命運

1885年，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胡雪岩在風雨飄搖中死去。這時的美國，在經曆了南北戰爭之後，資本主義經濟急劇膨脹，已成為世界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茁壯成長的工人運動，也在醞釀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罷工。

然而，中國的情勢並不相同。胡雪岩並不是死於一場讓資本家聞風喪膽的激烈的勞資鬥爭。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論，傳統中國在社會形態上更加近似於“馬鞍型”，一邊是強大的政府組織，另一邊是原子化的個人和家庭，獨缺中間組織。事實上，在近代的中國，獨立商人作為一個階層，是普遍缺失的。

作為晚清最顯赫的大商人之一，胡雪岩的生平，知者甚眾。他起初依靠兩江總督何桂清派係的王有齡，逐步起家，後在王有齡死後，轉而依靠左宗棠，力助其西征及開辦洋務，其所辦的阜康銀行由此左右逢源，一時威風無二。後由左宗棠出奏保薦，受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賜紫禁城騎馬之殊榮，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

如此顯赫背景，又有誰能與之爭鋒，竟讓其折羽？

扳倒胡雪岩的人，是一個叫盛宣懷的商人。胡雪岩依附左宗棠，盛宣懷靠著李鴻章。兩個成功的商人背後，都有一個官場大佬在後麵撐著。這就是晚晴典型的官場勾結。左宗棠和李鴻章兩人的勢力拚殺，直接導致了胡雪岩和盛宣懷二人的成敗。最終結果，李鴻章勝出，所以胡雪岩玩完了。

胡雪岩和盛宣懷兩人相較，從名聲上來講，胡雪岩這個容易被戲劇化的人物顯然要更有知名度，但是從實際的能力以及對社會的影響力來看，盛宣懷勝過胡雪岩的何止是一籌。

盛宣懷於1844年出生在江蘇省常州府武進縣的官宦世家，從小被祖父和父親賦予厚望，希冀他能在仕途上走出一條光宗耀祖之路。但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後卻不再爭氣，鄉試不中，讀了幾年“高複班”，又考了兩次，依然名落孫山，從此斷了這個念頭，開始闖世界。雖然沒有文憑，好在有家世背景在，“官二代”要混口飯吃還是沒有什麽問題的。他早年（也就十七八歲的時候）隨父親到地方去任職，見識不少，在商業和政治上的才華也開始嶄露頭角。到了27歲的時候，盛宣懷遇到了他一生中對他的前程至關重要的人，這個人就是他父親的“雅故”——當時的湖廣總督李鴻章。遇到了李鴻章，盛宣懷從此就徹底脫離了“混”的境界。

從李鴻章身邊的機要秘書做起，盛宣懷可謂一路順暢。正像大多數“高考”落榜、仕途不舉的人一樣，盛宣懷接觸社會比一般務“正業”的官僚子弟要早，而且因為曾經輔佐過父親治理地方，他見過的世麵也比較廣，對於洋人的新技術、工業革命的成果有著更為直觀和真切的了解。在洋務派領袖李鴻章手下幹活，也讓他的眼界更加開闊。

盛宣懷能被李鴻章所看重，主要不是靠他父親盛康和李鴻章的舊關係，而是因為他熱衷於引進先進西方技術來創辦近代工商業的洋務立場與李鴻章不謀而合。李鴻章在和太平天國打交道時就已經意識到新式技術製造的洋槍洋炮的重要意義。之後幾十年中，李鴻章一直視替朝廷辦理洋務為己任，是清末洋務派當之無愧的代表。而盛宣懷從科舉受挫之後，轉而致力於“有用之學”，進入李鴻章幕府之後，他的這種“有用之學”在洋務中找到了根基，從而與李鴻章一拍即合，成為其麾下最耀眼的洋務明星。經過幾十年的經營，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局、鐵路總公司、中國通商銀行這幾個洋務大宗先後都受到了盛宣懷的控製，而開始轟轟烈烈、後來不幸夭折的湖北煤鐵礦以及集礦、焦、鐵於一體的漢冶萍公司也是他一手操辦的。

在那個時代，電報、輪船、鐵路、銀行、礦務，這其中哪一樣都可算得上前途無限光明的前沿產業了。從這個角度看，集這幾大產業於一手的盛宣懷的層次顯然要比隻會搞搞倒賣生絲、偶爾做點軍火生意、開辦不太穩健的舊式錢莊的胡雪岩要高端不少。當然，盛宣懷的產業都是國家投資或者商戶集資的，算到他頭上的隻是很少一部分，而胡雪岩可不同，他的產業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盡管盛宣懷在整體的經濟調動能力上高於胡雪岩，但就個人的經濟實力而言，卻遠非後者的對手。

不過，胡雪岩的優勢卻算不上什麽優勢。盛宣懷雖然自己沒多大的錢袋子，但他卻管了很大一個倉庫。這種官、商一體的優勢才是真正的優勢，胡雪岩枉為堂堂“紅項商人”，卻沒有充分利用這種優勢，腦袋裏老琢磨著怎麽利用眼前的優勢獲得短期的利益，顯然缺乏一種長期的眼光，地主階層的思維方式可能是桎梏他手腳的一大因素。人們常說一個人錢多得富可敵國，這種話隻能對一個小國說，遇到中國這樣的國家，那是沒有人能與國庫相比較的。胡雪岩即使家裏堆著金山銀山，但和國家“軟預算”撥款投資的“國有企業”或者和千萬商戶集資的“集體所有製”這兩條大腿比起來，連條胳臂都算不上，最多隻是一根小拇指。這就決定了盛宣懷和胡雪岩之間實力的懸殊差距。但胡雪岩沒有認清這種形勢，在他心目中，盛宣懷不過是個靠著後台暫時得誌的黃毛小兒，要跟自己掰手腕，實在是拿腦袋當磚頭使。

盛宣懷不虧是奇人，在幫李鴻章對付左宗棠的權力鬥爭中，以商界的手段直接整垮了左宗棠的錢袋子胡雪岩。

胡雪岩一倒，整個大清的大生意，幾乎都被盛宣懷抓在手裏了。他的生意和官運扶搖直上，先後幹過商務大臣和郵傳部尚書，從一品，比胡雪岩高一個等級。

從清末到民國，盛宣懷創造了11項“中國第一”：第一個民用股份製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個內河小火輪公司；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師範學堂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第一個勘礦公司；第一座公共圖書館；第一所近代大學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創辦了中國紅十字會。

他熱心公益，積極賑災，創造性地用以工代賑方法疏浚了山東小清河。盛宣懷一生經曆傳奇，成就不凡，創辦了許多開時代先河的事業，涉及輪船、電報、鐵路、鋼鐵、銀行、紡織、教育諸多領域，影響巨大，中外著名，垂及後世。

在南方革命黨人與北洋派係的權力角逐中，盛宣懷兩邊討好，雖然他在官場也沉浮了一陣，但是他的結局要比胡雪岩好很多，他死後，葬禮還很隆重。

就在胡盛二人爭鬥不休之際。在中國的西南，另一個人物卻正在崛起，他正是後來被人稱為“錢王”的王熾。

王熾1836年出生，彌勒縣虹溪人，字興齋，年輕時鬥毆殺死表兄逃至重慶，與旅渝滇商合營“天順祥”商號，來往川滇互貿。隨後又與席茂之在昆明合資開設“同慶豐”商號。

與胡雪岩、盛宣懷不同，王熾是以貿易起家。他的早期所謂經商，實際上就是跟從馬幫穿街走巷，翻山越嶺，通過販貨賺取微薄利潤。然而，作為封建時代的大商人，王熾不同於一般小商小販之處，在於他很快洞悉了時代的本質——官之所求，商無所退。若想發達，就必然要尋找政治上的靠山。

而他的發跡之路，則與胡雪岩有異曲同工之處。時清廷雲南布政使唐桐巡視督鹽，攤派籌借白銀十萬，當地商賈無不避之紛紛，惟有王熾冒險以“天順祥”名號在限期內獨家承辦下來。王熾的天順祥不但一炮打響，王熾更由此使唐桐成為自己政治上的依靠，唐桐勸王熾開匯號並代辦鹽運。王即與席茂之分夥獨營，在全國西南、東南各大要埠設分號，專營存放匯兌業務。1872年，王熾在昆明主持“同慶豐”商號，並設“興文公當”兼營房地產，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彌勒、宜良等地廣置田產，年收租息千餘石。

隨著唐桐調任雲南礦務督辦大臣，他派王熾作為礦務公司總辦。王熾為籌辦雲南銅、錫礦業，先後墊支開發基金銀10萬兩。王熾在辦礦業中大獲其利，成為“富甲全滇”的企業家。

正是因為洞悉權力的奧秘，王熾對內結交雲南巡撫岑毓英，對外則與法國駐雲南領事方蘇雅結為幹親。不止於此，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倉惶出逃西安，所帶銀兩不足大隊隨行人員衣食。王熾認為愛國必須忠君，因此十萬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馬所經地方，凡王熾“同慶豐”分行須全力出資力助。慈禧回北京後，國庫空虛，資金短缺，王熾發動海外及國內各分行融資接濟。晉、陝兩省大旱，黃河斷流，王熾仗義疏財，捐銀數百萬兩給工部興修水利，被李鴻章稱之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

而清廷則根據王熾的義舉，先後賜他四品道員職銜，恩賞榮祿大夫二品頂戴，誥封“三代一品”封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惟一的一品紅頂商人，超出了胡雪岩的“二品”商人封號以及盛宣懷的辦理商務事務大臣、太子少保銜、工部左侍郎的官階。

王熾於光緒二十九年病故，歸葬虹溪煙子寨。病故後，其子鴻圖繼父經營“同慶豐”、“天順祥”商號。光緒三十二年任第一屆雲南商務總會協理。宣統元年（1909）繼任二屆商務總會總理，次年倡辦昆明耀龍電燈公司，民國3年（1914）參與開辦昆明自來水公司，其經濟實力和經營能力當時曾稱雄雲南商界。

某種程度而言，王熾地處一隅，正是他幸運之處。他和胡雪岩同屬於以商捐官、以巨額捐獻而獲頂帶的“紅頂商人”，不同於以官吏招商，頭戴紅頂官帽卻縱橫商場的盛宣懷。然而，卻幾乎僅僅是因為地理上的原因，他得以在朝廷政治鬥爭劇烈的情況下，避開政治傾軋的激烈漩渦，並能夠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下，延伸自己的商業壽命。而胡盛二人，則既是官場鬥爭的受益者，又成為官場鬥爭的犧牲品。

在胡、盛、王三人命運的背後，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衰敗的晚清朝廷國庫空虛，在貌合神離的集權統治下，層層疊疊的官商結合，不僅是官員們借機發財的機會，也是朝廷維係的惟一選擇。然而可悲之處在於，商人僅僅是作為政治權力的延伸和附庸而存在。在龐大的官僚係統和分散的個人、家庭兩極之間，幾乎是一個真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