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念張天麟

我一生尊師重友，愛護弟子。因為天性內向，不善交遊，所以交的朋友不算太多，但卻也不算太少。我自己認為是一個非常重感情的人，幾乎所有的師友都在我的文章中留下了痕跡。但是稍微了解內情的人都會納悶兒：為什麽我兩個最早的朋友獨付闕如？一個是李長之，一個是張天麟。長之這一筆賬前不久已經還上了，現在隻剩下張天麟了。事必有因。倘若有人要問：為什麽是這樣子呢？說老實話，我自己也有點說不清道不明。在追憶長之的文章中，我碰了下這個問題；但也隻是蜻蜓點水一般一點即過。現在遇到了張天麟，我並沒有變得更聰明，依然糊塗如故。張天麟一生待我如親兄弟，如果有什麽扞格不人之處的話，也絕不在他身上。那麽究竟是在誰身上呢？恍兮惚兮，其中有人。現在已時過境遷，說出來也沒有什麽意義了，還是不去說它吧。

張天麟，這不是他本來的名字。他本名張天彪，字虎文。因為參加了國民黨的革命，借用了他一個堂兄的名字，以作掩護，從此就霸占終生，我於1924年在新育小學畢業，覺得自己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是一隻癩蛤蟆，不敢妄想吃天鵝肉，大名鼎鼎的一中，我連去報名的勇氣都沒有，隻湊湊合合地去報考了“破正誼”。又因為學習水平確實不低，我錄取的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算是沾了半年的光。同班就有老學生張天彪。他大我四歲，因雙腿有病，休學了四年，跟我成了同班。在班上，他年齡最大，腦袋瓜最靈，大有鶴立雞群之勢。當時軍閥濫發鈔票，大肆搜刮，名之曰軍用票，是十分不穩定不值錢的紙幣。從山東其他縣分到濟南正誼中學上學的學生，隨身帶的不是軍用票，而是現大洋或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鈔票，都是響的硬通貨。正誼是私立中學，靠學生的學費來維持學校的開支。張天彪不知是用了些什麽手法，用軍用票去換取外地學生手中的現大洋或中交鈔票。我當時隻有十三歲，對他這種行動隻覺得有趣，也頗有學習的想法，可是不知道從何處下手，隻好作罷。這種本領伴隨了張天麟一生。

正誼畢業以後，我考入了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時間是1926年，我十五歲。從此以後，我走上了認真讀書的道路。至於虎文幹了些什麽，我不清楚。可能是到南方什麽地方參加國民黨的革命去了。我們再次在濟南見麵時，大概是在1928年末或1929年初，反正是在日寇撤離而國民黨軍隊進駐的時候。這時候，他已經當了什麽官，我不清楚，我對這種事情從來不感興趣。但是，我卻微妙地感覺到，他此時已經頗有一些官架子了。

時光一下子就到了1930年。我在省立濟南高中畢業後，來到北平，考入清華大學。虎文不知道是什麽時候到北平來的，他正在北京大學德文係讀書，投在楊丙辰先生麾下。虎文絕不是阿諛奉承，做走狗，拍馬屁那樣的人物；但是，他對接近權勢者和長者並取得他們的歡心，似乎有特異功能。他不久就成為楊丙辰先生的紅人。楊先生曾一度回河南故鄉擔任河南大學的校長，虎文也跟了去，成為他重要的幕僚。楊先生擔任大學校長的時間不長，虎文又跟他回到了北平。回來後，他張羅著幫助什麽人成立了一個中德學會，他在裏麵擔任什麽職務，我不清楚，我一向對這種事情不大熱心。後來，他之所以能到德國去留學，大概走的就是這一條線。

我於1934年在清華西洋文學係畢業，回母校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於1935年考取清華與德國合辦的交換研究生，當年夏天取道滿洲國和西伯利亞鐵路，到了柏林。秋天到了哥廷根，一住就是十年。我不記得，虎文是什麽時候到的德國，很可能是在我到了哥廷根之後。他在Tübingen念了幾年書，拿到了博士學位，又回到柏林，在國民黨政府駐柏林公使館裏鬼混，大概也是一個什麽官。此時，他的夫人牛西園和兒子張文已經到了德國。有一年，可能是1939年或1940年，我想回國，到了柏林，就住在虎文家裏。他帶我去拜見大教育學家Spranger和大漢學家Franche。我沒有走成，又回到了哥廷根。隔了不久，虎文全家到哥廷根去看我，大約住了兩個禮拜，我們共同過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至今難忘。1942年，德國與汪精衛偽政權建交，國民黨公使館不得已而撤至瑞士，虎文全家也都到瑞士去了。我同當時同住在哥廷根的張維、陸士嘉夫婦共同商議，決定無論如何也不能跟日偽使館打交道，宣布了無國籍，從此就變成了像天空中的飛鳥一樣，任人射殺，不受任何國家的保護。

過了幾年海外孤子的生活，並沒有遇到什麽麻煩，德國師友對我們都極好。轉眼到了1945年，三個妄想吞並世界的法西斯國家：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相繼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人類又度過了一劫，該是我們回國的時候了。最初攻入哥廷根的是美國軍隊，後來不知道為什麽由英國軍官來主持全城的行政工作。我同張維去找了英國軍官。他把我們看作盟邦的“難民”（displacedperson），很慷慨地答應幫我們的忙，送我們到瑞士去。當時德國境內的鐵路幾乎已完全炸毀，飛機當然更談不到，想到瑞士去隻能坐汽車。那位英國軍官找到了一個美國少校和另外一位美國軍人，駕駛兩輛吉普車，把張維一家三人，劉先誌一家兩人和我共六人送到了瑞士邊境。我們都沒有簽證，瑞士進不去。我打電話給中國駐瑞士公使館虎文，他利用中國外交官的名義，把我們都接進了瑞士。離開德國邊境時，我心中悵然若有所失。十年來三千六百多個日日夜夜，就此結束了。眾多師友的麵影一時都閃到我眼前來，“客樹回看成故鄉”，我胸中溢滿了離情別緒，我隻有徒喚“奈何”了。

虎文此時在使館裏是個什麽官，好像是副武官之類，有一個少校的軍銜，還是什麽《掃**報》的記者。我在上麵提到的他那種“特異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其實並不真正崇拜蔣介石，也不能算是忠實的國民黨員，他有時也說蔣和國民黨的壞話。這時公使館的公使和參讚之間有矛盾。每次南京政府匯款給使館接濟留歐的學生，參讚就偷偷地泄露給我們，我們就到使館去找公使要錢。要的數目是多多益善，態度則是無理取鬧。使館搞不清留學生的底細，不敢得罪。當時僅就留德學生而論，有一些確非“凡胎”，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外加馮玉祥、居正、戴傳賢等國民黨大員的子女均有在德國留學者。像我這樣的卑賤者，摻在裏麵，魚目混珠，公使館不明真相，對留學生一律不敢得罪，坐收漁人之利，也弄到了一些美鈔。我們知道，這種錢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最重要的一點是學會了同國民黨的駐外機構打交道，要訣是蠻橫，他們吃這一套。

當時，我們從德國來的幾個留學生被分派到Fribourg來住，住在一個天主教神父開辦的不大的公寓裏，名叫FoyerSt.Justin，因為用費便宜。虎文全家則住在瑞士首府Bern，他們有時也來Fribourg看我們。我們是從住了六年饑餓煉獄裏逃出來的餓鬼，能吃飽肚子就是最高的幸福。我過了一段安定快樂的日子。

1946年春天，虎文一家、劉先誌一家和我準備返回祖國。當時，想從歐洲回國，隻有一條路可走，就是乘船走海路。我們從瑞士乘汽車到法國馬賽，登上了一艘英國運送法國軍隊到越南去的大船，冒著極大的危險——因為海中的水雷還沒有清除，到了越南西貢。此時西貢正是雨季。我們在這裏住了一些時候，又上船到香港，然後從香港乘船到上海登岸。我離開日夜思念的祖國已經快十一年了。我常說：我生平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的母親，一個便是祖國母親，當時前者已經不在，隻剩下後者一個了。俗話說：“孩兒見了娘，無事哭三場。”我踏上祖國土地的那一刹那時的心情，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也。

我在上海住了一些日子。因為沒有錢，住不起旅館，就住在臧克家兄家裏的日本地鋪上。克家帶我去謁見了葉聖陶、鄭振鐸等前輩。也想見郭沫若，他當時正不在上海。我又從上海到了南京。長之不久前隨國立編譯館複員回到南京。因同樣理由，我就借住在長之的辦公室內辦公的桌子上。白天他們上班，我無處可去，就在附近的台城、雞鳴寺、胭脂井一帶六朝名勝地區漫遊，有時候也走到玄武湖和莫愁湖去遊逛。消磨時光，成了我的主要任務。我通過長之認識了梁實秋先生。他雖長我們一輩，但是人極隨和，藹然仁者。我們經常見麵，晤談極歡，定交成了朋友。

此時，國民黨政府，得勝回朝，興致不淺；武官怕死，文官要錢；接收大員，腰纏萬貫；下屬糊塗，領導顢頇；上上下下，一團糜爛。實際上，到處埋藏著危機。在官場中，大家講究“竹”字頭和“草”字頭。“竹”字頭是簡任官，算是高幹的低級。“草”字頭是薦任官，大概科長以下都算。在這裏，虎文又展示了他的特異功能。不知怎樣一來，他成了教育部什麽司的“幫辦”（副司長），屬於“竹”字頭了。

我已經接受了北大的聘約，對“竹”字頭或“草”字頭了無興趣。我於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了秦皇島，從那裏乘大車到了北平，我離開故都已經十一年了。現在回到這裏，大有遊子還鄉的滋味。隻是時屆深秋，落葉滿長安（長安街也），一派蕭條冷寂的氣氛，我感到幾分興奮，幾分淒涼，想落淚又沒有流出來。陰法魯兄把我們帶到了紅樓，就在那裏住了一段時間。當了一個星期的副教授，湯用彤先生立即把我提為正教授，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主任。從此一待就是五十六年，而今已垂垂老矣。

不知怎樣一來，因緣巧合，我的兩位最早的朋友，李長之和張天麟，都來到了北京師範大學任教。解放以後，運動頻仍，一年一小運，三年一大運，運得你暈頭轉向。知識分子仿佛是交了華蓋運，每次運動，知識分子都在劫難逃。李長之因為寫過一本《魯迅批判》，“批判”二字，可能是從日本借用過來的，意思不過是“評論”。到了中國，革命小將，也許還有中將和老將，不了解其含義，於是長之殆矣。至於虎文，由我在上麵的敘述，也可以看出，他的經曆相當複雜，更是難逃“法”網。因此，每一次運動，我的兩位老友在北師大都是首當其衝的運動員。到了1957年，雙雙被劃為右派，留職降級，隻準搞資料，不許登講台。長之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已經談過，這裏不再重複，我隻談虎文。

虎文被劃為右派以後，當時批鬥過多少次，批鬥的情況怎樣，我都不清楚，估計他頭上的帽子絕不止右派一頂。反右後的幾次小運動中，他被批鬥，自在意料中。鬥來鬥去，他終於得了病，是一種很奇怪的病：全身抽筋。小小的抽筋的經驗，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過的，其痛苦的程度，我們每個人也都感受過的。可他是全身抽筋，那是一種什麽滋味，我們隻能想象了。據說，痛得厲害時，徹夜嚎叫，聲震屋瓦，連三樓的住戶都能聽到。我曾到北師大去看過他，給他送去了錢。後來他住進北京一所名牌的醫院，我也曾去看過他。大夫給他開出一種非常貴重的藥，不知哪一位法製觀念極強的人打聽他是幾級教授。回答說是四級，對方說：不能服用。這話是我聽說來的，可靠程度我不敢說。總之，虎文轉了院，轉到了上海去。從此，虎文就一去不複返，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我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至今仍在懷念他。

綜觀虎文的一生，盡管他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仍然覺得他是一個愛國的人，一個有是非之辨的人，一個重朋友義氣的人，總之，是一個好人。他對學術的向往，始終未變。他想寫一本“中國母親的書”，也終於沒有寫成，攔路虎就是他對政治過分傾心。長才未展，未能享上壽，“長使英雄淚滿襟”也。隻要我能活著，對他的記憶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