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蔣翎
“昨晚我夢見你了。我在外麵一直跑一直跑，想要去一個地方，但是又不知道是去哪裏，然後你出現了，問我是不是在跑步。我說是，你就讓我跟著你一起跑，於是我跟著你跑起來，跑到一排老屋前麵，推開門，裏麵全是黑的。你說你進去拿毛巾給我擦下雨水，我說好，結果你走進去就再也沒有出來了，剩下我一個人站在門口吹風，雨一直下，我又開始跑，在小巷子裏，東拐西拐，一直跑……”
趙淇在電話裏和我談及這個夢境，她說她嚇得哭醒了。室友上課去了，宿舍裏隻有她一個人。窗簾被拉上了，嚴嚴實實的，不透光。她說那種窒息感讓她害怕。
“傻瓜，夢都是相反的，你夢裏的我跑了，可現實的我還在啊。”
趙淇的嗓子有點啞，她吸了吸鼻子，我猜是抽了紙巾在擦，喃喃地說：“如果夢是真的呢？萬一你真的消失了，我去哪裏找你？”
“你哪裏也不用去。”
“為什麽？”
“因為我就在你心裏呀，你去了自然就找到我了，你在哪裏我就在哪裏。”
“油嘴滑舌，不理你了！”
我知道她嘴上這麽說，心裏一定樂開了花。
——這是我們之間常有的對話，充滿了情人間小打小鬧的甜蜜、機智和肉麻。
在那次談及“做夢”的對話之後，趙淇說：“周岐山你知道我很沒有安全感的，你可別亂勾搭妹子啊，不然‘仔細’你的皮！”那陣子電視在播新版《紅樓夢》，趙淇說她實在看不下去，“還是87版的《紅樓夢》經典。”為此，她又重溫了一遍《紅樓夢》，當然，她看的不是電視劇，而是小說。
那些印在紙張上的字句，經過排列組合，形成一串又一串的符號，它們依靠時間的線性序列，將複雜龐大的空間壓縮進來，它們呈現，或者消解意義，取決於作為閱讀者的你。閱讀是這樣一個解密的過程。你在看書，書也在看你，那裏有一整個世界的悲歡喜樂在等你。
趙淇說：“這就是我喜歡紙質書的原因。”
我跟趙淇說起我小時候的事。那時家裏經濟狀況一般，我的很多玩具都是自己動手做的，我做過弓箭、木劍還有帶馬達的小氣船。逢年過節，鄰居家的孩子都有玩具，我很羨慕他們，我央求了爸媽很久，他們才會答應給我買一隻玩具手槍，至於那些高檔一點的玩具像遙控飛機、小汽車、機器狗等，永遠不會出現在我的世界裏。父母雖然對玩具敬而遠之，但對我看書這件事卻慷慨得很。連環畫也好，故事書也好，他們從不幹預，在他們看來，看書是個好習慣，隻要是書，總歸不會壞到哪裏去。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經曆過這樣的童年，所以才會對書有著那樣濃烈的眷戀，他們是我呼吸的氧氣，賴以生存的土壤。
我對趙淇說：“現在小孩玩的玩具都是虛擬的，哪像我們那時候呢，有積木、變形金剛、四驅車……觸摸到的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說不定你現在讓他們搭積木，會被嘲笑幼稚呢。”
我聽過一個故事。講故事的人是我大學同學，一個皮膚黝黑的女生，短發，平日沉默寡言，喜歡躲在教室角落裏看書。她在班上，屬於容易被人忽略的那種人。班級聚會，或者集體出遊，她從來不主動加入喧鬧的人群。她會靜靜地站在一邊，就像觀賞某種表演。她的書包裏除了小說之外，再無其他。女孩子常用的化妝品、梳子、鏡子，她幾乎不用。班上的人很少看到她笑，好像她天生臉部肌肉缺乏笑的機能。走路時，她習慣性地佝著頭，劉海遮住了半邊臉。
她講的故事，和傷疤有關。
那次是夏天，在圖書館，我沿著一排書架瀏覽，想找一本巴赫金的書，找了很久都沒找到。“奇怪，明明昨天還在啊。”我心想，不知是被誰借了。
“你找《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嗎？”我一抬頭，就看到她了，她個子不高，站在書架旁邊。我愣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說話：“嗯，昨天還在的，今天就不見了。”
“被我借了。”
她從包裏拿出那本書，是圖書館唯一的一本。
“你怎麽知道我要借這本？”
“我猜的，這本書對你很重要嗎？”
“也不算重要，就是……想看看。”
那陣子我瘋狂迷戀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兩本大部頭書，我用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才啃完。他的小說有一種魔力，好像在小說裏用魔法創造了一座多種聲音共鳴的迷宮。那些冗長繁複的句子，人物之間大段大段的獨白和對話，是這座迷宮裏障人耳目的磚牆，但是一旦你越過這些障礙之後，你就會情不自禁地陷進去，不能自拔，就像一個犯毒癮的人，不吸食掉最後一點毒品絕不罷休。
讀完那兩本大部頭書之後，渾身的氣力就像被抽空了一樣，所以我需要換一換口味。
我告訴那個女生：“我隻是很好奇巴赫金是怎麽解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她看起來很得意：“那看來我猜對了。”
不知為什麽，那天的她給我的感覺和以往非常不一樣。
我盯著她看，她見我一副驚訝的表情，便解釋說：“上個星期你一直在看《卡拉馬佐夫兄弟》。”
說完，她似乎意識到這句話泄露了什麽一樣，有點尷尬地朝我笑一笑，抿著嘴，不說話了。
我說：“那你先看吧，看完我再找你借。”
“我隻是隨手翻翻而已，先給你吧。”說著，她就把書往我手裏塞。
“《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你都看過吧？”
我本來想緩和一下氣氛的，所以決定換個話題，但又不知道說什麽好，隻好又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這兩本我都看過，不過還是《罪與罰》給我的印象最深。”
“為什麽呢？可我覺得《卡拉馬佐夫兄弟》更厚重，更耐讀一些。”
“可是這本不完整啊，本來還有下卷的，但沒寫成，作家就死了。”
我補充道：“嗯，1881年死於血管破裂——太可惜了，本來還想知道阿遼沙最後怎樣的。”
那天我和她就在圖書館裏聊了起來，怕吵到別人，兩個人都壓著聲音講話。後來被管理員發現了，把我們趕了出來。我們於是站在圖書館大門口，繼續聊。
外麵陽光很刺眼，她和我講話的時候，下意識地用手捂著半邊臉，那樣子非常奇怪。我盯著她看，這一次，她沒有移開眼光，對視的一瞬間，她的眼裏有光在閃爍。她問：“你知道我為什麽總是躲著大家嗎？”我搖搖頭，表示不知道。“因為這個。”說著，她用手撥開右邊臉頰的頭發，那上麵，從脖子貼近下顎的地方，延伸到耳垂附近，是一道深色的疤，印在黝黑的皮膚上，像一條麵目猙獰的蜈蚣。
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她苦笑了一下，那笑短暫得很，待我緩過神來，已經消失不見了，她的臉上，重新恢複了平靜。
“我哥弄的。”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問她：“他怎麽會……做出這種事？”
她說：“小時候我經常和我哥一起玩，那時電視上播香港的黑幫電影，《古惑仔》，對，那時是這麽叫的，我哥天天看，看得入迷了，就說他要做老大。老大身邊都有個‘馬子’，所以我哥讓我做他‘馬子’。有一次，他在外麵和人家吵架，人家笑他隻會找自己妹妹當‘馬子’，讓他有種就找個真的‘馬子’來，我哥不服氣，和他們打起來了，被打得鼻青臉腫的。就在那天，我哥像瘋了一樣，一回到家就拿我出氣，一邊打還一邊罵‘誰要你做我馬子啊，害我被人笑’。我被他打哭了，就往外跑，他在後麵追，最後他不知從哪裏拿出一把小刀，朝我臉上刺了過來，還好我躲得快，不然現在就不會站在這裏和你說話了。”
“這道疤是就那時候留下的？”
“嗯，刀從脖子這邊劃上去，當時流了一臉的血，我都暈過去了。”
在我聽來十分駭人的一段故事，她卻說得輕描淡寫，好像受傷的不是她，而是別人。她估計我被這個故事嚇壞了，於是問我：“是不是覺得很恐怖？”
我不知道怎麽回答她，停頓幾秒鍾後，我問她：“你恨你哥嗎？”
“恨啊，是他害我變成今天這樣的，醜八怪一個，沒有男生喜歡，自卑，抬不起頭來。”
“那他現在怎樣了？”
她搖搖頭，語氣聽起來十分冷淡：“死了，五年前和別人打架，被磚塊砸了頭，沒到醫院就斷氣了。”
聽到這裏，我的心揪成一團——為什麽她會和我談這些？
“現在你知道我為什麽喜歡《罪與罰》了吧？哦，準確地說不是喜歡，而是害怕。”
我一臉茫然：“一本小說而已，有什麽好怕的？”
“不，你不懂。拉斯科爾尼科夫舉起斧頭砍放高利貸的老太婆那一段你還記得吧？當時我讀得快要崩潰了。他每砍一刀，都像砍在我心上。後來我終於想明白了，為什麽我哥會莫名其妙拿刀刺我，”她意味深長地看我一眼，好像正在泄露什麽驚天秘密一樣，“因為在他眼裏，我不是一個人，我和一隻狗沒什麽區別。”
“可是，你是他妹妹！他怎麽能傷害自己的妹妹！”我發現自己義憤填膺，聲音都提高了。
她冷笑一聲，然後用手指抵住太陽穴，說：“他這裏有問題。”
我歎了口氣：“希望你哥哥在那邊過得好。”
“他好與不好又有什麽關係，死了那麽久了，有時不去想，就覺得他其實從來不曾存在過。”
她又說：“你知道嗎，我一直想自殺。”
我嚇得倒抽一口冷氣，她的語氣讓我詫異，因為“自殺”那麽沉重的字眼從她口中說出，就像說到吃飯睡覺一樣自然。
“因為臉上這道疤，我自殺過三次。醫生說要植皮，可我家沒錢啊，出不起那個手術費，所以就一直拖著。我自殺沒死成，反倒連累了爸媽。後來有一次，我媽拉著我的手說‘我已經沒了一個兒子，再不能沒有你了’。我媽說得哭了，我也忍不住哭了。從那以後我就警告自己，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就算醜，也要醜得有個性。”說到這裏，她如釋重負，眉目之間的表情舒展了不少。
我說：“沒想到你身上還有這樣的故事。”
“其實，人在終極意義上是越活越孤獨的。以前總是耿耿於懷，現在倒是覺得沒什麽了。這道疤，可能一輩子也好不了，不過沒關係，我就繼續做一個隱身人吧。沒人注意我，我就不用在乎別人的眼光了。”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超乎尋常地平靜，可是為什麽我聽到的盡是悲傷？
後來我把這個和傷疤有關的故事講給趙淇聽。
趙淇聽我講完，表情怏怏的，她問我：“後來呢，她怎樣了？”
“去年，她在宿舍上吊自殺了。”
趙淇一臉的不相信：“她不是說要好好活下去嗎？怎麽會……”
“我也想不通。那天學校來了好多警察，她住的那棟宿舍拉了警戒線。她的家人聞訊趕來，她爸媽哭得好傷心，尤其是她媽媽，人都哭得癱軟了，哭聲在宿舍區一聲接一聲，非常嚇人。雖然學校方麵極力封鎖消息，但是本地的報紙還是做了追蹤報道，盡管占的版麵不大，不過已經足以引起大家的討論了。那陣子鬧得沸沸揚揚的，尤其是我們學校的人，QQ群上、論壇上、宿舍裏，一夜之間，大家的焦點都集中在了這位自殺的女生身上。有人猜測，她是感情失意，加上自卑長期折磨她，所以才選擇這樣一種方式了結自己。”
我們這些“談死色變”的人如此忌諱死亡，又都忍不住說起她。
“很可笑吧，她的死，從某種程度上引起了大家對她的興趣。”
那個女生的自殺成了陽光底下的一道陰影，它在我眼前晃動著，忽明忽暗。從那以後，我經常無緣無故就會想起她，想起我們在圖書館聊天，想起她說起《罪與罰》時臉上淡淡的哀傷，以及那種看透生死的漠然。她臉頰那道傷疤變成了隱喻的符號，時隱時現，總在提醒我，人生無常，生命無常。我常常在想，在選擇結束生命的那一刻，最後閃過她腦海裏的念頭會是什麽呢？是赴死前愁腸百結的心緒，還是那把明晃晃的揮之不去的小刀？小刀那樣尖銳，那樣刺眼，帶著死神逼視的光芒，被至親至愛的人握在手中，那樣直直地，沒有半點克製和憐憫，朝她刺了過來。肉體傷害會有恢複的一天，但內心的傷痛，該帶著怎樣一個巨大而難以治愈的創口？在通向永恒死亡的陰暗之地時，她一定滿懷著怨憤和解脫之情。在那一邊，時間以另外一套計算機製在運轉。她的生命指針因為死亡而重新被撥回原位，回到一個既沒有起點也看不到終點的地方。在那個地方，她會以另一副麵貌出現，枯瘦的，訕然的，就像一個提線木偶師，隔著幕布窺探凡塵俗世，操縱生死，提攜愛恨。
隻是，我始終不明白的是，她為什麽出爾反爾，為什麽不好好地活下去？在這個世界還來不及擁抱她之前，就拋開了它？
“她心裏一定很苦，不然，不會走到這一步。”趙淇看著我，臉上浮著一層淡淡的悲傷。
“其實，她是被我們害死的不是嗎？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凶手，無一例外。”
趙淇看著我，好像我也成了罪不可赦的幫凶。
那段瘋狂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光已經遠去了，隨著那個女生死去的消息遠去了。從那以後，我就對小說裏的暴力、殺戮和死亡感到懼怕。那些血管裏淌著冰碴子的作者，他們處置一個人物的生死易如反掌，他們可以一邊笑著一邊描摹暴力和死亡。可是，難道他們就從來沒有預料到嗎？未來的某一天，有一個讀者會和故事裏的死亡相遇，並且因此而戰栗而恐慌，甚至發狂。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們還會一如既往地寫下去嗎？
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到處充斥著死亡的腐朽味道：汙水橫流，下水道，垃圾堆，鼠蠅的屍體，被獵殺的珍稀野獸，擱淺的鯨魚，餓死在寒風中的流浪漢，一出生便夭折的嬰孩，孤苦無依的老人……死神是無處不在的幽靈，來去自如，出手迅捷，像一個蓄謀已久的狙擊手，躲在我們看不見的狙擊點上，潛伏、瞄準、射擊。我甚至能聽見那顆子彈從槍膛推出，以風一樣的速度撕裂空氣，鑽入狙殺對象的肉體那瞬間發出的摩擦聲。撲哧一聲之後，血管爆裂，靈魂覆滅，前一秒還在血管裏流淌的血液下一秒就沿著傷口噴湧出來。
在那個類似祭奠的場景裏，死神把儀式的莊重和威嚴帶到了人間。
可是，誰也沒有辯駁的機會，誰也沒有上訴的權利，甚至，誰也沒有資格批判死神。它淩駕於生命之上，它可以對生命肆意剝奪。在死亡的極權主義社會裏，他是獨裁者，殘暴、專製、嗜血、貪婪。
想到這一點，就讓人無比沮喪。
然而現在，比這個更沮喪的是，我捧著一本小說，一本趙淇生前無比喜愛的小說，卻完全沒有頭緒，我不知道，這本書對趙淇來說意味著什麽？為什麽她會把它當做遺物留給我？是因為這本書曾經見證了我們在一起的時光，她舍不得將它丟棄，還是她試圖借助小說來傳達一些無法言說的信息？
我坐在床頭，靜靜地注視著手裏的這本小說，內心湧起一陣蒼白的無力感。
我想，除了將這本小說耐心地讀完，想必沒有其他方式可以解答我的疑惑了，不然，趙淇何以將它留下呢？
我決心好好讀一讀這本小說。
《南方旅店》就像那些帶著濃烈時代印記的中文書籍一樣，並沒有給人很特別的感覺，我對它的印象還停留在粗糙的裝幀設計上麵。封麵上影影綽綽的女人背影，像是從電影海報上複製下來再粘上去的一樣。
“南方旅店”四個字，工工整整地印在封麵上，豎排，黑色宋體。
我翻開對折的勒口，上麵印有一段作者的簡介：
蔣珍妮（1971— ），原名蔣翎，福建南靖人，1994年畢業於台灣文化大學外文係，同年赴美國杜克大學攻讀文學碩士，畢業後於舊金山一家報社當記者、編輯，業餘時間從事文學創作。2001年，30歲的蔣珍妮正值事業高峰期，不料丈夫與女兒在一場車禍中喪生。作家悲慟不已，決定遠離美國，回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南方旅店》便是作家在這一段“痛失所愛”的特殊時期寫下的作品。
兩百字不到的簡介，就把《南方旅店》的寫作背景勾勒出來。至於這部小說的風格如何，故事情節如何，一概省去了。要是以前看到這樣的作品簡介，真會讓人一下子倒胃口。我心想，再怎麽說也應該在簡介中提綱挈領地概述一下情節，好歹讓讀者有個初步的了解嘛，但奇怪的是，讀這段文字的過程中，好像有什麽東西，從字裏行間跳了出來，也許是“痛失所愛”四個字攫住了我的注意力，也許是“特殊時期”契合了我當下的處境？
屋外漆黑一片，我盯著勒口的這段文字，沉思良久。
我不知道這位叫蔣翎的女作家究竟是誰，我不習慣一個中國人取“蔣珍妮”這樣半中半洋的名字，所以固執地這樣稱呼她。即使翻遍記憶的儲存倉庫，也找不到任何線索。我於是打開筆記本，用Google搜索關鍵詞，奇怪的是，搜到的任何一個頁麵都與她無關。我想，她會不會隻是某個大陸出版商一時頭腦發熱而引進來的作家？又或者《南方旅店》是作者自費出版的小說？但大致可以確定的是，這樣一位女作家在同類型的文學圈子裏排不上任何座次。相比譚恩美、張翎、嚴歌苓、哈金這些鼎鼎有名的海外華人作家，她太小眾了。那些主流的，早已被專家學者運用各種文學批評理論進行解構和剖析的小說家，他們的作品不管書寫異鄉經驗還是記錄本族曆史，都似乎停留在一個大體固定的套路上，那麽，這位叫蔣翎的女作家會是什麽風格呢，她會另辟蹊徑麽？
我翻開版權頁，出版日期是2001年12月，第一版印刷，沒有標明印數。從出版日期算起，到我第一次知道這本書，大約過去了十年。
十年是什麽概念？一本書的定價翻了幾番，有人出生了，有人老去了，地球的平均氣溫上升，亞馬遜叢林的動植物日益減少，瀕臨滅絕的物種再也見不到……而南方旅店》的紙張發黃，是那種透光非常嚴重的普通印刷用紙。如果放在當年，這樣一本小說可以滿足很多文藝青年的獵奇心理，而現在，小說的外表殘舊，散發著一股被時光浸潤和灰塵覆蓋之後的味道。封麵的塑膠薄膜起了泡，就像一個臉上長痘痘的人，美感減損幾分，有礙觀瞻；內頁紙張有黴點，大概是翻閱者喝茶不小心滴下的汙跡。就是這樣一本書，不知被多少人翻閱和流傳，它變成了一隻海上漂流瓶，隨著潮漲潮落漫無目的地遷徙，最終漂到了趙淇手上。
趙淇對它愛不釋手，我想起在酒店裏，她低著頭翻看《南方旅店》的樣子，竟然恍惚覺得，她還活著，她的目光清澈而憂傷，她的鼻息還溫熱著。
我想起那時她說的，關於《南方旅店》的話。
——“因為，它有一股死亡的味道！”
在漫長的時光河流裏，在趙淇說過那麽多話當中，為什麽這句話會單獨跳出來？就像舞台中間，被探照燈圈中的那個演員，因為燈光太耀目，她的神情舉止與黑暗背景形成強烈對比，她的目光穿透舞台和觀眾席之間那層透明的空氣，朝著坐在觀眾席上的我直直地投下來。
我的背脊一陣發寒。我閉上眼睛，描摹她的輪廓，她的臉部特征。她的睫毛很長很翹，好像那個恰到好處的弧度，是為了承接天上降落的什麽。除此之外，在那張素描般精致的臉上，歲月的光暈潤濕了。她在哭，是的，她在哭，她突然成了一株哀豔的玫瑰，一日一日，枯萎了，消失了，遁逃在廣袤的天地間。
空氣中襲來一股腐爛潮濕的味道，死亡的味道。
這一次，我要活得像一個小說家，絕望而堅強。
清平鎮的夜靜謐得可怕，我走進一個比夜更黑暗的地方。
那個叫蔣翎的女作家，我想象她寫下這個故事前的經曆：背井離鄉在海外求學，在杜克，美國南部最好的大學，當她的雙腳踏上美國的土地那一刻，她臉上一定洋溢著一種闖入陌生世界的驚詫：天哪——原來這就是美國！異國他鄉和她預想中的終歸有些不同。來之前，友人送了她一本旅遊指南，上麵，有北卡羅萊納州德勒姆城的地圖，主要街道的英文名和中文名被標示得清清楚楚，也許友人怕她在新的城市裏迷了路，據說她一直是個路癡，方向感不佳。在她租住的那間單身宿舍，她放下行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看看門鎖是否牢固。她怕治安不好。安頓下來後不久，一種異鄉感或可以稱之為“鄉愁”的東西襲來。具體到日常生活的起居飲食，乃至語言交流，這種無所不在的異鄉感有了一個更準確的名字：孤獨。她發現，不管她怎麽試圖融入周圍的環境，在那些金發碧眼的外國人看來，她依然隻是一個中國人，黑眼睛黃皮膚的中國人。
她痛恨這摘不掉的麵具。
她記得一次在同學的要求下，她帶大家去唐人街。唐人街，那是她最不願意去的地方。那些家鄉元素：餐館、藥店、裁縫店、古董、對聯、唐裝……漂洋過海，被原封不動地複製，然後移植到這裏，它們曾經可有可無地出現在她的生活中，但隻是換了一個地方，這些曾經熟悉的物什就全都變了味。
在一家中餐館，她替同學點了幾樣家常菜。金發碧眼的外籍男女，不懂拿筷子，她便耐心地教。一餐飯下來，有說有笑，隻是她心裏泛起幽幽的愁緒。她在異鄉嚐到了熟悉的味道，盡管色香味隔了幾重，但她還是沒來由地，突然感動得熱淚盈眶。味蕾的偏執沒有因為地域的遙遠而消退，反而更加濃烈。她還是那樣一個地道的中國人。我想，就是從那時開始吧，她的內心有一種孤獨又渴望傾訴的體認在滋長，她任憑這陌生的體認虜獲了身心，並開始嚐試用一台舊貨市場淘來的打字機，一點一點寫下她的困惑，她的迷惘，她的希望和憂傷。
她常常問自己：“要有多長時間，我才能習慣這種身份的轉換和認知呢？”實際上，連她自己也不知道這個答案是多久，也許十年、二十年，也許這輩子隻能活在這種遊移不定的雙重身份中了。
蔣翎熟悉的台南地區，那些與閩南南靖一帶一脈相承的風土人情、建築、飲食、服飾，忽然在輾轉遷徙中複蘇了過來。她早年練筆的那些短篇小說裏，一定會有一個小女孩，她有一雙清澈的眼，眼裏有恣意但無限哀傷的柔情。那是她的投影。她對細微聲響敏感，對四季更替、蟲鳴鳥啼洞察秋毫，她對家庭施與她的期盼和壓力暗暗抗拒著。就是這樣一個女孩子，長大之後，選擇了異於常人的生活方式。用距離的遠，來填補人生的空。
她在那所嶄新的大學裏，穿著樸素，步履匆忙。
周末，她會背著書包——包裏放有課本、鉛筆以及稿紙——去一間安靜的咖啡廳寫作。她坐下來，開始新一個故事的構思和書寫。陽光穿過玻璃窗戶落在她抬起的眉眼間，一定很美。
她是否就在那裏遭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戀情呢？
她未來的丈夫，一個和她一樣是留學生的華人男子。他們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錯身，然後，又在一個毫無預料的契機重逢。九十年代的華人留學生，在網絡和手機尚未完全普及的年代，他們的身上，一定還浸染著某些“舊時代”的風範。他們相愛的那段時光裏，生命迸出微塵沸騰一般的熱，那種熱延燒到心底去。
她心生感激，因為，就在百般孤獨中，他來了，並與她相愛。
於是，她那些練筆的故事，那些謄寫在潔淨雪白稿紙上的短小故事，起承轉合間有了被閱讀被欣賞被感動的可能，這種可能因有了具體的對象而格外生動。他讚歎道：“你很有當小說家的天賦。”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因為這句由衷發出的喟歎，令她內心那顆被荒土掩埋的種子悄然萌芽。於是，一段異鄉的感情，寫滿了詩意，她那些愁腸百結，抑鬱孤獨，都有了抒發的對象。
她的碩士論文，寫的是美國文學“垮掉的一代”與中國文革地下文學的比較。一開始那個長著大胡子的導師皺了皺眉，沒答應，覺得她的論文題目太大，怕她做不來。但她那時年輕、倔強，覺得這裏大有可以研究和拓展的空間，於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說服導師，和他談了論文大致構想和創新之處。談到動情時，她的眼裏閃著光。最後，大胡子導師聳聳肩，同意了。那篇論文，她花了大半年的時間，搜集資料、作數據分析、文本比較……最後真給做出來了，漂漂亮亮，用大胡子導師的話來說就是“Perfect，very awesome”答辯通過，論文也順利發表了。這成了她日後在異國他鄉謀職的敲門磚，憑著這篇論文，她順利在一家報社找到了工作——舊金山，金門大橋，City Light Bookstore，Beat Generation……光榮與夢想，自由和前衛的代名詞。尤其是那家“城市之光”書店，幾乎成了文學愛好者朝拜的聖地麥加——一所因“垮掉的一代”而聲名遠播的書店。
碩士畢業後，她的生活順風順水。她在報社的工作得到上司的認可：出色的文筆，獨特的觀察視角，更為出彩的是作為一個跨文化、跨地域的文字工作者，她總能恰如其分地抓住要點，切中要害；未來的丈夫向她求婚了，身在異鄉，用的卻是中國人的傳統方式。他給她寫了一封求婚信，寫在信箋上，紅色的豎行格子，一字一句，框住了她的心。那些澎湃洶湧的深情句讀，讓她想起胡蘭成寫給張愛玲的情書。他的毛筆字寫得並不好，但一筆一畫之間，自有一股笨拙的書香韻味。
她一邊看，一邊品味，嘴角露出了一抹笑來。
她接受了這份笨拙的愛。之後兩人結婚，同居，生育。她真正地投入為人妻為人母的角色。女兒像她，也像他，瞳人是灰色的，他說：“這樣的人才善良。”可是，直到噩耗飛石一般擊中了她的意識，她還是不明白，為什麽善良的人會遭此橫禍？
“我由此明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你出身高貴還是卑賤，總免不了受死亡的威脅。丈夫和女兒出事後，我經常處在精神恍惚的狀態。我像是一下子老了幾十歲。皮膚幹涸了，眼睛空洞了，身體的內在肌理和器官乃至血液與細胞，都暫停了工作。丈夫和女兒本是上天派來拯救我、給予我溫暖和愛的人。隻是，我從來未曾想過，上天會那麽快收回了他贈予我的豐厚禮物，難道活得太幸福也是一樁罪惡？他們的離去，讓我三十年的生命停滯了。我是個懦弱的人，對所有人生的沉屙和災難，從來沒有過想象。倘若有一件事值得自豪，那便是在丈夫和女兒出事後，我選擇活下來。又或者我一直沒有勇氣死去？懦弱成了生命的助推器，它催促著我，不讓我停下腳步，不讓我思考那些和死亡有關的沉重話題。
離開美國之後，我沒有回台南，也沒有回南靖。
這個西樵小鎮，是我生命裏的“迦南地”。不同的是，沒有帶領我走出埃及的摩西，所有的荊棘、海浪、暴雨和狂風，我隻能獨自一人抵擋。小說裏的這段故事，發生在我居住於小鎮的這段時間。自決心寫下這部小說的那天起，一直到完成最後一個段落一個句子，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總有一種東西是不死的，就像小鎮常年茂盛如巨傘的大榕樹，那些倒掛的樹須，長可觸地，它的生命早已和滋養它的土地牽扯在一起，即便樹幹幹枯，枝葉凋零，它還是保持著頂天立地的姿勢。
這種東西，也許可以稱之為愛。
剛到美國那段時間，我嚐試寫小說，長的、短的，寫在潔淨雪白的稿紙上。他第一次讀我的小說，告訴我：“你很有當小說家的天賦。”沒想到，他的一句稱讚，會成為我日後寫小說源源不斷的動力。隻是這一次，這部小說，我是帶著乞求的姿態在寫，我祈求時間慢一點，再慢一點。如果這是一出虛構的戲劇，一場神奇的魔術，我希望它能召喚逝去的亡魂。”
——蔣翎，《南方旅店》自序，2001年夏
以上摘錄的這一段自序，是我打亂了順序重新謄寫的。
現在讀到的這篇序言，是吊唁，也是自悼。序言像一段淩亂的獨白，有談及她在美國的留學生活的，有談及她對小說寫作的看法的。看得出，這個第一次出版小說的女作家，急於向她的讀者表達一些故事以外的東西，她的野心，藏掖不了，抖落在字裏行間。
她的摯愛，丈夫和女兒，一個給了她異鄉的愛，一個延續了這份愛，可是，他們因為一次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短途旅行，永遠地走了。那輛大卡車在雪地裏打了滑，司機從驚愕中回過神來，忙亂中踩了刹車，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大卡車像一塊巨石，一塊發出死亡威脅的巨石那樣滾了過來。男人打了方向盤，但是最後還是逃不過衝破護欄撞過來的大卡車。女兒的尖叫聲停頓了，他們父女，被卷入絞肉機一樣的大卡車底下……
消息傳到她那裏，她握著電話的手顫了一下，然後，整顆心碎了，碎成一片一片的，碎在了那個冷空氣肆虐的冬天。
丈夫和女兒葬在了一起。
照片上的丈夫，三十五歲，女兒，才三歲。她是二十八歲才有的女兒，這個精靈一般的女兒，來到這個世上僅三年，哦，不，具體來說是30個月，還有半年才滿三歲。可是死亡那麽殘忍，未經她同意，就將她擄走了。連同女兒一起被擄走的，還有她摯愛的丈夫。
接到通知那天，她在辦公室昏了過去，而後她強打起精神，在同事的陪同下去醫院辨認屍體。她怎麽也沒想到，早上還活蹦亂跳,臨走前還在她臉頰上親了一口的女兒，現在已經失去了任何生命體征；而她丈夫，這個愛她們母女勝過世上任何一切的男人，他的身體和四肢已被擠壓得血肉模糊。那個開大卡車的外國人，頭撞上了車窗玻璃，腦顱出血，在她趕去醫院的時候，醫生宣布他搶救無效身亡。
她的意識一片空白，眼前是刺眼的白熾燈，步履匆忙的醫護人員，操著一口美式英語的警察，亂糟糟的聲音以及被淚水打濕了的死亡確認書。她想破口大罵，想揪住罪魁禍首質問他，為什麽要這樣，為什麽？可是，可是那個製造了車禍的卡車司機死了，她的滿口髒話和詛咒沒了發泄對象，她隻能罵自己，詛咒自己，任由自己在醫院擁擠的走廊上，癱軟作一團。
料理完丈夫和女兒的後事，她感到一切都空了。
她想起看過的一則有關美夢和噩夢的寓言：有個年輕人經常做噩夢，夢見魔鬼舉著大刀要砍他，他求助巫師，巫師告訴他，如果再夢見魔鬼，就大喊一聲“我在做夢”——魔鬼就會消失了。他按巫師的話這麽做，一夢見舉著大刀的魔鬼朝他跑來，他就大喊：“我在做夢！”魔鬼果真就消失了。從此以後，他再也不會做噩夢了；有一天，他做了一個美夢，夢見自己撿到了一箱子的金幣，他在夢裏驚喜萬分，一時脫口而出：“我在做夢！”沒想到夢醒，那箱金幣竟然出現在他身邊！從此以後，他頻頻做美夢，夢見綾羅綢緞，夢見錦衣玉食……每一個美好的夢裏，這些美好的東西全都因為那句神奇的“我在做夢”而化為真實。一天夜裏，他夢見了愛情。一個姿色可人的女子出現了，他瘋狂地愛上了她，在夢裏，他記起了巫師的話，於是再次大喊：“我在做夢！”夢醒了，那個女子竟然就睡在他身邊！從此以後他擁有了愛情，可是那些他在夢中盜取的珠寶、美食、綢緞……這些美好的足以令他富足一輩子的東西全都消失了。他從此，又一貧如洗……
這個寓言沒有結局，或者說，它的結局是開放的——反正寓言就該如此，故事結束了，寓意和疑問留存在故事之外：年輕人是否和那女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貧如洗的年輕人，靠什麽來維持愛情？
她沒來由地想起這個寓言，想著如果在夢中，她也可以因為一句咒語而改變現實，那麽，籠罩著她的這個噩夢，會不會消失呢？一旦她喊了那句“我在做夢”，她摯愛的人會不會變成亡魂永遠地離她而去？那時她的悲傷大過一切，她早已分不清什麽是現實，什麽是夢境了。她寧願自己處在夢境之中，隻要高呼一句咒語，便能永遠抽離這個夢，奔赴死者所處的那一邊。
然而她什麽也做不到，除了悲傷，她什麽也做不到。
她從報社辭了職，賣掉了舊金山的那處房子，而後隻身離開美國，去了中國內地，一座不知名的南方小城。
朋友問她：“為什麽不回台南？”
她淡淡地說：“我不想被太多的關心和同情淹沒。”
她去的地方，既不是祖籍地南靖，也不是台南老家，在她的《南方旅店》裏，那裏叫“西樵鎮”。
我順手翻開扉頁，沒有看到想象中“獻給×××”這樣的題詞，而是一句英文：
Never trust the storyteller,only trust the story.
——D.H.Lawrence
D.H.Lawrence？那個寫《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勞倫斯？不過，他的書我一本也沒看過。蔣翎為什麽引用這句話？故意製造一點噱頭？一開場就向讀者擺明態度：永遠不要相信講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本身。就像事先定下的遊戲規則，介於作品和讀者之間的遊戲規則，借此模糊虛構與現實之間的關係。看哪，你可千萬別相信作者，她是一個騙子。要是相信了，你就永遠看不見故事的真相。問題是，那篇情真意切的序言出賣了她。我相信不管誰讀了這篇序言，都會產生一種要拿故事來印證現實的念頭。
帶著這樣的疑惑，我翻開書，迫不及地待讀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