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無為在歧路
1942年元月，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七期的學員在成都提前畢業。按抗戰時規定，軍校畢業學員一律開赴前線，任中尉排長。當然也有個別成績優秀的學員，會被重慶國民政府的一些大機關或者各戰區的長官司令部選用為參謀。比如像步兵科各項科目平均第一的趙岑，軍政部來了一紙函，指名道姓地要他去重慶報到。
軍校的學員大多是些熱血青年，將能到戰事最艱苦、最激烈的戰區服役視為榮耀，像正打第三次長沙會戰的第九戰區，浙贛一帶的第三戰區，尤其是即將開赴滇緬戰場上的中國遠征軍，更是一支讓無數有誌青年傾心向往的部隊。學員們已經提前得到消息說，這支部隊將由美國人史迪威將軍親自掛帥指揮，武器裝備相對先進。上了軍校的學員哪個不心高氣傲，躊躇滿誌，渴望金戈鐵馬、大兵團作戰？鑽山溝打遊擊隻是那些土八路幹的事情。如果說其他大學的畢業生是剛學會打鳴的小公雞的話，軍校畢業生就是眼睛充血的好鬥小公牛了。不過，他們都明白國軍部隊裏派係山頭林立，軍閥主義肆虐，哪個一心想報國殺敵的青年軍人願意陷進那個大醬缸？就像任何大學畢業生都想找一個有前途的好工作一樣，軍校生自然想去那些能大幹一場的部隊。軍旅詩人廖誌弘就不惜寫下血書，終於獲得去遠征軍報到的光榮。
當年從西南聯大來的三個同學中劉蒼璧的去向最差，他奉令到第二戰區閻錫山的長官司令部報到。那裏雖說也是正麵戰場，但幾乎隻算是遊擊區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到第二戰區的學員，大都是差生和不受校方待見的人。即便像劉蒼璧這種在實習期間立了戰功的學員，因為思想左翼，就不能到中央軍的嫡係部隊了。
但劉蒼璧還不是最鬱悶的，趙岑才覺得自己沒有臉麵見人。他已經覺察到來自同學們嘲諷的眼光。“讓那些娘娘腔去重慶陪貴婦人們跳舞吧。”有一天他在食堂裏打飯時聽到身後有人譏笑。他一怒之下，將手中的搪瓷缸摔了，扭身就往學校政工部跑。他找到政工部學生科科長白嘯塵，說自己近來悉心研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對遊擊戰法頗有心得，希望去第二戰區閻司令長官部效命。白嘯塵驚訝得好像在自己的辦公室聽到了匪情，說一個篤信三民主義的革命軍人，怎麽能去讀赤匪頭目的書？趙岑那天就是專門去頂撞他的，言之鑿鑿地說《論持久戰》是經政府審查通過的書，何以不能讀？教學大綱上的好多科目還是日本陸軍大學的教材，我們是否更不能讀？白嘯塵拍起了桌子，真動氣了，說他放肆，說他辜負了蔣校長，辜負了學校的栽培。趙岑也不客氣地回敬道，學生隻是不敢辜負國家民族。白嘯塵氣得無話可說，隻得把手指向了大門，向右——轉。滾出去！
其實趙岑早就瞄準了第二戰區了。從江西實習回來後，他的思想發生了轉變。這倒不是思想左翼的劉蒼璧對他有多大影響，也不是《論持久戰》讓他看到了遊擊戰的希望，而是正麵戰場的現狀已然讓他失望。官吏腐敗，軍官吃空餉，軍閥封建，抗戰不力，這是任何一個剛剛跨出校門的學生官難以忍受的，何況他們還有西南聯大的底子。趙岑不想去做那種隨波逐流的“革命軍人”。
“處置”很快下來了，不服從分配的趙岑如願以償，到第二戰區報到。人家要你向右轉，你偏要向左。劉蒼璧曾經打趣趙岑。趙岑的回答是：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左代表了進步的方向，從文學到政治。
和劉蒼璧、趙岑一起分到第二戰區的還有兩個學員施維勤和卞新和。他們從成都出發翻越秦嶺，一路上舟車勞頓，一直走到晉南大地，趙岑的目光一直在往左看，總是在一些路口問，左邊去哪個縣，再往左走又該到哪個地方。有一回卞新和實在不耐煩了，就回了一句，再往左就走到延安去了。
還記得是這年的正月初七，下午他們來到山西洪洞縣一個叫劉村的鎮子，找到一個姓劉的保長，遞上軍校的派遣證和政府開的公函。保長是個五十開外的中年人，精明狡猾，能說會道。他一邊說，謔，去太原府啊；一邊朝身後的人比畫了三個手指頭。馬上就有人把他們迎進一個院子裏，端茶送水，很是熱情。炮科畢業的施維勤還感慨道：敵後的民眾，抗日熱情還蠻高的嘛。
在等吃晚飯時，四個軍校畢業生和劉保長聊天，劉蒼璧和他認本家，還說聽自己的祖父講，當年祖先就是從山西洪洞縣遷徙到四川的，說不定這裏就是自己的祖墳之地，等打敗了日本人，就來這裏祭祖認宗。一路上心情良好的趙岑亮了一嗓子，“蘇三離了洪洞縣，將身來到大街前，未曾開言心好慘，過往君子聽我言。”劉蒼璧推了他一掌，爬爬爬，班門弄斧也不能在洪洞縣唱《玉堂春》啊。都發配來敵後打遊擊了，還那麽哈頭哈腦的。
畢竟還是剛剛畢業的學生官，不知道敵後戰場形勢的複雜。出事那個下午，吃晚飯時，劉保長叫了兩個人來作陪。酒杯剛剛端起來，一個甲長慌慌忙忙跑進來，對著劉保長耳語幾聲。劉保長起身就往屋外走，還不斷將手掌在身後握起又放開。那兩個來當陪客的大驚失色，忙說糟了糟了，老總們快跑。
已經來不及了。一群穿灰色軍服的人眨眼就包圍了鎮公所。一個排長舉著盒子炮帶人衝了進來，四個軍校生糊裏糊塗地就當了“皇協軍”的俘虜。
劉保長叫那個“皇協軍”軍官高排長。他是個長得很敦實的北方漢子，濃眉大眼，手腳麻利，要是脫了這身灰皮，怎麽看也不像個漢奸。他的手下搜出了軍校的派遣證和公函，這個家夥像唱戲一樣吆喝起來。“嗬嗬，還抓到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老總啊！了不得的大人物喲。你們軍校的教官就沒有教過你們吃飯時要派個崗哨？”
劉保長點頭哈腰地說：“高排長，他們是學生，不懂，不懂哦！”
“不懂？不懂跑到俺這地麵上來作啥？”
劉保長又說：“路過，路過，他們要去太原府。明天就送他們走。”
“走個屁！”高排長眼睛一橫，“孫班長，給俺把他們推牆邊去，斃了！”
四個人被捆起來推到了牆邊，一排士兵稀裏嘩啦地拉槍栓。四個軍校生就像還在一場噩夢中沒有醒過來，互相惶恐地望著，仿佛都在問：就這樣被人給斃了？劉保長卻急了，不斷給高排長作揖，說老總開開恩吧，都是中國人，何必動刀動槍的。說不定哪天大家還低頭不見抬頭見哩。但高排長根本不聽，他叫人搬了張凳子來，自己坐在對麵，說俺倒要看看這些軍校學生槍子兒打不打得倒。當年老子報考他們的學校，他們的門檻高著哩。
劉蒼璧鄙夷地說：“你隻配當漢奸。”施維勤和卞新和也喊“漢奸”“狗奴才”。趙岑恨恨地看著劉保長，“真他媽的洪洞縣裏無好人”。他認為他們中了劉保長的奸計了。
劉保長忽然變魔術般在手裏現出一塊懷表來，金燦燦的表鏈奪人眼目，嘴裏親熱地說：“兄弟，拿著。算是給兄弟拜個晚年吧。剛過了年，就開殺戒也不好。兄弟，我家裏還有半扇豬，今晚就給弟兄們燉了，好好喝一盅。”
高排長斜了那懷表一眼，揮手就將它擋回去了。“你也來羞辱俺？這四條人命就隻值一塊表和半扇豬？要是他們抓到俺，還不是像俺對他們一樣？”
“老總們不會的，不會的。都是中國人，出來混飯吃不容易。”劉保長的汗水滲出腦門了，仿佛要挨槍子的是他。
高排長悠閑地叼上一支煙，劉保長趕快給他點上。他們今天遇上一個話簍子了，“你說對啦，都是中國人，憑什麽說我就是漢奸？我幫日本人做事，防俄防共，維持治安，我就是狗奴才，是漢奸。重慶的蔣委員長背後還不是站著美國佬，他是不是最大的漢奸？這幾個人是不是跟我一樣也是小漢奸？延安的共產黨背後是俄國赤匪，他們是不是漢奸？當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是中國人公認的大漢奸，可清王朝坐江山兩百多年，你我的祖上不是都當過漢奸？天道不公，官吏腐敗，軍閥混戰，就會有你們說的漢奸。你們為了這主義那主義，把國家搞得生靈塗炭、民不聊生，是不是敗家子賣國賊？你國家自己沒治理好，軍閥、共產黨、國民黨打來鬥去，亂成一團，還怪老百姓去當人家的順民。你有本事你打到日本去、打到美國去，他們也會出日奸、美奸。你們在救國圖存，難道我們不是？人活下去了，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你管他幫哪個做事。”
劉蒼璧鄙夷地說：“你是個良知被狗吃了的人。”
趙岑說：“人都不是。聞著骨頭就認主子的狗而已。”
高排長站起來，臉色鐵青，大喝一聲：“舉槍一一”
一排偽軍嘩啦啦就把槍抬平了，對準四個學生官。施維勤忽然雙腿一軟，跪下去了。他說：“老總，饒了我們吧。求求你了。”
劉蒼璧羞憤地喝了一聲：“站起來，軟骨頭！”趙岑伸手去拉他，卻怎麽也拉不起來。而卞新和也在這一刻崩潰了，雖然沒有跪下，但他掩麵而泣，“我才二十二歲，什麽都沒有幹，老總……”
高排長舒適地伸伸腰，把袖子捋到手肘，虎著眼攥著拳頭走到他們麵前。一個男人是不是條好漢，隻有當他麵對行刑隊時才高下立判；而戰爭年代，死是太容易的事情了，不容易的是一個要活下去的中國人能不能保持自己的氣節。這個偽軍軍官太明白這一點了。因此他冷笑著說：
“好吧，俺也不殺你們了，指頭都不動你們一根。明天送你們去見皇軍。俺倒要看看，你們那個門檻高的軍校會不會出漢奸。來呀，把他們先關起來。”
他們被關在一間黑屋子裏，外麵有兩個崗哨。四個學生官最感到氣惱的還不是剛才受到的羞辱，而是還沒有走上抗日戰場，就這麽窩窩囊囊地成了敵人的俘虜。
“唉，學得滿腹經綸，練得一身武藝，沒想到栽在這幾個小蟊賊手裏了。”趙岑蜷縮在土炕上，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南方人第一次在這硬邦邦的玩意兒上睡覺，就像睡在地上。沒有上床的感覺，便沒有睡意。
劉蒼璧也氣哼哼地說：“日本鬼子沒見著，倒先見著漢奸了，真是滑稽。畢業第一課啊，讓我們曉得抗日有多難。”
四個學生官走上前線時麵臨的第一個抉擇竟然是要不要當漢奸？卞新和擔憂地問：明天把我們送到鬼子手上，會不會拷打我們呢？施維勤說，拷打你算輕的，逼你當漢奸那才麻煩。劉蒼璧說，我一定一頭撞死。趙岑應和道，對，死也不當漢奸。但另外兩個人沉默了，似乎在當漢奸和死之間難以選擇。劉蒼璧和趙岑目光對視了一下，這兩個軟骨頭八成是要當漢奸了。剛才他們的表現，連劉蒼璧和趙岑都為有這樣的同伴而丟臉。看來即便在同一所軍校，接受同一種主義的教育，也不能保證每個人都不當漢奸。國家混亂如斯，主義多如牛毛，連漢奸也敢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是在救國救亡。中國人哪，你的國家受人欺負，難道自己就沒有一點責任？
過了許久卞新和才說，要是那個家夥當年考上了軍校，我們今天就不會有這一劫了吧？劉蒼璧回了一句，骨頭軟的人，必定會當漢奸。自古都是。
夜半時分，村子外忽然傳來一陣槍聲，然後是急促跑動的腳步聲。四個人迷迷糊糊中趕緊爬起來，劉蒼璧往窗外聽了會兒，說，崗哨好像撤了。我們趕緊想辦法跑。正說著門打開了，劉保長掌了一盞燈進來，後麵跟著高排長和兩個端著機槍的兵。劉蒼璧他們心裏一沉，這下完了，人家要“清倉”了。沒想到高排長雙手一抱拳：
“各位老總，今天算是見過了。以後戰場上相見，別忘了大家都是中國人。”說完轉身就走。大家還在發愣時，劉保長右手比了個八字，說：
“這個來了，老總們有救了。”
趙岑大叫一聲：“哈哈，踏破鐵鞋啊。”
其他三個人都用詫異的眼光看著他，卞新和說：“高興個屁，還不是再當別人的俘虜。”
一支共產黨的遊擊隊神不知鬼不覺地包圍了村莊，“皇協軍”胡亂放了幾槍就跑了。要是他們知道這支遊擊隊的武器裝備的話，也許他們還會在自己的主子麵前立上一功。天亮時四個被解救的軍校畢業生才發現，這支隊伍總共隻有兩支漢陽造步槍，幾顆手榴彈，四五支火槍，其餘的就是大刀和長矛了。與其說他們是一支隊伍，還不如說是看家護院的鄉勇，也許連鄉勇手上的家夥都比他們好。
這就是八路啊？
劉保長看上去跟這些人也很熟，四處張羅著為他們做早飯。遊擊隊梁隊長是個鄉村教書先生模樣的人，留小分頭，人長得白白淨淨的。他對劉蒼璧他們倒是很客氣，開初說可以護送他們到太原，後來又說，你們是念過軍校的人才，不如先留在我們隊伍裏幹一段時間。國民黨共產黨的隊伍都是打日本人，哪裏都一樣嘛。
堂堂軍校畢業生，怎麽願意跟這些土八路打遊擊？將來回到國軍那邊又該如何交代？但人家是你的救命恩人，又有強留的意思，想走也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情。況且趙岑對參加遊擊隊有極大的熱情，首先表態願意加入。劉蒼璧看施維勤和卞新和在猶豫，便說就當是一次實習吧。
就這樣跟遊擊隊開始了鑽山溝的軍旅生涯。這支遊擊隊有一百多號人，梁隊長是個典型的鄉村秀才，好讀《水滸》和《三國演義》，他說日本鬼子來了後他在父親的鼓動下，賣了幾十畝好地，就拉杆子上山跟日本人幹了。那時也不屬於任何黨派，最多的時候有三四百人。後來共產黨收編了他們，派來了一個政委，但在去年鬼子掃**時戰死了，現在新的政委還沒有派到。他們屬於八路軍晉南軍分區下麵的第三支隊第二大隊。梁隊長還說，劉保長其實也是他們的人。劉村這個地方，國、共、汪偽偽軍都經常去。國軍的人去了，他就往身後比畫三個指頭，意思是信三民主義的人來了；八路軍去了，他就比畫個八字；偽軍來了，他就把拳頭攥緊又放開。他身後的人就知道怎麽應付了。這種人晉南一帶多了，說他們是漢奸吧又不全是，哪路人馬來了他都要應付。畢竟是老百姓嘛，難。你們就是他派人叫我來救的，你們要是真被抓走了，他在政府那邊也不好交代。
趙岑好奇地問：“那個共產黨的政委，人怎麽樣？”
梁隊長說：“是條好漢。上次掃**，我們被鬼子追了三天三夜，曹政委後來帶幾個人引開了敵人，就再沒有回來了。”
施維勤問：“共產黨政委是不是經常給你們洗腦？”
“嗯，開會學習的時候多，軍事訓練少。我留你們，就想借用一下各位的高才，訓練一下我的隊伍。”
卞新和嘀咕了一句：“可是你連槍都不給我們一支。”
梁隊長笑了，“沒有槍沒有炮，自有那敵人給我們造。這是我們曹政委教大家唱的。這樣吧，給你們一人一顆手榴彈。記住了，不到萬不得已，不要扔出去。”
跟著這支寒磣到家的遊擊隊在大山溝裏轉了半個多月，沒有打過一次仗。唯一有點刺激的是有個夜晚遊擊隊奉命去騷擾敵人。遊擊隊員們摸到離鬼子炮樓約三百米的地溝裏，往炮樓方向放了幾槍，然後敲鑼打鼓地呐喊起來。炮樓上鬼子的機槍馬上就打過來了，探照燈也射過來了。鬼子不出來，遊擊隊也不進攻，就像在逗猴子玩，鬧得炮樓裏的鬼子一宿未睡，天快亮時遊擊隊就撤了。梁隊長解釋說，這就是毛主席的“敵駐我擾”。
如果說“敵駐我擾”尚可接受的話，有一次未遂的伏擊戰就讓四個軍校學員徹底對這支隊伍失望了。那是一次巧遇。遊擊隊在轉移中忽然與一支鬼子的車隊撞上了。當時遊擊隊在山上，利用灌木岩石掩護沒讓坡下公路上的鬼子發現。趙岑看到一輛敞篷吉普，後排坐了個滿臉大胡子的老鬼子，正抽著煙和車上的鬼子談笑風生。公路坑坑窪窪的，車速很慢，鬼子煙頭上的紅光都看得清清楚楚。趙岑估計這老鬼子至少是個大佐一級的軍官。他悄聲對梁隊長說，把你的槍給我，我一槍可幹掉那個老鬼子。但梁隊長說，不能打。沒見後麵卡車上那一車鬼子，還有機槍哩。趙岑急了，掏出自己的手榴彈就想扔出去。梁隊長死死壓下他的手，厲聲說，一切行動聽指揮。他們過後我們撤。
第二天四個軍校學員自動脫離了這支遊擊隊。梁隊長也沒有派人追，道不同不相與謀。一路上趙岑還氣咻咻地說，這種打法，遊而不擊，日本鬼子何年何月才能打出中國。施維勤笑著說，政府的報紙講土八路“遊無敵之擊，擊無辜之民”，大約就是這個樣子吧。劉蒼璧馬上反駁道，你們難道就沒有看到遊擊區那些被發動起來的抗日民眾？沒看到遊擊隊講給他們抗日的道理、動員他們組織了那麽多抗日武裝？這倒是事實，共產黨的遊擊區給人的感覺就是不一樣，識字班，讀書會，武裝群眾，堅壁清野，連兒童都有一支長矛。這些生氣勃勃的麵貌是在國統區裏看不到的。
卞新和站在施維勤一邊，他也在抱怨趙岑，說當初還不是你急慌慌地要加入遊擊隊，以為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就可以打遊擊戰了。我們簡直跟落草為寇差不多。劉蒼璧的態度那時比較孤單，盡管他看問題要客觀一些。他說，遊擊隊那幾杆破槍，要是襲擊了鬼子的車隊，我們八成是脫不了身了。人家梁隊長要保存實力。趙岑嗆了他一句，說都想著保存實力，這日本人誰來打？小鬼子這麽猖狂，就是料定我們不敢跟他們幹。
課堂上學到的東西，跟戰場上的差距就這麽大。四個學生官對何去何從產生了分歧，施維勤是炮科畢業的，卞新和學的是無線電專業，他們的專長在遊擊隊裏顯然毫無用武之地，他們認為還是應該去找閻長官報到。學防化的劉蒼璧卻出人意料地說，我在晉城那邊還有個親戚，我想先過去看看。他給趙岑使了個眼色，趙岑猶豫了一下，我跟你去吧，反正離報到的最後期限還有一周。
在遊擊隊時，劉蒼璧和趙岑就打聽出晉城有個八路軍辦事處，梁隊長說辦事處是專門為延安招賢納士的，好多有誌青年都通過那裏去了延安。有軍人，有青年學生，還有作家詩人和演員。趙岑當時就聽得眼睛發亮，劉蒼璧當然對這位老弟的心思明察秋毫了。他是不受國民黨待見的人，他隻是不明白趙岑為什麽也對延安那麽心神向往。在軍校時，他們雖然都思想左翼，還有生死之交，但還是不好詢問對方是不是傾向共產黨的人。
晉城八路軍辦事處是個不起眼的小院落，門口也沒有崗哨，兩個軍校畢業生到了晉城後，雇了輛驢車徑直來到辦事處門口，推開門就進去了。一個留齊耳短發、穿著臃腫棉軍服中學生模樣的女兵出來問他們要找誰。兩人都拘謹了一下，趙岑才說，找你們長官。女兵說我們領導在開會學習。你們先到會客廳坐坐吧。
會客廳裏有一張辦公桌，幾把椅子。麵對正門的牆上懸掛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畫像。這是房間裏最醒目的東西。劉蒼璧將四幅畫像一一仔細觀賞過，感歎地說：
“原來他們長這個樣子啊！”
趙岑卻說：“既然都在國民政府統領之下，怎麽沒有國父的畫像呢？”他在任何軍政機關，看孫中山先生的畫像太多了。共產黨的會議室，第一次讓他不適應。
那個女兵提來了水壺，熱情地招呼他們喝水，問：“你們是從國民黨部隊那邊來的？”
趙岑這才發現這個女兵算得上漂亮，要是穿身學生裝或者旗袍的話，絕對是個美人。都說八路土，把漂亮女生打扮成村姑，那才叫浪費美。他心裏有憐香惜玉般的惋惜，便想逗一逗人家：“你怎麽認定我們是國民黨呢？”
女兵認真地說：“你們國民黨，和我們八路軍，看一看就知道。”
“哈哈，我們哪點跟你們不一樣呢？是我們腦門上刻有國民黨三個字，還是你們流的血是紅色的，而我們的是白色的？”
女兵愣了一下，臉紅了，說：“就是不一樣。”
趙岑樂了，忘乎所以地問：“小姐，我想知道為什麽？”
女兵正色道：“我不是你們的資產階級小姐，叫我同誌。”女兵轉身走了，鼻孔裏還哼了一聲。趙岑衝他的背影做了個鬼臉，劉蒼璧埋怨道：“你搞啥子嘛，來人家的地盤上，要謙遜點。”
來晉城的路上兩人曾經有過推心置腹的交流。劉蒼璧說他在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了。中國要救亡圖存，必須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戰場上喪師失地，民眾沒有徹底發動起來，上層官僚腐敗，屍位素餐，前線指揮官要麽隻想保存實力，要麽互相猜忌，窩裏鬥。就是因為我們還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是眼下這個製度有問題，跟我們麵臨的社會現實有關。而共產黨倡導的革命是先進的、可行的。尤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土地革命綱領，讓劉蒼璧這種來自農家的弟子更為傾慕。土地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
趙岑那時對共產黨的認識沒有劉蒼璧深刻，他是抱定主意不在國民黨部隊幹了。你思想活躍一點，多看幾本黨國不喜歡的書，說了一些與領袖相左的話，就被視為異己。一個政黨的領袖心胸狹隘到這種地步，一個國家的政府不讓人民有自由的選擇，民主的權利，這樣的政府是沒有希望的。戰勝了日本又如何？還不是一個封建專製獨裁的國家。而共產黨那邊就像重慶霧氣沉沉的天空之外出現了一片晴朗的天。那裏有民主選舉的政府，有公平、正義、自由、民主和抗日的部隊。共產黨講聯合，搞民族統一戰線，倡導組建聯合政府，多黨派和平共存，這才是中國的希望。
趙岑還有一個觀點與劉蒼璧不謀而合。他們都向往去一支嶄新的抗日部隊，一支有文化的部隊。哪怕它土一點，窮一點，但人家有魯藝呢。一個以大師之名專門建一所藝術院校的政黨，再窮再弱小，也是有品位的。而我們青年知識分子，應該站在弱勢的那一邊，選擇有品位的人生。
趙岑那時還有個夢想，他熱愛舞台藝術，熱愛進步文藝。如果他能在延安的魯藝深造，能夠用自己的藝術才華去喚醒更多的民眾走上抗日前線，或許比他拿槍上陣作用更大。就像當年魯迅先生棄醫從文一樣。救一個人是小事，救大眾，才是有誌男兒該做的大事業。這樣也不枉費西南聯大人文精神的培養。
兩人在八路軍的會議室一等就是兩個多小時，共產黨的學習真是認真。天快黑時一個中年人才快步走進來，不失熱情地說歡迎二位來我們辦事處做客。兩位從哪裏來啊？
劉蒼璧怕趙岑再像剛才那樣冒失，便“啪”地一個立正，“報告長官，我們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分配到閻錫山長官司令部報到。但我們想去延安投八路，請長官多多關照。”說完遞上兩人的派遣證和公函。
“不要叫長官，叫同誌。我姓楊，叫我楊同誌好了。”
楊同誌很快看完了他們的材料，很高興地說：“你們兩位，都是我黨需要的人才啊。歡迎歡迎。”又再次過來跟他們握手。然後又問：“是誰介紹你們來的呢？”
劉蒼璧說：“沒有哪個介紹。我們是自願來的。”
楊同誌愣了一下，但很快用笑臉掩飾了心中的疑惑，“好啊，革命是要靠自覺的。你們向往革命的精神，難能可貴，難能可貴。”
敏感的趙岑察覺出了楊同誌熱情溫度的下降，忙說：“我們在八路的一支遊擊隊裏待過一段時間，但我們都是有大誌向的青年，認為去延安更能為國家民族做更多的貢獻。楊……同誌，我們可以去延安了嗎？”
“這個嘛，你們還得等一些日子。楊同誌斟詞酌句地說，“你們知道，國民黨方麵在通往延安的路上設了些障礙，阻止進步青年的追求。尤其是你們現在的身份，困難很大。不過，我們有辦法將所有向往延安的革命青年都安全地送達。你們先住下來，休息休息，革命不是一兩天就成功的嘛。走，我們先去吃飯。”
他們和辦事處的人一起吃晚飯，一人一碗小米粥，兩個窩窩頭。大家端著碗蹲在一起，其樂融融。劉蒼璧和趙岑才知道，楊同誌是這裏最大的長官，辦事處主任，而且更讓他們驚訝的是，楊主任還是他們的學長，人家是北大30屆的，老“民先”隊員。劉蒼璧用筷子指著趙岑說，他也是北大的，我是南開的，不過我們都是聯大生了。楊主任笑嗬嗬地說，我們都來自五湖四海，為了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真該跟你們幹一杯。不過我們八路軍辦事處沒有酒。
他們沒想到在八路軍辦事處一等就是一個多月。天天小米粥窩窩頭，難得有一頓好夥食。八路真是艱苦。趙岑說。不過都是吃過苦的人，也不在乎這些。兩人焦急的是為什麽遲遲不能啟程。楊主任一會兒說要找車，一會兒說要等人齊，一會兒又說延安那邊在搞整風運動，工作實在太忙，還沒有派出來接他們的人。兩人除了被分別談了幾次話，填了幾張表外，就沒有什麽事了。這期間又陸陸續續來了一些人，有青年學生，中學老師，對社會現狀不滿的政府職員，甚至還有一對逃婚的情侶。他們全都帶著對現實的憎惡而向往一個全新的世界。社會總是不完美的，完美的社會在書麵上，在傳說中，在夢想裏。人一旦有了自由的精神，闖**天下的勇氣，叛逆社會的決心，延安就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就是實現夢想的聖地。一個壞的世界如果有了對立麵，哪怕它再偏遠，再艱苦，再不可捉摸，有勇氣的人都會不管不顧地向它奔去。那對逃婚的情人，男的看上去是個大戶人家子弟，女的大約是個舞女。他們從上海一路風雨兼程地奔赴延安，一到辦事處就脫下禮帽、呢大衣、西裝、皮鞋和旗袍，換上八路軍的棉軍服，端起小米粥就喝。新鮮有趣的生活啊，充滿朝氣和希望的日子啊。聚集了十來個人後，辦事處就組織他們學習，讀文件，聽報告，介紹邊區生活，還唱歌、郊遊。共產主義式的集體生活讓人覺得烏托邦並不隻是一種幻想。
有一天趙岑無聊時問劉蒼璧，你不是說在晉城有親戚嗎？我們去你親戚家打個牙祭吧。劉蒼璧笑笑說，我的親戚就是共產黨啊。趙岑說，學長，這共產黨跟我們想象的還是不一樣。劉蒼璧問，比你想象的好還是壞呢？趙岑欲言又止，然後說，不是好壞的問題，而是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劉蒼璧說，哪一種現實和理想沒有差距？你是不是看到那個蘭小丹對你態度不好，就認為共產黨都不好？瞎扯。趙岑說。我是有媳婦的人，難道還能打她的主意？蘭小丹就是那個女兵，第一天和趙岑說了幾句話後，就不怎麽理他們了，永遠是一張嚴肅認真的臉。趙岑曾有些懊悔地對劉蒼璧說，看來我們真被當成國民黨了。趙岑還在和新來的人交流中發現了一個細節，他們都是有介紹函的，連那對逃婚的情人都有，有的人甚至已經是共產黨員。他們一到辦事處就是同誌，是戰友，有回家的感覺。唯有趙岑他們兩個來路不明，身份可疑。盡管他們的去向明確，但還是感覺和那些人有隔閡。
每當趙岑和劉蒼璧說起自己心中的疑惑時，劉蒼璧就說，任何政黨，隻要它有個遠大的目標，正確的方向，民主的政治環境，我們就跟隨它。就像物質是由細胞組成的，你不能要求每一個細胞都是健康的、有用的一樣。你要看全局。
趙岑是學文的人，他看細節。見微知著，是智者的洞察力，也是文人的敏感和想象力，是他們的優點，也是他們的局限，他們很可能犯一葉障目的錯誤，也可能從一個眼神，就能敏銳地捕捉到另一個世界的複雜乾坤。他們對人生走向的判斷，如果不是理性的，便把它交付於**了。而**，是滲透在一個文人血脈裏的因子，它會在血管裏海潮般漲起，又潮水般退去。
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一輛破破爛爛的卡車停在了晉城八路軍辦事處的門口，急迫地要去延安的人們歡天喜地地往車上搬行李，背包、大皮箱、麻袋、木箱，甚至連羊都推上去了兩隻。這是那對逃婚的情人專門從集市上買來的，人們已經得知延安生活很艱苦，那個富家子弟曾對他的戀人說，我們自己養羊，我去參加革命，你在家當我的牧羊姑娘。那對羊死也不肯上車，亂蹶蹄子，好不容易抱上車，它一縱身又越過車擋板逃了。人們又亂哄哄地滿地抓羊。在一通手忙腳亂後，領隊清點人數，點來點去，發現少了一個人。
趙岑不見了。
劉蒼璧急得一頭汗，院裏院外到處亂竄，扯開嗓子大喊。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在幫忙尋找。又折騰了半個多小時，還是不見人。最後楊主任失望地說：“算了，不找了。這種人去了延安也會當逃兵。”
卡車搖搖晃晃地駛出了晉城，劉蒼璧還在四處張望，車已經開出幾十裏地了，他還認為趙岑會忽然出現在某個路口、某棵樹下，向他們揮手。連綿的山梁到處灰撲撲的，一個人影也不見。趙岑看來是趕不上這趟通往革命聖地的汽車，存心與革命的道路背道而馳了。難道他不想去上魯藝了嗎？難道他被延安的艱苦嚇倒了嗎？顯然這都不是理由。劉蒼璧怎麽也不會相信，一個敢參加敢死隊的人，一個從江西戰場實習回來後就一心向“左”的人，一個奉魯迅為祖師爺的人，在再邁一步就可到延安的關鍵時刻，會怕吃苦，會放棄對進步的追求，放棄上魯藝的機會。
一路上，車上的年輕人慷慨激昂地唱著革命的歌兒。“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劉蒼璧想起趙岑曾經給他吟誦過的這句古詩，想起他們“聯大三劍客”離開軍校時，在成都的一家小酒館喝的道別酒，想起他們對未來人生是向左轉還是向右行的爭論，他和趙岑一方，廖誌弘一方，軍旅詩人說我對你們這些左啊右的不感興趣，我隻想殺日本鬼子。等我們打敗了日本人，我回去念書，寫詩，同樣不管左右，我本一書生。劉蒼璧堅持說，無論打日本人還是建設國家，都是要講主義的。趙岑那時就像劉蒼璧的應聲筒，說主義是要分左右的，不管現在還是將來，都要作出選擇。劉蒼璧還想起他們在聯大念書時，有一天趙岑塞給他二十元錢，說學長，這一陣日本飛機炸得凶，不要去掙那份玩命錢了。
陝北高原的天空越來越晴朗了，黃色的大地波浪起伏，像黃河之水天上來，也像黃色的人群前赴後繼。劉蒼璧悄悄抹了把眼淚，為趙岑。
“這幾十年來我一直在想：趙岑這個龜兒子臨陣脫逃，比人家逃婚跑得還快。為啥子？你今晚就看在老同學、老戰友的分上，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吧。這不是審訊。你放心，‘文革’都結束了，不會再搞運動整人。你想到啥就說啥吧。”
天都快亮了，兩個老兵都還沒有睡意，周榮嘴裏雖說不是審訊，但他就像個一心要從對方口裏挖出一切秘密的審訊者。其實很多時候趙廣陵不用周榮問就自己竹筒裏倒豆子般稀裏嘩啦地傾訴出來了。在過往曆史的許多細節上，兩人還互相更正。不，不是76師304團，是67師304團。對對，這話我說過，但不是在你說的那個場合說的。你記錯了，這個事不是我幹的，是廖誌弘幹的。哎呀，這事我想不起來了，當初是咋個回事？有曆史滄桑的人，逆流而上時，也會發現兩岸風光無限，激流險灘已如腳下泥丸，狂風驟雨已成談笑資本。還有什麽可怕的呢？這麽一把歲數的人了，共產黨國民黨的監牢都坐過了，什麽風浪都經曆過了，就當這是一次曆盡劫波兄弟在的憶舊吧。而回憶，不過是為了戰勝時間，拒絕遺忘。他們已經被迫遺忘得太多太多。
“你還記得李曠田李老師吧？”趙廣陵忽然插開話題問。
“記得。‘文革’前省文聯的主席，大作家嘛。”
“他還是我們聯大文法學院的老師呢。隻是他來的那一年，我們剛好去上軍校了。”
“哦，在聯大時，我對他沒有印象。”
“他就是從延安回聯大教書的。”
“噢，老延安了嘛。”
“‘文革’鬧得最凶那陣，也關在這裏。可惜啊，那麽好一個作家，沒有熬過那個坎。自殺了。”
“這事我知道，前不久去省裏開會還說要給他平反昭雪。可惜了一個好同誌啊。”
兩人都沉默良久。周榮問：“那一陣，他們批鬥他很凶嗎？”
“豈止是批鬥，隔三差五地拉我們去陪法場。你的神經就是鋼筋做的，也會崩斷的。”
“這幫混賬法西斯！”
趙廣陵忽然嗚咽起來，又蹲在了地上。“如果不是和李老師做獄友，我可能也扛不過去啊。是他一直在鼓勵我，教化我。一個人在沒有未來的時候，隻有靠過去活著。而我們的過去又是反動的，有罪的。這就像你肚子餓了要吃飯，但是米是發黴的、腐壞了的。你的未來是一片荒原，什麽都不會長，你隻有靠黴爛的過去苟活。”
“唉！”周榮重重歎了口氣，上前去攙扶趙廣陵，“起來吧。記住了，以後跟我說話不準蹲著。”
趙廣陵站起來，沒有坐下，走到窗子前推開了窗戶，窗外星空燦爛，涼風山泉水一般流淌進來。“延安的種子就是李老師最先在我心裏種下的。那時他在聯大給我們上大二國文，講秦漢古文。一節課裏有一多半的時間在講他當年如何蹲北洋政府的監獄，如何去了延安那片空氣純淨、陽光明媚的地方。同學們聽得津津有味，課本都丟在一邊去了。可到考試時，同學們哪裏還默寫得出賈誼的《過秦論》，班固的《蘇武傳》。李老師這個人太有意思了，他拿著一堆批改後的試卷，讓人在五米處畫了一根線，跳到一張凳子上，口裏念念叨叨，‘天皇皇地皇皇，本班有個補考郎，過往君子念三遍，諸君及格要過線。’然後揮手將試卷向前一拋。”
“哈哈，你們文科老師太好耍了嘛。我們理科考試，有位先生也站在凳子上，不過不是拋試卷，而是瞪圓了眼睛抓作弊啊。”
“他是反對我們死讀書讀死書。他說一個青年知識分子，應該到社會這個大課堂去學全新的東西。他說過，延安是另一間大課堂。”
“既然種子那麽早就播下了，那你為什麽不去？”
“還記得有一天我們倆的爭論嗎？”趙廣陵回到座位上，拍拍自己皺紋初現的腦門，仿佛要把經年往事一巴掌拍出來。
“什麽爭論？我倒是記得我們那時經常辯論，從對戰場局勢的看法，到對八路軍辦事處的夥食。”
“我是被那時這主義那主義攪糊塗了，可卻認為自己堅持的是最正確的。”趙廣陵說，“你知道的，我是個堅定的三民主義者，雖然也欣賞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學說，可在晉城八路軍辦事處，我的世界觀忽然有被顛覆的感覺。”
趙廣陵的觀點在學習班上當然受到猛烈的抨擊。楊主任指出他沒有領會毛澤東同誌的革命要有階段之分，隻能由一個革命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到另一個革命階段，即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社會的革命決不能“畢其功於一役”。但對趙廣陵這樣的西南聯大生來說，好辯論、思想自由、獨立判斷是他多年來浸**在骨子裏的東西。如果說他在國民黨陣營那邊還有所收斂的話，那麽現在來到八路軍辦事處，他認為自己可以充分與人討論自己的觀點和對社會政治的看法了。他投奔這邊，就是想自由表達的。他反問楊主任，既然共產黨也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那麽等打敗了日本人，為什麽要拋棄三民主義而奉行社會主義革命呢？有沒有失去基礎了的社會革命？楊主任回答道：不是不要這個基礎了，而是我們向前發展了。社會主義革命是三民主義革命的高級階段了。你總得承認，任何革命都是要向前發展的，就像我們還要從社會主義革命進步到共產主義革命一樣。趙廣陵也不示弱，問，你們堅持你們的革命主張，國民黨當然也會這樣。等打敗了日本人，國共兩黨是不是又該因所持主義不同而打內戰了？楊主任嚴肅地說，我們不願打內戰，也不怕打內戰。我們相信人民群眾是站在我們一邊的。因為社會主義是社會曆史發展進步的潮流。如果內戰真打起來了，我們共產黨人隻是順應了這個潮流。
在晉城八路軍辦事處，趙廣陵成了重點幫扶對象。楊主任找他徹夜談心，其他投奔延安的革命者現身說法，與他討論國民黨政治的腐敗黑暗，如何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宗旨，但他就像一個“我絕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的好辯者，在辯論中為自己擁有的理論沾沾自喜，在辯論中找到自己探尋的方向，在辯論中確立自己作為一個獨立的人的價值。他認為，不是他非要與眾不同，而是他是受過民主自由熏陶教育的西南聯大生；不是他不向往革命，而是他在獻身一個事業之前，需要辨清這個事業的偉大所在。可他不知道，他越與人不同，就越像一個愛鑽牛角尖的思想落後者，甚至連食堂裏的大師傅都不待見他了，有一天他去晚了，大師傅用勺子敲敲空空的大鍋說，小米粥沒有了，窩窩頭也沒有了。你的腸子不是很硬嗎？
“那時年輕啊，受不得半點委屈，容不得一絲不公。隻看見對方眼中的木屑，而看不見自己眼中的大梁。”趙廣陵感歎道。人隻有在頭發都白了的時候，才會這樣認清自己，才會看出當初邁出的那一步，於自己的人生命運到底意味著什麽。
“追求某種主義，是不是像追求某個女人呢？”趙廣陵又自顧自地說，“誰也不是先知先覺。你熱戀她的時候，腦袋暈乎乎的，對未來的生活充滿憧憬，但卻不一定是理性的判斷。那時你聽不進身邊人的一句勸告，甚至你的父母反對，都無濟於事。你把寶押在這個女人身上，你可能幸福終生，也可能七年之癢後，才發現找錯了人。”
“我從不這樣類比。”周榮遞給趙廣陵一支煙，“我追求社會主義，是因為它代表了社會進步的方向，是因為我那時所看到的社會現實證明，三民主義不能救中國。難道你沒有看到嗎？”
“我看到了，但是我不能輕率地非此即彼。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社會主義是三民主義的高級階段，但我那時看不出這個高級階段是什麽樣子。誰能知道一個花季少女結了婚後會怎麽樣？我隻是預感到兩黨的主義之爭，在打走日本人後還要打內戰。這就讓我很矛盾了。一方麵我讚成毛主席說的，不同的階級就有不同的主義，一方麵我又擔心主義多了，‘刀頭仁義腥’我想我也許該學廖誌弘，不管主義之爭，先打走日本人再說。我不懂政治，也不喜歡政治，大不了自己去讀書做學問，遠離政治。我那期間真的很厭煩了，延安老不能去，成天價組織我們開會學習，難道這就能打跑日本人？”
“全民抗戰，是長久的事業，總得先提高認識嘛。”周榮說。
“如果是那些剛剛放下鋤頭扁擔的壯丁兵，你提高他們的認識沒錯。我們是讀過書的人啊，誰不知道位卑未敢忘憂國？我去延安是要投奔一支能夠痛痛快快打日本鬼子的部隊的，是想去魯藝深造的。可你如果天天讓我開會學習，讓我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判斷和自由思想，我不幹；你讓我把洋人當祖宗，背離三民主義，我更不幹！”
“學習認識提高了，就送你上戰場了。你著什麽急？”
剛才周榮回憶說，他到了延安後，正趕上整風運動的**，不容分說就被打成國民黨“特嫌”，在窯洞裏審查了三年多。其中還有一條最說不清楚的罪狀跟趙岑有關，既然是兩個人一起來投延安的，那個人去哪裏了？直到1945年春天的“搶救運動”，周榮才被釋放出來。周榮說，中央社會部的康生就是混進中共隊伍裏的貝利亞，多少好人都被他這個延安時期的“四人幫”陷害了。周榮講這段個人史本是想開導趙廣陵，幹革命嘛，哪個不受點委屈、經受些考驗。趙廣陵的反問是：我是去打日本人的，幹嗎讓我受委屈？
周榮後來一直在抗日軍政大學當教員，再沒有上過前線。現在被趙廣陵反將一軍，他的心裏便有些五味雜陳了。他想趙廣陵從晉城跑了未嚐不是件好事，他這種性格，到了延安要麽在整風運動中過不了關，要麽當逃兵，就像八路軍辦事處楊主任說的那樣。革命隊伍的自我淨化，自我鬥爭，不是那些深受小資產階級自由氣息熏染的人可以接受得了的。趙廣陵這些年受到的審查、懷疑、“洗澡”、監禁、勞動改造，他周榮從延安時期到“文革”，也不比趙廣陵少多少。不同的是周榮並不覺得委屈，好鋼需要鍛造。革命的隊伍向太陽，陽光下也會有陰影。有的人即便在監獄裏頭發都蹲白了，還是堅定地信仰社會主義，而有的人稍微受點委屈，就對共產黨喪失了信心。周榮現在人前人後被尊稱為老革命，但須知隻有那些經受得住曆次政治運動洗滌的幸存者，才有資格當老革命。戰場上槍林彈雨出生入死，和政治運動的風險比起來，都不過是小菜一碟。趙廣陵永遠不會明白，幹革命，不僅僅是和敵人真刀真槍地幹。當年的劉蒼璧是在延安聽過毛主席作報告的，在“搶救運動”中，毛主席謙遜地代表黨中央給大家道歉，說“這次審幹，本來是讓你們洗個澡，結果高錳酸鉀放多了，把你們嬌嫩的皮膚燙傷了”。還說這是“黑夜裏的白刃戰，難免誤傷同誌”。偉大領袖講話多風趣幽默啊，周榮當時和很多被搶救出來的知識分子都是流淚了的，都在喊：“毛主席萬歲！”他雖然沒有再上前線多殺幾個日本鬼子，但整風運動讓他錘煉到火候了，脫胎換骨了，連名字也改了，奪取政權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他就知道該如何去應對了。打仗還有誤傷，幹革命當然也會有“黑夜裏的白刃戰”。趙廣陵怎麽能理解這些？他不但皮膚“嬌嫩”，心都是玻璃做的。他永遠成不了一個革命者，他太單純了，太自我主義了，太自由散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