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迎春劇藝社
“那麽，你現在如實地向組織說清楚，1949年以前，你在幹什麽？”
窗外鑼鼓喧天，像炸到陣地前一個單元的炮火，天翻地覆，急促歡快；看不見的紅旗在人頭攢動的會場招展，也在接受問話的趙迅腦海裏血紅一片。那是紅色掩映的會場，是紅旗遍地的新中國。為了這一天的到來，趙迅也曾經像等待揭開新娘的紅蓋頭一樣既激動又忐忑，既想忘情地擁抱它又擔心被冷漠地拒絕。
“我出生在民國十五年的九月十八日，五年後的同一天，九一八事變……”
“趙迅同誌，我必須提醒你，現在不是民國了，是新的時代，新的紀年。”雲南省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籌備處的領導李曠田說，他的語氣威嚴中透著些許和藹，嚴肅的麵孔又讓人感到某種親切。
這是一間陳設簡潔的辦公室，一張辦公桌、幾張椅子和兩排文件櫃。辦公桌上鋪著土黃色的麻布，桌上一個茶杯，一個煙缸，一摞材料。桌後的那個中年人穿著沒有任何標識的黃布軍裝，微微泛白，但整潔利落，合體瀟灑。風紀扣一絲不苟，四個兜蓋平平整整，這是那個年代勝利者的普遍著裝，硝煙在他們身上還沒有褪盡，但他們就穿著這身土布衣裳入主江山。
趙迅雙手握在腹部——手心裏全是汗！挺直了腰畢恭畢敬地說：“對對，對不起。是新社會了，李先生，不，李主席。”人家李曠田可是抗戰時期的大作家啊！更是當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藝青年學生們崇拜的偶像啊！可誰能料到他會是共產黨員！那時他無論穿一身淺灰色的西裝，還是一襲沾滿粉筆灰的青布長衫，甚或腳下的布鞋開了口，褲子的膝蓋處打著補丁，當他匆匆走進教室時，帶進門來的都不是一陣風，而是一股股文瀾之氣，就像繆斯來到聯大的課堂。
李曠田笑了：“不要叫我主席，省文聯還在籌備，還要經過民主選舉，組織批準，我這個主席才算數。”
在李曠田身後的牆上，掛著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畫像，讓這間四壁空空的辦公室光彩四溢，奪人魂魄。畫像上的毛澤東自信、和藹，溫潤的目光仿佛把宇宙萬物收羅殆盡，有君臨天下、安撫四方之氣概。一個曠世新領袖已然成為苦難中國的救星。正如他在1945年秋天發表的那首詞作中寫的那樣——“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聞一多先生當年在昆明曾對前去拜訪他的趙迅感歎道：“毛先生的詞，氣度不輸太白，辭章已蓋（李）後主矣。”一個詩人做了領袖，萬民幸甚！趙迅走了下神，自己都被嚇了一跳。趕緊把有些紛亂的思緒拉回來，專注地往李曠田那方看，但他又不能不望到與毛主席畫像並排的斯大林，略微上揚的胡須和讓人陌生的格魯吉亞人的眼神，隱約體現出此君的驕傲、霸氣，趙迅甚至還看出了些許的嘲諷。仿佛在一個溫和的巨人身旁，還站著一個令人捉摸不透的人。
“聽口音你是雲南人，哪裏的啊？”李曠田又問。
“龍陵。在滇西。”
“龍陵？”李曠田沉吟了片刻，“在聯大時我有個學生好像就是龍陵人，那時聯大的雲南籍學生不多。”
趙迅的心髒此刻跳得比外麵的鑼鼓都要響了，他生怕擁有一雙慧眼的李曠田看到那狂跳亂響的心。“那……那李主席、李……李、李老師，認識……這個、這個人嗎？”他已經不知道該怎樣稱呼麵前這個讓他敬畏的領導了，他更不知道的是，當自己全身的血湧往腦部的時候，臉紅沒有？想來臉上大麵積的疤痕應該把他當時的難堪遮掩一些。這是一個隻有小半邊臉和一隻正常耳朵輪廓、嘴也略歪的“卡西莫多”，一般人都不忍盯住這張臉看上十秒鍾。就像你不會盯著人家衣衫上的補丁看一樣。
好在李曠田還在自己的思緒裏，他仿佛在對著過去說話。“他是我們聯大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冬青社’的一個成員，我好像見過幾次的。哎呀，十多年過去了，印象不深了，挺樸實厚道的一個人。唉，雲南人都這樣，話不多，但人實在，不像聯大那些其他省籍的學生那麽活躍。大概三九年前後吧，他就離開聯大轉考黃埔軍校去了，據說後來戰死了。”
李曠田陷入沉思，趙迅暗自長長地噓了一口氣。就在一小時以前，趙迅剛去參加了一個公審公判大會。在會場入口，一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用一杆碩大紅旗的旗杆底部毫不客氣地戳了他一下。“閃開閃開，別擋道。”趙迅當時差點就冒出來一句：學生哥，別那麽橫，“丘九”誰沒當過？老子們上街遊行的時候……但看到學生哥的後麵跟著一群抬著毛澤東畫像的年輕人，還有他們身上都透著的1949年以後那種積極上進的勁兒，心裏頓時就泄了氣。社會在1949這個時間有序流淌的長河中陡然前進到一個拐點，或者跌倒在一處瀑布前，轟天巨浪騰空而起，浪花四濺。舊秩序分崩離析，土崩瓦解，而新秩序既威風八麵，挾雷帶電，又春風拂麵，如陽春三月的田野，令人應接不暇。像趙迅這樣被社會潮流裹挾而前的人，不能不隨時多個小心了。
“不說這些，還是說說你吧。我看過你的一些檔案，但材料不全。趙迅同誌，如果你真想加入革命文藝隊伍的話，就得把自己的過去跟組織說清楚。”李曠田邊說邊拍著桌子上的一宗案卷，威嚴不知不覺地又回到了他的臉上。
“抗戰勝利後，我在玉溪的一所小學教書，兩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才來到昆明搞話劇，同時給報紙寫一些文章。”
“1949年3月27日，你用‘小書蟲’的筆名，在《雲南日報》‘大地’副刊上發表了散文《迎春花》，內容健康，文筆優美，以花喻物，呼喚革命的春天，有進步思想。國民黨特務還恐嚇過你。”李曠田打開卷宗，拿出一份泛黃發皺的報紙。
“是。”趙迅又吐了一口氣，他們什麽都知道。
“那你都搞過一些什麽話劇呢？還做導演？”
“《雷雨》《阿Q正傳》《原野》《黑字二十八》《野玫瑰》《阿佤恩仇記》等等的吧。觀眾喜歡什麽我們就演什麽。”說到話劇，自信回到趙迅的臉上來了。
“《黑字二十八》和《阿Q正傳》是聯大師生在昆明上演的劇目，你們怎麽會演？”李曠田與其說是驚訝，不如說是有了興趣。
“啊？這個……這個我們的劇團有好些流亡的藝術家，他們都是抗戰勝利後滯留在昆明的，有北平的，有上海的，還有聯大和杭州藝專留下來的學生。”
“你在哪裏上的學？”
“我……我、我自學的時候多。我在家鄉保山上過高中，我……我沒有上正規的大學，高中畢業時，日本人侵占了龍陵，我就出來逃難了，到過很多地方。在當小學教員時，沒有多少事情做，我就讀魯迅，巴金，老舍，沈從文，也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理論，我還讀過李老師你的書呢。《銀狐》這本散文集就教會了我寫散文。”
“嘿嘿，30年代的老東西了，不值一提的。”李曠田臉上現出當別人提到自己作品時，所有作家都有的那種暗自得意的謙遜。
“我喜好文藝，尤其是進步的革命文藝。解放前我就讀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文章。我……我在那時就想，要是我們的國家像毛主席文章中說的那樣，反帝反封建，反獨裁樹民主，組建代表人民大眾的聯合政府……”
“嗯。那個時代的知識青年，大多是向往革命的，都是要民主爭自由的。這是潮流，是人心所向啊。可是你如何當導演的呢？”
“我能當導演，是……你看我這張臉，能上舞台嗎？”趙迅仿佛是很羞愧地低下了頭，還下意識地用手捂住了向下歪斜的嘴。
李曠田有些同情地問：“是燒傷嗎？”
“嗯，小時候一場大火燒的，長大後就不成個人樣了。”趙迅又抬起了頭，用自信的口氣說：“但我這個醜八怪偏偏又喜歡戲劇，不甘寂寞。我那時在南屏大戲院旁邊開了一家米線店，有點錢，社會經驗也比那些隻會在台上演戲的人豐富。還有就是，我知道如何跟國民黨的審查官員周旋。”
“那你上的是社會大學，跟高爾基一樣。”李曠田讚賞地說，“作家也不都是靠大學培養的嘛，巴金就不是，沈從文也不是。嘿嘿，你倒真是一個有才華的青年啊！”
“謝謝李老師誇獎了。其實我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雲南夥子，不要謙虛了。”李曠田的目光中透著將遇良才的慈愛，“我們的文聯一組建起來，各種藝術門類都要相繼成立協會。作家協會，美術家協會，戲劇家協會，音樂家協會，等等。黨都要把這些作家藝術家團結起來，組織起來，讓他們不再受窮，不再為了藝術去賣米線。喏，就像你當年為了搞話劇開米線店一樣。你們將是人民的藝術家，隻專心為人民服務，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政府還發給你們薪水，你們是自由的，無憂無慮的，隻為人民的藝術而存在的。這樣好不好啊？”
“那真是太好太好了。李老師，你你……你說‘你們’，你，認可我、我也是人民的藝術家了嗎？”趙迅此刻就像一個考場上麵試的學生。
“當然，依你的才華和表現，向往革命的進步思想，你當然算是人民的藝術家。黨和政府需要你們這樣的人，還要組織你們到工廠、農村、部隊去深入生活，請你們寫出反映新社會的藝術作品。嗯，你看報紙了嗎？巴金同誌上個月才率領一個作家藝術家代表團去了朝鮮戰場。多難得的機會啊！一個作家能有幾次參加保家衛國戰爭的機會？這是我們新生共和國的曆史，是抵抗外侮的宏闊史詩！”李曠田越說越激動，像一個詩人那樣揮起了拳頭，“咚”地一下砸在桌子上。馬上，他的情緒又低落了下去，“可惜啊，我不能去”。
趙迅靜靜地望著他，腦海裏幻化出那些戰爭場麵，仿佛自己已經是一個一本采訪本、一支筆或者一台照相機的戰地記者或“人民的藝術家”了。
但是李曠田很快就恢複了平靜，“不過，社會主義新中國到處都熱火朝天，豐富多彩。聽聽外麵的鑼鼓，看看那些鬥誌昂揚的人民，我們的藝術家到哪裏找不到新的生活、新的感受？還怕寫不出新的作品？因此我們要趕快組織起來，行動起來。”
讓趙迅感到有些親切的是，李曠田推開了椅子，把一隻腳搭在了桌子上，還抽出一支煙來問趙迅要不要。趙迅忙擺手說自己不會。李曠田把煙叼在嘴上，“你可以去找你在昆明話劇界的那些朋友們，希望他們都加入我們的文聯。我看得出來，你有很好的組織工作能力，又有一定的才華，好好幹吧，你這朵小小的迎春花，文藝的春天真的來了。我知道的，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北上複員，昆明的話劇事業就萎靡不振了。沒想到你們還在堅持，真不容易啊。戲劇家協會成立起來後，我看你可以幹個副秘書長”。
趙迅真的有如沐春風之感了，他從椅子上激動地站了起來。“李老師，李老師，你……你對我真是有知遇之恩啊，學生不知何以為報了！”
“不要感謝我，你要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你也不要在我麵前自謙為學生，當導演，你還是我的老師呢。”李曠田吐出一口煙，“不過呢，對你的政治審查還是必要的。你還要詳盡認真地把1949年前做過些什麽，到過哪些地方，有沒有參加過什麽組織、證明人是誰，發表了些什麽文章，都要寫清楚。不能對組織隱瞞。你要知道，革命隊伍是純潔的，每一個參加革命工作的人，都要像水晶石一樣純潔。”
窗外再次響起一陣陣密集的鑼鼓，還有口號聲斷斷續續傳來。趙迅心有餘悸地想：有雜質的人，又被清除一批了。
歲月有時是折疊的，有時又是被重新組合的。難的是這歲月中的人，當他們恰巧處在這折疊處和組合處時，就會像趙迅的那張臉，被痛苦地改變，並且麵目全非。
趙迅推著自己那輛美國產的萊淩牌自行車從省文聯籌備辦公室出來，內心既狂喜又忐忑，他想扯開嗓子大喊一聲，又禁不住想往人少的地方躲藏起來。剛才幾個穿列寧裝、舉著小旗子的女人從他身邊走過時，用怪異的眼光看他一眼，又回頭再看一眼。趙迅一下明白了自己的可疑所在。他還穿著美軍的翻領飛行皮夾克，騎的是美國自行車。這兩樣東西都是抗戰後在昆明的舊貨市場淘來的。美軍飛虎隊撤走時，不要說一輛自行車一件飛行夾克，就是一把手槍、一輛吉普車你都可以在護國路旁邊的黑市上買到，曾經還有個家夥問趙迅要不要美軍的軍用電台哩。當時趙迅動了一下念頭，想買來作為收藏品，幸好價格沒有談攏。今天的公判大會上就槍斃了一個暗藏電台的國民黨特務（倒吸一口冷氣）。這些舊時代的時髦玩意兒，與這個嶄新的時代顯得如此格格不入，君不見街上長衫馬褂少了，旗袍更是幾乎絕了跡。改天換地，當然也要換一換人們的衣著打扮，而你還大搖大擺地穿著美帝國主義的皮夾克！真是一個出門赴宴時總穿不出得體衣服的蠢婦。趙迅罵了自己一句。這是一個讓破衣爛衫的人們揚眉吐氣的時代，趙迅想起自己穿著補丁衣服求學的羞澀青春，又不能不由衷讚美眼下這個時尚風氣轉變了的社會。
他在翠湖邊的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吃了碗米線，冬天的翠湖除了堤岸邊的楊柳還顯得落後外，其餘花草植物依舊紅肥綠瘦，一如既往地積極表現、提前進步到春天。隻是如今已不見那些無論四季如何變換，都在這如翡翠遺落鬧市的湖濱讀書的西南聯大學子，手挽手的戀人，唱京劇的老票友，以及槳聲燈影處的優雅寧靜，或者紙醉金迷。雕欄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那就趕快改變吧，所有的人我都不再認識，也都不要認識我；所有的舊日時光我都要盡快忘記，忘記得越幹淨越好。新社會新機遇，不僅要讓我再換一張臉重新做人，我還要洗心革麵、脫胎換骨。我要好好表現，證明給他們看，我要爭取去做一個人民的藝術家。
前兩天剛來了一股寒流，昆明冬天常見的太陽不見了。稍縱即逝的寒流，總讓這座常年被陽光溫暖著的高原城市微微戰栗。一群喧鬧的人在湖心島上學北方的秧歌，紅衣綠褲，紅色的綢子，給有些肅殺的冬天帶來一點不真實的暖意。這是眼下最時髦的藝術，大街小巷都有北方秧歌的鑼鼓聲和飛舞的紅綢。趙迅記得還在1948年前後，這種並不複雜優雅，但處處透著某種叛逆和活力的舞蹈已經在昆明的大學校園裏悄然興起，學生們還流行唱陝北的歌曲——“對麵個溝裏流河水，橫山裏下來些遊擊隊，一麵麵的個紅旗鹼畔上插，你把咱們的遊擊隊引回咱家；滾滾的個米湯熱騰騰的個饃，招待咱們的遊擊隊好吃喝。”還有“山那邊喲有個好地方呀，金黃的穀穗兒堆滿倉，你要吃飯得耕種，沒人為你做牛羊”等高亢嘹亮、野性十足的歌兒。校園裏的特務們把唱這些歌曲的學生都寫進“黑名單”，但是他們又不敢以唱“**歌曲”的名義捕人。人們已經被當時那腐敗的獨裁政治壓抑很久了，民心所向，已昭然若揭。上周趙迅的迎春劇藝社應昆明軍區文化部的邀請，為即將奔赴朝鮮戰場的士兵們慰問演出，他們帶去了話劇《雷雨》，但演出效果從士兵們稀稀落落的掌聲中便可感受出來，而軍區文工團的一出《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秧歌舞蹈，把那些北方來的士兵舞動得情緒激昂，喊叫聲震天。飾演周樸園的老韓在後台嘀咕道，我們是秀才演戲給當兵的看了。趙迅立馬製止了他的牢騷。不要亂說，看來以後我們也可以在舞台上增加扭秧歌的場景。老韓大叫，我的趙大導演，《雷雨》裏哪一場可以扭秧歌？把個買米線起家的大導演噎得無言以對。
沒有關係，趙迅此刻想。你要做人民的藝術家，凡是人民群眾喜歡的，你都要去滿足。相聲、快板、街頭劇、大合唱，山東快書、陝北秧歌，這些都是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需要盡快熟悉的藝術形式。李曠田同誌如是說。在新時代**飽滿、才華橫溢的大導演趙迅不僅可以在《雷雨》裏導出扭秧歌的場景，《阿Q正傳》裏同樣可以扭秧歌。隻要人民喜歡，就是共產黨喜歡。共產黨馬上就要發給你們薪水了。
當趙迅把這個事關肚子溫飽的消息告訴他的劇藝社的朋友們時，比給他們加薪水更讓他們歡呼雀躍，連思想一直比較落後的老韓眼眶裏都有了淚花。他的妻子兒女都到了香港，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打聽怎麽可以去香港。“這可是國民黨也沒有魄力做到的事情。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老韓亮了一嗓子。那些容易激動的女演員，揮著拳頭喊道：“革命幹部，革命幹部，我們也是革命幹部了。”趙迅糾正道：“叫革命文藝工作者。當幹部嘛，我們這些人還有差距，還要繼續改造思想的。”他像領導一樣地發話：
“省文聯籌備組組長李曠田同誌——也就是將來的省文聯主席，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沒有比他更適合當文聯主席的了。李主席指出，你們這些舊時代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好的，是同情革命的，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今後隻要是一切有利於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事業的文藝，黨都會給你們充分的創作自由、表演自由。黨會把我們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到人民群眾中去，甚至到抗美援朝第一線去，為工人、農民、士兵演出，寫他們喜歡的戲，演他們為國家民眾的犧牲。”
好激動的老韓一拍大腿，“我就不走了，去信叫家人回來。讓他們看看，我老韓也是個對新中國有用的人。”
“愛情戲就不用演了嗎？”
說這話的是劇社的當家小生劉國棟，他是抗戰時期流亡到雲南的杭州藝專高才生，山東人，天生的舞台坯子，往哪兒一站都是一副英氣逼人的模樣。抗戰勝利後他因為追求昆明市長的千金留了下來。1949年底盧漢將軍在昆明起義，他的老嶽父帶著家眷連同他的妻子隨餘程萬的部隊跑到了緬甸，他當時為什麽沒有走一直是個謎，有人說他要繼續留在昆明演戲，有人說他其實是舍不得自己的情婦——一個富商的三姨太。這是一個為愛情而演戲、而活著的人。
“愛情戲？”趙迅反問道，“這個火熱的時代，你可別心中光想到愛啊情的，一旦參加了革命工作，哪裏還有時間談愛情？”
“娃娃總要生的吧，不管是哪一家的革命。”劉國棟笑嘻嘻地說。
眾人哄笑起來，趙迅提高了聲音說：“各位，各位，要想當革命的文藝工作者，我們不能再這樣自由散漫了。而且，李曠田同誌還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填一份表格，寫清楚自己參加革命工作的理由，還有在舊社會所從事的職業，證明人，有沒有參加過什麽社團組織。曠田同誌說了，革命隊伍是純潔的，每一個革命文藝工作者都要像水晶石一樣透明。”
“那要看到我的**了。”
劇社裏隻有從來都沒個正經的阿Q才會說這樣的話。這個家夥在舞台上把阿Q演得就像他自己，或者說在生活中他就是阿Q。小市民的痞氣、怯弱、自卑、貪婪、安於現狀、貪圖享樂與小城名人的自負、傲慢、虛榮、油滑、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等諸種性格雜糅於一身。他就是城市版的阿Q，因此大家平常都叫他阿Q，幾乎忘記了他的名字。
趙迅瞪了他一眼，話到嘴邊又咽下去了。阿Q的**想來應是最見不得陽光的東西。
可是，誰的又不是？
人們都說當演員的人總是分不清楚台上台下，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是人生更輝煌，還是舞台更燦爛？是戲劇人物更催人淚下，還是人生命運更坎坷磨難？這是一個永遠也說不清道不明的命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舞台，不管他願不願意，他都是社會現實中的一個角色，或英雄，或小醜，或正派，或反派，或其他的連自己都難以界定的角色。誰都想演一出正劇，積極的，健康的，向上的，皆大歡喜大團圓的，王子和灰姑娘最後生活在了一起。但誰也都知道，生活遠不是那麽簡單。生活就像《雷雨》中的那些人物關係和人物命運，充滿陰謀、謊言、欺騙、偽善、情欲、**、恃強淩弱、被大時代所左右，以及剪不斷理還亂的個人悲情。趙迅在自己短暫的導演生涯中更偏愛悲劇，不是因為悲劇總有票房，而是由於人們在劇場淌下眼淚之後，發現自己還活著，身邊爹娘還健在，妻子兒女環伺，會對自己原來或許平淡的生活倍加珍惜。那天趙迅在街上看鎮壓反革命的遊街示眾，一長串的大卡車，幾乎每輛車上那些五花大綁、背上插一塊長長木牌的反革命中都有他認識的人。有的是舊時代的權貴，有的和他打過交道，有的曾經訓斥過他、欺壓過他（比如有個家夥是稅務稽查員，來他的米線店從來不付賬，有一回甚至還帶來他家七大姑八大姨的一幫人，蹲在米線店狂吃。隻是一碗米線啊，你們吃吧，吃進去容易，吐出來難啊，現在共產黨請你吃一顆槍子兒）。趙迅那天是長長出了口惡氣的。而最讓趙迅解氣的是，1946年在昆明暗殺聞一多先生的兩個凶手，現在也被人民政府抓獲並且立即正法。當年這些人多麽猖狂啊，暗殺、綁架、秘密處決、打打殺殺，就像聞一多先生在《最後的演講》中說的，“用製造恐怖來掩飾自己的恐怖”。但有一個人物趙迅就搞不明白了，這個人在車上高呼口號，竟然喊的是“毛澤東主席萬歲！朱德總司令萬歲！斯大林元帥萬歲”！那一分鍾趙迅以為是國民黨在殺地下黨呢。剛才每經過一輛卡車，圍觀的群眾都在紛紛叫好、拍手稱快。此刻聽到這口號聲，竟然都戚戚然、不做聲了。悲劇。不知道根源的悲劇。把世間最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你看的悲劇。命運中無以解套的悲劇。弑父娶母的悲劇比起這一幕，輕飄多了，遠遠超出一個導演的想象力。趙迅那時隻感到人頭攢動的街道兩邊忽然爆發了一場雞瘟，他自己則一身雞皮疙瘩，頭發都豎起來了。而人們之所以接受眼前的悲劇，還不僅僅因為它與己無關，過去時代還有比這更大更慘的悲劇，至於未來會如何，暫且不去想它，自己還活著就好。特殊環境之下，一個好時代與壞時代的區別僅在於，前者上演喜劇，後者上演鬧劇。至於悲劇，大約哪個時代都不能幸免。
趙迅是毀過容的人，從大半張臉被燒壞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一生都得當悲劇的主角了。一個沒有正常臉麵的人，他活在這個世界上，要麽是行屍走肉，要麽就得忍受猶如黑暗深淵中的屈辱和羞愧。可現在趙迅為自己深感慶幸，不是由於他就要成為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了，也不是因為他沒有被綁在卡車上押赴刑場，而是因為他容顏已改，成了一個誰也不認識的人。這個中國的“卡西莫多”並非無“臉”見人，而是人不見其往昔真麵目了。
幾年前，當趙迅隻身來到昆明創建迎春劇藝社時，沒有人相信這個不知從何處冒出來的“卡西莫多”。那時昆明一幫熱愛話劇的藝人以老韓為主心骨，在日漸萎靡的話劇舞台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是個十足的草台班子，常常窘迫得連場租費都付不起。老韓抗戰時期曾經在上海和重慶的話劇團體裏待過，是到處流亡的“下江人”，還和田漢、老舍這些大師共過事。他在昆明一所中學教音樂，異想天開地把《阿Q正傳》改編成歌劇上演。昆明人能接受話劇也不過十來年時間，那還應歸功於西南聯大的學生劇團。他們剛開始在昆明上演話劇時，被稱為“文明戲”或“新戲”。女學生露著胳膊在舞台上出場時，下麵還會傳來噓聲和辱罵聲。老韓把昆明的舞台藝術大膽向前推進了一步，但觀眾卻不買賬，連本埠報紙都評論說，“洋人歌劇唱腔堪比騾馬嘶鳴，遠不如雲南花燈委婉流暢，更遑論國粹之京劇也”。老韓看到這樣的評價，氣得吐了血。更讓老韓吐血不止的是借債人的催逼。那時搞話劇的人都要依附在一些商人身上，他們或入股某出劇目，或拉來投資，或高利放貸。就像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一樣，也沒有白演的話劇。在老韓走投無路之際，趙迅像個救世主一般出現在昆明的話劇舞台。他還清了劇團的債務，重新改組了劇組人員，給新劇團起名迎春劇藝社。他說：“我們雖然身在春城，但我們話劇人的春天還沒有真正到來，我們要用自己的演出去迎接它。”最為重要的是，他發掘出了璀璨奪目的話劇明星舒菲菲，在此之前，她隻是舞台上的一個花瓶，連國語都帶有濃鬱的昆明腔，常引得劇場裏的外省人竊笑。老韓曾經為此焦頭爛額，無計可施。是趙迅一個字一個詞地教會她，什麽是前鼻音，什麽是後鼻音，這裏該用卷舌音，那裏該用前舌音，就像一個上語言課的教書先生。
平心而論，仿佛從天外來的怪人趙迅能夠讓一幫話劇人服眾，不單是因為他慷慨地替劇社還清了債務，並出資支撐劇團繼續演下去，更因為他的執著和才華，以及成熟男人的神秘魅力。他開一家不大的米線店，對每一出劇目的投入卻好像揮金如土的富翁；他雖然麵目全非，但身材挺拔，器宇軒昂（如果不看那張臉的話），既孔武有力，身手矯健，又溫和儒雅，出口成章。他不圖名利，讓老韓當社長，自己做一個幕後的導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告訴我們”，那是他在排練場的口頭禪。每當他這麽一提斯氏的大名，全場肅然，趙導演也仿佛斯氏魂靈附體。
——“直覺，直覺！這是阿Q去摸小尼姑光頭的感受嗎？他是一個怯弱的二流子，第一次耍流氓的膽小鬼。”
——“情感，情感，你的情感在哪裏？想想四鳳吧，這個地位卑下的女人如何去愛。”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沒有小角色，隻有小演員。成為你所飾演的形象吧，你們都會成為大演員！”
他在台上台下跳來跳去，糾正演員朗誦台詞的輕重，闡述演員台步每一步蘊含的意義，告訴演員即便是倒一杯茶，也要體現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說的“內心現實主義”。
他每天在排練場上聲嘶力竭地喊叫，他讓天生麗質的舒菲菲一步一步完成了從“模仿形象”到“成為形象”的明星之路，她永遠是《雷雨》裏的四鳳，《原野》中的金子，《野玫瑰》裏的女特工夏豔華，抗戰劇《祖國》裏癡迷情欲的少婦佩玉。他把她塑造成昆明話劇界的大明星，官場上的交際花，社會上芸芸眾生爭說的名流，報紙八卦新聞裏不可或缺的主角。無論是在台上還是台下，她都光彩照人，風姿綽約，韻味十足，像南國豔麗陽光下開放得恰到好處的一株美人蕉，燦爛豐滿。她本來就是那種走到哪兒都能把生活當舞台的職業藝人，哪怕到菜市場買把小白菜，盡管沒有了舞台的追光，但有比那更耀眼的眾人的目光。
舒菲菲是其藝名，原名舒淑雅，她有一個妹妹叫舒淑文，是一名正在學小提琴的高中生，準備考藝專。每到星期天就跟在她的話劇明星姐姐身後，來劇藝社看趙迅他們排戲。一天，在回去的黃包車上，妹妹對姐姐說：“他在追求你了。”舒菲菲問：“你說誰？劉國棟？”舒淑文說：“‘卡西莫多’啊。”舒菲菲當時嚇了一跳，卻有些手足無措了，“小姑娘家家的，啥都不懂，盡亂說。”
舒菲菲當時身後的追求者至少有一打，有英俊的軍官，銀行的襄理，政府裏位高權重的官員，富家公子，航空公司的飛行員，她每天都能收到鮮花，每個周末都有宴請，連雲南省前最高軍政長官，省主席龍雲的三公子都下帖來請她去龍公館跳舞。當妹妹說趙迅在追求她時，舒菲菲忽然發現這些人是那樣沒有文化，那樣膚淺庸俗。可如果說趙迅在追求舒菲菲，那就真應了一句老話了——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但天鵝那麽美，癩蛤蟆當然也有想的權利。問題的關鍵是這是一隻有思想的癩蛤蟆，有男人魅力的癩蛤蟆，還是才華橫溢的癩蛤蟆。天鵝愛美，更愛藝術。在舞台上的悲歡離合、浪漫愛情一步步推向**時，人間的愛情也愈演愈濃了。
有一天，在姐妹倆的閨房裏，舒菲菲一邊讀著趙迅的情詩，一邊淚灑詩箋，喃喃自語：
“究竟是愛一個人的那張臉，還是愛一個人高貴的靈魂？”
高中生妹妹純情浪漫，一本正經地對姐姐說：“當然是靈魂了。黑暗中隻有高貴的靈魂在閃光。”
那時的確是一個黑暗的時期，兵荒馬亂，物價飛漲，工人罷工，商賈罷市，學生上街爭民主反內戰，軍警肆意彈壓無辜。唯有像趙迅這樣的人，還在一邊開米線店一邊辦劇藝社，甚至還拿出一根金條來，依照大上海的刊物模式，創辦了一家名為《桃花潭水》的話劇評論刊物，16開本，彩印封麵，不惜成本送到香港去印刷，期期都是舒菲菲的大幅玉照。“我要讓你成為話劇界的阮玲玉。”雖然前五期刊物出版後，總共隻賣了不到三百本，但趙迅並不氣餒，再拿出一根金條，以支付不斷飛漲的印工費和紙張費。“你有一顆金子般的心。”舒菲菲端詳自己的彩色玉照時，曾經不無感慨地說。
急速發展的時局很快摧毀了這樁不現實的戀情。舒家是昆明的大戶人家，舒菲菲的父親舒惟麒曾經在滇越鐵路上幫法國人做事，抗戰時滇越鐵路中斷，舒惟麒便在一家法國洋行做高級幫辦，同時還開了一家醬菜園，生意一度做到東南亞各國。1949年底炮火聲在昆明周邊炸響時，舒惟麒隨洋行的法國老板一起撤離去越南，他四個如花似玉的女兒中，唯有最小的舒淑文不願意走，理由是要留下來照顧年邁的奶奶。在慌亂而倉促的逃難中，人們如林子裏被炮火驚嚇的鳥兒。據說舒菲菲給趙迅下了最後通牒：要麽中斷這拖了幾年的苦戀，要麽隨我的家人走。桃花潭水縱然深有三千尺，趙迅的離別贈言卻是那樣絕情絕義：
“一個沒有國家的人，怎麽演話劇？”
解放軍進了城，舒府“此地空餘黃鶴樓”，讓趙迅始料未及的是，在他正忙著各種勞軍慰問演出，忙著學說相聲快板，忙著去廣播電台錄音，忙著排演一出迎接解放軍進城的新劇目時，一個年輕單薄的身影在一個雨夜守在他租住的樓房木梯前，懷裏還抱著個提琴盒。趙迅一眼就看出了舒淑文眼瞳裏為愛苦候多年的熾熱目光。在房間昏暗的燈光下，在滄桑巨變的迷惘中，在殘燈孤影、瀟瀟暗雨的犧惶心境裏，趙迅一生都不會忘記這撲麵而來的愛情，就像又迎來了一次解放。在你苦苦追求等待之時，拯救之手溫暖地伸了過來。但你又受之有愧，仿佛不敢麵對聖母馬利亞的聖容。
“這不可以的，我要等你的姐姐歸來。”
“你希望國民黨再回來嗎？”
“絕不。我們剛剛迎來了解放。”
“你永遠也等不到。”
“那我就認命。”
“趙哥哥，你以為我留下來是為了我奶奶嗎？”
“做我的妹妹吧，我大你整整一輪哩。”
兄妹做了不到三個月，便做成了夫妻。這大約是所有在亂世江湖中的結拜兄妹很圓滿的一個歸宿。趙迅不得不既愧疚又悲哀地承認：要忘掉一段愛情的傷痛，隻能用另一場愛情來填補。不是他對逝去的愛缺乏堅守，而是新的愛撲麵而來、勢不可擋，就像這場巨大的社會變革。人何其渺小，何其脆弱。
更何況舒淑文的奶奶去世了，她讓趙迅索性搬到舒府空****的四合院裏。這一對新人的婚禮沒有迎親的花轎，沒有去教堂（舒家全家都是天主教徒）接受神父的祝福，沒有交換結婚戒指，沒有高朋滿桌的婚宴，更沒有登報誌喜，鼓瑟吹笙。“新社會了，新事新辦，外國神父已經被人民政府驅逐了，封建禮數也被革了命了。軍管會那兒蓋個章，媳婦就娶回家門了。”趙迅對前來道賀的朋友們說。劉國棟、阿Q們樂不可支。革命了，解放了，今後什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甚至指腹為婚這些舊時代的封建玩意兒都該打倒了。結婚就像過家家，高興了就住在一起，不高興了就扁擔開花，各回各家，人民政府還支持。這才叫掙脫了封建牢籠的自由，這才叫真正自由的戀愛和婚姻。趙迅不尋常的愛情在那時已然成為仍然保守的昆明社會的一大談資。
很多年以後，當趙迅深陷人間最黑暗的地獄時，他會無數次地想起自己的新婚之夜。趙迅捧著嬌小的新娘的臉，淑文，我還陌生的愛人，我趙迅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愛情？你憑什麽就把自己的終身大事，托付於我這連臉都不完整的人？你了解我多少？而新娘的回答是那樣出乎他的意料，就像話劇舞台上的一段抒情道白：我的郎君，我還不是很了解你，這不重要；你沒有一張完整的臉，也不重要，我就是你的另一張臉。重要的是，如果你和我姐姐成親，那一天我要麽削發為尼，終身不嫁；要麽苦苦等候，獨守閨房。直到有一天，陽光燦爛，天空碧藍，桃花灼灼，梨花盛開。你騎一匹白馬，經過桃林，摘花一朵，再經過梨園，又摘花一朵。桃花梨花，相映成趣。你苦難的人生，由此美滿。
所幸新政權摧枯拉朽般摧毀了舊製度，人麵桃花俱往矣，梨花坦坦****熱辣辣地盛開，笑盡了春風。多年前曾經有個算命先生對趙迅說，他有九條命，一生中有兩次戀愛，兩次婚姻，但他愛上的人都不會成為他的妻子，而能做他妻子的，卻是這個世界上最愛他的人。趙迅深為感謝時代變了，讓他避免了討二房的豔福或者尷尬。如果說舒菲菲是一本內容豐沛的彩印雜誌，令人眼花繚亂、愛不釋手，舒淑文就是一本單薄的無字書，書中的每一頁都要用艱難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填寫。新娘舒淑文就是穿上旗袍，身材也不會像她姐姐那樣凹凸有致、風情萬端。她是那樣纖細弱小，青澀單純，仿佛一陣風都會把她從趙迅的手中刮跑，直到她懷孕四個月了，趙迅才從妻子的身上看出了一個女人的韻味。
這樣的女子需要在歲月中慢慢打開，慢慢品味，這樣的女子不僅是趙迅的另外一張臉，還是他腦袋背後的另一雙眼睛。她總能看到趙迅沒有看到的危險。當趙迅興致勃勃地告訴她，自己即將成為革命的文藝工作者時，這個嬌小的女人一針見血地指出：
“為什麽？我們已經集體填好表格交上去了。”
“昨天我看見高建雄被押在汽車上拉走槍斃了。”舒淑文憂心仲忡地說。
趙迅沉默了。高建雄是趙迅過去的朋友，抗戰時就在《中央日報》幹編輯和記者，後來是《中央日報》雲南版的采編部主任。雲南籍將領李彌1944年是滇西抗日戰場上的名將，但後來卻成為解放軍的敗軍之將，狼狽地從淮海戰場上隻身逃出來後，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央軍駐雲南的第8軍軍長。李彌上任伊始便到處拉人，高建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去做他的中校新聞官，同時仍在《中央日報》供職。1949年春節過後不久，他穿一身挺括的校官服來見趙迅，問趙迅願不願意也一起投軍，李彌軍長少說也得給他一個少校幹幹。趙迅當時就像畢業班學生看新生般鄙夷地說，我不參加內戰。人民政府的布告說高建雄在滇南戰役中“真頑抗、假起義”。趙迅兩口子結婚時，高建雄還送來一輛橡皮輪的嬰兒車，說是從緬甸搞來的英國貨，他那時和起義部隊正在東郊接受改編。他還說了段輕鬆的笑話，說國共內戰就像小孩子家玩官兵強盜的遊戲，今天你官兵我強盜，明天你強盜我官兵。爭鬥廝打一番後，大家各自回家找媽媽。我睡一覺醒來，滿大街都是紅旗，好像人們隨時都準備好迎接新政權。上頭說，仗打成這個樣子，我們起義吧。然後解放軍就過來了，還說，蔣軍官兵兄弟，你們辛苦了。你們看看，我現在又是解放軍了。
趙迅那時不是沒有推想，要是自己去了李彌的軍隊，現在是像高建雄這樣呢，還是已經亡命異國他鄉，或者已成硝煙飄拂下的孤魂野鬼？那真是一個混亂的時期，一些人逃亡了，一些人失蹤了，一些人浮出水麵，更多的外地人擁了進來。昆明街頭的一個補鍋匠，過去經常在趙迅的米線店外麵轉悠，還幫趙迅的店子補過鍋，技藝嫻熟，謙卑熱情，讓客戶常常高興得多賞給他幾文。解放軍進城後這人忽然穿起了土黃色的軍裝，紮起武裝帶，成了威風八麵的市軍管會副主任，原來人家是地下黨的重要人物呢。趙迅有一天在大街上碰見一個二十多年前的小學同學，還是同族的堂兄弟，但是他卻不敢相認，而對方似乎也有意避讓。大家都知道，社會正在重新洗牌，誰也不清楚人這個渺小的動物，在上一副牌裏是什麽角色。就像高建雄天真地認為自己既然已經放下了武器，換一身軍裝，他就是個解放軍，人生便可以重新出牌。但他沒有想到的是，規則不一樣了。
趙迅相信，以自己的聰明，任何規則他都可以很快學會並適應。棋有棋規，牌有牌理，你遵循它們，不一定都是輸；你吃透它們，贏家就是你。可是就眼下的情況來看，要麽新的遊戲規則還沒有建立起來，要麽這種規則太陌生，一時難以適應。因此趙迅不得不暗自讚同妻子的話。像他這種過去時代裏的風雲人物，大小也算是昆明文藝圈裏的名人，和國民政府的政界軍界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朋友總有幾個的吧。這些人跑的跑了，戰死的戰死了，該抓的也都抓起來了。天知道有沒有人會交代出什麽和自己有關的事情出來。盡管趙迅堅信自己是痛恨舊製度、向往新社會的，可你怎麽能讓他們相信？
“不會有事的，文妹。”他也一直稱她為妹，在新婚之夜，他曾經信誓旦旦地說，就是我們白頭偕老了，我都要呼你為文妹。“省文聯的領導很信任我的，還要我做戲劇家協會的副秘書長哩。”
“那就更不能去了，趙哥！”舒淑文急得大叫起來，“難道你忘記了自己是什麽人了嗎？”
趙迅張大了眼睛，一臉的疤痕都**起來。“我是什麽人？”他好像是問自己，又像是問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