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鍾躍民的記憶深處，1968年的那個冬天發生的事情顯得格外清晰，那年冬天他差點兒卷入一場殺人案，至今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1968年是個鬧哄哄的年頭兒，鍾躍民記憶中的背景是紅色的，當時北京的大街小巷都用紅油漆覆蓋起來，上麵寫滿了毛主席語錄，映入眼簾的是紅旗、紅色的語錄本、紅袖章……總之，紅色成了當時的主色調，連每個人的內心都充滿了紅色的希望。

鍾躍民至今也沒鬧清，為什麽在1968年的某一天，他和他的同伴們，包括北京機關大院、軍隊大院裏的孩子們，突然像是中了邪，腎上腺素激增，一種青春**和邪惡的混合物猶如一枚炸彈在體內爆炸，在一片紅色的背景下，驟然產生一股凶猛的紅色衝擊波，以猛烈的力量向四周擴散。令人驚異的是，這股紅色衝擊波竟影響了他們的一生……

很多年以後，鍾躍民才發現，1968年是個多事之秋，這一年世界上發生了很多大事，地球像一隻充滿氫氣的氣球，很危險地膨脹著、躁動著，一個小小的火星也能引起爆炸……

這年春天，蘇聯老大哥終於被小兄弟捷克斯洛伐克惹煩了，它認為這個小兄弟再不管教管教就該上房揭瓦了。於是蘇聯大批空降部隊和裝甲部隊在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權論”理論的指導下，**，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全世界為之一驚，隨之輿論大嘩。

3月，那個總愛嘮叨“我有一個夢想”的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全世界又是一驚，國際輿論一片嘩然，美國國內幾乎引起**。馬丁·路德·金作為名人被載入史冊，他那極富人情味的講演和那渾厚且帶有磁性的男中音從此成為絕唱。

這年5月，浪漫的法國青年也鬧起事來，起因竟然是青年和體育部部長弗朗索瓦·米索福的一句對話。這位部長先生去巴黎的農泰爾大學為一個新建成的遊泳池剪彩，碰巧該校社會學係的德裔學生丹尼·科恩-邦迪也是個類似鍾躍民之流的搗蛋鬼，他向部長先生提問為什麽在他的講話和文章裏隻字不提學生們在性方麵的問題。部長先生的回答很不中聽，用咱中國人的說法，就叫站著說話不腰疼。他建議科恩-邦迪在欲火中燒時可以跳到水中敗敗火。部長的建議算是捅了馬蜂窩，學生們鬧起事來。

這年5月，巴黎的學生們終於起來革命了，他們攻擊當權者，要求摧毀“舊秩序”。巴黎的拉丁區一時成了古希臘論壇，人人都在抗議，而抗議的對象可謂多樣化，從大學的清規戒律、階級差異到越南戰爭。

5月3日，警察清理巴黎大學，引起了拉丁區更劇烈的反應。

許多地方被群眾自發性地接管了，工人占領了工廠，激進的醫生們占領了醫學會，演員們關閉了劇院，甚至一些神職人員也宣布他們“革命”了。忠於職守的警察則使拉丁區充滿催淚彈的氣味，戴高樂總統終於扛不住了，他從後門溜出愛麗舍宮，去了他的家鄉科隆貝。這個消息使學生們有些暈乎了，他們相信“革命”馬上就要成功了。

巴黎的五月風暴使世界為之震驚，整個西方世界差不多都興奮起來了。對於法蘭西人來說，他們幾乎個個都算得上是老革命了，他們的革命傳統至少能上溯到1789年，那一年巴黎的市民們起哄般地衝進了巴士底獄，愣是把一個偌大的王朝給滅了，他們才是革命的先驅。

此時，巴黎的大學生正沿著中國紅衛兵走過的路，熱火朝天地築起街壘，高舉著毛澤東的畫像和巴黎公社的旗幟在大街上衝殺，雄心勃勃地要在歐洲大陸上再來一次“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連吃上帝飯的神職人員也要造反，偉大的哲學家薩特先生也跟著胡鬧了一把，這個世界真是亂套了。

然而，世上什麽事總要有個完結。

5月30日，戴高樂總統回到巴黎，在電台發表了講演，他號召人民熱愛自己的國家。總統先生隻是簡單地告訴人民，再這麽鬧下去，大家就應該作好心理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物質匱乏。這句大實話比什麽莫測高深的理論都管用，要是革命了半天，革得飯都沒得吃了，那麽這革命就沒意思了，更何況大多數老百姓已厭倦了大街上的喧囂。於是他們響應了總統先生的號召，把一批繼續在街壘裏胡鬧的孩子拎著耳朵帶回家，巴黎的五月風暴算是落下了帷幕。

成年後的鍾躍民算是明白了，難怪當年他像中了邪一樣，敢情是誰也沒閑著，巴黎的學生們也不是省油的燈，真折騰起來也是愛誰誰。早知如此，當年“聯動”的弟兄們就該派出聯絡員和巴黎這邊的哥們兒串聯一下，東西方一聯手，興許世界革命就成功了。不過，北京的學生和巴黎的學生在同一時刻喊出的口號卻大相徑庭。北京這邊的口號暴力傾向重了點兒，不是打算油炸誰，就是要砸爛誰的狗頭，人家那邊卻彌漫著一股浪漫氣息：

不為麵包，為薔薇……

要**，不要作戰……

聽聽，玩著玩著就捎帶著把革命幹了，真他媽的過癮。

不過，1968年的鍾躍民對法國發生的事一無所知，他隻是找到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活得很愉快。當巴黎的學生們從街壘裏玩夠了回家時，鍾躍民一夥才剛剛出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