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馬戀》重新發表弁言

這是我青年時期的作品之一，寫於一九四二年的春天。當時我住在大別山中的立煌，即現在的安徽金寨縣。重慶有朋友寫信給我，說要辦一個文林出版社，要我寄去稿子，我就將這部稿子寄去了。等我於一九四三年初到了重慶，文林出版社流產，但是這部稿子再也要不回來了。稿子原是匆忙完成的，連重新推敲的機會也沒有了。拿著這部稿子的人看見這是一部可以有較好銷路的小說，死皮賴臉，不肯退還。我既不能打架，也沒有力量起訴，簡直氣破肚皮。後來，這位仁兄進大東書局工作，就將我的稿子作為進身的禮物交給了大東書局出版。

大東書局共印了幾次，我不清楚。上海解放時大東書局遷往台灣，我將這部小說交給東方書社印了一版，書名改為《金千裏》。大東書局遷到台灣後是否又印了，我不知道。此書在我國大陸上絕版已經三十五年了。

極左思潮在我國文藝界有長久的影響。極左思潮與宗派情緒相結合為害更深。這部小說出版之後，大概由於書名有一個“戀”字，有人說它是黃色小說，甚至說它是色情小說，在許多年中成了我背在身上的一個“輿論”包袱。當然，受罵最凶不是《戎馬戀》，而是《春暖花開的時候》。近幾年，抗戰文學研究者和現代文學史家們已經對《春暖花開的時候》重新進行研究，作了平反，在此不用談了。至於這部《戎馬戀》，隻是一部嚴肅的愛情小說，既非色情的，也非黃色的。小說的故事和主題思想，尤其是小說的主人公形象，在我國三十和四十年代的進步知識分子中帶有典型意義。關於《戎馬戀》到底是一部什麽樣的小說，我用不著多說話，請讀者讀一讀小說原著便知。

我的幾十年的創作道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每一篇和每一本小說作品，都是我在漫長的征途中留下的腳印。《戎馬戀》也是留在征途上的腳印。可能還算是留得較深的腳印。近來已經決定將它編入《無止境齋叢書》（即我的“自選集”）中，交給了中國青年出版社。《長江》叢刊編輯同誌希望先由該刊重新發表，我欣然表示同意，遂與出版社商量，先將校訂稿交給《長江》。我之所以這麽決定，乃出於以下原因：第一，如今出版書籍所需時間很長，縱然我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曆史關係很深，也不能擺脫這種所謂“出版周期長”的苦惱。可是國內研究我的作品和創作道路的同誌不少，早日重新發表，可以為研究者提供一部分直接資料。第二，近幾年通俗文學勃興，而最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其中的一個品種：傳奇文學。為傳奇文學吹噓的文章認為是新文學的一個發展，在美學上有著新的開拓。他們說，傳奇文學的成功之處是一個“奇”字，反對寫平常生活，而追求誇張、驚險、離奇。其實，這是背離現實主義美學原則的，是小說發展道路上的一次倒退。我另有論文將論到這個問題，此處不談。《戎馬戀》完全是寫抗戰時期平常的人物和平常的戀愛生活，而且人物很簡單，故事很簡單，既沒有驚險的故事，也沒有離奇的故事，更絕無胡編亂造的荒誕情節。但是這部小說曾經受讀者歡迎，能夠給讀者提供審美趣味，而且並非庸俗趣味，道理何在？讀者讀過之後，可稍加思考。

抗戰初期，我用兩種語言風格寫小說。一種是《差半車麥秸》和《牛全德與紅蘿卜》，寫的是農村人物，用的是經過提煉的河南農民大眾的生動口語。《差半車麥秸》寫於一九三八年春天，在延安整風之前四年。另一種是以《春暖花開的時候》、《重逢》和《戎馬戀》為代表的小說，寫的是青年知識分子，不使用河南的農民口語，而用的是知識分子的口語，或者叫做傳統的白話文。但是有我自己的風格、自己對白話文的美學追求。我追求“三順”，即看起來順眼，讀起來順口，聽起來順耳。我主張除小說的對話外，寫景和抒情的散文部分要發揮散文美，應追求流暢，如“行雲流水”，有的段落還要表現出散文的節奏感，字句的鏗鏘美，尤其在寫景部分，有意追求所謂“詩情畫意”。但是我反對堆砌和雕琢，所努力追求的散文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我力避歐化的語法和修辭，也力避生造的詞兒或生吞活剝地使用文言詞句。這些白話散文的美學追求，在《重逢》和《戎馬戀》中都很鮮明，而在《春暖花開的時候》中最為突出。由於強調可讀可聽的散文，所以在這些小說中我一反“五四”以後的一般習慣，隻使用一個“的”字，而沒有“的”、“地”之分。

這次重新發表的本子，是根據一九四九年東方書社版校改了錯字，填補了漏字，對很少數字句略作修訂。因為有這些情況，所以這次重新發表的本子就算是定稿本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