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全德與紅蘿卜》的寫作過程及其他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杜甫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我從老河口去鄂北前方,在路上一個人非常無聊。常常,無精打采的騎在馬上,望著單調的冬的原野,默想著各種問題。我是北方人,愛北方的豪放性格。這性格雖然粗野,但卻率真,雖然任性,但卻硬爽;雖然有時候對人很不客氣,但卻能見義舍身,濟人之急,決不會落井下石或錦上添花。因為有這種偏愛,我在無聊的旅途上,寂寞的馬背上,總想著寫一部描寫這種典型的小說出來。在我的故鄉,和我所熟悉的遊擊隊中,像這樣的人物是很多的,在我的心中就有著活的影子。將這種性格和另一個小心謹慎、自私心重的性格相對照,就格外的顯明和凸出。經過了幾天思考,兩種人物都在我的心中構成了雛形。這是我在這次旅行中懷孕的孿生子,後來我將大的起名叫牛全德,二的叫紅蘿卜。二月初我回到老河口,不久就開始寫這部小說。這時,我正寫《春暖花開的時候》,所以寫《牛全德與紅蘿卜》就成了附帶工作,進行得非常遲緩。這一年是敵人的空軍活動最凶的一年,除常常有飛機來老河口轟炸和偵察之外,還常常有大隊飛機從老河口的上空或附近飛過,去轟炸大後方各大城市,或附近幾百裏內的重要地方。常常有好些天不僅白天我不能安穩的坐在屋裏,連夜晚也得奔跑。尤其當月明之夜,更難安枕。在這些緊張的日子裏,白天,我帶著很粗劣的一疊稿紙、墨盒和毛筆,惶惶的躲在郊外,往往一整天不能夠回去吃飯。在郊外,我走進村莊去,向老百姓借一張小矮桌,沒有桌子時就借一把小椅子,放在草棚或樹蔭下,在上麵攤開稿紙,然後我蹲在地上,俯著上身,艱難的寫了起來。飛機一來,我趕快卷起稿紙,躲進麥地或胡豆地裏;飛機一去,我拍一拍身上泥土,繼續再寫。因為桌子又小,又低,又不平,加之野風不時的吹動稿紙,更增加寫作的艱難。《牛全德與紅蘿卜》的大部分原稿,都是在這樣的情形下,一段一段的,斷斷續續的寫出來的。

除上述的艱苦之外,中間還有一次狼狽撤退,幾乎我和我的稿子都沉入漢水裏邊。因為在前方生活是這樣不安定,所以《牛全德與紅蘿卜》初稿的漏洞很多。前半部寄出之後,因為生活不安定和重慶的刊物因轟炸不能出版,下半部就停下來,一停就是半年,到第二年的一月尾才能脫稿。等我寫下半部的時候,因為要趕快完成它,就隻好想法取巧。起初將稿子分上下兩部,不過是為要在中間的故事進行上來個跳躍,好省去許多筆墨,所以那樣的分法實際上是不應該的。關於人物方麵的漏洞也不少,如寫“壞女人”的轉變遺漏了一個“過程”,寫紅蘿卜的心理忽略了“矛盾發展”,寫牛全德本來有一隻手槍,而後來隔幾章就把這手槍忘了;不僅忘了牛全德的手槍,我甚至將張有才(初稿是王有才)這個人物也忘了。漏洞都出在下半部,正是因為寫下半部時我的生活更不安定,這不安定特別是在精神一方麵。大家應該都記得,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是抗戰陣營第一次公開破裂的黑暗期間。那時我害了一場大病,在停屍間裏住了好些天,每次從昏睡中醒來,望著窗上的陽光,總覺得那陽光將永遠離開我了。在養病期間,戰區當局對我下了“逐客令”,我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究竟大病前還是在大病後我完成了《牛全德與紅蘿卜》,早已經記不清楚。但風雨是那麽逼人,氣壓是那麽低沉,冬季是那麽嚴寒,大地是那麽動**,叫我如何能細琢細磨的寫作啊!

不僅我本人在戰地遭遇劫厄,我的稿子在重慶也同樣不幸。原來印刷所遭了轟炸,稿子也隨同蒙難。起初以為全被炸毀了,後來蓬子兄從灰堆中找出來大部分,另一部分則杳無蹤影。所以在《抗戰文藝》上刊出的《牛全德與紅蘿卜》隻是殘稿,中間的殘缺處刊一段編者聲明。後來重慶某書店所出的小說選本,其中有《差半車麥秸》和《牛全德與紅蘿卜》,後者仍然保持著殘缺麵貌。《牛全德與紅蘿卜》也出過完整的單行本,不過因印刷惡劣,錯誤很多,加之我決心修改,第一版賣完後就絕跡了。

在抗戰八年間,用一種解嘲的口吻說,我是年輕一輩小說作者中比較“幸運的”一個。我的“幸運”有兩方麵:第一是我竟然有資格被胡風派特別重視,當做了文藝戰線上的主要敵人;第二是我的每一部小說發表或出版後都能夠引起讀者的相當注意,並不依賴批評家特別提拔。這兩方麵是互相關聯的,正如老子所說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牛全德與紅蘿卜》在重慶發表之後,正如當年《差半車麥秸》在香港發表之後的情形差不多,在全國青年中獲得了很多讀者,幾乎到處都在談論著這部作品。然而胡風先生在沉默著,這沉默叫做“默殺”。為著忠實於事實起見,我不必以虛偽姿態來一套客氣。不管《牛全德與紅蘿卜》的成敗如何,在當時被國內廣大讀者群偏愛或重視則是事實。在恩施,報紙上曾有論戰,有人說它是怎樣了不起的作品,有人說它是摹仿蘇聯的名著《毀滅》,於是後一派就遭受前一派的批評謾罵。在河南,一個流亡的省立師範因為不容易獲得後方的鉛印本,就由同學們集資用石印把它翻版,讓它在接近戰地的山中流傳。在重慶,有兩個大學裏的文藝團體曾開會討論它;有一位山東青年連著在《蜀道》和《青光》上發表過兩篇或三篇批評,因為他讀過好些遍,批評過不止一次,所以那熱情就特別感人。我隨便的舉出來這些事實,並非要來一個自我宣傳,而是要拿這和胡風先生的沉默作個對照。兩年後胡風派在《希望》上將《牛全德與紅蘿卜》帶著嘲笑的一筆抹殺,隻看胡風先生起初的沉默就可以悟出來其中消息。

一九四四年的春天,《牛全德與紅蘿卜》遇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嚴肅、最使我感激難忘的批評。這次批評是采取討論會的形式,並沒有文章發表,至今我珍貴的保存著當時在幾張紙片上記下的批評要點。參加這次討論的有茅盾先生,馮乃超先生,以群兄,克家兄,SY兄。克家兄和SY兄因為沒有來得及細讀,為慎重起見很少發言。以群兄,乃超先生,茅盾先生,都發表了許多極其使我心服的寶貴意見。他們說出了這部小說的成功之處,也詳細的指出了它的缺點。特別使我感激的是茅盾先生。他的眼力是那麽不好,這部小說初版本印刷得是那麽一塌糊塗,為了要批評這部書他竟耐心的細讀兩遍,請想一想這態度是多麽認真,對一個後進是多麽誠懇!自從這一次批評之後,我就決心依照他們的意見進行修改。修改也許比創作更苦,但作品發表之後便屬於社會的,作者對社會負有責任,這種責任心常常在鞭策我,鼓勵我,提高了我的決心和勇氣。因為當時正忙於寫《春暖花開的時候》,修改的工作無暇進行,所以第一版賣完後,我就狠狠心讓它絕版。我在重慶是全指望自己的版稅過活的人,停印一本書就說明我是多麽的甘心去服從公正的批評。後來像《春暖花開的時候》那些書我都有心停印整理,但出版家要顧及血本,我的交涉都沒有得到成功。隻要日子稍久,我一定不會辜負善意的批評和熱誠愛我的讀者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我由重慶市移居北碚,生活不安定,心情也不佳。在北碚我開始抽工夫整理《牛全德與紅蘿卜》,但整理了一萬多字,我就去三台教書,後來就一直沒再繼續。正在這時候,胡風先生所領導的小宗派向我展開了大的攻勢。關於胡風先生理論上的法西斯毒素和機械論色彩,以及他對中國民族文化的毫無所知,對人民生活的隔膜,他的剛愎的英雄主義和主觀主義,這一切不配做好批評家的弱點我今天都暫且不談。今天,我盡可能把問題的範圍縮小,以討論與《牛全德與紅蘿卜》有關的問題為主。至於關於《春暖花開的時候》的一部分,保留在將來該書的一篇序文中去詳細的向他們請教。我今天把問題的範圍盡量縮小,並不是要對胡風先生留什麽忠厚,而是今天正是我們大家都不能自由呼吸的時候,胡風先生縱然處處要樹立小宗派,要關閉起現實主義的大門,要破壞文化界的聯合戰線,但我承認他除上述種種弱點外還畢竟有他的戰鬥力量,還有他的某些貢獻,在沒有朱砂的時候紅土也是可貴的。當胡風派向我展開攻勢的時候,他們決沒有想到我在基本上還可以做一個忠實的“同路人”,決沒有想到我在這艱苦的時代中也有直接和間接的些微貢獻,決沒有想到我一直是在遭受著黑暗勢力的打擊和迫害。胡風派把我錯看成他們的主要敵人,恨不得我立刻死去,不惜以種種造謠誣蔑的方法對付我,在當時我有點傷心,現在想起來覺得滑稽。我雖然有一個倔強的性格,但一直沒想過用胡風派的方法報複胡風派。我對胡風派的作風雖極痛心,但我明白我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真敵人,那就是黑暗勢力。所以我期望將來他們會放棄了狹隘的宗派主義的作風,會不再以誣蔑的態度對付文化戰線上的患難朋友。我決不嫉妒他們成功,更絕對不希望他們毀滅。

在胡風派的《希望》第三期上一篇題為《市儈主義底路線》的文章中,痛罵過我的《差半車麥秸》以後,緊接著罵我的《牛全德與紅蘿卜》說:

其後,姚雪垠先生又寫了《牛全德和紅蘿卜》。這種寫作方式——生活方式的繼續,大約是受了不負責任的讚美的緣故。姚雪垠先生發展了他的這種道路了。牛全德是兵士,紅蘿卜是農民,兩種性格的刻畫,諸如此類。但那農民,仍然是不停的吸著煙袋——技巧,也顯得窮窘了。但我想特別提出來的是牛全德嫖女人的那一段,作者描寫了**的姿勢,響聲等等——大約這是寫實主義吧!作者又讓那墮落的女人聽了宣傳隊的宣傳而轉變了,說:“女人一向是受壓迫的,現在我要過新的生活了!”

可愛的先生們,向理論八股盡情的鞠躬吧!

胡風派在別處好像也罵過《牛全德與紅蘿卜》,但因為我一時借不到資料,隻好暫作懸案。如今隻就上引的一段文章討論討論,希望胡風派的朋友們能夠平心靜氣的聽一聽我的抗辯。

首先,胡風派的批評家將我的這部小說的題目看錯了一個字,雖不重要,但也是一個疏忽。在英文上“和”或“與”都是“and”一個字,在中文上卻大有分別。這分別不在意思,而在平仄。《牛全德與紅蘿卜》在英文上隻有三個詞,在中文上卻有七個字。我決定用“與”而不用“和”,是要在幾個平聲字之間換一個仄聲字,求聲音有變化,有變化才有諧和。再者,“和”與“紅”發音的部位相同,二字連續便拗嘴,換一個“與”字就沒有拗嘴的毛病。因為胡風派的批評家在寫批評的時候太不冷靜,太不虛心,所以才有此疏忽。連我的書名字都沒有看清楚,內容當然更不用提了。

其次,胡風派的批評家說:“牛全德是兵士,紅蘿卜是農民,兩種性格的刻畫,諸如此類。”我的這部小說辛辛苦苦的費了一年的時間寫出來,胡風派的批評家卻隻用這一句不負責任的話輕輕的概括了它的題材和主題,實在是最壞的批評作風。我指責這位胡風派的批評家不負責任,是因為他竟用“諸如此類”四個字將一切問題一筆帶過。既然什麽問題都可以用“諸如此類”一筆帶過,那還有什麽批評可談呢?比如我們讀《戰爭與和平》,也可以說這部書是寫拿破侖侵俄之戰的故事和人物,諸如此類。請想想,這不是一大笑話嗎?至於我的《牛全德與紅蘿卜》,任何不懷成見、不企圖誣蔑的讀者都知道它決不僅止於刻畫性格,它的主題是表現舊時代的江湖義氣向新時代的革命責任感的漸漸移轉,偉大的同誌愛終於淹沒了個人的恩仇。退一步說,即讓這部小說僅限於性格刻畫,隻要我刻畫成功,從典型的人物反映出這時代的曆史影子,不也是很可喜麽?抗戰期中,有些自由的土地上用生產勞動改造“二流子”,認為是曆史上的一件大事。牛全德不也是“二流子”麽?從抗日團體中他獲得了改造的機會,終於成為一個為民族犧牲的英雄。我刻畫出這樣的性格,有什麽罪過呢?事實俱在,任何不懷成見的讀者都承認我的典型創造是成功的。胡風派的小圈子最好能創造出比我的《差半車麥秸》、《牛全德與紅蘿卜》更大的典型性格,更成功的人物才是,不應該對我這微小的成績滿懷妒意。至於說“牛全德是兵士,紅蘿卜是農民”,這說法也不夠正確。我寫牛全德的時候,隻認為我是在寫一個典型的農村流氓無產者,並不認為我是在寫典型的士兵。牛全德雖然幹過十幾年軍隊,但決不能作為士兵典型看。舊日的軍營生活曾發展了他的流氓性是事實,但即讓沒有這一段生活他仍然是一個農村流氓無產者。胡風派的批評家之所以把士兵和農村流氓無產者混為一談,沒有透過某一些現象去把握到問題的本質的差異,也許是由於不懂,也許是由於粗心,也許是由於太傲慢而不願認真的讀一讀我的作品。但不管怎樣,既要寫批評,就不應該有此情形。我寫紅蘿卜時候是企圖寫出來一個相當富裕的自耕農,把他看成是一個具體的、現現實實的典型人物,並沒有把他看成是一般的農民。單說“農民”,是抽象的、空洞的、沒有階層生活的人物。胡風派的批評家說“紅蘿卜是農民”,錯了。為什麽錯了呢?因為,我所寫的本來是十分具體的人物,經你一說,就變成了抽象的概念了。你既不理解紅蘿卜,也不理解我的創作企圖和過程啊!

第三,胡風派的批評家說:“但那農民,仍然是不停的吸著煙袋——技巧,也顯得窮窘了。”我自己和我的不懷成見的朋友們,也都認為我寫的紅蘿卜沒有牛全德那樣成功,但要說我的技巧窮窘了,卻是誣蔑。我一直在繼續豐富生活,學習寫作,技巧怎麽會窮窘呢?關於《牛全德與紅蘿卜》這部小說的整個技巧,留待後邊再談,如今隻單獨的說一說紅蘿卜的問題。紅蘿卜在這部小說中是一個重要配角,而不是真正主角。在寫作的時候,我將大半力量放在牛全德身上,少半力量放在紅蘿卜身上,這是事實。初版本紅蘿卜的失敗處不在他不停的吸著煙袋,而在他的心理和性格中缺少矛盾,缺少矛盾也就缺少了變化。一九四四年的春天朋友們用小規模討論會的形式批評這部作品的時候,茅盾先生,乃超先生,以群兄,都有這同樣看法,我當時好像是茅塞頓開,五體投地的佩服。直到如今,我沒有懷疑過他們的這一點深刻意見,所以在修改時竭力來糾正原來的毛病。至於吸煙袋,那是小問題,不能因差半車麥秸吸煙袋就不讓紅蘿卜也吸煙袋。我的故鄉是中國主要的煙葉出產地,農民不吸旱煙的實在少見。吸煙是農民的重要享受,也是主要的敬客之物,所以見麵時先客氣的讓對方吸煙。這種現現實實的人民生活決定了我的寫作。拿紅蘿卜的吸煙袋和牛全德的抽紙煙作對照,更表現階層習慣的差異。即讓退一步說,我寫紅蘿卜的吸煙袋在手法上稍微有重複《差半車麥秸》的毛病,但這樣的毛病實際上微乎其微,不能拿這來將紅蘿卜全部抹殺。紅蘿卜比《差半車麥秸》更多加心理描寫,在手法上是一進步。這位胡風派的批評家不從大處著眼,專想吹毛求疵,很使我覺得遺憾。

第四,胡風派的批評家說:“但我想特別提出來的是牛全德嫖女人的那一段,作者描寫了**的姿勢,響聲等等——大約這是寫實主義吧!”這一段我也特別的向讀者提出來,請讀者或翻一翻初版本,或翻一翻如今的修正本,用不著我多說話。我所寫的是一個小小的悲劇場麵,並沒有寫**(即讓寫**也未必不可,但看怎樣寫法)。胡風派的批評家為要打天下,為要鏟除他們心目中的“異己”(實際是一個戰線上的朋友),常常不惜用血口噴人。唉,胡風派的朋友們,我確實一向把你們當做畏友,但你們太叫我失望。難道你們真看不懂這一章小說麽?難道你們竟連一點批評的道德也不要麽?對敵人還應該講作戰道德,何況我並不是你們的敵人!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中,你們忽而稱我為色情作家,忽而稱我為市儈主義者,任意戴帽子,又稱我的作品為“娼妓文學”,結果我並沒有被你們打倒。你們的努力隻不過為親者所痛,為仇者所快!

第五,胡風派的批評家說:“作者又讓那墮落的女人聽了宣傳隊的宣傳而轉變了,說:‘女人一向是受壓迫的,現在我要過新的生活了!”’初版本中關於那位“壞女人”的描寫有成功處,也有嚴重的失敗處,在前邊我已經說過。關於“壞女人”的失敗處是忽略了轉變過程,匆匆的讓她由“落後”跳到“新生”。但,真出我意料之外,胡風派的批評家竟然又離開了我的作品胡扯!這位批評家的意思並不是責備我忽略了寫一個人的轉變過程,而竟是責備我寫她竟也配轉變,這不是笑話麽?唉,笑話還更大呢!這位批評家所引的那一句話,我在我的原作中找了三遍,四遍,五遍,竟然找不到。何必這樣的卑鄙栽誣呢?朋友們,我被你們肆意栽誣的回數真不少,假若你們還有一點點良心的話,也應該感到慚愧了。

第六,胡風派的批評家說:“可愛的先生們,向理論八股盡情的鞠躬吧!”這句話顯然是嘲笑那些曾經稱讚過我的作品的先生和朋友們,不過也指出我是依照著理論八股從事創作的。這問題談起來牽涉的方麵太廣,既然有我的作品在,我還是暫且不談吧!

根據上麵的分析,證明胡風派對我完全失去了批評的公正立場,隻是在罵街罷了。他們對這部小說除誤解,造謠和誣蔑之外,既不曾指出它的真毛病,更不肯有一個字提到它的優點。他們以為別人喜愛這部小說盡都是向理論八股鞠躬,而沒有想到別人不盡是那麽低能,一定是看出來這部小說雖有毛病,也有它的值得喜愛的地方。我本來常常想來一個自我檢討,但因為胡風派如此囂張,我不得不采取防衛,暫不**裸的分析我自己的短處。等將來胡風派的作風改變後,我一定會檢討我自己的作品的。如今,既然胡風派的批評家說我的“技巧窮窘了”,我就順便泛泛的談一談這部作品的技巧問題。

我寫這部作品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企圖,即是盡可能的將它作為一部素樸的散文詩來寫,所以在結構上並不很注意。在創作上我有一點自信的地方是對於北方口語的提煉,這不僅依賴於活語匯的搜集工作,還要對民族的舊文化和人民的生活習慣都有相當的了解才行。這一點我確實下過工夫,用過心血,請胡風派的朋友們尊重事實,不要嘲笑我在此吹牛。《差半車麥秸》技巧的成功處大半在此,而《牛全德與紅蘿卜》是它的繼續和發展。當執筆寫《牛全德與紅蘿卜》的時候,我正在溫讀陶詩,得到了一點啟示,似乎明白了素樸和美麗如何的統一起來。本來,宇宙間的事物都含有矛盾,諧和就建立在矛盾上麵。秦漢人所寫那篇《樂記》,對音樂的由矛盾構成諧和的道理曾有過不少發揮。薑白石評陶詩為“散而莊,淡而腴”,深刻的理解到陶詩的風格的基本部分,乃是建築在矛盾上的諧和。“散而莊”是指章法結構而說的,“淡而腴”是指內容而說的,都是矛盾的,卻統一於渾然的風格裏麵。李白所說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確是指出了藝術的最高境界。但“清水出芙蓉”不僅自然,同時也美。“自然”和“素樸”雖不是同義語,但真正的自然必離不開素樸,真正的素樸也必得自然。我在寫《牛全德與紅蘿卜》的時候竭力的追求這境界,卻沒有完全成功,有時或不免流露出一點兒斧鑿痕跡。為什麽會有痕跡呢?是因為我同時又過於熱切的追求新鮮,追求它真能像一首詩歌。

現在,讓我再公開的說出來一個學習中的秘密吧。在《牛全德與紅蘿卜》中有不少的排句,疊句,重遝章法,這是怎麽來的呢?這是從《詩經》中悟出來的!特別是“國風”部分,保存的古代歌謠的麵貌最多。“國風”中許多詩利用疊句,重遝,將一種單純的意象或感情重複說出,層層加深。我很愛這種單純美。我既從《詩經》中悟出來這一個道理之後,偏偏又看見克魯泡特金的《俄國文學史》中所引的一段《伊果爾侵略之歌》,更增加了我吸收這種遺產的勇氣和信心。其實,大概各民族的民歌(ballad)都愛用疊句,不僅中國的“國風”為然。類似“國風”中的章尾重遝的句法,在英國叫做refrain。這種形式,不僅有意義的作用,更要緊的是有音樂的作用——企圖由音樂的作用喚起或加強某種感情。英國的民歌影響到近代詩,“國風”的疊句或重遝影響到詞,到曲。我試驗在散文中吸收這遺產,使我的散文一方麵有單純美,一方麵搖曳生姿。成功和失敗是另外一回事,我希望我的這番苦心應該讓朋友們知道。像胡風派的朋友們那樣狂妄自尊,魯莽滅裂,輕下批評,亂施誣蔑,怎麽能叫我心服?

我曾經聲明過,為著今天大家都不能自由呼吸,我決不向胡風派大舉反攻。我願意接受批評,但同時也要求被人尊重。胡風先生所領導的作風影響極大,所以雖然和他結合一起的不過三二人,但因為影響大,在國內儼然成一個不可忽視的小宗派。我衷心的承認胡風先生對文學運動有相當貢獻,但我死不能同意他的作風。十年來,大家惟恐民主救國的聯合戰線不穩固,而胡風生先在理論上擁護這聯合戰線,在作風上破壞這聯合戰線。十五年來,大家都提倡口語文學,抗戰後又提出“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一口號;胡風先生很了解這一運動的發展,很知道這一運動是多麽必需。在理論上他擁護這運動,然而在實踐上他卻和這運動相背馳,他和他所領導的少數作家們偏要寫出來使中國人頭疼的文體。為什麽胡風先生竟會這樣的矛盾呢?這原因有好幾種,其中最主要的是狹隘的宗派主義和剛愎的英雄主義在作祟。假若胡風先生還有一點虛心的話,我想他應該接受我這種善意的批評。我希望先生胡風及其一派的作家們今後不要再把我當做敵人,應該也把我當做一位尚有可取的諍友才好。

關於“胡風派”這個名詞,有朋友勸我不用,為的是免得別人說文壇上真有派別。其實胡風派的存在盡人皆知,用不著掩耳盜鈴。我們希望胡風派能放棄過去的狹隘作風,為整個的聯合戰線而努力。我提出“胡風派”這名詞,毫無惡意,我認為宗派主義是鞏固聯合戰線的一大障礙,不如揭破了的好。兩年來,文壇上稍有成就的作家如沙汀,艾蕪,臧克家,SY等,沒有不被胡風派加以詆毀的,全不顧現實條件,全不顧政治影響。青年本是熱情的,經胡風先生一鼓勵,一影響,就常常拋開原則,不顧事實,任意誣蔑,以攻擊成名作家為快意。一般純潔的讀者見胡風派火氣很大,口吻很左,就誤認胡風派是左派的代表,於是風行草偃,一唱百和,形成了很壞的風氣。關於這問題,談起來扯得太遠,就此止了。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