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為什麽將這部小說作為《姚雪垠文集》的第一卷？

《春暖花開的時候》（以下簡稱《春暖》）是我的長篇處女作。盡管不免流露出種種幼稚毛病，卻不僅是我青年時期的一部代表作，而且相當真實地反映了抗戰初期內地救亡青年的鬥爭生活。我關於長篇小說的部分美學思想也由此開始萌發，若幹年後發展成我自己的、比較全麵的、帶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長篇小說美學思想和創作方法，表現在《李自成》中。

我是從寫短篇小說開始走上創作道路的，在動手寫《春暖》之前已經寫出了像《差半車麥秸》那樣的小說。但我這一生，興趣最高、用力最大的是中、長篇小說。倘若解放後沒有極左思潮的幹擾，沒有那些很不適當的、硬性的組織幹涉，能夠按照每個作家的實際情況，讓他們在總的繼承革命文學傳統的方向下有一定的創作自由，能夠發揮自己才能，為新中國的文學事業貢獻力量，那麽我在四十歲以後悠悠數十年的貢獻決不僅僅是一部《李自成》。由於我一生用力最勤是中、長篇小說，尤其在長篇小說的藝術問題上思考最多，所以在編輯我的文集時將《春暖》作為第一卷，《長夜》作為第二卷，以下是其它中篇，然後才是短篇小說……而不是按寫作的時間先後分卷。

自從一九八一年《長夜》重印了一版之後，研究《李自成》的同誌們很注意《長夜》與《李自成》的關係。其實應該說，我的有些關於長篇小說的美學思想，濫觴於《春暖》，發展於《長夜》，成熟於《李自成》。

二　談一些曆史情況

（一）

《春暖》這部小說，開始寫作於一九三九年的秋天，一邊寫一邊在重慶生活書店出版的《讀書月報》上連載。後來由於幾種原因，寫作不得不停頓了一年多的時間。一九四三年春天我到了重慶，趕著將《春暖》補寫完第一部，於一九四四年分為上、中、下三冊出書。當《春暖》在國統區“大後方”的刊物上連載時候，引起了讀者的濃厚興趣，用現在的話說就叫做“強烈反響”。一九四四年以三個分冊的形式在重慶出書時候，成為相當轟動的暢銷書。五四新文學革命以後到新中國建立之前，新文學作品的印數通常是兩千冊，有許多出過一版後就不再印了。倘若能陸續發行一萬冊，就算是暢銷書。當《春暖》在重慶出版時候，被稱做抗日“大後方”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地盤已經大大縮小，較大的城市隻剩下重慶、成都、昆明、桂林和西安；從重慶到各地之間的交通十分不便。《春暖》第一次印刷是一萬冊，而且不到兩星期銷售一空，不得不趕快重印。不管我當時的思想和文筆多幼稚，但是《春暖》出版後受到讀者的歡迎，產生了“轟動”，這是實際情況。從《春暖》第一部出版之後，這部小說竟成了各地讀者的熱烈話題，尤其競相談論書中所寫的“三女性”、“三典型”，或所謂“太陽、月亮、星星”。這也是《春暖》出版後確實發生的曆史現象。

從一九四四年開始出版到一九四六年，《春暖》共印了四次，以後就絕版了。

（二）

《春暖》剛出版一年以後，在胡風主編的文藝刊物《希望》上發表了頗有影響的批判文章，批判《春暖》是色情文學，許多尖銳的語言驚俗動眾，不必轉引。在我們幾十年的新文藝運動史上，有一種習見的規律，表現為以下三種互相聯係的現象：

第一種現象是，某些批判文章如果代表“左”的思潮，必然背離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文風，而任意發揮某種“主觀戰鬥精神”。我國思想文化戰線上最早出現“左”的思潮是在二十年代末期，經過三十和四十年代，並未斷絕，在不同流派和不同人物的身上作了不同的表現。解放以後，“左”的思潮長期起支配作用，曆次運動的所謂大批判，都是發揮各自的“主觀戰鬥精神”，對矛頭所指的對象羅織罪款，無限上綱，完全丟掉了實事求是的起碼態度。到了“**”期間，這一極左的惡劣風氣發展到了極點，給國家民族造成極大損失，至今猶令我們為之痛心。

第二種現象是，從二十年代末開始，發生在文藝戰線上的極左批判，不管打什麽旗號，從來都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從來都不是為革命利益服務，而是為某些人結成的小圈子服務，常帶有濃厚的宗派色彩。

第三種現象是，由於幾十年來我國社會的特殊條件，在不實事求是的批判活動中，調子愈左愈能迷惑群眾，愈會有人跟著起哄。即以當年對《春暖》的批判為例，連有些讀過《春暖》的朋友們在已經形成起哄勢頭的情況下，也不敢保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輕則對我惋惜，其甚者跟著起哄的勢頭說話。古人所說的“三人成虎”，就是這個道理。

《春暖》所受的誣蔑性“批判”，影響到解放以後，使我背了將近四十年的黑鍋。在曆次運動中，同誌們在提到《春暖》時總說它是“色情文學”，好像已成定論。因為有一種時代風氣作祟，不屬於政治性的曆史問題，我不能要求組織對此事進行調查，隻好多年忍受著“輿論”壓力。

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雖然極左思潮的根子依然存在，但是黨中央重新提出來實事求是的精神，願意明辨是非的人愈來愈多了。解放後在曆次運動中被批判為“大毒草”的作品，紛紛地得到平反。這一股強勁的實事求是之風，也刮到了現代文學史的領域。雖然《春暖》早已絕版，一般讀者無法讀到，但是少數人為著研究和教學需要，利用私人藏書和圖書館，找到《春暖》原書，進行仔細閱讀和分析。於是他們明白了四十年代在胡風主編的刊物上批判《春暖》是“色情文學”，完全是沒有根據的話。我最早看見的文章是發表在《重慶師院學報》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上的《姚雪垠抗戰時期的小說創作》，作者明確地指出《春暖》不但不是“色情文學”，而且連“挑逗”性質的字句也沒有。同時或稍後出版的各種有關著作，如最重要的是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對待《春暖》的問題上，都是從研究作品出發，擺脫胡風一派的所謂“批判”文章的影響。畢竟時代不同了，曆史大踏步地前進了。

這一段曆史情況向讀者提出了一個不妨認真思考的問題：《春暖》在出版後是轟動一時的暢銷書，不是因為它是“色情文學”，也不是因為它寫的是曲折動人的戀愛故事，那麽是什麽原因使它能夠吸引廣大讀者而暢銷一時呢？

（三）

有一個有趣的曆史現象，我在此順便一提，會引起我們對這個文藝界的曆史問題作進一步思考。

在四十年代的左翼陣線上，通過胡風主編的頗有影響的刊物《希望》，對《春暖》進行批判，加上發表在別處的“批判”文章，恨不得一棍子將我打死。可是國民黨方麵從另一個角度看《春暖》，也不滿意。台灣老作家陳紀瀅原在《大公報》工作多年，是我的老朋友。前三四年，他在台灣出版的刊物《傳記文學》上發表了一篇長文《記姚雪垠》，連載了三期。在談到《春暖》這部小說時，他先吹噓我這個人的才華多麽出眾，然後惋惜我吃虧在跟著共產黨走。他說，我在《春暖》中寫大別山一帶的階級鬥爭，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中國社會並沒有階級，隻有大貧小貧之分。我如果不跟著共產黨走，成就會更高。

同一部小說，左翼戰線上有人說它是“色情文學”，有人認為它對愛情寫得太多，而國民黨的朋友說它寫的是階級鬥爭，豈不有趣？

（四）

大概在七十年代初，《參考消息》上登了一則新聞，報道香港有人寫了一部小說，其中有三個女性稱為太陽、月亮、星星。小說出版後，有人揭露是抄襲大陸作家的作品。作者不承認是抄襲，隨即在報紙上發生了熱烈爭論。大概由於按照不對“摘帽右派”作宣傳的“習慣原則”，所以這一則消息中沒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沒有提到《春暖》的書名。過了幾天，一位在曆次運動中一貫立場堅定、積極鬥爭的同誌問我：

“最近《參考消息》上有一條關於香港文藝界的消息你注意了麽？”

我回答說：“已經看到了。”

他搖搖頭說：“你創造的三典型，太陽、月亮、星星，已經影響到香港了。”

因為是在“**”時期，這位同誌也處在“泥菩薩過河”的狀況，所以他沒有對我說更多的話，但是譴責的情緒形於辭色。

“**”結束之後，國外的信息開始有機會傳入鎖國多年的神州大陸。我從一本內部資料上讀到了從新加坡報紙上摘錄的一篇談《春暖》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有三點意見引起我的注意：第一點，文章說《春暖》在抗戰期間是暢銷書，在香港有三種翻印版本流傳，為什麽大陸在解放後不出版了？第二點，這部小說寫的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內地青年的抗日救亡生活，如果再出版了，可以使那些參加過抗日救亡工作的人們重溫當年生活，沒有經曆過那段生活的人，可以通過這部小說去了解當時生活。第三點，聽說作者原來打算將《春暖》進行修改，我們希望在大陸有《春暖》的修改本出版。

看來這篇文章的作者抗戰期間在大陸的“國統區”生活，抗戰勝利後到了新加坡，對情況有一定熟悉。

一九八五年一月上旬，我應邀訪問新加坡。東道主安排負責采訪我的是《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的記者兼小說作家張曦娜女士。我一下飛機，她就陪我坐汽車往下榻的阿波羅酒家。在汽車上，她不停地向我詢問有關《春暖》的各種問題，而使她感興趣的問題是：香港作家徐速寫的《星星·月亮·太陽》是不是抄襲《春暖》？聽說大陸禁止《春暖》再版，是否確實？在“三女性”中我喜歡的是哪個女性？她還一再問我，根據初步印象，我認為她是哪種女性？是太陽呢還是月亮？

晚飯以後，張曦娜女士又到我的房間中談了很久，中心話題仍然不離《春暖》。她所讀到的《春暖》是香港高原出版社的翻印版。

從新加坡回國時，應三聯書店之邀，我在香港停留了一個星期，知道香港讀者讀過《春暖》的人很多。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在三聯書店的樓上接受英文《亞細亞周刊》的女記者采訪，她不懂中國話，通過翻譯，談話持續將近兩個鍾頭。而談話的大半內容都與《李自成》和《春暖》有關。後來，她問我她是哪種類型的性格。我根據她同我談話中的表現，說她是月亮型的女性，但也混合著太陽型的部分性格。她聽了非常滿意。可見她是通過間接途徑，了解《春暖》中所塑造的幾個人物。

從新加坡和香港回來以後，我不能不思考一個問題：《春暖》在大陸絕版多年，解放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多數連書名也不知道，為什麽它在香港和南洋的華文讀者中能夠引起濃厚的興趣？

三　略述《春暖》的創作意圖和藝術追求

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

——黃景仁《綺懷》

黃景仁（仲則）是清代中葉的一位傑出詩人，上引七律一聯是他的詩中名句。我在三十五歲以後，對這兩句詩體會漸深，時常在心中暗誦。拿我這一生所寫的中、長篇小說而論，可以分為三個明顯的階段：《春暖花開的時候》、《牛全德與紅蘿卜》、《戎馬戀》和《重逢》，都屬於青年時期的作品；《長夜》是才進入中年時期的作品；而《李自成》是由中年到老年的作品。《李自成》從一九五七年動筆寫作，至今已整整三十年，最後兩卷尚未脫稿。據我自己看，我在創作道路上所經曆的三個階段，既有階段區別，又互相聯係，是由不成熟到成熟，一步一步走過來，從現代文學史走進當代文學史。對我的幾十年來的創作道路，既要分階段看，也要作整體看。

《春暖》的創作意圖、主題思想，在作品中表現得很明白，用不著我來說明。但因為在胡風主編的《希望》和其它刊物上誣蔑《春暖》是“色情文學”、“黃色文學”、“市儈文學”等等，曾經使其蒙垢多年，最近仍有一定影響，使有些不再說它是“色情文學”的人，繼續誤認為它是一部戀愛小說。《中國大百科全書》有關詞條在記了我的早期中、長篇小說《春暖》、《戎馬戀》、《新苗》、《重逢》等之後，結論中有這樣字句：“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愛情生活方麵用了過多的筆墨，衝淡乃至削弱了表現時代的主題。”其實，《春暖》中沒有正麵寫一個戀愛故事，《新苗》中沒有任何男女愛情，《戎馬戀》是通過一個戀愛故事寫出一個青年女性在大時代中思想感情的兩次巨大變化。現在趁我將《春暖》編入《姚雪垠文集》的機會，我就自己對《春暖》的寫作意圖和藝術追求，寫一點簡單的自白，就正於廣大讀者。

在抗戰初期，關於如何表現抗戰生活，作家們有各種寫法。我是較著眼於抗戰期間堅決抗日與阻礙抗日兩種力量的鬥爭，進步力量與頑固力量的鬥爭，封建勢力與反封建勢力的鬥爭。通過寫這種鬥爭，表現中國人民同時要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雙重曆史任務。我看見封建勢力的普遍存在，而這種現象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基本特征。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團結全國愛國進步力量的堅決抗戰，使各種階級力量發生了大動**，大分化，重新組合，不能用簡單化的階級出身來劃分陣營。從整個時代趨勢看，是人民的大覺醒，曆史的迅猛發展，而頑固的勢力終究擋不住曆史的前進。為著容易表現這一時代的特點和集中表現這種抗戰中的社會矛盾，我設計這部小說的故事發生在經過紅色風暴的大別山地區的小縣城中，虛構了一個封建家庭，父親是曾經率領全縣地主武裝（民團）協助國民黨軍“剿共有功”的大紳士，大兒子是國民黨員，二兒子是地下共產黨員和積極的救亡青年，掌上明珠的女兒跟著共產黨走。另外還要反映較寬廣的時代背景和縱深的曆史根源。遺憾的是，原計劃這部小說要寫三部，隻寫了第一部就停筆了，小說的各種人物和各種問題還沒有充分展開。

我寫《春暖》時所遵循的創作方法，以現實主義方法為基調，融合了浪漫主義方法。個別章節，我有意識地發揮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以增強小說的藝術感染力。不僅小說中曾經膾炙人口的“紅燈籠故事”是浪漫主義的，而且有些曾經被讀者所喜愛的富於詩情畫意的描寫，也是浪漫主義的色彩較濃。我的以現實主義為基調而融合浪漫主義在內的寫作方法，從《春暖》開始，而在《李自成》中得到了充分發展。

我在創作時將努力的重點放在塑造人物性格；情節跟著人物性格走，為塑造性格服務，即設計故事情節和細節是為著塑造人物。這一創作方法，貫穿在我的其它中、長篇作品中，在《李自成》中得到較大的發展。由於《春暖》是我青年時期的作品，所以對塑造所謂“三女性”特別感興趣。假若我是到了中年或中年以後寫《春暖》，重點的塑造對象大概就不會是“三女性”了。

回顧我幾十年的創作道路，可以說我對文學語言的學習較為認真，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語言風格。我受了三十年代初期大眾語問題討論的影響，對文學語言問題思考較深，形成了我自己的一套意見，也可以說是我自己的理論認識。我的短篇《差半車麥秸》和中篇《牛全德與紅蘿卜》，都是擺脫了“歐化文”習氣和“知識分子腔”，使用經過提煉的河南農村大眾口語寫農民性格，在當時給讀者非常新鮮之感。但是，《春暖》中寫的是城市生活和從“洋學堂”出身的新知識分子，再用河南農村的大眾口語寫便格格不入。我使用從明、清到五四時代白話文學的傳統語言，憑著我個人的文學修養加以運用，成為我自己的白話文學語言。在我的白話語言中，有以下三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是，避免了“五四”以後在新文學中習見的傾向，即避免使用歐化的詞兒和歐化的句法，避免生吞活剝地使用那些在人民口語中已不習見的文言詞兒，更避免不恰當地自造詞兒。作家自造不通的新詞兒，這種現象在當前的文學作品中仍然時有出現，如我讀過的一篇散文作品中不說“早晨的太陽”，不說“晨曦”，而自造了一個詞兒“朱曦”，以不通自詡新鮮。

第二個特色是，在敘述和寫景部分，尤其是情景交融部分，力求將散文寫得語言流暢，如行雲流水，可以朗誦，有的地方還要求音調活潑鏗鏘，帶有音樂感。關於散文音調的音樂感，古典白話小說並不講究，我是從古典文言的散文作品悟出來的，將這一美學遺產吸收到現代小說中，運用於大段抒情和寫景的部分。不僅《春暖》一部書有此特色，而且這是《春暖》與其它幾部中、長篇小說的共同特色，也包括用中原農村大眾口語創作的《牛全德與紅蘿卜》在內。

盡管我在描寫技巧上要求精細入微，還要求字句流暢、講究音樂感，但是竭力反對文字雕琢。李白有兩句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我一直將這兩句詩作為散文美的一條主要標準。

以上第一個和第二個特色結合起來，達到我所要求的“語言三順”，即看起來順眼，讀起來順口，聽起來順耳。另外，在有些寫景部分，要做到：第一，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第二，音調美與畫麵美互相結合。

最後，第三個特色雖然不是主要的，但不妨借此機會一談。“五四”以後，我國的新文學作家和新知識界，為著使文法嚴密，表意準確，將形容詞尾使用的“的”字一仍明、清以來的習慣不變，而將副詞詞尾使用的“的”字改寫為“地”字，還有所屬的關係用的“的”字改寫為“底”，如“我底”，“你底”。後來，“底”字一般不使用了，通常使用的是“的”、“地”二字，都讀“de”音。我在《春暖》和解放前的許多作品中都隻用一個“的”字。解放後我“隨大流”，所以在《李自成》中也分用“地”、“的”二字，但思想上一直不安。

我主張在小說作品中隻用一個“的”，不必分用“的”、“地”二字，有什麽道理呢？

通過三十年代前期的大眾語問題討論，我認為文學作品與理論文章不同。文學作品，應該麵向廣大一般讀者群眾。麵向讀者的渠道有二：一是讓讀者通過眼睛閱讀小說，二是讓群眾通過耳朵聽別人讀小說。三十年代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廣播的發明，不知道小說可以廣播，隻是從對群眾朗讀這個角度考慮問題，所以主張在文學作品中隻用一個“的”字。

作家各有各的道路，深刻的道理我不懂，大概是由包括不同的學養、環境和氣質等許多因素形成的。我有自己的關於長篇小說美學的思想，雖然我不敢著書立說，但通過我的長期寫作實踐和思考，到了中年時候，即《李自成》開始創作以後，逐漸形成了我的關於長篇小說尤其是長篇曆史小說美學的認識體係。可以說，我的關於長篇小說的美學思想，幾個主要方麵都是開始出現於《春暖》，完成於《李自成》。所謂幾個主要方麵，如：以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根本，適當地容納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重視寫生活，典型環境表現在典型的生活細節之中；重視寫人物性格，生活細節圍繞著典型人物；在相連的幾章中，或在同一章中，追求筆墨變化，豐富多彩；講究小說的散文美；重視小說的多種語言藝術，形成中國風格或民族氣派。

我的以上自白是否有誤，請讀者讀過《春暖》後進行檢驗。檢驗過後，對於《春暖》在出版後為什麽能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為什麽在大陸絕版多年後仍在香港和南洋華文讀者中深入人心，這道理留待大家思考。

四　關於修訂本的話

四十年代，正是我三十多歲的盛年，曾有心繼續將《春暖》寫完並將已經分三冊出版的第一部略作修訂，但都不能實現，而我一九四五年初到遷在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教書去了。解放以後，生活在強勁的極左思潮之中，直到我被錯劃為“極右分子”，一來什麽運動，我在解放前的作品幾乎除《差半車麥秸》之外，都成了負數，當然從來不敢起將《春暖》重新出版的念頭。

“**”結束以後，提倡實事求是之風，解放了思想。有朋友開始讀了《春暖》，向我建議重新出版，而且不必修改。我同意可以考慮重新出版的問題，但又抱十分慎重態度。當一九三九年秋天在湖北老河口開始一邊寫一邊寄到重慶發表時，日本飛機經常來狂轟濫炸，我隻好坐在郊外的莊稼地裏趕寫。既沒有充分思考的機會，更沒有將原稿推敲修改的時間。一九四三年在重慶出書之前，因為時間很緊，要繼續趕寫一部分稿子，全部稿子的推敲工作都沒有做。《春暖》的第一部分作三冊出版之後，四十年間我自己並沒有再看一遍。在解放前的五六年中，有些人惡毒地攻擊它是“色情文學”，甚至罵它是“娼妓文學”，我且不管，可是我的朋友中也有人寫評論文章，解放初所出的新文學史著作中，也往往對《春暖》評價很低，還有的朋友在其編著的大部頭現代文學史中，對《春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幹脆一字不提，好像抗戰期間並沒有出現過這一部曾經轟動一時的長篇小說。既然有這些客觀現象，我對於是否有必要將《春暖》重新出版，就需要持慎重態度了。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在大連棒槌島住了一個月，分出十來天時間將《春暖》認真地讀了一遍，得出了我自己的結論：這部書值得重新出版。理由是什麽？我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第一，這部小說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地反映了抗戰初期國統區內地小城市愛國知識青年的救亡生活。如今過了半個世紀，會使當代讀者通過小說認識當時的救亡生活，社會環境，曆史脈搏，讀小說如親曆其境。

第二，我們的偉大祖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廢墟上產生的，目前我們的曆史任務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不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促進國家的現代化。但是我們時時可以看見封建的習慣勢力成了我們向前邁進的沉重包袱。讀了這部小說，可以使讀者從一個內地小城市看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麵貌，尤其是看見封建勢力的根深蒂固。

第三，《春暖》雖然是我青年時期的作品，有幼稚的毛病，但它在藝術上並非蒼白的、色彩暗淡的作品，所以仍然能夠給讀者提供較有特色的藝術享受。

第四，我是從現代文學史走到當代文學史的老作家之一，貫穿著兩個時代，一步一步留下了深深的腳印。我有責任將從前的一部分作品編選為《姚雪垠文集》，讓讀者了解我幾十年間的創作道路，而《春暖》作為文集的第一卷最為合適。

這次將《春暖》編入文集中重新出版，作了兩次修改：一次是去年夏、秋住在湖北通山縣鳳池山莊將全書初步地校改一遍，但不是定稿，不肯拿出來。近幾個月又進行一次修改，完成定稿工作。既然《春暖》在四十年前就是轟動一時的暢銷書，為什麽還要作許多修改？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我認為一個真正作家，不但要在生前對讀者負責，也要在死後對讀者負責。從作品的內容到藝術，全麵負責。我已是接近八十高齡的作家，趁著《春暖》收入文集時作一次修改，償我宿願，以後大概不會再有修改的機會了。

第二，《春暖》原計劃寫三部，共約百餘萬字。在重慶出版的隻是第一部，人物和故事發展都在後邊。既然第二、三部都不寫了，第一部單獨存在就很不完整。假若我現在隻有五十歲，或解放初我的處境許可，使我能夠較自由地從事創作，我當然樂意將二、三部都寫出，完成我原來的創作意圖。但是，曆史的命運決定了《春暖》隻能以三分之一的麵貌留在人間。較好的補救辦法我沒有，我隻能作一些小的補救。例如本來要留在第二部或第三部讓讀者明白的，如今在第一部寫明或暗示出來。總之，我通過這次修訂，盡可能使讀者感到這是一部完整的長篇小說。

第三，《春暖》第一部寫作和出版於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使我的寫作受到了許多限製。當時國統區的書報檢查製度很嚴，有些情節不得不回避，而一回避便說不清楚。例如吳寄萍在北平讀書時加入了共產黨，七七事變後去延安一趟，沒有見到丈夫，將嬰兒留在延安，自己返回開封，又由開封回到家鄉。這樣的故事經過對寫出吳寄萍的精神痛苦非常重要，但在原出版的《春暖》中回避了一些文字，很不清楚。又如抗戰初期，由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暗中牽線，國民黨右翼有對日投降活動，在原書中不敢明言。小說中所寫的地方在行政建製上屬於河南省，在軍事上屬於李宗仁領導的第五戰區。李宗仁既擁護蔣介石的領導，又同蔣存在派係矛盾。這一情況，在原書中寫得很朦朧，使一般讀者不易理解。郭心清是中共地下縣委負責人，原書中回避了他的身份。另一方麵，關於共產黨內部的某些不健康的現象，不但在當時不能寫出，在解放後也同樣不能說一句，隻有到了今天才可以在修訂《春暖》時通過陶春冰這個虛構的人物寫出一點。

第四，從藝術著眼，將全書推敲一遍，或在字句上作了修改，或在細節上作了修改。有的地方改動很大，近於重寫。例如有一章叫做《紅燈籠的故事》，原是作者多次在晚會上講述的一個比較感動人的象征故事，後來寫進《春暖》中作為一章，同時也作為短篇小說單獨發表。這故事曾被譯為俄文，同《差半車麥秸》一起編入莫斯科出版的俄文《中國短篇小說選》。按一般道理講，這已經是一個相當有名的故事，可以不必再修改了，然而這一次改動很大。原所追求的是故事的精煉和集中。但事物總是存在兩麵性，美學上的問題往往也是如此。做到了不蔓不枝，卻影響故事內容和藝術趣味的豐富性。現在小說中的《紅燈籠的故事》，從增加故事容量和藝術趣味的豐富性著眼，利用我對漢民族神話和上古曆史傳說的知識，對這一章作了改寫。

當然，這個修訂本還會留下許多毛病，但以後不可能再作一次修改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於無止境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