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宋教仁：鋒芒畢露殺身禍
宋教仁隻活了32歲，他在20世紀初那個曇花一現的瞬間所掀起的民主旋風，至今仍是中國民主憲政史上一道最壯麗的風景線。
1931年3月初，宋教仁抵達上海，接到袁世凱發出的“即日赴京，商決要政”的急電。3月20日晚上10時，宋教仁乘火車去北京。當時宋教仁與送行的黃興、於右任、廖仲愷等人一一握別，正要上火車時，突然被冷槍擊中，連中三槍，經搶救無效，於22日淩晨與世長辭，年僅32歲。此案一時震驚中外，史稱“民國第一案”。孫中山挽聯稱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那麽，到底是誰殺害了宋教仁，凶手又是怎樣的結局呢？
1882年，天資聰穎的宋教仁在桃源縣上坊村出生了。他6歲時就入了私塾，17歲進入桃源漳江書院。1902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武昌普通中學堂，並於第二年入學。“九省通衢”的武漢向他展現了一片寬闊精彩的新天地。由吳祿貞等人組織的革命團體在武昌花園山的聚會深深吸引了他。在這裏，他常與同學田桐、吳昆等人議論時政，暢談革命。就是在這時，他下定了決心要走反清的革命道路。
宋教仁在武昌結識了一位著名革命者——黃興，兩人從此成為至死不渝的摯友。黃興因激烈的反清言論被驅逐出武昌，回到長沙。不久，宋教仁也回到湖南，為成立革命團體到長沙、常德一帶做聯絡工作。
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黃興30歲壽宴為名，與黃興、劉揆一、陳天華、章士釗等在長沙黃宅籌創華興會。1904年，華興會在長沙正式成立，黃興為會長，宋被選為副會長。該會的宗旨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
同盟會於1905年成立，宋教仁被推為司法部檢事長，代黃興任過庶務長，主持本部工作。在孫中山領導的武裝起義屢遭失敗和同盟會東京本部因內部分歧幾乎無人領導之際，宋教仁提出在“長江流域同時大舉，隔斷南北，使兩方交通斷絕，製政府命脈”的戰略思想。
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後，宋教仁任文事幹事。中部總會在長江兩岸各處設立機關，培元氣，養實力，以圖舉事反清。宋教仁以上海《民立報》為喉舌鼓動革命。兩個月後，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清政府土崩瓦解。
宋教仁認為，為了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中國必須實行中央集權。為了防止中央集權可能導致的獨裁，隻適合實行英法式的責任內閣製，而不應實行美國式的總統製。他說：“內閣不善，則可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更迭之。如欲更之，必動搖國本。”
在籌組南京臨時政府時，孫中山主張實行總統製，不設總理。宋教仁主張實行責任內閣製，應設總理。一些擁護孫中山的同盟會幹部認為宋教仁主張內閣製，是因為他有當總理的野心。宋教仁並不在意，繼續為民國官製建設殫精竭慮。原來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了隻設大總統，不設副總統，中央政府隻設五部。宋教仁提議增設副總統，行政各部則不加限製。在宋教仁的倡導下，各省代表會議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決議政府設9部。孫中山提議宋教仁出任內務總長，因多數代表反對，他隻能屈就當法製局局長。
政治上的挫折並沒有使宋教仁氣餒。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就擬訂出《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權限》、《各部官製通則》等法規，使政府部門設官分職有章可循。蔡元培說：“民國官製，先生所創定也。”也有人說：“在民國法製建設方麵，宋教仁建樹多，堪稱中國的傑弗遜。”
南京臨時政府結束後，孫中山去職下野，熱衷於鐵路建設。黃興等革命元老消極彷徨。隻有宋教仁還以飽滿的熱情站在政治鬥爭的第一線，希望通過建立責任內閣維護共和製度。
7月21日，同盟會本部召開夏季大會，宋教仁當選為總務部主任幹事，成為同盟會實際上的主持人。他加快了組織大黨的步伐。8月25日，以同盟會為核心、聯合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派等黨派，組成中國國民黨，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選為理事長，宋教仁以僅次於孫中山和黃興的票數當選為理事，被孫中山委任為代理理事長。此時，孫、黃的興趣和主要精力放在實務建設上，主持北平國民黨本部的就是宋教仁。
年底，國會議員選舉拉開序幕。1913年3月，國民黨獲壓倒多數席位。宋教仁作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自然成了責任內閣的組閣人。
麵對這樣一個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凱豈能無動於衷。譚人鳳曾一語道破個中厲害，“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宋教仁的行動危及了袁世凱的獨裁統治，更危及了他下一步要當皇帝的夢想。
袁世凱極力拉攏宋教仁，送他西裝，連尺碼都非常準確，還送他交通銀行五十萬元的支票一本，請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隻略取少許（二三百元），離京南下前夕即讓趙秉鈞交還袁世凱，留信一封表示謝意：
綈袍之贈，感銘肺腑。長者之賜，仁何敢辭。但惠贈五十萬元，實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讀自娛，有錢亦無用處。原票奉璧，伏祈鑒原。
這就是宋教仁，雖然譚人鳳說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個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凱的金錢無法收買他。他是個有熱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為了追求高官厚祿。他是個“嶄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凱那一套製人術因此在他這裏失去了作用。袁世凱見收買不成，便開始安排特務密切監視宋教仁的行蹤。
宋教仁於1913年3月2日遊杭州時所寫的《登南高峰》一詩中就有“海門潮正湧，我欲挽強弓”這樣的詩句，雖然是寫景，抒發的卻是他胸中的抱負。當時實現民主的時光已經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詩裏洋溢著的是一種勝利者的喜悅。甚至臨終前他還致電袁世凱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釗說他是“至死不悟”。他對袁世凱所代表的中國根深蒂固的專製力量實在是認識不足。
在武漢，譚人鳳曾告誡他：“責任內閣現時難望成功，勸權養晦，無急於覬覦總理。”他還告訴宋教仁，有秘密報告說會黨頭目應夔丞在北京直接與政府交涉，領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備。但是，宋認為這些都隻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陳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殺。他還狂笑說：“隻有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裏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許多朋友來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為是謠言。3月20日，動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報》和記者徐血兒話別。徐血兒請他慎重防備，他還是坦然地說：“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並力赴之。”
顯然，危險已經緊緊跟隨宋教仁身後，而宋教仁確實不是個有心計的人，對自己的危險全然不顧。而且，正因為宋教仁搞政治鋒芒太露，黨內黨外都樹敵太多，招忌太甚，縱是一般國人、黨人，對他也不太心悅誠服。宋教仁是一位愛國者，一位有為有守的君子，並非可怕之人。隻是他少年氣盛，精力過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個性倔強，毫無顧忌。特別是他做起演說來，聽眾總是掌聲如潮，歡聲雷動；在政敵聽來，就更感到威脅了。
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火車站依然像白天一樣人來人往，一片混亂。10點45分，廣播喇叭裏播出通知：“11點鍾開往南京的滬寧快車就要開車了，請旅客們趕快上車。”這時，從車站貴賓休息室裏走出六七個人。走在中間的是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陪同他的是黃興、於右任、廖仲愷、吳頌華等人。這幾個人既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領袖人物，又是當前堅持製定共和憲法、實行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他們邊走邊談話，眼看就要走進檢票口了，宋教仁背後突然閃出一個人，拔出手槍對準宋教仁連開三彈。第一槍射中宋教仁的右肋，斜入腹部；第二槍從黃興身邊掠過；第三槍從吳頌華**而過。宋教仁身子一晃，踉蹌了幾步，便趴倒在一張椅子上。
車站裏頓時大亂，有的人嚇得鑽到椅子下麵，有的人拚命向門外奔跑。黃興、廖仲愷等人也慌了手腳，連忙扶住宋教仁，問他怎麽了。鮮血從宋教仁的腰部直湧出來。於右任趕緊跑到車站外攔住了一輛汽車，把宋教仁送到了離車站最近的滬寧鐵路醫院搶救。
宋教仁被送到醫院，已是半夜12點，直到第二天淩晨，德國醫生才取出了宋教仁身上的子彈。子彈是從後背射入體內的，傷口離心髒很近，使宋教仁疼痛難忍，但他當時神誌還很清楚。他用手把於右任的頭拉到胸口，喘息地說：“吾痛甚，殆將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又授意黃克強代擬致袁世凱的電報一件。電文說：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宋教仁。哿。
手術之後，宋教仁的情況依然沒有好轉，不斷嘔吐，大小便中出血嚴重。醫生被迫進行第二次手術。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進手術室，為防止意外，於右任親自在手術室內監視手術進行。
一群新聞記者始終堅守在門外，直到手術完成。可是，做手術的醫生很悲觀，隻說：“我們已經做了一切努力，其餘的……要看上帝的安排了。”3月22日淩晨3時左右，宋教仁傷勢轉重，到4時48分終於逝世。這一年，他才32歲。
黃興、於右任、陳其美等人悲痛地告別了自己的戰友。陳其美一邊哭一邊用拳頭捶打床沿喊叫：“此事決不甘心！決不甘心！此仇不報，我誓不為人！”
第二天，上海各大報都在顯著位置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報童們在大街小巷叫喊著：“宋教仁遇害，凶手不明！”
3月23日下午，國民黨上海支部為宋教仁舉行了隆重的移靈儀式，將他的遺體從醫院移往法租界內的湖南會館停放。送殯的隊伍長達十幾裏，加入送葬行列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人痛哭失聲，圍觀的人像潮水一樣湧來湧去。宋教仁的遺體被盛放在楠木靈柩中，安放在紮滿花圈的馬車上，在浩浩****的人流護送下，到達了掛滿挽聯的湖南會館。
到底是誰殺了宋教仁？直到現在，這依然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謎。
事後經過各方追查發現，與本案有關的幾個關鍵人物分別是：凶手武士英，失業軍人；聯係人應桂馨，江蘇駐滬巡查長；上級聯係人洪述祖，北京政府內務部秘書。除此之外，牽涉其中的還有當時的國務總理趙秉鈞，以及大總統袁世凱。
應桂馨是近代上海流氓幫會頭子，名夔丞。他早年混跡江湖，在上海結幫坑騙。1911年11月參與上海會黨軍警起義，上海光複後任滬軍都督府諜報科長。孫中山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應桂馨隨孫中山赴南京擔任總統府庶務科長；後來因為他惡習不改，橫蠻不法，被撤職，回到上海。
趙秉鈞，字智庵，河南汝州人，1859生。1878年考秀才沒考中，就投入左宗棠楚軍效力，隨軍進駐新疆。袁世凱練兵時，趙秉鈞曾隨習軍政，專攻偵探、警察兩門，與袁世凱有一定的淵源；加之他在巡防營時，鎮壓義和團運動有功，也頗為袁世凱所賞識。因此，1901年，他被袁世凱委以創辦巡警的重任，第二年被命擔任保定巡警局總辦。1903年，趙秉鈞將天津、保定兩處的巡警學堂合並為北洋巡警學堂，後來又在各州縣設立巡警傳習所，建立全省巡警網。他在天津經營警務，深得袁世凱的歡心。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趙秉鈞便出任內務總長，並於1912年8月任代理國務總理。9月25日，趙秉鈞又由代理改為實任國務總理。
洪述祖，字蔭之，江蘇常州人。1893年經由父親推薦到劉銘傳手下任中軍參謀。辛亥革命爆發後，洪述祖得知世交趙秉鈞與手握北洋軍權的袁世凱打得火熱，就投靠袁世凱，並為袁世凱獻上先“以南壓北”再“以北壓南”之計，得到袁世凱的賞識。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後，委任洪述祖為內務部秘書，並授予三等嘉禾勳章。
據章士釗後來回憶，當宋教仁遇刺的電報傳到時，他正在總統府與袁世凱一起用餐。袁聞訊後，歎息說：“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在隨後閑談中，袁世凱意指宋案的凶手是黃興，理由是“黃、宋爭國務總理，兩派大決裂為證”，惹得章士釗憤然辭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傳來時，趙秉鈞正在主持內閣例會，聞聽消息，大驚失色，一邊繞著桌子不停轉圈，一邊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趙秉鈞的反應是一種表演，還是那真的隻是一場意外？
直接凶手武士英隻是一個兵痞，指使者應桂馨也隻是上海流氓頭子，真正的幕後凶手到到底會是誰呢？
一直以來，關於宋教仁的死因，有幾種猜測：
趙秉鈞單謀說：趙秉鈞出身寒微，累遷要職，終於在袁世凱手下成為國務總理。因為嫉妒宋教仁的聲望，以及為了保住自己的總理之位，便與政府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合謀，買凶殺害宋教仁。
袁世凱單謀說：在北京，宋教仁與趙秉鈞有過多次深談，二人頗有“虛君實相”之議，策劃共同架空袁氏。袁世凱得知後，曾與人雲，一麵搗亂尚且應付不了，何況兩麵乎？所以要逐步除掉這兩個人。
洪述祖單謀說：袁世凱、趙秉鈞皆不知情。袁世凱有殺宋教仁的想法，但仍在“用之”與“除之”之間猶豫不決。洪述祖過度揣摩領導意圖，自作主張，殺了宋教仁。
除此之外，還有宋教仁死於國民黨內部派係鬥爭的說法。由於當時宋教仁聲譽太盛，威脅到了黨內其他“長輩”的地位，招致嫉恨，導致殺身之禍。
但是，照袁世凱及其手下一幹人後來的表現和結局來看，此案確實是袁氏集團所犯。
“半生事業垂千古”的宋教仁，是卓有聲望的民國元勳。他的被刺引起全國轟動，激起各界共憤，一致呼籲緝拿凶手，徹查背景。黃興、陳其美代表國民黨總部致函上海總巡捕房：如拿獲正凶，徹清全案，準備賞銀一萬，以為酬勞。
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3月23日午後，一個身著長袍的老頭，來到四馬路（今福州路）公共租界總巡捕房，求見總巡長卜羅斯。他開門見山：“鄙人王阿發，以兜售字畫碑帖為生。今見懸賞緝拿刺殺宋教仁凶手的布告，不知是否拿獲了凶手？”
卜羅斯照實答道：“到目前為止，尚未拿到。”
“鄙人願提供線索。”王阿發喜形於色。
“歡迎，歡迎。”卜羅斯趕緊招呼書記官記錄。
王阿發點燃一支香煙，細細道來。
事情應先從王阿發認識的應桂馨說起。應桂馨算是上海灘上的一個角色，表麵掛著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和江蘇省駐滬巡長的兩個頭銜，實際上卻是幫會的頭目。王阿發知道他是地方一霸，為了求得他的保護，便投其所好，凡得到有價值的古董，都先送到他處，價錢由他定，這樣一來，兩人漸漸近乎起來。十天前，王阿發得到鄭板橋的一幅真跡，照例又送到應桂馨家裏。
交易結束後，王阿發起身告辭，卻被應桂馨喊住：“阿發，你看我待你怎麽樣？”
“好，好得很！”王阿發慌忙表現出感激涕零的樣子，“沒有應先生您的關照，我哪有今日？”
“阿發倒也沒有忘記我的好處。”應桂馨呷了口龍井，慢條斯理地說：“我現在有件事，想請你幫個忙。”
“凡有用得著時，一定盡力。”王阿發答應過後問道：“但不知應先生所為何事？”
應桂馨取出一張照片遞過來：“這個人是我的死對頭，你把他殺了。槍由我給你，事成之後，給你一千大洋酬金。”
王阿發一聽，顫抖著說：“我生性膽小，平時連殺雞都不敢看，實在沒有膽量殺人。再說也不會開槍，弄不好反倒誤了您的大事。”
應桂馨立時麵孔拉長，正要發作卻又突然大笑起來：“和你開個玩笑，看把你嚇得尿了褲襠，真是飯桶，哈哈哈……”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這天午飯後，郵差送來《申報》，王阿發隨手翻開，懸賞緝拿刺殺宋教仁凶手的布告一下映入眼簾，上麵還有宋教仁的照片。王阿發大吃一驚：應桂馨要我殺的，不正是照片上的這個人嗎？他連忙到街上探究情況，正看到巡捕人員滿大街張貼懸賞布告，不禁心動：如果得到一萬元賞銀，足夠後半輩子消受了。於是他喊了輛黃包車，直奔總巡捕房去。
送走王阿發後，卜羅斯立即部署抓捕嫌疑犯應桂馨。當晚10點鍾，卜羅斯帶著中西捕探，直奔應桂馨住宅。不料應桂馨的門房稱，應桂馨去了青和坊妓院的相好胡翡雲那裏。
卜羅斯當下兵分兩路，一路看守應宅，一路去青和坊妓院。到了妓院，卜羅斯命令一名便衣捕探進去查詢，老鴇回話說：“應老爺與胡小姐都已去了迎春坊，在李桂玉小姐處喝酒。”
迎春坊離青和坊不遠，一會兒就到了。便衣捕探裝作應桂馨的道上朋友，邁著四方步進去，口中還連連咋呼：“應老爺在哪個房間？”
“應老爺在3號房間。”老鴇誤以為是應桂馨的熟人，指了指樓上。便衣立即上樓，走到3號房門口，隻見應桂馨這時已喝得臉似豬肝，兩個妓女左右傍坐調笑。便衣咳嗽一聲道：“應老爺，樓下有人要見你。”
“我去去就來。”應桂馨在李桂玉臉上擰了一把，便搖搖晃晃下了樓，嘴裏噴著酒氣嚷嚷，“啥人找我？半夜三更的，有什麽要緊事？”他的腳剛跨下樓梯，雙手即被兩個早已恭候的捕探抓住，“哢嚓”一聲上了手銬。卜羅斯一揮手，“先送去捕房！”
接著，卜羅斯複又帶人趕到應桂馨家進去搜查，並將全家男女老少逐一盤問。應桂馨家中有一男人，長得五短身材，濃眉闊嘴，穿著嶄新的西裝，眼神中顯出幾分驚慌。大家都說他是應桂馨新近結識的朋友。此人自稱是山西人，叫吳福銘，來上海脫手一對古花瓶，經人介紹認識了應桂馨，並留住在應桂馨家中。
在這以前，卜羅斯已從兩個人那裏得到了關於凶手身材、相貌的線索。一個是火車站售票員，她說槍響後，看見刺客狂奔逃跑，還跌了一跤，是個矮個子，兩條濃黑的倒掛眉；另一個是鹿野旅館的胡賬房，他說他的房客中有個山西人武士英，原本衣衫襤褸，可3月19日半夜裏醉醺醺回到旅館，拍拍身上穿的筆挺西裝，滿臉得意地炫耀：“老子發財了，明天還有一樁大買賣，可得一千大洋。”次日一早，他便結賬離去。
於是，卜羅斯對眼前的這名男子產生了懷疑，馬上安排人把售票員與胡賬房傳來辨認。售票員一看就說：“開槍打宋先生的就是這個人！”胡賬房也說：“他叫武士英，就是那個山西客人。”
矮個子知道瞞不過了，才承認自己就是刺殺宋教仁的殺手。他真名叫武士英，曾擔任過清軍管帶，此次是帶著盜墓而得的古董來上海出售，由此與應桂馨認識。應桂馨許諾要給他一千元賞金，讓他刺殺宋教仁，還給他找了個娼妓。20日夜裏，武士英開槍打死宋教仁後，便藏匿在應桂馨家中。應桂馨叫他趕緊離開上海遠走高飛，可他卻深陷溫柔鄉不可自拔，以外邊搜捕正緊為借口，賴著不走。
捕探翻箱倒櫃，搜遍了應桂馨家中的大小房間，從應桂馨的床下搜得5響手槍1支、子彈兩發；後來經專家檢驗，搜出的子彈與刺殺宋教仁的屬於同一型號。捕探還在應桂馨床鋪的枕頭下麵，搜出數封來往書信，從中又發現了一個驚天秘密：刺殺宋教仁的主謀，實際上就是當朝大總統袁世凱，同謀要犯是國務總理趙秉鈞和內務部秘書洪述祖。
應桂馨、武士英被捕後，被引渡給中國上海司法當局。
在黃興、陳其美的堅持下，1913年4月25日證據被電告袁世凱、國會參眾兩院、國務院及全國各省軍政長官，並決定由上海地方法庭開庭公審。
就在法庭公審的前一天，武士英在嚴密的監守之下卻突然暴亡。幾天後，國民黨總部召開記者會，發布通告：“武士英驟然暴斃，死因不明，觀其屍身、神色大有服毒之相，情節可疑，要求政府從公從速檢驗，以釋群疑。”
在輿論的壓力下，武士英的屍身被剖腹檢查，發現肝、肺有瘀血積滯，並被送醫院進一步化驗。鑒於此案關係重大，為了防止作弊，武士英的心、肝、肺、胃、腸、腦、腎、喉管共8件，被分成3份，由公共租界巡捕房、英租界西醫院、紅十字會醫院分別保管並化驗。
由於袁世凱在暗中施加壓力，並與租界當局做了一係列幕後交易，致使化驗結果一拖再拖，遲遲沒有公布。
黃興於4月13日所撰的挽宋聯說得最明白：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一部分國民黨人主張靜候法律解決，另一些國民黨人主張武裝討袁。因為天機泄露，袁世凱一麵使盡渾身解數掩蓋真相，一麵調兵遣將，準備用武力鎮壓南方革命力量。孫中山後來決定以武力討伐袁世凱，史稱“二次革命”。1913年6月，袁世凱的軍隊南下，戰幕拉開。國民黨被迫應戰，最終因為勢單力孤，討袁軍經不起袁世凱的輕輕一擊，便一敗塗地。孫中山、黃興被迫流亡海外。
至此，追查宋教仁被刺一案又被戰亂的洪流所淹沒。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參與刺殺宋教仁的罪犯相繼死於非命。
“二次革命”後，被關押在海運局兵營裏的應桂馨，趁著上海大戰前的動亂之機，與門徒內外應合，於7月中旬逃出囚牢，喬裝打扮後去了青島，蝸居在租界裏深居簡出。到11月，“二次革命”失敗，國民黨首腦紛紛流亡日本，應桂馨以為死對頭死的死、逃的逃，他的出頭之日到了，便公開在報上發出《請平反冤獄》的通電，同時還拍電報給袁世凱，要求給他補償。可他久久不見回音，便按捺不住了，親自趕到北京，住在同和旅館，並給袁世凱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已來到北京，要袁世凱履行當初“授二等勳章、獎金50萬元”的諾言。信發出後，他就守在旅館靜候佳音。然而左等右等，一個多月過去了，那封信仍沒有回音。
忽然有一天，有一個人來到同和旅館，自稱是總統府的。他找到應桂馨，惡聲惡氣地說：“大總統傳話給你，趕快離開北京，以後不要再胡說八道了。這大洋兩萬，是大總統賜給你的。”說完丟下錢，轉身走了。
應桂馨拿到錢後不但沒有離開北京，反而整天招搖過市，逢人就講刺殺宋教仁的功勞和袁世凱的奸詐無常。
應桂馨的舉動當然逃不過袁世凱的耳目。袁世凱聞訊後大為驚恐，命令部下立即除掉應桂馨。應桂馨聽到風聲，於1914年1月18日深夜急匆匆登上火車準備逃離北京。火車行到天津楊村時，兩名男子走到應桂馨麵前，故意踩了他一腳。應桂馨本來就是潑皮性格，當即破口大罵起來。那兩人並不答話，掏出刀子就是一頓亂紮。待到列車長接到報告趕去看時，應桂馨已身中數刀，氣絕身亡。
案發後，與袁世凱、洪述祖一道謀劃刺殺宋教仁的國務總理趙秉鈞，被上海報刊公布了他與洪述祖和應桂馨的往來密函。輿論一致指出趙秉鈞是宋案要犯，要求傳令他到上海受審。上海地方檢察廳發出傳票，傳趙秉鈞到上海接受審訊。
趙秉鈞大為恐懼，立即提出辭呈，隨後稱病躲進醫院裏。他對心腹說：“我此時隻求免職，方可免死，不免職非死不可。”7月間，他獲得批準辭去國務總理，改任步兵統領兼北京警備地域司令官，同年12月調任直隸都督。
應桂馨在火車上被暗殺於楊村地段後，由於楊村屬直隸管轄，趙秉鈞出於例行職責，下令查拿凶手。他猜測這很有可能是袁世凱所為，便打電話給袁世凱，先是報告應桂馨被殺的消息，末了說道：“是否要徹查，請大總統指示。”
“是我派人殺了他的，”袁世凱直言不諱，“這個人太不識時務了，留著他是個禍種。”
趙秉鈞一聽，頓生兔死狐悲之感，不免有幾分不平，自信自己畢竟當過國務總理，於是壯著膽子說：“他為大總統九死一生，大總統這樣對待他，以後誰還肯替大總統做事？”
“啪！”袁世凱就這樣掛斷了電話。
趙秉鈞呆若木雞，後悔說了不該說的話。
忐忑不安的趙秉鈞一連幾個晚上失眠，致使頭暈病複發，臥床不起，於是便向袁世凱告假療養。2月27日，一名“醫生”來見趙秉鈞，說：“奉大總統的命令專程來為都督治病。”隨即遞上一顆暗紅色藥丸，“這是專治頭暈的，請都督馬上服下，藥到病除。”趙秉鈞見是袁世凱派來的醫生，便讓他悉心治療，依方服藥。誰知吃說藥以後，便覺得胸前脹悶，過了不久，藥性發作，渾身疼痛，腹中更覺難熬，翻江倒海似的。趙秉鈞疼得上下翻滾，連哭帶號，懷疑是醫生在藥中做了手腳，急忙問醫生何在，才知道那醫生已回京城去了。趙秉鈞自知中毒，是被袁世凱所害，不由得恨恨道：“罷了，罷了。”不一會兒，趙秉鈞就七竅流血，四肢青黑，中劇毒而死。
趙秉鈞死後，慣耍大奸伎倆的袁世凱下令撥治喪費一萬元，按陸軍上將禮遇下葬，並重重優恤其家屬。這還不算，袁世凱還親自書寫了一副挽聯——弼時盛業追皋陶，匡夏殊勳懋管蕭——可笑地把趙秉鈞比作古代的良臣皋陶、管仲。
刺殺宋教仁案最後一個“歸案”的凶手是洪述祖。事發後他拔腳蹓往青島，躲在德租界，剃須喬裝，化名“王蘭亭”，又用重金買通德國巡長，在青島安安穩穩地過了三四年。袁世凱死後，洪述祖以為時過境遷，“宋案”已被人遺忘，從此太平了。因為向往上海灘的花天酒地，他就繞道日本南下上海，改名“張皎安”。
因為洪述祖在青島期間曾向德商祥豐洋行借了一筆巨款，走時連招呼都沒有打，洋行認定他賴債潛逃，於是追蹤他到上海，與他打起了官司。在法庭上，一個國民黨的密探認出張皎安就是洪述祖，便謀劃設法逮住他。
1917年4月30日，洪述祖從法庭出來時，一名少年猛撲上去，緊緊抓住他哭喊：“洪述祖，還我父親的血債！”這個少年原來就是宋教仁的兒子宋振呂，陪他守候在這裏的還有國民黨人劉白等人。眾人一起將洪述祖扭上法庭。經核實，法庭確認他就是“宋案”的要犯洪述祖。
經過交涉引渡，洪述祖被移交到北京地方法院。幾次預審後，9月7日，北京地方法院判處洪述祖無期徒刑。洪述祖不服，上訴於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維持原判，駁回上訴。洪述祖仍是不服，再向最高一級的大理院上訴。這時，宋振呂在國民黨人幫助下，呈狀大理院，要求重處洪述祖。洪述祖萬萬沒有想到，企望從輕反送了小命。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改判洪述祖死刑。4月5日，洪述祖被押赴絞刑場。
罪魁禍首袁世凱也沒有得到善終。當初，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傳來時，袁世凱曾樂不可支，以為天衣無縫，還假惺惺地明令緝拿凶手：“車站為眾目昭彰之地，竟有凶徒暗行暗殺，法紀何存，速懸重賞，限期破獲，依法重懲。”宋教仁傷重不治後，他又致電慰問家屬：“宋君才識卓越，服務民國，功績尤多，知與不知，皆為悲痛，應即作正開銷，以彰崇報。”不僅如此，袁世凱還以私人名義，送了一萬元喪禮。不料東窗事發，舉國上下都知道了刺殺宋教仁的主謀就是他袁世凱；他又利用手中權力，通過禦用報章辟謠，並反咬一口，稱國民黨人借此誣蔑他。
宋教仁的被刺，使原本對袁世凱存有幻想的國民黨人認識到，袁世凱不除，民主政治根本就無法實現。孫中山等於是發動“二次革命”討袁，雖然因為準備不足而失敗，但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受挫而不氣餒，他們趁袁世凱陰謀稱帝激起舉國共憤的機會，又及時發動了“護國運動”。一時間，各省紛紛響應，袁世凱在軍事上屢屢敗退，直至眾叛親離。1916年5月29日，19個省更進一步聯名逼令袁世凱退位，並要將其交送法庭，以國賊審判之，同時清算他謀害宋教仁的罪行。袁世凱天天困坐愁城，惶恐萬狀，以致臥病不起。到了1916年6月6日，在全國人民的一片聲討聲中，袁世凱終於憂懼而死，隻活了5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