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平滅陳朝，一統海內（上）

隋軍南征的第一仗，由楊素打響。

他率艦隊東下，迅速穿過三峽，進抵流頭灘（今湖北秭歸縣東）。當時，陳朝大將戚昕率青龍艦隊一百餘艘，據守狼尾灘（今湖北宜昌市西北）。隋軍將士都擔心狼尾灘地勢險惡，而陳軍據險而守，隋軍很難突破。楊素說：“諸位的擔心是有道理的，若我軍白天順流而下，敵人很容易看出我軍的實力，且灘流湍急，艦船很難控製，這對我極為不利，所以我決定，在夜晚發起進攻。”十一月初的一個深夜，楊素命所有將士全部銜枚（口含木片，以防出聲），然後親率黃龍艦隊數千艘沿江而下；同時，命部將王長襲率一支步兵悄悄在南岸登陸，襲擊戚昕的一座營寨，對陳軍形成牽製；又派大將劉仁恩率騎兵自北岸攻擊白沙城（今湖北宜昌市東），截斷陳軍退路。

拂曉時分，楊素主力與戚昕水軍接戰。片刻後，其他兩路的戰鬥也按預定計劃打響。陳軍擔心後路被斷，士氣大挫，故迅速被隋軍擊潰。戚昕獨自逃竄，部眾悉數被俘。楊素對所有戰俘一律優待，隨後又將其全部釋放。

此後，楊素大軍一路東下，艦船布滿江麵，旌旗遮天蔽日，軍容極為壯觀。楊素的相貌本來就很威武，又坐在巨型戰艦五牙上，其氣場更不是一般的強大。沿途的陳朝軍民一看，不禁紛紛驚呼：“清河公即江神也！”風聞楊素大軍東下，長江沿岸的陳朝守軍無不震恐。很快，一封封加急戰報就像雪片般飛進了建康皇宮。同時，陳朝各地守軍也紛紛奏報隋軍入侵的消息。但是，它們全都被施文慶和沈客卿一一扣下了。所以，陳叔寶隻知道隋軍發動了南侵，可到底來了多少人，從多少個方向一起打過來，他一概被蒙在鼓裏。

湘州（今湖南長沙市）曆來是陳朝的軍事重地，其地刺史晉熙王陳叔文（陳叔寶之弟）在職日久，深受當地士民擁戴。陳叔寶對他極為猜忌，於是決定把他調回建康。但是，滿朝武將幾乎沒有一個跟陳叔寶是一條心的，所以該找什麽人繼任，讓他大為頭疼。最後，陳叔寶想來想去，隻能派自己最寵信的施文慶去了。他隨即征召陳叔文回京，並命施文慶擇日赴任，同時許諾撥給他一部分禁軍精銳，讓他帶往湘州。

眼看楊堅的刀都快架到脖子上了，陳叔寶還在跟自己的親兄弟玩“君臣相猜”的遊戲，實在是令人無語。

施文慶對這個封疆大吏之任垂涎已久，接到調令也是暗自竊喜。不過，他又怕自己一旦離朝，好不容易竊取的朝權又會白白落到別人手裏，遂推舉死黨沈客卿接替自己的現職。兩個人辦理交接期間，關於禁軍的所屬和調動問題，卻出現了極大的爭議。

當時，隻要是還有點公心的大臣，無不對陳朝麵臨的嚴峻局勢深感憂慮。比如，禁軍大將樊毅就數度向仆射袁憲進言，認為京口（今江蘇鎮江市）和采石（今安徽馬鞍山市西南）都是拱衛京師的戰略要地，必須各發五千精銳駐防，且派出金翅艦二百艘，沿長江上下日夜巡航，以備不測。

袁憲深以為然，遂舉行會議，召集文武百官商討。施文慶惟恐把精銳都調往京口和采石，就沒有精兵強將跟自己去湘州了，遂要求百官把意見寫成奏章，由他呈送給皇帝裁決。隨後，他便拿著百官的奏疏去見陳叔寶，說：“隋軍犯邊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抵擋，若軍隊艦船大舉出京，恐怕會擾亂人心。”陳叔寶覺得有道理，便沒有同意出兵。袁憲等人心急如焚，又再三上疏，極言邊境危急。陳叔寶終於生出了一絲憂懼。施文慶趕緊對他說：“元旦的朝會大典馬上就要舉行，另外還有南郊的祭天大典，到時候禁軍都要擔任警戒任務，如果現在把禁軍派出去，這兩件大事就都辦不成了。”陳叔寶說：“暫且先出兵去看看，若北邊確實無事，就讓水軍在長江上為大典警戒，也沒什麽不可以。”施文慶道：“如果稍有風吹草動就把軍隊調來調去，我擔心鄰國會恥笑我們膽小怯懦。”曆史上經常會有這樣一些人，在國家即將滅亡之時，依然一切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其情形就類似於坐在泰坦尼克號上，明知船已撞上冰山，轉眼就將滅頂，卻還在不擇手段地損公肥私。在這些人眼裏，可能“國家利益”、“公眾利益”都是很虛幻的東西，隻有個人利益是唯一真實的。殊不知，一旦國家滅亡，社會解體，個人的利益又能在何處安放？正所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這些人是良心壞了，還不如說他們是腦子壞了。用一句比較學術的話說就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沒有公德心，其根源與其說是道德的缺失，還不如說是理性的缺位。

數千年的中國曆史，似乎一直盛產施文慶這種人。時至今日，這種人依然活在我們身邊，而且隻見其多，不見其少。究其原因，其實並不是我們“以德治國”的口號喊得不夠大聲，而是因為整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仍然缺乏一種清明而健全的理性。

當然，理性的缺位也不能完全歸咎於個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向來就被解讀為超越個人、淩駕個人、甚至湮滅個人的一種至高無上的存在。而越是這麽宣傳，就越會造成其與個人利益之間的對立、緊張和衝突。因此，所謂清明而健全的理性，首先就是必須認識到：國家利益是為了保護每個人的個人利益而存在的；如果抽離了個人利益，國家利益就是扯淡。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為了有效保護個人利益，所有人就有責任和義務去共同捍衛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倘若抽離了後者，前者同樣無處安立。

在今天的地球上，當我們中國人還在為自己的一點蠅頭小利而不斷製造有毒食品時，西方的普通老百姓卻可以為了反對“經濟全球化”而上街遊行。

西方老百姓為什麽跟“全球化”過不去？具體原因很複雜，我們不必在此分析。但是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西方的老百姓知道，全球化並不是一個虛幻的概念，也不僅僅是政府和經濟學家要考慮的事情，而是關乎地球村中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公民的切身利益。

中國人為什麽喜歡製造有毒食品？因為他們以為，隻有自己最聰明，可以在別人的食品中下毒牟利；而別人都很傻很天真，不會往他吃的東西裏麵投毒。其結果，就是大家樂此不疲地相互投毒，從而一同身陷“囚徒困境”——每個人都在極力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可到頭來每個人的利益都會受損。

古代的施文慶是因為不懂“囚徒困境”的道理，才會頻頻幹出犧牲國家利益的蠢事，可倘若時至今日，我們仍然以為隻要多宣傳一下雷鋒精神，多喊幾句“以德治國”的口號，就能呼喚公德心的回歸，就能建立一個公民守法、官員廉潔的社會，那我們顯然還是在為施文慶的誕生培養合適的土壤。

言歸正傳。施文慶雖然好幾次阻攔了禁軍北上的計劃，但還是擔心陳叔寶會迫於百官壓力而改變主意，遂拿了重金去賄賂朝廷大佬江總。江總收了錢，便不斷進宮遊說，屢屢向陳叔寶強調出兵的壞處。陳叔寶舉棋不定，隻好命百官繼續開會研究。

於是百官隻好繼續研究。在會上，江總又利用自己老宰相的身份，屢屢壓製袁憲等人的意見。就這樣，百官天天開會討論，可始終沒有結果。直到後來隋軍打過長江，陳朝的袞袞諸公們還在為禁軍要不要北上而口沫橫飛、久議不決。

那些日子裏，陳叔寶還是活得優哉遊哉、超級淡定。有一天，他對左右侍從說：“天下王氣，一向都在建康。北齊三次渡江，北周兩次南下，沒有一次不被我們打敗。他們這次來，還能有什麽作為呢？”左右紛紛附和。孔範也趕緊說：“長江天塹，自古以來限隔南北，而今蠻虜軍隊豈能飛過來不成？邊防將領急於立功，才謊報軍情緊急，其實都是危言聳聽。”說完，孔範瞄了皇帝一眼，發現他麵露笑容，急忙又故作幽默地補了一句：“我一直嫌官職太小，所以巴不得蠻虜渡江呢。他們一過來，臣一定可以當上太尉公（三公之一，掌管全國兵馬）！”言下之意，他孔某人談笑之間，便可令隋軍灰飛煙滅，為國家立不世之功。

陳叔寶聞言大笑，對孔範的自信和忠心深感滿意。

幾天後，有人為討好皇帝，就說隋軍的戰馬因水土不服死了很多。孔範一聽，當即正色道：“那是我們的馬，怎麽能死呢？！”意思是隋軍的戰馬終歸是要被陳朝俘獲的，所以死了很可惜。陳叔寶聽了，再度開懷大笑。

陳朝君臣就這樣在自欺欺人的迷夢中沉睡不醒。此後，陳叔寶幾乎再沒關心過禦敵的事情，每天“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醉生夢死中，時光很快走到了禎明三年（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

新年的正月初一，當陳朝君臣正在建康的皇宮裏舉行隆重的元旦大典時，隋朝南征大軍的賀若弼部，已經在不費一兵一卒的情況下，神不知鬼不覺地渡過了長江。

賀若弼之所以能悄然渡江，正是采用了高熲的“狼來了”之計。

起初，賀若弼賣掉了軍中的很多老馬，暗中向陳朝購買了許多船隻，都藏在隱秘的地方，然後另外買了五六十條破船，停泊在碼頭。陳朝間諜偵察後，認為隋軍裝備很爛，僅憑這些破船根本過不了長江，所以放鬆了警惕。

第一步計劃成功後，賀若弼又向朝廷奏請，要求整個長江下遊的江防部隊，換防的時候都要到廣陵（今江蘇揚州市）集中。朝廷很快批準。於是每逢換防之際，廣陵城外都會旌旗蔽日，營帳遍野。陳朝守軍以為隋軍大舉集結，遂緊急動員，增調附近部隊到廣陵南岸戒備。可他們隨後便得知，隋軍隻是正常換防而已，遂解散了增援部隊，從此便把隋軍的大舉集結視為常事，不複戒備。第二步得手後，賀若弼又經常派部隊沿江打獵，每次都搞得人喊馬嘶、塵土漫天。對岸的陳軍在恐慌了幾次之後，也就習以為常了。

所以，當賀若弼在正月初一之夜揮師渡江時，陳朝守軍幾乎沒有察覺。

就在賀若弼渡江的同一天，韓擒虎部也從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長江渡口）南渡，在采石磯（今安徽馬鞍山市西南）登陸；當時，陳朝守軍正在慶賀新年，一個個喝得酩酊大醉，韓擒虎遂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采石城，陳朝采石守將徐子建僥幸脫逃。同日，楊廣也親率主力推進到長江北岸的桃葉山（今江蘇江浦縣東北15公裏處），與南岸的建康（今南京）隔江相望。

剛剛新年頭一天，隋朝的三路兵馬，已經在北、南、中三個方向，對陳朝都城建康形成了合圍鉗擊之勢。

正月初二，徐子建倉惶逃回建康，向朝廷告急。至此，一直在溫柔鄉中樂而忘返的陳叔寶才猛然清醒過來，慌忙召集文武百官，於初三舉行了軍事會議，商討禦敵之策。

初四，陳叔寶宣布戒嚴令，任命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為都督（首都城防司令），並以司空司馬消難（就是那個隋朝叛將）、湘州刺史施文慶（此時依然沒有赴任）為大監軍，同時命大將樊猛率艦隊從白下（建康城北）出發，迎戰隋軍主力楊廣，並命散騎常侍皋文奏率軍馳援姑孰（今安徽當塗縣），迎戰韓擒虎。

正月初六，賀若弼攻克京口（今江蘇鎮江市），擒獲當地刺史黃恪。賀若弼軍紀嚴明，入城後對陳朝百姓秋毫無犯。有個士兵偷偷溜出軍營，跑到市場上買酒，立刻被賀若弼逮捕斬首。隋軍此戰共俘虜陳軍六千人，賀若弼將其全部釋放，並分發幹糧和盤纏，讓他們各自回家。當然了，賀若弼做這麽多好事，還是需要一點小小回報的——俘虜們上路的時候，都帶上了一包東西，那裏麵就是隋文帝楊堅那道平陳詔書的複印件。賀若弼要求他們一路上到處分發，不管發到哪裏，隻要能發完就行。

隨著廣告傳單的大量散發，加上這些感激涕零的俘虜們的現身說法，隋軍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師形象，迅速在廣大陳朝軍民的心中樹立了起來。與此同時，江南百姓對陳朝的忠心也隨之瓦解，人人盼著“隋朝解放軍”趕緊打過來，推翻萬惡的陳家王朝，還給老百姓一個物阜民豐、海晏河清的太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