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柏林
在相對論論文發表之後，愛因斯坦博士繼續在伯爾尼的專利局工作。過了一段時間，指導愛因斯坦取得博士學位的蘇黎世大學教授克萊納堅持說，這位年輕人應該放棄他在專利局的那些毫無意義的工作。克萊納教授宣稱，愛因斯坦所發表的論文當然可以使他在大學裏獲得一份教職。
但是，按當時的規定，愛因斯坦必須先要當一段時間沒有薪水的“編外講師”，才能被聘為教授。編外講師的薪水則來自於來聽課的學生所付的聽課費。由於聽課是自願的，而聽課學生人數的多寡也就取決於講師的名氣。大學部隻有極少數的學生聽說過愛因斯坦，所以最初經常前去聽愛因斯坦講課的隻有兩個人，而且這兩個人都是他的老朋友。愛因斯坦對講課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他隻是把講課當做一項展覽。他經常說，講課就像是“在馬戲團裏表演”。有一天，克萊納教授前去聽課，也許愛因斯坦在他的老師麵前感到有點不自在，也許湊巧他在當天並沒有準備充分。克萊納教授嚴厲地對他說，他的課講得並不好，他懷疑是否應該繼續推薦愛因斯坦擔任物理係的教授。
愛因斯坦坦率地回答說：“我並不指望能在這裏被聘為教授。”他的興趣主要在研究上，而不在成為教授後所得到的高薪及榮譽。
弗裏艾德瑞克·阿德勒是愛因斯坦在理工學院時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此時他是蘇黎世大學的副教授。阿德勒不願和他的老朋友競爭，當他聽說自己已被提名為教授時，他立刻向大學董事會說明情況，希望能為自己的老朋友說句好話。阿德勒說：“如果像我這樣的人都能擔任教授，而我們學校卻不肯聘請像愛因斯坦這樣的人才，那未免太可笑了。因為我的能力一點兒也比不上愛因斯坦。”
因此，在1909年，愛因斯坦獲得了副教授的職位。他寫信告訴母親，他終於實現了母親在多年以前就夢想著的榮譽和自豪。
“聽上去很不錯，就是薪水沒有增加，”米列娃批評說，“你現在賺的錢比在專利局時還少。”
愛因斯坦提醒她：“但是，我們的生活總還過得去。”
米列娃不願斥責他，也不願去爭辯。他每日癡迷於在宇宙中邀遊，因此不曾注意到她必須在很多地方省吃儉用，才能維持收支平衡。
“從現在起，生活要更加困難了，”米列娃憂愁地說，“你還是專利局的小職員時，我們的朋友大多數是跟我們一樣窮的研究生，因此也不必裝闊。但現在你已經是一位教授，應該穿得像其他教授那樣講究了，而且我還必須舉行晚宴，招待他們的太太。”
“我們可以想些辦法來應付這些新的開支。”她的丈夫以慣常的樂觀態度回答說。
“你的意思是說，讓我自己想法子？”米列娃嘲笑他。米列娃十分擔心，因此盡力四處張羅，很快就使收入增加了，因為她收了幾個學生寄宿。
“這個辦法真是太好了!”愛因斯坦高興異常，“現在我可以跟這幾個學生一起吃晚餐，並且像老朋友一樣跟他們聊天，而不是像教授對學生說話。他們也會開開玩笑，問我一些問題，並且前來向我請教。”
他很討厭繁文縟節，在學生時代就是如此。學生們很喜歡他，因為他從未要求過他們尊敬他。愛因斯坦十分狂熱地講求民主，因此對於一些資深的教授，也是同樣自然而親切。愛因斯坦因此結交了許多朋友，但像他這樣不拘小節、我行我素的人，免不了會在無意間得罪某些人。
蘇黎世的生活過得相當愉快，但是當布拉格的德國大學給他發來聘書，請他擔任正教授時，他接受了，並於1911年離開瑞士前往布拉格。倒並不是薪水多才使他動心，愛因斯坦非常欣賞19世紀的英國物理學家法拉第，他的個性和法拉第十分相似。法拉第曾經說過：“我一向熱愛科學甚於金錢……我絕不會成為富翁的。”
“我現在必須寫信告訴媽媽，我就要成為德國一所著名大學的正教授了，”他輕輕笑著對兒子說，“上小學時候，我的老師曾取笑我口齒不清，而且害羞，那位老師還說我是她所教過的學生當中最笨的一個。媽媽當時就預測我將會成為一名教授。”
“就像是醜小鴨！”漢斯叫道，“爸爸，把那個故事再講給我們聽，好嗎？”
“讓你們的爸爸去收拾他的文件和書吧。”愛因斯坦夫人對孩子說，“他必須自己收拾才行。”如果愛因斯坦不收拾他那一堆一堆的文件和書籍的話，這項工作就要落在她的肩膀上了，而她本來就有很多其他家務要做。
到了布拉格，米列娃先找了幾個房間讓全家人住下來，直到他們的家具從瑞士運到為止。很不幸的是，鄰居們對於他們的小孩子的吵鬧行為提出抗議，房東很有禮貌卻堅決地要求愛因斯坦一家人搬走。
“我們搬到什麽地方去呢？”米列娃焦慮地說，“兩個小男孩吵得要命，又沒有辦法讓他們安靜下來。雖租了一間公寓，但是家具還沒有運來，我們怎麽住呢？”
第一次，愛因斯坦決心擔負起家庭責任。“我去買些簡單家具暫時用一陣子，直到我們自己的家具運到。不，不會太貴的，反正隻是要用一陣子，我去買些二手貨好了。”
米列娃看到他如此會打算，心裏倒是十分高興。但等到他們一家人在布置簡單的公寓裏睡了一晚上後，她就不這麽想了。某些小東西藏在其中一張舊床裏闖了進來，漢斯和愛德華整晚輾轉反側，第二天早上向母親展示，他的手上、腿上全布滿了可疑的紅色小點。
“臭蟲！”米列娃不禁發出痛苦的呻吟聲，“要用什麽法子才能把它們除掉，然後把那些幹淨的床搬進來？”
“不要擔心，”愛因斯坦對她說，“它們一定是捷克臭蟲，等到它們明白我們是真正友善的德國人時，就不會再咬我們了。”
他已經知道，布拉格的捷克人是多麽痛恨這些外來統治者。在他們到達的當天晚上，愛因斯坦全家到一家小餐館吃晚飯。
“你有沒有看過這麽怪的菜單？”米列娃驚叫道，“瞧，這兒的菜名用德文寫的隻有半頁。把菜單倒過來，就是用捷克文寫的另一份菜單。”
愛因斯坦把侍者叫到餐桌邊來，這位教授很高興地發現，這位侍者會講德語。愛因斯坦現在能說流利的法語，也學過意大利語。他一向覺得語言是個困難的問題，他也聽說過，捷克語並不怎麽好學，因此他很高興能夠使用他的本國語言。
“你們為什麽把菜單印成這樣？”他問道。他的聲調和表情都極其和藹，因此那位一向以冰冷的態度對待其他奧地利及德國客人的侍者，也對他報以微笑說：“先生，因為我們的顧客包括德國人、奧地利人和捷克人，他們全都喜歡見到菜單上印著他們本國的文字。”
“話雖不錯，但是，為什麽不把菜色正印呢？先印捷克文，然後印德文。”
“如果我們的德國顧客發現他們的文字被印在了菜單的下半部，他們就會認為受到輕視。”
“我想，如果你們先印德文菜單，你們的捷克客人也會認為受到了侮辱。”
這位侍者點點頭，然後急急趕去侍候另外一桌的客人。
“現在就能看出來，布拉格的氣氛是多麽惡劣！”米列娃說，“我比較喜歡瑞士，在那裏，各個種族的人都能相安無事。”
從那次以後，愛因斯坦經常去那間小餐館，並常和那位侍者及他在那兒遇到的捷克朋友談天。愛因斯坦教授跟在布拉格的許多德國人和奧地利人不一樣，他沒有種族歧視的觀念。他並不輕看那些被統治的捷克人。他發現，德國大學的教授及學生和捷克人之間，存在著一股互不信任甚至是互相仇恨的感覺。
有幾位捷克學生前去聽愛因斯坦講課，並接受指導從事研究。因為其他許多德國教授對他們的態度一向很傲慢，起初這些年輕人還懷疑過愛因斯坦如此和善是否別有企圖，等到他們知道他們可以信任這位德國人——他並不認為自己屬於一個比較優秀的民族——之後，這些學生就對他談起他們的民族長久以來對自由的爭取，這種奮鬥的熱誠一直未曾消失。
雖然愛因斯坦遠離猶太人已經有好多年，但在布拉格他開始覺得與他的同胞越來越親近了。奧地利皇帝弗蘭茨·約瑟夫規定，任何一位大學教授必須屬於帝國所承認的任何一種教會，否則教授資格就不予承認。愛因斯坦自己登記為猶太人，但這純粹隻是表麵上的。他沿著狹窄的圓石街道，走入以前的猶太人聚集區，站在那兒，他仿佛回到了幾世紀前的時代裏。高牆上的時鍾用希伯來文標明時刻，教堂的石牆堅固得如同堡壘。當年布拉格的猶太人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擊，而逃到教堂時，就把教堂作為抵抗的據點。附近有處墓園，從裏麵崩塌的墓碑就可以知道，有多少聖徒及學者成為了犧牲者。
走在這些烈士的墳墓之間時，猶太人的曆史對愛因斯坦來說，變得比他以前聽慕尼黑的猶太教士所講述的還要真實。
“猶太主義”——這項運動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巴勒斯坦地區重建猶太國，幾個世紀以前，他們就是從那裏被驅逐出來的——愛因斯坦第一次對這項運動產生了興趣。愛因斯坦在布拉格的一些新朋友，都是猶太主義者。某些晚上，他們就坐在家中，討論在古猶太地區建立一個猶太國家的夢想，愛因斯坦坐在一旁，抽著他的煙鬥，默默地沉思。
表明宗教信仰，並不是愛因斯坦獲準進入布拉格德國大學執教所必備的唯一手續。另外有一項要求，使這位憎恨戰爭的科學家深惡痛絕，那就是要求他購買一件製服。這種製服跟奧地利海軍軍官的製服十分相似，三角形的羽毛帽、飾以金帶的外套和長褲，以及一把長劍。跟所有的奧地利教授一樣，愛因斯坦被要求穿上這件華麗的製服，宣誓效忠，然後才獲準在大學執教。當然，他以後再也不曾穿過那件製服。
這使他的大兒子漢斯十分憂慮。
“爸爸，”他請求說，“在你賣掉或送走那件可愛的製服之前，我希望你把它穿起來，佩上你的劍，然後帶我出去走一走。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能看到你穿上這件製服。”
“好的，沒問題。”他的父親笑道，“他們會以為我是巴西海軍上將呢。”
愛因斯坦認為布拉格另一項十分愚蠢的風俗，是新任教授必須去拜訪與他在同一學校任教的每一位教授。愛因斯坦感慨地說，天哪，要連續去拜訪四十個人，多麽討厭呀，但在另一方麵，他也在心裏愉快地想道，在從事這種令人厭煩的拜訪時，可以順便欣賞一下布拉格各區不同的風景，也是挺不錯的。因此，他開始愉快地展開漫長的拜訪活動，他總是挑選可以供他散步的風景優美的街區。當欣賞完所有令人賞心悅目的風景後，愛因斯坦立即把訪問名單撕掉，不再繼續這種正式的訪問。他未拜訪的那些教授們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可是他們怎會知道，愛因斯坦博士之所以不去拜訪他們，隻不過是因為他們所住的地區引不起愛因斯坦的興趣而已。
在布拉格，愛因斯坦也會經常一再拜訪某些教授，這些人都是科學家，或者是同樣愛好音樂的朋友。愛因斯坦曾接受邀請，加入了一個由極有天分的業餘音樂家所組成的四重奏。
愛因斯坦住在布拉格期間，繼續進行研究工作。他不僅在書房裏思考和研究，甚至在曲折蜿蜒的街道上散步，或是漫步在可愛的小山丘時，他那大腦袋裏也在不停地思索新的問題。有一次他告訴與他共同工作的一位物理學家：“我所從事的工作，在任何地方都能進行。”
愛因斯坦在布拉格定居後不久，他的母校——蘇黎世理工學院——卻在這時請他回去擔任教授。回想過去，他未能通過理工學院的入學考試，後來這所學校的部分教授又不願推薦他擔任最低級的教職。如果愛因斯坦的天性中存有一絲一毫的褊狹，就一定會對這項勝利抱著驕矜自喜的心理，但愛因斯坦並沒有這樣想。
理工學院比蘇黎世大學規模更大，也更有名。他一直懷念那個可愛的瑞士城市，而且他在那裏還有許多朋友和同事。米列娃在布拉格生活得始終不愉快，當愛因斯坦正猶疑不決之時，她主動說服他回到那個她深深喜愛的城市。於是在1921年，愛因斯坦教授離開了布拉格，接受理工學院的教職及研究工作。
幾年以前，傑出的德國物理學家馬克思·普朗克曾這樣說：“如果愛因斯坦的理論被證明為正確的話——我預料定會如此——他將被推崇為20世紀的哥白尼。”雖然愛因斯坦隻有三十出頭，但他的聲譽卻與日俱增。他已獲得每位科學家終生所追求的最高榮譽——應邀前往薩爾斯堡及布魯塞爾舉行的世界著名物理學家大會上發表演說。他的新理論引起全球科學家的最大興趣。
1922年，普朗克教授前往瑞士蘇黎世拜訪愛因斯坦博士。這兩位物理學家早在幾年前就已經是好朋友，當時普朗克教授已經成名，對比較年輕且默默無聞的愛因斯坦也給予了很多鼓勵。他們的友誼維持了很久，不過，除了同樣具有科學天分及喜愛古典音樂之外，這兩人卻有著很多顯著的不同。
普朗克出身於一個政界高級官員的家庭，愛因斯坦隻是一位小商人的兒子。普朗克個子很高，舉止優雅，他的衣服燙得筆挺，愛因斯坦則略微矮胖，不拘小節，甚至在社交場合中的穿著也很隨便。普朗克是天生的領袖，他喜歡主持委員會，或是擔任某項會議的主席，愛因斯坦則拒絕出席任何會議，除非是他極感興趣的。一個是貴族化的普魯士人，一個則是來自德國南部的猶太人，愛因斯坦仍然不喜歡德國北部的寒冷及繁文縟節。
但是，由於普朗克博士對愛因斯坦的成就衷心讚賞，因此他在見到愛因斯坦時，立即提出一項邀請。他邀請愛因斯坦接受柏林的三個職位，注意，是三個而不是一個。若是換上一位年紀較大且資格較老的教授或是研究人員，一定會把其中任何一項職位當做終生事業，而當時的愛因斯坦卻隻有三十四歲。
普朗克所提出的第一個職位是柏林普魯士科學院的院士。科學院創始於1700年，是德意誌帝國當時最古老及最傑出的科學研究機構。該院的正院士隻限七十人，另外有兩百名通訊院士。普魯士科學院的主要任務不是教學，而是從事科學研究。普朗克相信，像愛因斯坦這樣已經在科學研究方麵創造出極高聲望的科學家，必能增加科學院的聲譽，因為該院本身已擁有許多德國的最優秀學者。
第二個職位是柏林大學的教授。愛因斯坦在柏林大學不必從事他所痛恨的“馬戲表演”式的授課，他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安排講課，而大部分時間可用來從事研究工作。
第三個邀請來自柏林的威廉研究所。這家研究所是和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合作創立的，從事多方麵的研究工作。這家研究所還沒有單獨成立物理研究所，準備在物理研究所成立後，由愛因斯坦出任這個研究所的主任。同時，他也將在其他研究所的研究中擔任顧問。
愛因斯坦年輕時在德國生活得並不愉快，他一再尋思，是否有必要再回去，而成為那個僵化的、由政府控製的教育製度中的一分子？在充滿好戰氣氛的德國首都，可能自由呼吸嗎？
愛因斯坦雖不在乎這些職位的豐厚薪水及重要地位，但又很快為能有機會和能斯特、哈伯及普朗克這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化學家及物理學家一起進行研究工作而動心。普朗克向他保證，不會讓他擔任任何行政工作，可以有充分的時間進行他的研究，於是他決定前往柏林。在蘇黎世及布拉格擔任了短暫的教職之後，愛因斯坦終於接受了後來他一連擔任長達二十年的工作，而且表現傑出。
1914年春天，愛因斯坦在柏林過著寂寞但又繁忙的生活，他的妻子和孩子並未跟他同住。這時候，米列娃和愛因斯坦兩人一致同意，他們的婚姻失敗了。米列娃拒絕住在瑞士以外的任何地方，因為她已深深愛上那地方。雖然後來他們終於離婚，但他們兩人仍然維持著很好的友誼。愛因斯坦經常回到瑞士探望他的孩子，漢斯和愛德華在放假時也到德國和父親生活一段時間。
愛因斯坦博士現在已把柏林當做自己的家，但對於一個已習慣了德國南部的溫暖氣候和風土人情的人來說，柏林則顯得有點兒陌生而冰冷。在這個德國最進步的城市中，已經發展出了“鐵血宰相”俾斯麥執政時期所講究的高效率。好戰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所領導的政權，頗合俾斯麥的理想。僵直有如槍管的軍官們走在寬闊的街道上，街道兩旁則排列著壯觀的建築物及英雄雕像。如果人行道上很擁擠，平民會立即走到街道上，讓軍官們大步經過。從政府官員一直到小孩子，每個柏林人都遵循著正確而嚴謹的步伐踏步前進。小孩子們很小就知道，在公園裏丟一張紙是嚴重的罪過。
在大學圈子裏，愛因斯坦處處遭遇到禮節的困擾。不可以把教授的太太稱做某某夫人，一定要稱她為某某教授夫人，若是稱呼別的，將會被當做對她的一種侮辱。一位正式教授必須擁有好幾套服裝，比方說，講課時穿什麽衣服，在什麽時候需要換上晨裝或正式外出服。雖然愛因斯坦已經不是瑞士那個隻能穿破衣服的窮學生，但愛因斯坦仍然覺得，如果把領子放鬆，並使褲子寬鬆自然，就會更為舒服。已經有人在他背後指指點點，說他的皮鞋從來不擦。
愛因斯坦一向不理會這些批評。事實上，他一向拒絕順從他不能理解的世俗陳規。例如，參加大學宴會以及定期擦亮皮鞋，這些小事情他一向不放在心上。他的一位同事形容愛因斯坦時這樣說過：“在柏林，隻有兩種物理學家，一種是愛因斯坦，另一種則是其他所有的物理學家。”
不過，這麽一來，愛因斯坦總算能夠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研究他的理論物理學了。這位科學家遵循兩種方法來研究及追尋真理。他的工作屬於大家所知的“純科學”。在純科學方麵，我們可以發現，像愛因斯坦這類理論科學家，多年來一直努力提供一種全新的理論來解釋一些現象及規律，他們所使用的隻有鉛筆和紙張，沒有任何工具。在純科學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像麥克爾遜及莫雷這類實驗室的工作人員，這些科學家負責證實新理論的正確與否，他們的方式是在實驗室中做實驗。
在柏林初期，愛因斯坦仍然繼續研究他在1905年提出的“特殊相對論”理論。當時，他的這項理論曾引起全世界的**，現在他則忙於撰寫一篇聲明，這篇聲明將使他的早期學說的範圍擴大，且更為普遍化。他很高興可以不必定期講課。他在跟他的同事或是比較優秀的研究生講話時，他可以講得十分精彩。因為這些人即使不接受教授的看法，仍然可以很容易理解他所說的話。但是在講授一連串事先仔細計劃好的課程時，由於所講授的東西通常不是他當時特別感興趣的，所以他經常講得不好。
他對大學部的學生十分友善，經常抽空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有一次，他告訴一位因為害羞而不願意提問題的學生說：“不會的，你絕不會打擾到我。”但是，站在講台上講授校方所規定的知識，對他而言卻是一項很討厭的任務。在柏林的這段期間，愛因斯坦很高興能將大部分的精力及時間用於研究。他已不必再向聽課的每一個學生收取費用了。事實上，由於他生活簡單，沒有任何嗜好，有時候甚至不知道如何花掉他的薪水。
他的父親已經去世，他的妹妹瑪雅嫁給了一位瑞士律師，母親和妹妹一家住在一起。他的一位舅舅也住在柏林，舅舅的女兒艾爾莎也跟父親住在一起。起初，他根本認不出這位優雅、端莊的婦人就是妹妹當年那位喜歡玩鬧的小玩伴。艾爾莎現在是個寡婦，有兩個女兒。
愛因斯坦很喜歡小孩子，他很高興地帶著艾爾莎的兩個女兒伊麗莎和瑪戈爾出外散步。這兩個小女孩也非常歡迎他的來訪。在晚餐桌上，她們發現，母親和這位年輕的教授高興地談著當年慕尼黑的童年生活。身為普魯士科學院院士的愛因斯坦大博士，當年竟是一位羞怯、說話結巴的小男孩，這可能嗎？她們忍不住提出一些問題。
伊麗莎問道：“你為什麽老是避開媽媽，躲到你的‘洞穴’中去？”
“因為我當時很笨，”愛因斯坦回答說，“現在不會這樣做了。”他發現表姐在倒咖啡時，臉都紅了，不禁十分高興。
“媽媽說，你跟她同樣喜愛音樂。”瑪戈爾也追著問，“那你為什麽不練習你的曲子呢？”
“我說過了，我是一個笨男孩。”愛因斯坦對她說。
瑪戈爾纏著他說：“我能否請你在吃完晚餐後，為我們演奏小提琴？”
“非常樂意。”愛因斯坦教授回答說，“如果你們的母親能夠以鋼琴和我合奏，我想我們一定可以演奏得很好。”
從此以後，愛因斯坦越來越多地逗留在舅舅家裏。吃完晚餐後，他們通常來一次音樂會。然後，兩位小女孩上床睡覺，愛因斯坦則坐在他最喜愛的椅子上，抽著他的煙鬥，艾爾莎則忙於家務或縫縫補補。如果這位客人願意談談他剛剛講過的課程，或是他在實驗室中未曾解決的問題，艾爾莎就會全神貫注地聆聽著，仿佛已經忘了她明天還要預備三餐，或是還要替瑪戈爾設計一件新的宴會禮服。當她的客人陷入沉思時，她知道最好不要說話。如果時間已經很晚了，她就會衝杯咖啡，並且送上一塊剛烤好的蛋糕。
“除了我母親之外，沒有人烤過這麽美味的蛋糕！”愛因斯坦高興地說。
艾爾莎笑了，“如果我能拿到波林姑媽的食譜，那就更好了。”她回答說。
當他伸手去拿帽子時，她說：“等一下，剛才你進屋來的時候，我就已經注意到你的帽子需要刷了。還有，站著別動，我幫你弄好領子。”
愛因斯坦笑了笑，把帽子交給她。他說，這真有點像當年在慕尼黑的情形，他的母親總是堅持在他出門上學之前，把他打扮得幹幹淨淨，使他有個“受人尊敬”的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