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式民主

雅典到伯利克裏時期，民主製度臻於完善。伯利克裏十分重視提高所有雅典公民的素質，使他們的才能得以充分發揮，對學術與文化藝術的發展予以大力扶持，以使雅典成為“全希臘人的學校”，成為希臘世界的文化中心。當時的學者名流如阿那克薩哥拉斯、德謨克裏忒斯、普羅泰戈拉斯等哲學家，和劇作家家索福克勒斯、歐裏庇得斯、阿裏斯托芬等在雅典的文化領域中都十分活躍。雅典人民的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為此雅典在政治、經濟、科學及文化諸方麵，都成為希臘世界的中心。對此，柏拉圖在《申辯篇》中有過敘述：“……雅典屬於最偉大的國家，是以智慧和強盛聞名於世的。”

60歲的伯利克裏被推選在國葬典禮中致辭。致辭時，伯利克裏首先感謝先人，然後讚美創造雅典的神，接著述說雅典人如何追求理想，以及在政治上的理想領導人物應該具備哪些條件。這時，大約35歲的蘇格拉底所認同的自由與法治與伯利克裏的政治精神是相通的。

伯利克裏說：“ 我們的政體並非學自他國的製度，更非追隨他人的理想，而是要讓別人以我們為楷模，效法我們。民主政治並非為少數人所獨占，而是為多數人所共有。在我國，依法律的規定，任何人都有平等的發言權，但是，若某一個人的才能超出眾人之上，那麽，我們則必須超越一般人所謂的平等觀念，而要特別任用他，給予他很高的地位。假若有某一個人能為國家做事，雖然他出身貧寒，也不能因此阻塞他的仕途。

“不要害怕別人用懷疑或怨恨的眼光看你，隻要你的生活並沒有侵犯他人或妨害他人，那麽，你就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否則隻有用法律來約束。因此，要喚醒眾人的廉恥之心，雖然是一種‘不成文法的規定’，但大家仍必須遵守。”

這段話記載於柏拉圖的《對話錄》中。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基礎是自由，這裏所說的自由是有秩序的，是有法律保障的，所以要自由就必須守法。雅典的民主最顯著的特色是由民眾來選政治領袖，並非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政權，這是一個限製。伯利克裏所談的雅典民主主義的理念，即法律麵前人人平等。

蘇格拉底是在這樣的時代中生長的，在他被判死刑後，沒有答應克力同提出的逃亡計劃，就是由於他對這種民主理念的認同。

在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中，記載著蘇格拉底對王道與假民主政治的看法。蘇格拉底認為王道是用法律治理國家，使人人遵守法。假民主政治則是完全的獨裁統治。貴族政權依照傳統選出為政者，富人政權依照財產數量來授官，而民主政權是從所有人中，選出賢能者而任命。

柏拉圖的《克力同》中也有這樣一些描述：

雅典的審判官：蘇格拉底啊！現在你心中打算要做的事，是不正當的，我們生你、養你、教你，把好的分給你，是希望你成為我們理想中的人，更何況你曾對雅典發過誓。現在你已經成人，已經了解國家的情況及我們的法律，如果我們的處理、我們的判決不能使你感到滿意，那麽，你可以帶走你的財產，到你所願意去的地方去。其他的人若是有這種想法，也可投奔到其他地方或別的國家去，我們是絕不妨礙和禁止的。要是你們沒有離去，選擇留下，就必須接受我們的判決，了解我們如何處理國政，遵守我們的法律，接受我們的約束，否則等於犯了以下三重罪：

一是，我賜給你們一切，但你們沒盡到義務，也沒有服從我的命令；二是不順從生你、養你、教育你的雅典；三是，你願意順從我們，但未能切實做到。如果說我們有什麽錯誤的話，你應立即提出改革的建議及具體措施，以便使我們知道其錯誤；而這兩者之間，你卻不作任何選擇。

蘇格拉底一心捍衛雅典的法律，這是他不離開雅典的原因之一。雖然，蘇格拉底與伯利克裏的政治精神，在某些方麵並不一致，但蘇格拉底並非否定雅典的民主政治。相反的，他深愛自己的祖國，這種愛並非單純的感情，而是對雅典自由、平等的摯愛。

在伯利克裏的黃金時代，希臘的文學藝術也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麵。這一時期的散文在演講詞、哲學及曆史方麵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為什麽演講詞在當時達到了如此高的水平呢？

在古希臘，特別是雅典，演講在政治生活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而演講詞則是古希臘散文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演講是隨著古希臘國家奴隸主民主政治的發展而發展的。奴隸主民主政治的確立，為演講的繁榮提供了前提。在希臘世界的各國家中，雅典的奴隸主民主政治最為完善，因此，演講也最為發達。而且，要成為當時有影響力的政治活動家，必須先要使自己成為演講家。

自由也是希臘文學藝術的精神特色，雅典人相信隻要崇尚自由，表揚有德行的人，那麽，國家一定會繁榮的。自由的空氣，孕育出嶄新的文化。新文化的內涵是勇氣、正義、德行、知性等。蘇格拉底正是這種新文化、新精神下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