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古玩店》

狄更斯在和凱瑟琳到鄉下度假的時候，構思了一本雜誌，他預感到它會比巴特利的雜誌更暢銷。

狄更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霍爾先生，霍爾先生很喜歡這個構想，並表示支持。這本雜誌在1840年4月正式開始發行，是一本周刊。它的創刊號賣了七萬份，但是當人們發現裏麵沒有波茲的文章時，銷路就開始下降，一直到第四期刊登出狄更斯的《老古玩店》，銷路才回升到十萬份左右。

《老古玩店》這部小說來源於狄更斯聽到的一個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孤女，她年紀輕輕，卻有著不同於同齡人的智慧，她曆經千奇百怪的冒險，最後仍能保持天生的善良和正直。

在狄更斯的想象裏，這個小女孩的個性已經與瑪麗·霍格斯合而為一了。他把她安排在一個充滿野蠻欺騙的背景裏，是為了襯托出她不尋常的善良。她和年邁的祖父遊覽各地，靠在馬戲團裏玩雜耍賺點錢，有時候也到貴婦人家裏去幫忙。最後，她死了——這個可愛、溫和、勤勉、高貴的女孩子死了。

這個故事不僅在英國廣受歡迎，還遠渡重洋，漂流到美國讀者的手中。很多讀者為這個故事哭泣，有人在火車上讀它，哽咽著說：“不應該讓她死!”然後把雜誌丟到窗外；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礦工們，圍著篝火一期又一期地閱讀；聚集在甲板上的群眾見到運著最新一期雜誌的英格蘭船時，迫不及待地喊著：“那個女孩怎麽樣了？”愛丁堡一位有名的書評家宣稱，故事中的小女孩是文學史上最善良的人物之一。

即使讀者紛紛要求狄更斯不要把小女孩的結局寫得那麽悲慘，她還是非死不可，隻有這樣才是對瑪麗的最好的祭奠。狄更斯發現，自從瑪麗去世之後，大家都不敢碰她生前的東西。狄更斯希望借由這個故事祛除一般人對死亡的恐懼。

在這之前，1839年10月，狄更斯和凱瑟琳的第三個孩子誕生了。這是一個女孩，取名為凱瑟琳·梅克瑞蒂，這個名字是根據她母親和狄更斯的一位好友而起的。他們的房子又顯得有點擁擠了，於是他們搬進了一棟較大較豪華的房子裏。

狄更斯的長女瑪麗後來在《我記憶中的父親》這本書裏描寫了她和梅克瑞蒂合住的閣樓房間，那是一幅愉快親切的圖畫。她們還很小時，父親希望她們保持房間的整潔，還鼓勵她們依自己的喜愛把它布置得漂漂亮亮。父親總會依循慣例檢查每個房間。當她們有一件特別的東西要向他誇耀時，就埋伏在他的書房外麵，等到他從書房出來，馬上撲向他，把他拖上樓去，要他評判這件新寶藏。不管那是什麽——有時候那可能是一幅從年刊上剪下來的圖片，用圖釘釘在牆上——狄更斯總會讚美一句：“太棒了!簡直是第一流的!”在她們聽起來，這句話無疑是十分悅耳的。

1840年，狄更斯第一次遇見托馬斯·卡萊爾，並拜讀其大作《法國革命史》。他對書裏提到的“賢人哲學”深表讚同，因為他也致力於將一般人從冷漠中拖出，告訴他們，彌補以往過錯的方法就掌握在自己手中。狄更斯還記得，在大選集會上，有關平民命運的辯論正在熱烈進行時，他們那沉悶而無精打采的麵孔。好幾個禮拜，狄更斯隨身攜帶著卡萊爾的書，一遍又一遍地閱讀，在自己原來思想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地思考，這為幾年以後的兩本小說——《艱難時世》和《雙城記》打下了基礎。

8月，狄更斯接受法院的邀請，擔任陪審團一員，處理一件母親殺死兒子的案件。他把零星片斷的事實拚湊起來，組合成一個完整的事件，這是基於他對人性的基本了解做出的，狄更斯認為這位婦女沒有謀殺的意圖。他為她安排了額外的照顧，並且指導她在提審時該如何為自己辯護。

狄更斯從來不以忙碌為借口而不去關心那些不幸的人。從他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最忙的時候，隻要有人向他求助，他一定會挺身而出。而對於讀者的來信，狄更斯一定親筆回複。

狄更斯寫了那麽多有關窮人和犯罪情景的小說，並不是因為他對這些有多了解，而是基於他想要在豐衣足食的人們麵前揭開另一個世界真相的目的——在臭氣熏天的貧民窟，被窮困磨蝕的人們如何生活，而罪惡又是如何在這種環境下滋生的。

狄更斯了解窮人熱情的心懷，也了解誇耀自己財富的人們有多冷漠，這並不是多愁善感，而是活生生的事實。狄更斯第一次認識到這些是在鞋油工廠的時候，他發現鮑伯粗糙的外表下藏有無限的溫和。雖然由於自己所受的苦難，他不願意承認鞋油工廠會帶給他這個啟示，可是那已在他的意識裏深深地埋下根了。

當《老古玩店》接近尾聲時，狄更斯決定接著寫《巴納比·拉奇》。由於它已經擱置得太久，狄更斯喪失了繼續寫下去的興趣，因為它需要一堆研究資料，那些使得狄更斯覺得厭煩、無聊。他必須到大英博物館去查曆史背景，在一大堆枯燥乏味的記錄裏搜尋相關的內容，並且致力於搜尋能給予故事新鮮風貌的細節資料。

狄更斯寫這本書的心境頗為矛盾。一方麵，身為一個成功的作家，他吃穿不愁，並且有餘力注重精神層麵的需求，他理所當然地不喜歡社會暴力；另一方麵，在目睹了貧民窟的齷齪、監獄生活的淒苦、國會的虛張聲勢之後，他不可避免地對窮人有一種真摯的同情，也了解那些想要推翻貴族階級的叛亂分子的心態。狄更斯處於一種雙重的心境裏，這種矛盾正是文學家的創作溫床。

當狄更斯有機會出任下議員時，他拒絕了，理由是他的書將是更有效的改革工具，為各階層的人所閱讀。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當時他接受了，他要如何麵對這個社會本身——它的失業與貧窮、它的普遍教育權與選舉權的缺失、它的饑荒與大量命運悲慘的童工——他要如何解釋這是製度下的必然現象，從而拒絕人民要求改變製度的行動呢?

在英國本土曾有一場持續了十年的罷工和動亂，它被殘忍地鎮壓了。除了這種激烈的方式，人們還能怎樣表達他們對政府當局的不滿呢？可是這樣的方式帶給社會的不過是更嚴重的動亂，誰的要求也沒有得到滿足。狄更斯相信國會改革是解決這些的唯一途徑，可是他的良心不容許他責難那些極度絕望的人，他們實在沒有耐心等待政府有朝一日付諸行動的改革。

在《巴納比·拉奇》裏，狄更斯有效地避開了這些問題，他直接而坦率地敘述半個世紀前的動亂，不偏不倚，看不出同情哪一方，也看不出反對哪一方。

18世紀的秩序已經成為過去，藝術界浪漫主義的思潮已經在歐洲大陸興起，不久的將來會更加盛行。狄更斯本身就有足夠的浪漫主義色彩，他的時代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