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陽明心學與新儒學

陽明心學講一個“吾性自足”，反對“支離之病”，其特點是拋棄後代儒生對孔孟儒學的邪注歪解，直溯孔孟儒學的本源。但心學本身卻被人誤讀，歪解，弄到最後，不隻是“支離”，根本已經被“肢解”，零刀碎剮，五馬分屍，徹底毀了。要說不幸，真是不幸。因為心學被認為是儒家學說的源頭活水，這個源頭一掐斷，中國哲學就斷了流，成了一潭死水。但要說平常也平常，因為當年的孔孟儒學，也經曆了這樣悲慘的命運。

說起孔孟儒學，不得不順便提一下所謂的“新儒學”。

“新儒學”是個莫名其妙的概念，其所指究竟是什麽，誰也說不清。我們隻知道曆史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跳出來提倡一下“新儒學”，最著名的有荀況的“儒皮法骨學”，董仲舒的“董學”，朱熹的理學“…可”新儒學“出現之後，整個社會不是進步了，而是倒退了。最清楚的證據就是，每一次有人提出”新儒學“中國的封建獨裁統治就會加強一步。似乎古人搞”新儒學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幫助皇帝強化獨裁……

直到“五四”運動的時候，又一批學者提出了“新儒學”，這次顯然不是為獨裁統治搖旗呐喊了，這回提倡的“新儒學”卻儼然是一場“寒武紀大爆發”，各種說法鋪天蓋地，咬文嚼字訓詁解析，繁雜無比混亂至極，結果是來得快去得更快，還沒進化就先滅絕。“新儒學”尚未成型，急脾氣的人們已經喊出了“砸爛孔家店”的口號，一家夥連新帶舊全砸了個粉碎。這一砸不要緊，所有中國人都忽然失去了信仰和精神寄托，就像曹操那首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不是“烏鵲們”不會降落，是因為在暗夜中盲目起飛，飛到天上才發現自己兩眼一抹黑，沒了方向感，雖然繞樹而飛，卻是“無枝可依”，落不下來，啞啞狂叫，暴躁莫名，結果呢？一場浩劫！

由此可知，古人搞的“新儒學”是騙人的花招兒；而“五四”文人搞的“新儒學”是犯了陽明先生常說的“支離”之病，還沒長大，先病死了。

其實孔夫子“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的本意很多讀書人都明白，知道這是一個“克”皇帝、“克”朝廷、“克”官府、“克”儒生，最後才“克”百姓的過程。於是我們看到曆史上有無數清廉正直的官員，對自己，他們粗衣疏食，家徒四壁，教子極嚴，即使官至極品，也從不享受任何特權，這是“修身”上的功夫做到相當境界才有的結果。同時，這些官員又敢於議論朝政，勸諫皇帝，鬥貪官，去惡政，維護百姓的利益，為此他們不怕丟官，不怕坐牢，甚至不怕死，不怕滅族。這樣的官員比比皆是，隨便就可以舉出一千個例子一萬個例子。這些了不起的儒生中有多少人其實已經達成聖人境界？我們不好說，還是引用佛家那個典故最貼切，就是：恒河沙數。

本書的主人公王守仁，僅是古往今來這些“聖賢”中的一粒沙。

有這麽多人能夠理解孔子“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的本意，就說明這個內涵是清晰存在的，是無可辯駁的，而且它對於儒生的自我修養、對於人生最高境界的達成，確實有積極的意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確實就在這“克己複禮”四字之中。隻要把“克己複禮，天下歸仁”這個“先克上，後克下”的本意理解透，掌握住，儒家學說就成了一種永世不滅的普世價值觀，兩千五百年前它對社會有積極意義，兩千五百年來它一直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哲學根基所在，就算再過兩千五百年，相信“克己複禮，天下歸仁”仍然有它的積極意義，仍然充滿了正能量，足以支撐起一個民族的哲學根基。

可今天的中國人一提起儒家學說，卻並不感到親切。究其原因有兩點，一是，儒家學說把道德標準拔得太高，動不動就是“聖賢”，就是“修、齊、治、平”，讓普通人覺得難以承受；二是，儒家學說中混有大量的“糟粕”，種種約束，種種捆綁，令現代人感覺厭惡。

其實這兩個問題，都有答案。

儒學把道德標準拔得很高，原因是：儒學自創立之初就是一種純粹的“政治學”。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天下諸侯多如牛毛，大小邦國戰亂不斷，人民之痛苦已經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孟子生活在戰國中葉，此時天下戰亂已逐漸達到極頂，一場大戰每每有幾十萬、上百萬人參與，恐怖的大屠殺每天都在發生，整個社會已經呈現出一幅“末日”景象。所以孔子、孟子都急著要勸諫君王，勸諫重臣，已經沒有時間、沒有精力去顧及老百姓了。《論語》也好《孟子》也好，字字句句不是針對君王貴族們講“克己功夫”，就是針對儒生們講“修身之道”，談到普通百姓的內容極少。因為孔孟之道是針對君王、諸侯和儒生們的一門政治學，當把這些“政治學”內容放在普通人身上的時候，道德被過度拔高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

對此，解決的辦法很簡單，隻要明確一個步驟，把“克己複禮”歸結為先克皇帝、再克大臣、再克官員、再克儒生，最後克百姓，那些被“拔高”了的道德，就把它們安放在“高處”，由上至下做“克己功夫”，順序正確了，問題自然會解決。

至於說儒家學說中有很多道德“糟粕”，陳腐愚昧，令人厭惡。這些糟粕。這些渣滓，其實不是儒學本身固有的內容，而是後世儒生們為了迎合統治者的利益，人為添加進去的。

比如，戰國末年，荀子把法家思想添加到儒學之中，造就了一個“儒皮法骨”的怪胎；漢代董仲舒不顧孔子“天道遠，人道邇（近）”的思想，硬是把“皇權神授”的觀念加入了儒學之中。後來的《白虎通德論》又把“三綱五常”強行加進儒學內容……曆朝曆代，皇帝們需要什麽，就有“不肖的儒生”往儒學裏添加什麽，兩千多年算下來，儒學之中的糟粕當然多了。

這些被人為添加進來的糟粕，其實是哲學中的毒藥，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銳氣漸失，民風漸頹，百姓越來越愚昧，社會越來越像一潭死水，甚至封建王朝一次次的興、盛、衰、亡不斷循環，內容如此相似，都是因為他們在不經意間吞下了這副精神毒藥，於是所有封建王朝的“病因”相似，“死狀”相同。雖然每次朝代更替之後都有些聰明絕頂的人出來總結前朝的失誤，為新王朝開一個緩解病痛的藥方子。可皇帝的人欲無窮無盡，轉眼間，他們又親手往哲學之中添加了新的糟粕，新的毒藥，結果新王朝終於還是生了病，病入膏肓，難逃一死。

生病不要緊，知道病因，就好治。

儒家學說把道德標準拔高了，不要緊，隻要把儒學的“克己複禮”按照“先克上，後克下”的順序重新擺放，這時你會發現，儒學那過高的道德標準，被擺放在“上層建築”上的時候，剛好合適。

儒學內容太駁雜，糟粕太多了，不要緊，我們隻要緊緊抓住“克己複禮，天下歸仁”八個字的本意不放，避開曆朝曆代儒生對《論語》《孟子》所做的那些雜七雜八的注解，把所有混雜在儒學之中的不合時宜的東西挑出來，摒棄掉，還儒學本來麵目，自然能提煉出一塊純而又純的“萬鎰純金”。

這個去除糟粕、提煉純金的過程，就是“新儒學”吧。

所謂“新儒學”，不是已經定型，更沒有陳舊過時。其實對新儒學的探索和提純，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