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誼佳話

為了讓馬克思在反動年代裏比較順利地繼續進行科學研究和從事革命活動，恩格斯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

1850 年11 月，恩格斯回到曼徹斯特，重新同自己一向厭惡的“鬼商業”打交道。從那時起的20 年間，他仿佛過著兩種不同的生活——

從上午10 時到下午4 時，恩格斯是商人，用幾種文字為公司起草與國外來往的信件並出入交易所。為了接待商界的熟人，他在市中心區設有一處專用寓所，而城郊的那所小房子，隻有他那些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朋友才能登門。

恩格斯的妻子是愛爾蘭人，她是一個和燕妮一樣熱情的愛國者，當時在曼徹斯特住著許多愛爾蘭人，她始終和她的同胞保持著聯係，她對恩格斯的一切秘密革命活動非常熟悉，不少愛爾蘭芬尼亞社社員把恩格斯家當作避難所，有一個被押赴刑場的芬尼亞社社員的領導人就是有恩格斯夫人的幫助才得以從警察手中溜走。

隻有到了傍晚，恩格斯才擺脫商業，回到自己的小房子裏成為自由人。

20 年間的兩種人兩種生活，恩格斯心甘情願地給自己套上了這副可憎的枷鎖，隻為在經濟上給予馬克思一家盡可能多的援助。

開始時恩格斯隻能不定期地給馬克思寄去幾英鎊，後來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匯款給馬克思。若幹年後，恩格斯成為“歐門―恩格斯”公司的股東，不斷把大筆款項寄往倫敦，使馬克思在最困難的時候免於挨餓，在生活稍有改善時能更加安穩地工作。

後來有一天，恩格斯去營業所時忍不住高興地喊道：“最後一次了！”他揮舞著手杖唱著歌回到家裏，同親友們一起像過節一樣慶祝，自己最終擺脫了這種可惡的生活。因為恩格斯終於與公司達成協議，讓他拿走一筆款項，足以保障他自己和馬克思全家今後起碼的生活開支。

風華正茂的恩格斯能如此平靜地忍受他最討厭的生意達20年之久，這“不僅是為了幫助朋友，而且是為了保存黨的最優秀的思想家”。馬克思非常理解恩格斯友誼的分量和價值，有時激動得流出淚來。

恩格斯白天堅持在營業所裏安分工作，寧肯多受些苦，晚上又把大部分時間用來幫助馬克思。馬克思當時還不能用英文熟練地寫文章，他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德文通訊稿全部由恩格斯譯成英文。為了趕上郵船班次，及時把稿件寄到美國，恩格斯常常連夜把馬克思的文稿翻譯過來，有時還要對文章進行修改，最後親手在深夜裏把它送交給郵局寄出。1852 年10 月14日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說：

要替你翻譯全篇文章，我的身體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辦事處，腦袋都忙暈了。今天晚上七八點喝完茶才把這篇東西讀了一遍，然後動手翻譯。現在是11 點半，我譯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並把譯好的這一部分寄給你，12 點文章必須送到郵局。……其餘部分將很快譯完，下星期你經南普頓把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寄出，同時你應該把你下一篇文章寫完。

後來馬克思雖然能夠用英文流暢地寫通訊，但恩格斯為了讓馬克思有更多的時間專心致誌地研究經濟學，早日結出豐碩的成果，幹脆代替馬克思給《論壇報》寫了大量文字，他根本不顧自己在學術上取得更大的成就的可能性，全心全意為馬克思進行研究工作創造一切條件。馬克思對恩格斯的這種高尚的自我犧牲精神深為感動和不安，他在信裏對恩格斯說：我的良心經常像夢魘一樣感到沉重，因為您的卓越才能主要是為了我才浪費在經商上麵，才讓它們荒廢。

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長期兩地分離，但他們的心卻是息息相通的。頻繁的通信是聯係他們的紐帶。在這20 年間，他們來往書信1300 多封。信中探討哲學、經濟、曆史、軍事、政治等方麵的各種問題。

兩人的風貌、氣質和個性雖各具一格，可思想、感情和誌向完全融為了一體。在政治風浪中並肩戰鬥，在科學熔爐裏切磋互勉，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彼此激勵。馬克思在不幸的時刻，把恩格斯的友誼看成是人生最大的慰藉。他在痛失愛子之後寫信給恩格斯：

在這些日子裏，我之所以能忍受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為時刻想念著您，想念著您的友誼，時刻希望我們兩人還要在世間共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而恩格斯在他的夫人去世時也隻有馬克思能為他分憂，馬克思寫信給他說：

回答吧，老夥計，如果你心裏有什麽疙瘩，那就像個男子漢那樣坦率地說出來，你要相信，世上沒有一個人這樣真心地關切你的快樂，除了你的摩爾。

1870 年9 月，恩格斯終於遷到倫敦的瑞琴特公園路的寓所，從這裏到馬克思住的梅特公園路隻要步行10 分鍾就夠了。每天下午一時左右，他就上馬克思家裏去，如果天氣晴朗，馬克思興致又很好的話，他們就一起到漢普斯泰特荒阜散步。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不能出外散步，他們便在馬克思的工作室裏，各自沿著一條對角線走來走去，接連談上一兩小時。

由於馬克思的建議，恩格斯在遷居倫敦後，馬上就被選入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他首先當比利時的通訊書記，不久又擔任了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丹麥的通訊書記。

恩格斯逃出了他辦事處“埃及式的囚禁”以後，正如他寫給母親信中所說的那樣，感到自己“已經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年輕了10 歲”。

他們的友誼都日漸影響了全家大小，馬克思的女兒也就成了恩格斯的孩子，燕妮三姐妹都把“將軍”當作第二父親。連琳蘅這位馬克思的朋友和管家在馬克思逝世後也把對馬克思一家的友愛轉移到了恩格斯家。1894 年，恩格斯將自己的遺囑告訴勞拉和杜西，他把自己的遺產分為三份，勞拉和杜西各得一份，第三份留給已不在世的小燕妮的孩子們——“……你們可以按照你們對孩子的道義感和愛去安排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