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來橫禍

作為一個史官，司馬遷對任何事情，都會很傳統、很職業性地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他在皇帝身邊，親眼看到李陵未敗前，士兵回來報軍情及最初傳來捷報時，朝中公卿王侯的一片奉承歌頌之聲。等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傳來，漢武帝一怒，他們就開始一個個怪罪李陵的不是，沒有一個人敢挺身而出，為李陵說幾句公道話。

富於正義感的司馬遷對這種冷暖不同的場麵感到極端的不滿。

司馬遷和李陵的關係，前麵我們提到過一點，兩人算是同事，李陵的祖父李廣及叔父李敢，在司馬遷擔任郎中令時可能是他的上司。司馬遷應該對李氏三代都很熟悉，但兩個人可能並沒有多麽深入的交往。司馬遷說，他和李陵性情誌趣並不相同，從來也沒有把酒言歡過，“素非相善也”。隻是李陵的浪漫作風應該是司馬遷一直心向往之的。他們之所以不熟，除了性情誌趣不同之外，大概李陵也像李廣一樣“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不善於交際吧。

這種微妙的情感，繼之以冷靜的觀察，關於李陵敗降案，司馬遷認為，一個做臣子的能夠不顧自己的一生之計，而赴公家之難，這已經是很不尋常了。現在因為某件事情一時不當，那些隻顧自己的公卿大臣就馬上毫不留情地加以批駁構陷，司馬遷覺得非常痛心。

李陵隻不過帶了5000步兵，就敢深入戎馬之地，足踏匈奴王庭之所在，這好比是將自己當餌送入虎口一般，如此危險，但他卻能和多出好幾倍的強敵連戰十幾天，殺敵數千。匈奴的部落首領都為之震動，聚集所有騎兵，傾舉國之力圍攻李陵。李陵轉戰千裏，戰到箭已用完，路已不通，可是仍未見一兵一卒的救援，士卒們雖然負傷呻吟，隻要李陵高聲一呼，他們無不奮起繼續抗敵，淚水和著血水，張著空弦，冒著白刃，和敵人死拚。

在司馬遷的印象中，李陵事親至孝，與人交往講究信實，在取予財物時都合乎正義，對人有禮貌，而且恭儉謙讓。常想奮不顧身以赴國家之急，這樣一個人竟落得如此下場！

司馬遷古道熱腸，實在按捺不住想為李陵說幾句話。可是太史令官職不高，滿朝文武鴉雀無聲，哪有他發言的餘地？司馬遷眼見漢武帝自李陵敗降的消息傳回來後，“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實在於心不忍。他認為自己如果說明了李陵的為人，除了可以為李陵洗清冤屈，也可以寬慰漢武帝的心。

終於機會來了，可能因為司馬遷是近臣的關係，漢武帝“習慣”主動詢問他的意見。他抓住機會對漢武帝說：李陵素來與士大夫交往，遇有好東西絕不爭先，要分東西也絕對分得比別人少，像他這樣的人．才會有人願意為之效命，古時候的名將也不過如此了。再說李陵也並不是真的投降，觀其意, 一定是想等待適當的時機，將功補過。現在，他敗降於匈奴是無可奈何的事，但話說回來，他重創敵人的戰果，也足以表彰於天下了。

本來，司馬遷準備好了很充分的說詞，想把事情的可能真相一一加以分析，盡量排解漢武帝心中的鬱結。誰知他剛開始表示對李陵的同情，漢武帝就為之震怒。

這次對匈奴戰爭以李廣利為主力，李陵的任務是牽製兵力。李廣利率兵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今新疆吐魯番或哈密一帶），斬虜萬餘人，戰績不錯，可是回程時卻被匈奴包圍，好幾天沒有糧食，死傷甚多，後來還是趙充國帶壯士百餘人英勇突圍，李廣利才率兵跟著逃出來，當初的三萬騎回來時隻剩下三四成了。與李廣利相比，李陵以區區五千步兵，深入敵境，與單於相抗衡，斬敵數千，這戰果顯然在李廣利之上。

李陵與李廣利的對比，天下人都看在眼裏，漢武帝之前關於軍隊配備和有關部署方麵的安排無疑與這種對比形成了巨大的諷刺。漢武帝可能有點心虛了，不然不會司馬遷一為李陵求情，他就惱羞成怒。漢武帝甚至沒聽司馬遷講完那一番話，就下令將他交給理官（獄官）審理。

於是，司馬遷下獄了！這時是天漢三年，即公元前98年，李陵敗降匈奴發生在前一年的冬天。

不久，如前所述，漢武帝經過一段時間的冷靜思考之後，醒悟到李陵之所以戰敗軍沒是因為沒有後援的緣故，他也終於在心裏承認是自己當初的安排有些失當。漢武帝派遣特使去慰勞了李陵軍最後逃回邊塞的400名士兵。

不過，司馬遷的“罪嫌”並沒有因此而消失，他仍在獄中等待著判決。漢朝有不少酷吏，尤其漢武帝時，借重法家開源，嚴厲控製人民以防叛亂。酷吏們在漢武帝的支持下，往往濫殺無辜、逮捕平民，一殺就是幾百人，甚至一次誅滅千餘家，有時候朝中大臣也難逃毒手。在這種情況下，不論司馬遷被關在哪個監獄，他的處境都十分淒慘。怪不得他在《報任安書》中提到獄吏時說：“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獄卒）則心惕息（害怕喘息）。”實在令人不忍！

本來，漢武帝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李陵和司馬遷應該很快就可以平反昭雪。可是很不幸地，第二年又發生了一個天大的誤會，這個誤會使得司馬遷和李陵的命運急轉直下。天漢四年，即公元前97年，春天，漢武帝命公孫敖率軍深入匈奴，迎接李陵歸國，顯然漢武帝此時對李陵已完全改變了態度，司馬遷遲遲未被定罪與漢武帝的這種轉變也有關係。這個行動如果成功，對司馬遷的判決也會產生良好的影響。可惜，公孫敖無功而返，還帶回了一個致命的消息，說他從捕得的俘虜口中得知，李陵正在為匈奴練兵。

這個消息將漢武帝氣得頭昏眼花，他在暴怒之下抄了李陵的家，將其母弟妻子全部誅殺。司馬遷隨後被判為“誣罔”之罪，所謂“誣”就是無中生有；“罔”，就是欺。“誣罔”也就是欺君之罪。司馬遷為李陵辯解時說李陵之降是想等機會建功，可是公孫敖帶回的消息全然不是那麽回事，漢武帝新“恨”舊“怒”一齊迸發，就判了司馬遷欺君之罪。按照漢朝法律，誣罔是死罪。

那麽李陵到底有沒有為匈奴練兵呢？事情的真相在幾個月後才被弄明白。在匈奴，李陵痛苦而困惑地詢問一位漢使者：“我為漢率步兵五千，橫行於匈奴，以無援而敗，我何負於漢？為什麽被滿門抄斬！”

使者把原委告訴他，李陵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又被誤會了，為匈奴練兵的不是他，而是另一個叫李緒的漢朝降將。一字之差，使李陵遭受了人間最悲慘的境遇！他憤怒地派人把李緒殺了，但當時李緒在匈奴地位很高，單於的母親聽說李緒被李陵派人所殺，就想逮捕李陵。幸好單於惜才，把李陵藏到了北方，後來單於的母親去世，李陵才又回到單於王庭。單於對李陵甚為禮遇，把女兒嫁給他，立為右校王。從此，李陵斷了歸漢之心，胡服胡語，永為異域之人。他恨漢朝斬其滿門，他說：“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這個真相傳回漢朝時，已經60歲的漢武帝發覺自己又錯了。

這年秋天，朝廷公布了一條法令：“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漢武帝的那批財經專家為了加強國家的財政收入，搞出一些賣官鬻爵、捐錢贖罪之類的措施，本不足為奇，隻是這命令公布的時間有些巧合，難道是為了司馬遷而設的？有研究者認為很有可能。

50萬錢究竟是多少？大概相當於現在的5斤黃金。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何況司馬遷和父親司馬談一直在太史令任上，俸祿有限，並沒有積攢下什麽財富。轉向親戚朋友求援，結果竟是“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誰敢為一個因觸怒皇帝而被判刑的罪犯出錢出力？誰又敢保證幫了他的忙以後，不會惹禍上身？

這條法令看似給了司馬遷一線生機，其實對他根本沒什麽用。擺在司馬遷麵前的隻有三條路：一是自殺以免受辱；二是接受死刑；第三個是僅存的最後一條生路——受腐刑以免死。這條法令最早見於50年前的漢景帝時代，漢武帝時仍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