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著作

從1854年9月起，達爾文把自己的全部時間都用在了整理種的變異的龐大資料上，不斷地觀察與實驗。

在“貝格爾號”航海期間，讓達爾文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他在南美平原發現了類似犰狳模樣的披著盔甲的巨大動物化石。之後，越是沿著南美大陸南下，就越能發現更多的十分相像的動物。除此之外，科隆群島的生物，與南美大陸的生物特征竟然十分相近。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達爾文在從地質學上看來並不古老的各島上，竟然發現了同種而有一點點變種的生物。

達爾文認為這些事實可以證明，之前那些認為種的變異是漸變的學說幾乎不能站穩腳跟。

基於此，達爾文開始思考各種問題：啄木鳥和雨蛙都會爬樹，當種子夾在鳥類的爪上或羽毛上被帶到各處，而且很多生物的器官、外形、色彩，同它們的生活環境很協調。這些事實讓人懷疑隻是環境或器官的一致是否足以說明一切。

達爾文又開始了沉思：假如這些對於環境的適應方法不能夠說明什麽，那麽種的變異說隻不過是一種假說罷了。

回國之後，達爾文參照賴爾教授在地質學上曾經用過的方式，把有關人工飼養或栽植的跟自然界的動植物的種種變異事實，一點都不落地搜集起來，看看能不能對問題的解決有一點用處。

達爾文開始采用筆記的方式做記錄，他開始不懷一點偏見，也沒有帶著任何的法則，隻顧搜集事實。

達爾文很在意飼養的動物和栽培的植物，他有時候看詢問的信件，有時候就直接和那些園藝家和飼養家們麵談，有時候參考各種書籍，就這樣搜集了很多資料。

達爾文斷然舍棄了動物或植物的改良上沒有用的部分，也就是說，淘汰是最好的方法。但是野生生物的器官和外形是怎樣被淘汰的呢？這還是一個謎。

1838年10月，達爾文所計劃的研究已經開始了15個月，偶然讀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這讓達爾文大感興趣。

因為長期觀察動植物的習性，讓達爾文感覺到生存競爭並不局限於人類社會，廣大的生物界也很適用這個原則。達爾文認為，在嚴酷的生存條件下，有用的器官自然保留下來，無用的器官就漸漸地消失了，結果使物種發生變化，產生了新種。

如今達爾文已然找到了一條法則似的東西，但是達爾文害怕拘泥於某種假定，於是他下定決心，開始記錄極為簡單的筆記。

達爾文首次把這個原則寫成論文是1842年6月份的事。當時隻不過是一篇字跡潦草的35頁鉛筆寫成的草稿。到了1844年夏季，擴增為230頁。這篇草稿的抄本直到現在還保存著。

但是當時，達爾文遺漏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從一個主幹分支出來的生物的一部分器官，如果發生變化時，為什麽連全體的性質都會產生種種的變化？這種變化竟然大得驚人，且看“種”下麵有“屬”，“屬”又分“科”，“科”下麵還有“目”，像這樣的分類情形，就可以知道一個大概了。

達爾文在一次乘坐馬車的路上突然想起了合理的解釋。他的解釋是這樣的：隻要是優秀的、逐漸增加的種族，他們的後裔必定比祖先能夠適應更多新的環境，這種傾向是一直傳承下去的。

1856年年初賴爾教授鼓勵達爾文把這個理論以完整的形式寫出來，後來達爾文就整理出比《物種起源》長三四倍的新稿。但是這不過是所搜集的資料中的精要部分而已。

因為1858年初夏，馬來群島的博物學者兼旅行家華萊士寫了一篇題為《控製新物種出現的規律》的論文寄來給達爾文，他的內容跟達爾文的法則竟然完全一樣。華萊士說，如果達爾文覺得這篇論文不錯的話，希望他能夠推薦給賴爾教授。

達爾文盡可能推薦給賴爾教授，而且準備著把華萊士的論文和自己的原稿的精要，以及1857年9月5日給朋友的信一起出版。

剛開始達爾文一直處在徘徊狀態，因為他不了解華萊士這個人，達爾文擔心華萊士會認為他做了一件可恥的事。

華萊士寫的論文是一篇深入淺出的優秀作品。但是不管怎麽樣，他們的論文貌似沒有受到任何的矚目。通過這件事，讓達爾文明白了一個道理：要發表新的意見的時候，如果不是長久地反複說明，絕對不會引起其他人注意的。

1858年9月，達爾文再次受到賴爾教授的鼓勵，他開始撰寫有關物種變異的論文。但是後來因為身體狀態不好，隻好接著進行“礦泉療養”。

雖然總是在經曆挫折，但是達爾文仍舊矢誌不渝地想要去完成自己的目標。終於，在1859年10月完成初稿，1859年11月以《物種起源》為書名出版。

《物種起源》是達爾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可說相當成功。達爾文剛開始沒想到這麽晦澀難懂的書竟然能夠那麽暢銷，而且全歐洲幾乎都有譯本，包括西班牙語、波西米亞語、波蘭語、俄語等。

達爾文認為《物種起源》這部書的成功，也要歸功於華萊士的論文。如果1856年以現在很大的篇幅出版，恐怕想買這本書的人應該不會超過5個。

達爾文的這個學說在頭腦中總在一直醞釀，從1839年左右到1859年出版為止，一直在延續發展。那麽這個法則是華萊士發現，還是自己發現的呢？達爾文對這個問題完全沒有過憂慮。因為無論如何，華萊士的論文把這個法則展現在人們麵前的功勞，絕對不會被世人抹殺掉，而且自己的延期發表，一點也不會有什麽損失。

達爾文有個好的習慣，每當出現與自己的思考相反的事時，或遇到新的觀察和意見的時候，他會馬上記錄下來。達爾文很感謝這個習慣，因為這讓達爾文能夠謙遜地去注意那些對自己的學說提出批評或者相反的意見。

因為達爾文的進化論被認為是否定了神的存在的無神論，當然會受到很多教徒和牧師的攻擊。達爾文總會客觀分析，他認為，很多宗教能在人間存活時間如此長久，而且能夠左右人們的思想，一定也有它的魅力所在。

不過達爾文認為，在自然淘汰的法則已經被發現的今天，神造萬物的說法，已經變得毫無意義了。因為他覺得，生物的變異和自然淘汰的作用，就像風吹的方向一樣，不能說是依造物主的意誌所創的。

達爾文認為，很多動物由於創傷、饑餓、恐怖等痛苦而發展其進化的過程。如果痛苦很長時間地持續下去，就可能增加對於突來災禍的抵抗力，不過這往往會削弱種族的能力和活動力。而相反地，越是持續快樂，越是能讓種族增強活動力。

所以，一切有情感的生物，能夠通過大自然的淘汰存活下來，也能保持它們的快樂。人類不僅能在聚會或者家庭團圓的時候得到歡樂，而且在艱難的工作當中也能發現樂趣，而人類不斷地發現這些快樂，還可以補償以前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