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養分
1850年左右，惠特曼的興趣由文學、戲劇拓展到藝術。他在好友波恩的《紐約晚報》上呼籲所有美國的畫家和雕刻家團結起來，“形成一個熱絡的、激進的、進步而又使人無法攻破的方陣，創造‘偉大又真實’的藝術，代表我們的時代，也代表美國。”
惠特曼曾這樣讚美美國新生代的藝術家們：他們是溫和、衝動而又獨立的，而且寬厚、真誠。他們適合做好朋友，有時候雖稍嫌狂放和粗魯，但是他們永遠不會做那些吝嗇和偷偷摸摸的事。
查爾斯·路易斯·海德是個出生於法國、後來移居美國的風景畫家。惠特曼曾經十分欣賞他，不但將當時頗有名望的畫家帶到畫室去看海德的畫，更是將自己的小妹妹哈娜介紹給他。
1852年3月，海德和哈娜結婚，婚後他們遠赴佛蒙特州定居。兩人在那裏生活40年，整天吵架，並且一直沒有孩子。
哈娜常抱怨海德的粗魯和暴力，說他常常對她拳打腳踢，還叫她“瘋子”、“壞蛋”，更侮辱她，說她的智商不及她的白癡弟弟艾迪的一半。
在海德的口中，哈娜則是蓬頭垢麵、暴躁又疑神疑鬼的人。海德常說：“她把自己的日子過得不像人，我總要花好多工夫，才能把她當做個正常人看。”這對夫妻最後都進了瘋人院。
哈娜的一生以如此暗淡的結尾收場，使得惠特曼非常難過，他常常詛咒這個畫家妹夫，說他連畜生還不如。但是，在《草葉集》無人問津的年代裏，海德倒是對它很有興趣。
惠特曼結交的許多畫家朋友裏，其中一個就是哈瑞遜，他曾為惠特曼畫像。惠特曼非常欽佩哈瑞遜的藝術造詣，對於哈瑞遜為他畫的那幅肖像，他更是愛不釋手，認為是代表《草葉集》精神的一幅佳作。
此外，惠特曼還結交了油畫家謝伯曼、風景畫家特爾伯和名雕刻家可克等人。
這一時期，惠特曼經常去布恩的畫室串門，並與一批從歐洲留學歸來的年輕畫家混在一起。惠特曼對他們的鼓勵和支持使這批年輕人感動不已，他們也把他封為藝術界和文化界的領袖，請他到第一屆布魯克林畫家協會的頒獎大會上發表講演。
惠特曼在大會上講道：
藝術家承擔著向人類傳遞美的責任。一個完美的人也必定是一個完美的藝術家。人類不需要接受任何美術訓練，就應該懂得這個道理——在我們生存的天地裏，有比衣服、家具、生意、政治更好、更美、更值得追求的東西。
若有人能真正領悟這種宏偉的氣概和單純美好的氣質，那麽這種人定能將我們這個汙濁不堪的時代裝點得如同伊甸園那般神聖和清新。
他接著又說，世上臻於完美的藝術就是一種完全投入而又無所為的美：所有的英勇事跡都是源於藝術化的衝動。偉大的人在做事的時候，必須始於自己的感受，止於道德的美。他們不僅是藝術家，更是藝術的一部分，如臨危受命的華盛頓、血染戰場的勞倫斯、斷頭台旁的瑪麗皇後、獄中的可蘇、在逃的馬誌尼（為意大利的自由與統一而奉獻的愛國者）等，他們都是偉大的鬥士。當卓越的智慧指揮他們沉著應對眼前的災難時，他們完美地表達了藝術的最高境界。最可貴的是，當至善至美的德性呈現在他們眼前時，他們懂得如何去珍惜它。
畫家、雕刻家、詩人都擅長描述英雄的偉業，因為那些真正的英雄都是美的化身。
年輕人！不要光把藝術家的名字掛在嘴上，也不要隻是觀摩他們的作品。你們必須把眼界放寬些，去學習更多更好的學問。那是什麽樣的學問呢？它們是世間偉人的美德，是英勇的事跡，是困頓之人的亡命，是烈士的犧牲……好好地去讀蘇格拉底，甚至還有比蘇格拉底更優秀的作品。好好地去了解黑奴艱苦的奮鬥和反抗，自從世上出現了第一個暴君之後，他的子彈再也不能消滅我們追求人權的鬥爭。隻有這樣，你們才能在最純淨、最高貴的藝術聖壇內，取一粒火種，點燃內心的聖火。
仔細推敲惠特曼的這篇講演稿，其內容融合了盧梭、朗法羅、布昂、莎翁、波普、郝萊斯等人的精華，又融入了古希臘、《聖經》、蘇格蘭哲學等。講詞大綱則融合了喬治·桑、弗蘭斯·瑞特、愛默生及卡萊爾等人的思想。由此可見，惠特曼是個博學廣聞的人。
惠特曼個人與文化的溝通是繁複的，他是個將自我放逐於世俗之外，卻又沉迷於文學、藝術、音樂之內的詩人。對惠特曼來說，文化和傳統都是壓抑人性的東西，阻礙我們產生自我超越的感覺。他往往別具一格，推翻一貫的口號，而呼出他自己創新的說法：“讓我們讚美那些名人，也別忘了將他們更新。”
在寫作《草葉集》的過程之中，他時而小心冷靜，時而熱血沸騰，他鬼祟、魯莽、溫柔、保守，又激進、開放。他支持文化、革命及無政府主義。
在他的詩篇之中，惠特曼總是自成一格，但他的思想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廣泛吸收他人的精華，融會貫通之後才形成的。
影響他思想的文化先哲可說是數不清，但在19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之間就非卡萊爾莫屬了。
在1830年到1840年之間，卡萊爾風光無限，他是當時全世界的精神領袖和社會輿論的焦點。在那段時間裏，惠特曼曾虛心研究過他的生平及著述。最令惠特曼醉心的就是卡萊爾的“自然化的超自然主義”和他對資本主義及工業社會的批評。這兩種理論都一度影響過惠特曼。從卡萊爾的《由英雄對英雄的崇拜而看曆史上的英勇事跡》這本書，惠特曼吸取了曆代宗教大師、先知、世界領袖及各派詩人的思想，為日後寫《草葉集》提供了養分。此外，惠特曼醉心於卡萊爾另外一本詭異怪誕又高深奧妙的小說——《薩多·雷薩多斯》。
惠特曼曾一度模仿卡萊爾，寫過一兩首與卡萊爾的風格雷同的詩。
惠特曼不是一個隻會模仿的人，不久，他就從卡萊爾的思想中掙脫了出來。他認為卡萊爾的思想過於悲觀，又缺乏一股魄力。於是，他像脫離喬治·桑、司各特，甚至愛默生等人一樣地遠離了卡萊爾，繼續邁向自創的文學道路。
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惠特曼的狂熱由戲劇轉到音樂上麵。最初，他還不能領略那些純藝術性的音樂，而多半沉迷於家鄉淳樸的歌謠。
惠特曼曾在報紙上讚美一個家庭合唱團：“合唱團以毫不做作的形式、簡單的和聲和單純的協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合唱團中女孩清新的麵孔，以及她們兄弟粗壯的肩膀，令我想起了鄉下早晨幹淨清爽的空氣。”
1840年間，紐約音樂界大量引進世界各地的歌劇，惠特曼則以湊熱鬧的心情常去觀賞。
起初，這些歐洲歌劇並沒有引起他的興趣，但是漸漸地，他看出了一點兒眉目。最後，他由可以忍受變得有些兒喜歡，再由喜歡到走火入魔，整天沉迷於歌劇院，他對歌劇的印象徹底改觀。
50年代之後，他簡直成了戲迷，每當有女歌唱家或者著名歌劇演員赴美國訪問，他必前去捧場聆聽，還為她們撰寫評論。
在眾多歌唱家之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瑪麗亞塔·埃布爾尼。
惠特曼老年的時候回憶說：“埃布爾尼在紐約演唱的時候，我是每場必到，我認為她的唱功是所有人中最好的。我常常在想，她是否知道她曾根深蒂固地影響了我這個人。她的唱法、她的台風都給了我很多啟發，並影響了我日後詩文不押韻的創作技巧。”
惠特曼曾說，如果沒有歌劇的啟發，他可能是無法完成《草葉集》 的。音樂慢慢變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歌頌音樂，認為它“集精神及感性於一體”。
最後，惠特曼勸導眾人說：“每個人在年少時最好都能學習一種樂器，在一生中都要不斷反複練習、保留它，使它能永遠保留在你的記憶中。”
他自己也豪放地隨時施展他的歌喉，在海邊、在路旁，興致來時即高歌一曲以自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