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政治

1841年的紐約繁榮熱鬧，也是當時的文化之都。

22歲的惠特曼帶著簡單的行李，住進一家專供小職員、小生意人住的寓所，開始他在紐約“社會大學”的生活。當時，在紐約有一半人都住在這種供應三餐、類似旅社的寓所內。比較有錢的人住在百老匯臨街的大廈內，情況差些的就住在北河或波艾瑞一帶。

才到紐約兩個月，惠特曼就找到了顯露才華的機會。他對演說及政治的熱忱，使他很快躋身於民主黨人的行列，並有機會在一個大聚會中發表他的心聲。最後，他對台下黑壓壓的人群呼籲道：今天我懇求各位看清楚我們的目標：我們不是要協助這位或那位候選人獲得勝利，我們是要提升我們的黨，使黨的理想能完全地實行。

我們在為偉大的原則而戰，為光明和真理而戰。今天，我若為任何一位被提名的人出力，我會因此而感到羞愧。因為，我們的黨旨，我們的原則，是要令整黨發揚光大，而不是捧紅個人，或一個小團體的人……自傑斐遜以來，保護本黨的天使似乎還未摒棄我們。這一次，她還會盤旋於我們的頭頂，在混亂中為我們指點光明的道路，帶領我們奔向最後的勝利。

第二天，《新世界》把他的演說全部刊登出來，自此之後，他就是坦慕尼會所（民主黨人的聚會中心）的常客了。在坦慕尼會所裏，他認識了許多政治要員以及沙場老將，這成為他日後寫作的材料。

此時的惠特曼雖然熱衷於政治，但仍然靠寫作及印刷維生。他在《新世界》做印刷工，此外，還陸續在當時頗負盛名的雜誌《民主評論》中發表了八篇小說。這八篇小說雖然受到了一些讀者的喜愛，但當他進軍文化名城波士頓時，出版商卻回絕了他的要求。惠特曼一點兒也不氣餒，仍然繼續作文寫詩。

惠特曼成長的時代，文人、政客不斷地討論民主、文化及國家主義對美國的影響。

像約翰·亞當斯就認為“文學必須是屬於少數貴族的”。而《民主評論》的主編蘇利文則以為：“我們的文學必須是民主而屬於大眾的……”

８年之後，美國有意擴張領土，這一規劃獲得了知識分子的熱烈讚同以及無限期望。

像愛默生所說：“美國在我們眼中應是一首詩，它廣闊的地域，多麽能夠激發個人絢爛的幻想，屬於我們的詩就快要開始吟唱。”

惠特曼非常讚同愛默生的理論。1842年3月，一連六個晚上，他都與一群崇拜者擠在百老匯的社會圖書館內，聆聽愛默生的演講。

愛默生講到了先驗哲學、自我的滿足，最後談到詩及詩人。惠特曼崇拜地說：“愛默生的演說是我所聽過的內容最充實、形式最優美的一次。”

聽眾問了愛默生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目前美國是否有自己的詩人。愛默生激動地反問：“為什麽沒有？我們的詩人文傑就在這兒呢！”他繼續說：“這個詩人不是新來的移民，而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他崇拜這片土地。他在林間，踩在鋪滿鬆葉、橡樹葉及栗子葉的小徑上，他劃著木筏在河畔、在湖中**漾，他坐在山邊的岩石上聆聽鬆濤，他毫無怯意地去探訪工廠、鐵路線和碼頭。每次，當他洪亮的聲音響起，所有人都忘懷地聚集在他身邊。當他說話的時候，刹那間，他們日常所用的工具、所喜愛的藝術、所遵循的法律都成了浪漫的武器，將他們擊醒。我看見聽眾們燦爛的眼神，他們內心漸漸地充滿了歡樂和新的信仰，如果人懷疑屬於美國的詩人尚未誕生，”愛默生反駁說，“那麽此人就是在懷疑日月的存在。”

大文豪愛默生的這一席話似乎是針對惠特曼而說的。台下的惠特曼早已感動不已了，他遵循愛默生的指示，在學習期間，將自己完全融入各個地域、各個階層、各種生活方式。

他寫了一首愛默生式的詩：

你不曾知道我是誰，也不會了解我的心意，然而，我將有益於你，

滲入你的心，製造你的血！

1842年，惠特曼辭去了《新世界》的工作，成了《曙光》報自由投稿的記者。

《曙光》的老板艾瑞克和羅布斯決定拓展報紙的銷路，經過短暫的考慮與試用之後，他們決定任命22歲的惠特曼為該報的主編，這是個大膽的決定，但是他們認為惠特曼是個勇敢又有精力，文筆自然而不矯作的作家。報社給惠特曼派了一個記者及一個印刷師傅幫忙，此外，惠特曼要一個人排兩大張的版麵，包括新聞、社論及投稿的文章。年輕的惠特曼誇下海口說：“《曙光》報是無黨無派的，它的筆調是開放又坦率的，無懼於各種勢力。它將成為代表紐約的報紙，使全國的讀者都為之喝彩。”

當惠特曼抓穩了該報的銷路之後，便開始大肆攻擊天主教的主教休斯，指責他和他手下那些無恥的教徒及無知的愛爾蘭人完全羞辱了偉大“美國人民”的意義，因為他們反對新移民入境。

當國會討論是否需要補貼私立的教會學校時，惠特曼憤憤地在《曙光》上表明了他的原則和想法：現在，我們社會中有種種壓力在影響我們，這些壓力企圖將我們土地上的思想、風俗習慣，甚至政府政策都帶回到舊社會的製度裏。《曙光》對這些壓力是深惡痛絕的，它將公開地、奮力地、永不疲憊地與他們鬥爭到底。

惠特曼點燃了鎮上許多非天主教徒的怒火。4月12日大選的那一天，終於爆發了基督徒與天主教徒巷戰的事件。

老對手《每日之鷹》雖然同意《曙光》的水平突飛猛進，“但是，”《每日之鷹》批評道，“該報的主編似乎太主觀，缺欠報業從業者應有的客觀精神。”

1842年5月，因為與報社老板發生了一些不愉快，惠特曼提出了辭職。到5月16日他就與報社解約。解約時，雙方的態度都不好，並相互侮辱了一番，才平息了這樁風波。

在1842年到1845年這三年間，惠特曼先後換了十份工作，在一連串上任、離職、離職又上任的日子裏，他過得稀裏糊塗，到後來連自己也記不清了。

但是在這段日子裏，他倒是出版了一本六萬字的通俗小說《富蘭克林·埃文斯》。書中的筆調和結構都有些粗糙，但惠特曼在書中描述了他初入社會的興奮和麵對各種**的惶恐。

惠特曼一直不以他這本小說為榮，他認為該書是他匆匆下筆的作品，實在不值一提，他發誓再也不寫這些低俗的小說了。

惠特曼認為，詩人必須是穩定的，有能力為民眾區分精神與現實的路途，更有果斷地判斷世情的魄力。詩人不似法官判罪似的強硬，而似陽光撫照弱者似的寬大、溫柔。

但是，惠特曼本人並沒有在一夜之間就達到那種境界。像所有的平常人一樣，經過外界不斷的衝擊、內心的掙紮與領悟，才逐漸邁向成熟，寫下他的傳世傑作。他是美國第一個長在城市，又飽受城市洗禮的詩人，他在紐約長大、成熟，在千變萬化的繁華之中，在貧富懸殊的生活之中，他領略了人生的滋味。

年輕的惠特曼也像一般的城市青年一樣愛時髦，愛玩。他穿著一襲長大衣，領上常常別一朵鮮花，戴著高帽子，手中把玩著一根黑漆閃亮的手杖，悠閑自得、貪玩好奇地四處遊**。

他在公園散步，在花園的泳池中戲水。玩得累了，他便靠著公園的欄杆，眺望遠方海上來來往往的船隻。

他不但愛紐約市靜態的一麵，也愛它動態的一麵。他也從不放過親近市井小民的機會。

他曾多次描繪大街上的屠夫。在《自我之歌》中，他歌頌他們：市場肉攤的少年屠夫，掛起血衫，磨刀霍霍。我在攤頭閑逛，欣賞他與客人間的巧妙問答、雙手飛舞的肉塊和下刀的利落。

惠特曼是與紐約息息共存的，城中的曼哈頓更令他心怡，他踩著曼哈頓每一節拍，聆聽每一聲響。

早晨，走在路上的是衣著光鮮的上班的行人，街上是穿梭不停的車輛，是年輕的人潮，是活力，是朝氣，是輕快的美。中午，雍容華貴的人們奔向高貴的旅店、餐館，走向富足的商店、銀行。傍晚，富人與窮人都擁向街頭，在暮色中返回家中，留下一街清冷安靜的美！

百老匯是美國最時髦、最徹底的遊樂場，是表現民主文化與社會的最佳地點。它有絢爛的一麵，也有黯然的一麵。不夜城的繁華固然令人驕傲，但繁華的背麵卻是個魚龍混雜之地，靈活矯健的小偷、扒手穿梭在人群中，還有連巡警也膽怯的黑暗地帶。緊接著，就是雜亂的貧民區，這裏是疾病、醉酒和暴力的溫床。這些地方也往往是移民聚集之地，當時數以萬計的歐洲移民在這雜亂無章的地方落腳，惠特曼痛心地寫道：這些移民既不是窮人，也不是罪犯，他們隻是不幸落腳於這個可怕的地區。實際上，他們是美國最珍貴的財富，因為他們就是勞動力。這些人應該往西部墾荒，而不應停滯在人口密集又仇視移民的紐約。

在紐約，惠特曼看到了浮雲般的富貴，也體會了貧苦的悲涼，更遭遇了幾次火災的驚嚇，平添了許多人生經驗。

1842年，一場火燒掉了哈伯兄弟出版社。1845年，兩起大火燒毀了《紐約民報》，7月間，轟然一聲爆炸，火舌卷走了近300間大樓，將一條街燒得滿目瘡痍。

惠特曼曾將1842年的火災記載了下來：到處都能看到挽著小包袱、麵色通紅的女人，汗流浹背的男人和哭泣抽搐的小孩。人行道上堆滿了他們搶救出來的家具，有時候直擺到街心。救火車的引擎聲，劈啪作響的火花，混雜著房主的號啕，我越走近災區，這種聲音就越清楚，到後來，各種聲音混到了一起，是一種令人感到震耳欲聾的嘈雜。那是慘痛卻又壯觀的景象！一種令人看了心碎，夜夜想到便難以成眠的畫麵。

幾場大火之後，就是新區的誕生，完全改變了街上原有的景色，紐約在雜亂中掙紮著發展。

直到1846年，150位建築師塑造了一個嶄新而又偉大的紐約市規劃圖。從此以後，紐約不再無頭緒地擴張，它成了一個有秩序的大都會。

紐約代表了美國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它濃縮所有事物於一身。在這個城市裏，惠特曼醞釀了日後注入《草葉集》的一些生澀的人生經驗。

惠特曼日後自剖說：“《草葉集》這本書反映了我在布魯克林與紐約的人生……我吸取了成千上萬人的生活方式。”最後，他將該書比做紐約這個城市及現代文化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