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潘光旦

像靄理士（Havelock Ellis）在本書第三章裏所討論到的種切，譯者是一個對於性的問題很早就感興趣的人，既感興趣，就不能不覓取滿足這種興趣的方法；在三十年前的環境裏，向父母發問是不行的，找老師請教也是不行的，小同學們閑話，雖時常涉及這個問題，但偶有聞見，也是支離破碎的一些，足以激發更大的好奇心，而不足以滿足正在發展中的知情兩方麵的欲望。

當時隻有一條可以走的路，就是找書看，並且還不能冠冕堂皇地看，而必須偷看；所偷看的，不用說，十之八九是**的說部，而十之一二包括**的圖畫。記得在十歲前後到二十歲的光景，這一類的東西著實看得不少。**的說部與圖畫也許有些哲學、道德以及藝術的意義，至於科學的價值，則可以說等於零。

在這個時期裏，譯者所看到的唯一有些科學價值的作品是一個日本醫師所著的一本關於性衛生的書，那是先君因赴日本考察之便帶回來的。譯者那時候大概是十二歲，先君也看到譯者在那裏看，並且很開明地加以鼓勵，說這是青年人應當看而童年人不妨看的一本書。先君的這樣一個態度，對於譯者後來的性的發育以及性的觀念，有很大的甄陶的力量，在譯者後來的《性的教育》一本譯稿裏，曾一度加以論及，認為是最值得感謝與紀念的。

譯者最初和靄理士的作品發生接觸是在一九二〇年，那時候譯者是二十歲，正在清華學校高等科肄業。在清華當時就比較豐富的藏書裏，譯者發現了靄氏的六大本《性心理學研究錄》（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當時全書共六冊，後來到一九二八年，靄氏又增輯了一本第七冊。不過這部書在那時的學校環境裏還是一部不公開的書，平時封鎖在書庫以外的一間小屋裏，隻有教師和校醫可以問津，所以費了不少的周章以後，才逐本地借閱了一遍。別的同學知道以後，當然也有向譯者輾轉借看的。但大概都沒有譯者那樣的看得完全。青年人處此境地，自不免有幾分自豪，甚至有以小權威自居的心理。當時也確實有不少的同學就自動戀和同性戀一類個人的問題向譯者討教，譯者也很不客氣地就所知逐一加以解答。至今思之，真不免啞然失笑！

又過了一兩年，譯者又有機會初次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論和此論所內含的性發育論發生接觸。記得當時讀到的他的第一本書是《精神分析導論》（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不用說，也是在書庫裏自由搜索的一個收獲。同時，因為譯者一向喜歡看稗官野史，於是又發現了明代末葉的一個奇女子，叫作馮小青，經與弗氏的學說一度對照以後，立時覺察她是所謂影戀（見下文第三章第六節）的絕妙的例子，於是就借了梁任公先生在“中國曆史研究法”班上責繳報告的機會，寫了一篇《馮小青考》。譯者出國遊學後，曾經把它寄交商務印書館的《婦女雜誌》一度發表；後來歸國，又把它擴充成一本小書，交新月書店出版，易名為《小青的分析》，再版時又改稱《馮小青》，現歸商務印書館。這是譯者對於性問題的第一次的研究嚐試，所以敢在此一提。這一次的嚐試事實上和靄理士沒有關係，靄氏關於影戀的一篇論文發表得很遲，我們在《研究錄》第七輯裏才見到它。不過見到以後，譯者也曾把靄氏的理論和小青的實例彼此參證，倒也沒有發現什麽抵觸就是了。

譯者遊學和遊學歸來後最初的幾年裏，因為忙著許多別的題目的研習，沒有能在性的問題上繼續用什麽功夫。固然，所謂別的題目，也大都不出人文生物學的範圍，而和性的問題多少有些牽連的關係。不用說，和靄理士也不免增加了好幾分的契闊。不過，在這時期裏，契闊則有之，忘懷則沒有。至少有三件小事可以做證。一、斷斷續續地閱讀過好幾種靄氏的其他的作品，其中至少有兩種是和性的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一是《社會衛生的任務》（The Task of Social Hygiene），一是《男與女》（Man and Woman）。二、在有一個時候，有一位以“性學家”自居的人，一麵發揮他自己的“性的學說”，一麵卻利用靄氏做幌子，一麵口口聲聲宣傳要翻譯靄氏的六七大本《研究錄》，一麵卻在編印不知從何處張羅來的若幹個人的性經驗，究屬是否真實，誰也不得而知；和這種幾近庸醫的“學者”原是犯不著爭辯的，但到忍無可忍的時候，譯者也曾經發表過一篇駁斥他的稿子。三、靄氏在這時候已經是一個七十歲上下的人，學成名就，不但在性心理學上是一個最大的權威，在人生哲學與文藝批評的範圍以內也有很大的貢獻。美國批評家孟根（H．L. Mencken）甚至於稱他為“最文明的英國人”（“the most civilized Englishman”）。所以在這幾年以內，坊間出版的靄氏的傳記至少有兩種，其中有一種譯者是特地購讀過的；抗戰以後，書劍飄零，如今雖連書名與著作人都記不起來，但當時曾經在《中國評論周報》（The China Critic）上寫過一篇稿子，來表示我個人對於靄氏人格的敬慕，叫作《人文主義者的靄理士》（Havelock Ellis as A Humanist）。

譯者並不認識靄氏，也始終不曾和他通過信；但二十年來，總覺得對他要盡我所能盡的一些心力，總好像暗地裏向他許過一個願似的。以前學問的授受，有所謂私淑的一種，這大概是一種私淑的心理罷。至於譯者所許的願，當然也是一般私淑的門弟子所共有的，就是想把私淑所得，縱不能加以發揚光大，也應當做一些傳譯的工作。七大本的《研究錄》，價值雖大，翻譯是不容易的，事實上也似乎是無需的，因為，有到可以讀這全部《研究錄》的學力的人，大抵也懂得英文，無煩傳譯；也因為，《研究錄》是一種細針密縷的作品，最適宜於閱讀與參考的人是醫師、心理學者和其他有關係的學術專家，對於一般的讀者，總嫌過於冗長，過於煩瑣。上文所提的那位“性學家”就根本沒有考慮到這一層，否則他絕不會把他想翻譯這部書的宏願輕易發表出來。

不過七冊之中，第六冊或第六輯是比較例外的。它的內容固然是和其他諸輯一樣的冗長煩瑣，但題材不同，每一篇論文都代表著性與社會關係的一個方麵，即在一般的讀者也一定會感到不少的興趣，所以在一九三四年的春季，譯者特地選譯了兩篇，《性的教育》與《性的道德》，每篇成一本小書，交由上海青年協會書局出版。和靄氏等身的著作比，可以說是腋之於裘，勺水之於滄海，但曆年私許的願，總算是還了一些了。

譯者在翻譯這兩篇論文的時候，時常聯想到以至於抱怨著，靄氏為什麽不另寫一本比較盡人可讀的性心理學，一麵把《研究錄》的內容擇要再介紹一遍，一麵把《研究錄》問世以後二十年裏這門學問所已獲得的新進步補敘進去。原來在這二十年裏，性心理學有過不少的發展，而此種發展又不隻一方麵：一是由於精神分析學派的繼續的努力；二是人類學中所謂功能學派對於比較單純民族性的生活的調查與研究；三是醫學界對於個人**的統計的搜集與分析。這三方麵的發展靄氏本人雖沒有直接參加，但靄氏對於它們多少都有幾分啟發與感召的影響，並且始終極關切地加以注視。

其實譯者在做這種願望的時候，靄氏已經寫好了這樣的一本書，題目就叫作《性心理學》（Psychology of Sex），並且在英美的出版界已經流行了一年之久！中國坊間對於西文原版書的運售是一向落後的，教科書如此，非教科用的一般課餘或業餘的讀物尤其是如此，所以一直等到一九三四年秋，譯者到清華大學任教，才看到這本新書，那時候它和世人相見已經快有兩年的曆史了。

譯者多年來許下的願到此該可以比較暢快地還一下了。還願的心早就有，還願的心力自問也不太缺乏，如今還願的方式也有了著落，但是還願的機緣與時間卻還未到。教讀生涯本來比較清閑，但加上一些學校的行政，一些零星研究與寫作的需要，荏苒六七年間，也就無暇及此。一直到抗戰軍興，學校播遷，零星研究既少資料，短篇寫作又乏題材，於是又想到了靄氏的這本《性心理學》，譯事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開始，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竣事，兩年之間，時作時輟，有間斷到三個月以上的，但最後總算是完卷了。記得靄氏在《研究錄》第六輯的跋裏，第一句就引一位詩人的話說：“天生了我要我做的工作現在是完成了。”（“The work that I was born to do is done.”）譯者不敏，至少也不妨說：“我二十年來記掛著的一個願現在算是還了！”

《性心理學》原書包括序文一篇，自緒論至結論凡八章，除緒論不分節外，每章分兩節至十節不等，名詞注釋一篇，最後是索引。索引照例未譯，名詞注釋分別見正文中，未另譯；序文最後三段未譯，原因見譯者附注，其餘全部照譯，絲毫沒有刪節。

譯筆用語體文，於前輩所持的信、達、雅三原則，自力求其不相違背。譯者素不喜所謂歐化語體，所以也力求避免。譯者以為一種譯本，應當使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感到他是在讀一本中國書，和原文的中國書分不出來，越是分不出來，便越見得譯筆的高明。往年譯者摘譯美國人文地理學家亨丁頓（Ellsworth Huntington）的《種族的品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和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的《中國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今均輯入《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一書中），後來譯《性的教育》與《性的道德》兩文，也力求不違反這樣一個旨趣。至於這個旨趣究屬對不對，是要請讀者及其他作譯事的人加以評論的。

本書約三十四萬言，其中約十萬言是注和附錄。注分三種。一是靄氏原注，占十分之一不足。二是靄氏所引用的書目。這又分兩部分，一部分是見於《性心理學》原書的，比較的很簡略，一部分則見於《研究錄》，由譯者就可以查明的查明輯入。這第二種注約占十分之二。三是中國的文獻與習慣中所流傳的關於性的見解與事例，所占當在十分之七以上。這當然是就譯者瀏覽與聞見所及斟酌輯錄，意在與原文相互發明，或彼此印證，也所以表示前人對於性的問題也未嚐不多方注意，所欠缺的不過是有係統的研究罷了。關於同性戀，資料較多，若完全放入注中，頗嫌其分量不稱，所以又作了一個附錄。

靄氏於去年作古，他的自傳《我的生平》（My Life），也於去年出版。譯者於去年九月杪就從友人處借到這本書，讀完以後，還留下一些筆記，準備替他作篇小傳，附在本書後麵。但是不幸得很，這一部分的筆記，後來在路南石林之遊的旅途中全部失落，原書又已交還友人，如今遠在幾千裏外，一時無法再度借讀，補此缺憾！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潘光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