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之後

與康有為再生分歧

1911 年10 月10 日，是值得中國人民永遠紀念的日子，辛亥革命爆發，使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製土崩瓦解。這一曆史巨變，也給梁啟超提供了新的活動舞台。

然而，這一年的開頭卻是寒冷得讓梁啟超感到憂鬱。國內立憲派聯合請願連續受挫，謀求開放黨禁無果，楊度上書奏請赦用梁啟超又似泥牛入海，這一連串的失利，使得梁啟超的心境極為悲涼。

看來，日薄西山的清王朝頑固到底，已經不可救藥了。這期間，他在寫給康有為的一首詩中表達了對清王朝完全失望又無可奈何的複雜心態：

觚棱回首是河梁，十二年中各遜荒。

難以焦頭完火宅，枉將奇夢發明王。

出生入死行何畏，轉綠回黃究可傷。

青史恐隨弓劍盡，鼎湖西望最淒涼。

1911 年10 月21 日，即在武昌起義爆發後，梁啟超寫給立憲派骨幹徐勤一封萬言密信，詳述兩年來與滿族親貴來往情形及辛亥年的宮廷政變計劃：

昨晨發一書，今日又發一電，文雲：“用北軍倒政府，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國可救，否必亡。機已得，任即行，待數萬押會所，電濟。泣血叩。”想已達……兩年以來，朝貴中與吾黨共事者惟濤、洵兩人而已，而洵實無用，可用者惟有一濤。而濤與澤地位相逼，暗爭日甚。去年解禁之議，濤、洵爭之不下十次，而梗之者則澤也。

澤與慶結，澤夫人為太後之妹，日日出入宮禁，老攝廢物，畏蜀如虎，故使澤勢大張。澤遍布私人，如張謇、鄭孝胥之流，皆為之鷹犬，而外複與袁結，務欲蹙濤於絕地。

……

故數月來，惟務多布吾黨入禁衛軍，而外之複撫第六鎮（駐保定）之統製吳祿貞為我用，一切布置皆略備矣。

吾兩月前致兄書，謂九、十月間，將有非常可喜之事，蓋即指此。……

這封密信，是解開1911 年梁啟超試圖發動宮廷政變、策動灤州兵諫進而逼迫清政府交出政權、實行君主立憲的重要證據，也為解開辛亥革命領導人疑案提供了重要證據。

信中所提及的“用北軍倒政府”，即是梁啟超於辛亥年前即謀劃已久的運動北洋軍倒內閣，進而達到徹底顛覆清廷頑固派，控製國會，進行政治變革，實現君主立憲的政變計劃。此計劃的完整表述是“和袁，慰革，逼滿，服漢”八字方針。

政變的具體內容是：

用北軍倒政府，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一麵勒禁衛軍駐宮門，以備非常，即逐慶、澤，而濤自為總理，殺盛以快天下之心；即日開國會，當選舉未集時，暫以資政院、谘議局全數議員充當國會議員，同時下罪己詔，停止討伐軍……和袁，即與袁世凱言和；慰革，即在與袁世凱講和的同時，安撫、穩定革命黨；逼滿，逼迫清帝退位；服漢，即以此令漢人信服，同時給漢人和滿人權利一個完整、平等的交代，也即以君主立憲的形式開啟新的國體和政體。

此政變計劃的目的是實行君主立憲，核心是“和袁”，即用袁世凱的北洋新軍控製北京局勢，以袁世凱統治取代清王朝攝政王載灃的統治，策略是通過政變，以立憲派控製國會，進而掌權。

但是，隻聯合袁世凱的北洋軍顯然是不行的，因為在此前後，南方革命黨人的勢力已經蓬勃發展，不能安撫革命黨，則不能達到君主立憲的目的。故此，“慰革”是必要保證。

信中所說的“濤”，指軍諮大臣載濤，“洵”指海軍大臣載洵，“慶”指慶親王、內閣總理大臣奕劻，“澤”指度支部大臣載澤，“老攝”即光緒之弟、溥儀之父、監國攝政王載灃，此五人者皆清室皇族，掌握了晚清的政治、陸軍、海軍、財政大權。

其中，載濤、載洵、載澤皆主張君主立憲，但載濤、載洵傾向於康有為、梁啟超立憲派，而載澤則傾向於張謇、鄭孝胥立憲派。載澤與載濤權爭日久，鬥爭激烈，而載洵實無用，載灃雖然也為梁啟超所拉攏，但軟弱無能，實際權力掌握在慶親王奕劻及載澤等人手中，而奕劻與袁世凱為同黨，是清廷頑固派的代表人物。

故所謂的發動宮廷政變，“勒禁衛軍駐宮門，逐慶、澤”，即是以載濤所掌握的禁衛軍驅逐載灃、奕劻、載澤等頑固派勢力，並以載濤為總理。

“殺盛”乃是指除掉當時力主清政府實行鐵路國有化而引發全國騷亂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繼而召開國會，由立憲派所控製的資政院、谘議局議員充當國會議員，逐漸向國會過渡。

此外，關於奪取政權之後的建設，梁啟超亦有詳細計劃：國會曉諭此意，然後由國會選代表與叛軍交涉；告以國會既攬實權，則滿洲不革而自革之義，當能折服；政府一麵仍下詔廢八旗，皇帝自改漢姓，滿人一切賜姓，以消除怨毒。

通過這樣的方式，逼迫清帝下罪己詔，交出政權，廢八旗製度，改漢姓，滿人照例賜姓，以消除怨毒。

當然，由於是絕密軍事計劃，故梁啟超在信中對具體的軍事行動計劃語焉不詳，隻含糊地說“九、十月間將有非常可觀之事”，所謂的“非常可觀之事”，即是指由梁啟超與張紹曾、吳祿貞、藍天蔚等北洋新軍統領策動的讓晚清政府奄奄一息的“灤州兵諫”。

梁啟超的這個方針，兼顧宮廷內外和南北勢力，應當說是相當完善。宮廷內，以載濤所統領的禁衛軍把守宮門，驅逐以奕劻為首的頑固派勢力；宮廷外，以張紹曾、吳祿貞、藍天蔚率領的北洋新軍一個半鎮的兵力在灤州實行兵諫，脅迫大清帝國交出政權，並由立憲派控製京城局勢，敦請袁世凱重新出山，進京重新組閣，立憲派和袁世凱進行合作，執掌權柄，共同穩定北京的政治、軍事與經濟秩序，進而實現立憲派的開國會及君主立憲主張。

當然，這其中袁世凱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關鍵人物，即政變之後，必須由袁世凱出山具體主持大局。雖然都是由袁世凱出山，但由清政府恭請袁世凱出山和由立憲派恭請袁世凱出山，以及袁世凱主動出山，意義是絕不一樣的。袁世凱自己出山，則意味著立憲派、革命黨都處於被動地位，而隻能受製於袁世凱。

在梁啟超看來，讓袁世凱出山是一個相對來說最好的結果，至少比革命黨掌權要好得多。所以，說“灤州兵諫”失敗，是因為立憲派掌權的失敗。

但從另一個層麵說，盡管參與“灤州兵諫”的吳祿貞被殺，張紹曾被解除兵權，藍天蔚被逼走，但不能說“灤州兵諫”完全失敗，因為兵諫的目的已基本達到，也不能說梁啟超的政變計劃完全失敗，至少是部分實現了。

此政變計劃，典型地體現了立憲派的政治主張。但在立憲派中又有大大小小的差別，有激進立憲派和保守立憲派，清廷中央立憲派和地方立憲派，滿人立憲派和漢人立憲派等差別。

即使是在比較激進的梁啟超和康有為立憲派中，也還存在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分歧。

而梁啟超和康有為的這個分歧，則是導致此政變挫敗的原因之一。康有為的立場是必須徹底實行君主立憲，也即必須有君主，康有為所想要的不是美國式的民主共和，也不是民主立憲，不是日德式的君主立憲，而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

在這一點上，梁啟超與康有為基本一致，但梁啟超在策略上則有所變通。在他看來，不論君主還是民主，不論是日本式還是英國式，隻要先立憲就行，梁啟超講的是策略和實操，甚至在梁啟超的計劃中，是否君主立憲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先消除破壞立憲的因素，立憲可以一步步推進。作為弟子的梁啟超，盡管與其老師政見不合，但不得不遵循。

康有為、梁啟超的這一分歧，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參與政變的北軍將領張紹曾在是否舉兵攻進北京這一事情上舉棋不定，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打，就會被康有為認為是要搞革命，尤其是革君主的命，違背了康有為的旨意；不打，又會導致計劃的全盤失敗，違背了梁啟超的旨意。

張紹曾進退維穀，十分痛苦。於是在這樣的情勢下，作為軍人的張紹曾竟然做出了一個十分荒唐的舉動：通過燒香拜佛來決定是否進攻北京，但他不得不如此。張紹曾的這一遲延貽誤了最好時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梁啟超的政變計劃最終落空。

梁啟超帶著深深的失望，黯然返棹東還，回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