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政聞社的興衰

1906 年9 月，清政府迫於形勢下詔宣示預備立憲。盡管隻是不知何日真正能實行的“預備”，但此消息已經使在海外避居多年的梁啟超異常欣喜，以為“政治革命可告一個段落”，今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對憲政進行“學理”研究，宣傳和闡釋立憲的主要主張和理論，並適時地監督與參與政府有秩序的變革。

梁啟超是立憲運動的精神領袖，雖從戊戌變法起就一直是朝廷通緝的要犯，卻又名動天下，在當時之中國，以通曉中外政理著稱。所以，某些朝廷大員還與他暗通款曲，向他谘詢時務。

1906 年，載澤、端方為預備立憲的出國考察報告實際就采用了不少梁氏有關文章；1907 年，法部尚書戴鴻慈還專門就有關法部與大理院權限問題寫信向其請教。當然，這些大員或許有另一層考慮，梁啟超畢竟不是要推翻朝廷，相反還與革命黨論戰維護大清王朝。

梁啟超一直與革命黨人進行著如火如荼的論戰，但是到了1906 年11 月，梁啟超卻主動通過友人徐佛蘇向革命黨人表達了停戰求和的意向，以便可以抽身出來投身於立憲運動。

在梁啟超看來，現在最急迫的是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黨，此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與革命黨人打嘴仗。可是，革命黨人卻並不想放過他，他們拒絕了他的建議，迫使他將論戰繼續進行下去。

1907 年7 月，《新民叢報》因故停刊，給了梁啟超撤出戰鬥的機會。於是，梁啟超趁機單方麵停火，開始將精力全部轉移到聯絡同誌、組建政黨這件在他看來十分緊急的事情上。

當年9 月，政聞社在日本成立，這是梁啟超政黨實踐的第一步，為避清廷忌諱，康有為、梁啟超都未出名預備地位，政聞社不設正副會長，而設總務員一人，邀請馬相伯擔任。表麵上是由馬相伯、徐佛蘇、麥孟華負責，實際上卻是梁啟超主政，他是首腦。

然而，革命黨人當時並沒有停止論戰的意思，所以在成立大會的當天下午，革命黨人張繼、陶成章等率眾大鬧會場，驚動當地警方。梁啟超為顧全中國人顏麵，未將真相告知日本警方，以息事寧人。

早在十天前，梁啟超在東京創辦了《政論》月刊。主編為蔣智由，立憲派人物麥孟華、黃可權、馬相伯等先後參與編撰，以造成正當輿論，改良中國之政治為宗旨，內容設論著、時評、演講、記載、來稿、社報、雜錄等欄目。

政聞社成立後，《政論》被作為它的喉舌，鼓吹改造中國現行之政府，主張實行國會製度，建立責任內閣，提倡組織政黨以行立憲，號召請願以促使清政府速開國會。

立憲派要求召開國會的請願運動，也是梁啟超最早發動的。早在1902 年，他就提出應效仿當年英國“權利請願運動”：彼英人在昔常有“權利請願”之舉，有“不出代議士不納組稅”之格言，真可謂惟一正當之手段，惟一正當之開武器也。

國內立憲派響應他的號召，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請願運動。

事實上，在籌辦政聞社的過程中，梁啟超自然對清廷一些大員報有相當期望，通過關係希望得到張之洞、袁世凱、端方、趙爾巽等一些要員的支持，並擬推薦光緒皇帝的弟弟、軍機大臣載灃為總裁，度支部尚書載澤為副總裁。

1907 年6 月，梁啟超還專門來到上海，想與袁世凱、岑春煊麵談，但並未實現。事實說明，梁啟超想拉這些大員入會隻是他的一廂情願，這些官員可說開明，其中有人對梁啟超和康有為可能不乏同情，但要他們公然入會則非常危險，無人敢冒此風險。

由於馬相伯的努力，政聞社本部於1908 年2 月遷往上海。

此時，遠居海外的梁啟超隻能用遙控的方式進行指揮。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筆。

梁啟超在政聞社的機關刊物《政論》上發表了大量文章，宣傳政聞社的宗旨，普及憲政知識，“勸告”清政府從速頒布憲法，從速立憲。同時，他還通過大量信函對立憲運動進行具體的指導。

經過政聞社成員的積極活動，國內的立憲運動發展得很快。他們聯絡各省的谘議局、立憲公會，呈請清政府限期召開國會，並派遣會員到各地發動社會各界人士簽名請願，準備上書朝廷，一時間簽名者達4 萬多人，甚至連在旗的士民也被他們鼓動起來，發起八旗國會請願，連日簽名者，異常踴躍。但這種大好局麵很快在清政府頑固派的打擊和壓迫下迅速土崩瓦解。

以政聞社成員、時任法部主事的陳景仁被革職查辦為導火索，1908 年8 月3 日，應袁世凱等大臣的請求，慈禧太後發布上諭，著民政部、各省督撫、步軍統領、順天府等衙門嚴拿懲辦政聞社的“悖逆要犯”，梁啟超再次榜上有名，而成立隻有十個月的政聞社也被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