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同盟派的對戰

美洲之行，給梁啟超帶來思想政治立場的又一次重大轉折，他對美國華人社會的種種失望，由此想到中國人的素質，中國國民性的弱點，使他對立即在中國實施民主共和製度產生懷疑。於是，他開始收回邁向革命的腳步，返身折回改良的營壘。

如果說1903 年以前梁啟超在改良與革命之間曾經幾度徘徊瞻顧，舉棋不定，那麽他在1903 年底漫遊美洲新大陸歸來後，則宗旨大改，言論驟變，從禮讚革命到反對革命、從心向共和到回歸保皇立場。

人們對照他數年前的言論，很難相信同樣出自一位曾經自命為“思想界陳涉”的梁任公之手。這變化之大，連他自己都感到詫異。他說：

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議，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銳退如此其疾也。

從美洲歸日不久，梁啟超考慮再三，終於主動作出姿態，寫信給徐勤，謀求緩和與康有為的緊張關係。信中說：長者（即康有為）處因相隔太遠，而弟往書頗疏，故生出種種支離。實則弟自問一年來對不住長者之舉動極多，無怪其惱怒，一切嚴責之語，弟皆樂受。因長者知我為可責之人，乃肯見責也。前日之事實，或有實由弟之悖謬者，亦有出於無心，而既生支離後，愈滋支離者。今弟所自認悖謬之處，悉以誠心悔改，其他出於無心者，亦斷無不可解之理。

人們都說，梁啟超認錯知罪表示“誠心悔改”之日，便是他重歸康門回到改良營壘之時。梁啟超美洲之行返日後，連連發文，否定革命的必要，散布革命的恐怖與危害，完全放棄曾經大肆鼓吹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主張，從而拉開了革命與改良兩大陣營全麵論戰的序幕。

梁啟超回歸改良營壘，無疑大大增強了保皇黨的實力。而革命派一方，其力量正在迅速發展壯大，革命與保皇兩黨間的激烈衝突，勢在必然。

1905 年8 月20 日，興中會聯合華興會、光複會等革命團體，組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

同盟會在孫中山的領導下，提出了“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內涵的三民主義政治綱領，並在東京設立了自己的機關報——《民報》。同盟會的組建，標誌著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同盟會的建立使清政府驚恐萬狀，迫於內外交困，清政府為應付局麵，派出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前往歐美及日本“考察政治”。1906 年9 月，清廷根據五大臣的密奏，頒發了“預備仿行憲政”的上諭，宣布預備立憲。

同盟會人對清廷的這套把戲早已看透，並嗤之以鼻，但康有為一派聞之則興奮雀躍，以為實現君主立憲政治理想的時機即將到來。梁啟超在給蔣智由的一封信中不無天真地寫道：今夕見號外，知立憲明詔已頒，從此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以後所當研究者，即在此過渡時代之條理如何。

誠然，同盟會的成立和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使革命派與改良派雙方都最終確定了自己的政治行為宗旨，兩大政治陣營的思想及組織界限由此涇渭分明。

論戰雙方，同盟會這邊以孫中山、章太炎、汪精衛等為首，將《民報》作為衝擊陣地；改良派方麵則以梁啟超為代表，踞守《新民叢報》，大有一夫當關之勢。

論戰的焦點則為：要不要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國體；要不要改變封建的土地製度，等等。

進入20 世紀的中國民眾對長期的封建專製統治早已失去最後的耐心，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主張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實現平均地權、民主共和的願望順應曆史潮流，在民眾中具有強大的號召力，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即使在東京，一時也是熱浪滾滾，更多的人投奔同盟會。

相比之下，改良派的陣營卻是愈來愈不景氣，它引起梁啟超和康有為的極大憂慮。

梁啟超鮮明表示了與革命派勢不兩立的立場，在他的心目中，革命派成了頭號敵人。從《時務報》《清議報》再到《新民叢報》，梁啟超久主大報報壇，又首創“報章體”，以筆力及文章影響論，文名已是如日中天。故而論戰之初，梁啟超大有先聲奪人之勢。

雙方就革命與改良、民族、民權與民生等問題，進行多次理論的交鋒，而論戰的文字，總計有100 餘萬字。

但雙方一交火，便顯示出了各自綜合實力的強弱。革命黨人中不僅有國學功底深厚的章太炎，有政治上成熟的孫中山，而且聚集了一批文章寫得虎虎有生氣的年輕有為之士。

而改良派這邊，大手筆僅梁啟超與康有為而已。由於康有為名聲太舊，又不時為改良派內部的問題所困擾，影響力大不如從前，主帥梁啟超不得不孤身一人實行車輪大戰，使出渾身解數迎戰群雄，他累得精疲力竭。

論戰仍在繼續，不過它是朝著不利於梁啟超的方向發展。

最後，梁啟超掛出“免戰牌”，向革命黨妥協，提議停止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