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逃亡的日子

梁啟超在中國經曆了險象環生的追捕，逃離中國本土，接著他又熬過了海上旅程的寂寥，終於登上日本海岸。

初抵日本，梁啟超下榻東京牛込區馬場下町，飲食起居均由日本進步黨提供。加之梁啟超出逃時隨身帶有一些銀兩，生活也就較為方便，尚無困苦之虞。

要說有些不自如的地方，則主要是言語不通和難得與誌士同仁交往、與文人詩友聚會，為此，他常常感到寂寞。

不久，康有為也來到日本，這使梁啟超又驚又喜，師徒二人劫後重逢，不禁熱淚盈眶。

康有為此行帶來了梁啟超家中的消息：在梁啟超出逃之後，清廷的兵丁奉旨曾到梁啟超的家鄉，在新會茶坑村查抄，他們鎖拿親族，搜刮財物。

在危難之時，梁啟超的妻子李蕙仙毫無懼色，義正詞嚴地指斥清兵的暴行。為防再生不測，梁啟超的父親即刻帶領全家逃往澳門避難。

梁啟超得知晝思夜想的家人受自己拖累而遭罪，深深的愧疚和悲哀湧上了心頭，但是親屬們遭此大難仍安然無恙，他又感到一陣欣喜，特別是妻子李蕙仙的深明大義，對自己的事業如此理解和支持，他更是感到莫大的安慰。

梁啟超與家人取得了聯係，夫妻間遂飛鴻不斷，相互勉勵。

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成為梁啟超事業追求的重要精神支柱。

在逃往日本的海程中，梁啟超曾反複思量，如何爭取日本政府繼續支持戊戌變法後中國的維新事業，改變“皇上幽囚，誌士慘戮”的局麵。

為了贏得日本各界的同情和理解，康有為在日本作短暫停留期間，與梁啟超一起廣交日本朋友，與犬養毅、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等頻繁來往。

1898 年10 月26 日、27 日兩天，梁啟超出麵連續拜見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誌賀重昂，進行了筆談，希望日本政府聯合英、美等國共同對慈禧太後施加壓力，迫使其歸政光緒。

日本有報刊發表文章，批評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是由於操之過急所致。梁啟超見到此文，頗不以為然，於11 月2 日致書日本人品川彌二郎，對這種說法進行了駁斥。他寫道：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吉田鬆陰曾力主隻有從事流血鬥爭，天下事方有可為，而觀望持重則為最大下策。中國數千年之疲軟澆薄，較之日本幕府末期的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非用雷霆萬鈞之力，不能打破局麵”。中國的變法運動，非但不激進，而且還過於和緩。

時隔不久，梁啟超又在日本《東邦協會報》發表文章，陳述戊戌變法及其失敗的情形，極言中國變法之成敗與日本的利害關係，認為中國上有皇帝的“英明仁厚”，下有愛國誌士“誌盛氣銳”，光緒皇帝如能複出，“一二年間，一切積弊，可以盡去；一切美政，可以盡行”，改革仍然充滿希望。梁啟超呼籲日本政府及日本各界以“友邦之力”，促成光緒皇帝複出，助中國完成維新大業。

其實，日本政府確立對華政策，完全以是否符合本國的利益為依據的。在戊戌變法前，因慈禧奉行聯俄拒日的政策，日本乃極力親近拉攏中國的維新派，企圖通過扶植一批未來的親日勢力，達到日本在華利益處於優先地位之目的。

戊戌變法後，日本政府看到以慈禧為代表的守舊頑固勢力重掌朝政，認為維新派已很難在中國政治舞台重新有所作為，便采取了一種騎牆圓滑的外交手段，周旋於清廷與維新人士之間。

為了表示出對清政府的“友好”姿態，他們公開表示不準流亡中的康有為在橫濱、神戶等地上岸。康有為在東京登陸後，他們又催促康有為盡快離開日本。

另一方麵，日本又暗地聲稱要保護中國的維新派，向在日的維新人士提供居住和一些生活條件，把他們視為在外交上向清朝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實際上，日本對梁啟超等人提出的政治要求則不置一詞，無任何實質性的動作。

梁啟超無視日本政府的真實麵目，堅持聯日製俄，把維新大業的希望寄托在日本政府身上，企圖通過遊說，使日本政府出麵幹預朝廷，讓光緒皇帝複出，並結成中日聯盟，共同抵禦來自北邊的沙俄之威脅。這樣，中國便可擺脫慘遭瓜分的危難境地。

事實證明，梁啟超等人的願望實在是一廂情願的幻想。有人說，梁啟超波瀾起伏的亡命生涯是以苦學日語、苦讀日本之書開始的。此言不差。

在逃往日本的途中，大島艦艦長曾送他一本日文的《佳人奇遇記》，讓他讀讀解悶。梁啟超不懂日文，隨便翻了翻，不知所雲，隻好擱置一旁。這實際上也提醒了他，學好日語已是當務之急。

來到日本，突然置身於使用另一種語言和文字的國度，因言語不通，給梁啟超的生活和事業帶來極大不便，他迫切感到學好日文刻不容緩。

當衣食起居一經安頓，梁啟超便每日埋頭苦讀，還專門請了日本人教他學日語。梁啟超本極為聰慧，加之勤奮努力，很快就入了門，漸漸地他可以借助字典看日文書了。

1899 年2 月，當康有為離開日本赴加拿大之後，梁啟超便邀既深通中國文法、又已初通日文的羅孝高一起前往箱根環翠樓，住在那裏潛心學習。梁啟超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希望盡快提高日語水平。

半年下來，梁啟超的日文基本過關，他不僅已經可以比較順利地閱讀日文的報刊、書籍，而且他還與羅孝高共同編寫了《和文漢讀法》一書。

梁啟超初習日文時，便注意搜集、閱讀各種日文書籍和報刊，可以說，他的日語水平是在大量閱讀日文書籍中提高的。

其實，日本民族自身並沒有多少經典傳世，梁啟超這一時期所讀的日本書，大多數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大量翻譯的西方著作，涉及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社會學等領域。

這一時期梁啟超所選擇的閱讀範圍，顯然與他思考、探究的問題有關。他如饑似渴地讀這些中國讀不到的書，思想上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引起了強烈的震撼。

梁啟超深刻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彈丸島國的日本在漫長的封建幕府時期，幾乎一切都學中國，但是最後在窮途末路之時，便調頭向西方學習。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在30 餘年間，“廣求智識於寰宇”，所譯所著西學新書不下數千種，其中介紹和翻譯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社會學方麵的書籍尤為詳備，而這些書籍正是開民智強國基最緊要、最急需的。而中國呢，為求富國強兵，前些年翻譯的西學僅“偏重於兵學藝學，而政治、資生（即經濟）等本原之學，幾無一書焉”。

這是梁啟超第一次從文化的視野，通過對中日兩國的比較，深刻反省自己的民族。

把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視為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一反中國傳統的對西學的態度，體現了梁啟超作為思想家的敏銳之處、過人之處。

在初赴日本的那段歲月裏，梁啟超在已被翻譯成日文的西方哲人的著作中徜徉，殫精竭慮，廢寢忘食。但是他的收獲也是滿滿的，學問大為長進，思想產生飛躍。他曾這樣自我評價：

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與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